|
【編按】2010年10月26日是唐德剛教授的周年忌日。唐教授是中國近、現代口述史研究的主要開拓者，「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由其倡導創辦，也是他的最愛，遠流預計出版由「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編輯的《唐德剛與口述歷史》專集以玆紀念。紀念集除了收錄眾多友人的追思文章之外，尤其難得的是，其中有一篇是古蒼林先生（原名古兆中，前紐約市立大學數學教授）數年前對唐教授做的口述歷史訪問稿，全文長約一萬八千字。【歷史新天地】專欄將摘錄這篇訪問稿的精采片段，分數次刊登，謹以這種最親切不過的方式來紀念唐教授。
提起唐德剛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和口述歷史學的一個創始人，卻很少聯想到唐先生的一生，也和中國近代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唐先生是清末淮軍將領的後人，小時受過傳統的私塾教育。讀中學、大學時正遇上抗戰，做過流亡學生。他一九四八年到美國留學，不久中國政權變換，又成了有家歸不得、流亡海外的留學生。在五○年代，他參加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近代口述歷史計劃，和李宗仁、陳立夫、顧維鈞、胡適等中國近代歷史人物建立密切的關係。後來他在哥大和紐約市立大學教書，到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世界各地講學，所見所聞，更有足記述的。
美國「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同仁有見及此，便建議進行「唐德剛口述歷史計劃」。這事和唐先生商議後，也得到他的同意。
最初訪問唐先生的是吳章銓兄，他做了從唐先生出生（一九二○）到留學美國（一九四八）前的記錄，後來因為各種原因，訪問工作停了下來。到了二○○七年，唐先生已是八十七歲高齡，盡快完成他的口述歷史，就變得十分迫切，訪問的責任，不知怎的，落到我的身上。顯然，我訪問唐先生，最邏輯的做法，是從他一九四八年出洋留學開始繼續下去。
訪問在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開始，約每周一次。唐先生家在新澤西州北部Bergen County的Norwood，距離我在新澤西州Morristown的住處有四十五分鐘車程。我一般在下午一時到唐家，和唐先生談兩、三小時，就讓他休息；有時我也會先到唐家吃中飯，然後才開始訪問。訪問進行得並不順利。其一，每次訪問，唐先生完全無視於我事前給他的大綱，談話一開始，他老人家就天馬行空，想到那裡就談到那裡，我毫無辦法把握訪問的基本方向。其二，唐先生晚年，說話家鄉的口音特重，訪問的錄音，我回家後常常聽四、五遍，還弄不清一些唐先生說的話，要請唐師母翻譯。因此整理錄音的內容，進度極慢，而又非常艱苦。
不久，我因為要做脊椎的手術，訪問只好暫停。最後的一次訪問在二○○七年八月三十日，一共訪問了八次。我手術後，直到二○○八年夏天身體才算完全康復。而唐先生的健康狀況，卻開始不十分穩定，訪問就沒有繼續下去。到了二○○九年春，唐先生舉家遷往三藩市附近居住，我對唐先生的訪問，只做到他在哥大做口述歷史的階段。
二○○九年十月，唐先生不幸病故。美國「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唐德剛口述歷史計劃」，更是無法完成了，這實在是非常遺憾的事。我把這八次訪問的一些內容整理出來，作為對唐先生的致敬和懷念。
出洋前
一九四三年，我在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報名考中央大學的歷史研究所。名額只有一個，參加考試的有幾十人。試考過後，要等一段時間才知道結果，我就回到安徽，想先找一個差事再說。本來要和一些老同學辦一家模範中學，結果沒有成功。後來在安徽的教育廳找到一份編輯的工作，主編一本叫《安徽教育》的月刊。這個月刊的經費來自重慶的中央政府，每省都有，像《江蘇教育》、《廣東教育》等等。每期一定要刊登中央交下來的幾篇文章，其餘的文章就由各地安排。我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後，在哥大的圖書館看到我編的《安徽教育》，卻找不到其他省的。
我在安徽教育廳幹了六個月，回老家省親。我的母校是在合肥鄰縣舒城縣的舒城中學，那時的校長是我的一位堂叔，要找一個英文的教員，知道我是中央大學畢業的，就請了我。教了六個月，我收到考上了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的通知。我是那年唯一被歷史系錄取的研究生，研究所的導師有郭廷以、顧頡剛等。我在中央大學三年級時選了一門顧頡剛的「商周史」， 期終沒有考試，只交一篇作業就可了事。我寫了一篇叫〈中國郡縣起源考〉的文章，顧先生對我這篇文章頗為欣賞，這也許是我被錄取的一個原因。
