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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中日兩國為進入近代社會的經歷，可以看出兩國遇到的阻力是相似的，民眾的排外情緒和抵制改革的思想也是相似的，而日本的變革速度要快得多。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日本的一些不利因素如軟弱的幕府和強大割據力量反而成了有利因素，但是反差最大的恐怕是兩國的知識界。
日本的知識界在被迫開港之前就對西方有一定的接觸和了解，他們中很早就有學習西方的倡言，而中國幾乎沒有。
日本知識界的改革先驅從六○年代起就脫離了孤立狀態，改革不僅成為知識界的共識，也成為全社會的共識，而中國的改革思想要到九○年代之後才逐步被知識界接受。
中國洋務派儘管位居高層，但是他們的努力並未受到社會重視，反而不斷受嘲笑、怒罵、他們是孤立的。總理衙門從來就不被人看作正式衙門（在《清史》中就不將此機構列入編制）。
主持總理衙門的奕訢被人罵為「鬼子六」（排行老六）。李鴻章稱自己辦洋務三十年「無時不在被謗」。
同文館的學員被斥為「名教罪人，士林敗類」。他們在人前不願承認自己的身分，以免受到歧視，他們仍然要用極大精力去準備科舉應試，因為那才是仕途正道。
嚴復於一八