我辭去中學的工作，要回到重慶的研究所。不巧日本的軍隊佔領了河南、平漢鐵路和粵漢鐵路，切斷往重慶的通道，我只好在安徽留下來。抗戰時期，一些美國來華作戰的空軍，有被迫降落在安徽的，需要當地人的協助。那時能說英語的人極少，所以安徽省政府就到在立煌縣的「安徽學院」找人當翻譯。當時安徽學院的英語教員只有幾個人，沒有人可以離開教書的崗位，聽說有唐某是中央大學畢業的，在舒城中學教英文，就來找我去當翻譯。有一次掉下來的美軍是飛機上的機關炮手，原來是工人，說的都是“May I stay here？”（我可以留在這裡嗎？）“ Could I eat this？”（我可以吃這個嗎？）等簡單的句子。我那時英語也說不了幾句，OK卻是會說的。無論他說什麼，我都說OK，結果是皆大歡喜。那老美還上前和我擁抱，讓那些土包子們看呆啦。以後有美軍從天上掉下來就找我。去見美國人時安徽學院給我一個寫著Professor Tong（唐教授）的名牌掛著，我這樣就靠一句OK吃上了美國飯。當然掉到安徽來的飛行員不會很多，這碗飯也吃不了多久。正好安徽學院找不到一位教西洋通史的教員，知道我是在中央大學讀歷史的，又考上了歷史研究所，就僱了我做歷史系的講師，講授西洋通史。我在中央大學上過這門課，用的課本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卡爾頓•海斯（Carlton J. H. Hayes, 1882-1964）寫的《西洋現代史》，後來我到了哥大，還當了海斯的學生。我在安徽學院教西洋通史的講義，就是根據這本書編寫。
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美國介入太平洋戰爭，抗戰情況日漸好轉。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中央大學從重慶遷回南京，我也隨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到了南京。勝利後的國民黨非常腐敗，知識青年十分苦悶，許多人投奔共產黨。我和另一些人，認為出國留學，也是一條出路。
中國派送大批學生出國，是從用庚子賠款開始的。學生通過考試，取得出國留學的資格，在國外的生活費用，由政府供給，叫做公費留學。抗戰初期，公費留學停頓了一段時間。國民政府遷到重慶後，一九四○年恢復公費留學，考試由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主持，楊振寧、何炳棣是一九四三年的公費留學生。到了一九四六年，留學考試從公費改為公、自費考試，大學生畢業後兩年可以參加。自費，當然是留學的費用，由學生自己負責，為什麼還要考試呢？答案是出國要拿外匯，通過自費留學考試的學生，可以用公價購買美金一千六百元，而當時黑市的美金兌換率，和公價的差額很大，因此報名考公、自費留學的學生很多。每一學科像電機工程、物理、歷史等，通過考試的前三名是公費，其餘的是自費。一九四六年我考的那屆，歷史科只有往歐洲的公費名額，沒有往美國的。原因是當時的教育界分留歐和留美兩派，主辦一九四三年公費留學考試的陳立夫是留美派。一九四六年的教育部長換了從德國回來的留歐派朱家驊。朱認為學歷史的應該到歐洲而不是美國，美國的歷史太短了。考試共有五場，中文、英文、三民主義、和兩場學科。學科是讀物理的考物理，讀歷史的考歷史。考試在全國各地舉行，試卷卻是集中在南京評閱。參加考試的學生試前要表明出國學習的科目，到歐洲還是美洲。我要到美國，讀歷史沒有公費名額，就報考圖書館學，結果排名第四，成了自費生。一九四六年通過公、自費考試留學的約有兩百人。
到國外讀什麼學校要自己申請，我申請到哥倫比亞、普林斯頓、密西根等大學，結果決定去哥倫比亞，因為我的堂叔唐盛鎬正在哥大讀博士。我拿到哥大的入學證明書後，就從南京到上海的美國領事館辦簽證。那時申請學生簽證也要考英語，在上海領事館主持我考試和簽證的是一位老太太，考試完了以後，她對我說：「唐先生，你的英文寫得還可以，會話卻實在不成，把會話學好再來吧。」不久，我又再到上海領事館辦簽證，到了辦公的地方，已有十多人在排隊，我往前望了一眼，看見主持的仍然是那位老太太，心情頓時沉下來，這回大概又要給刷去了。不過既然來了，這裡可以享受空調，又可飲免費可樂，就留下來。到了中午，老太太離開用中飯，辦理簽證的換了一位男士。排到我的時候，他檢閱檔案，看到接納我的學校是哥倫比亞，頗有點肅然起敬的味道，在我的護照蓋了章，說：「可以了，以後再見，要叫你Dr. Tong（唐博士）。」我那時有點不知所以，問：「就這樣了？」他說：「是啊，都辦好啦。」人的命運實在玄妙，如果不是老太太去吃中飯，我可能就到不了美國。後來我才知道老太太苛刻出了名，許多人為了避開她，都跑到香港、武漢、廣州等地的領事館辦簽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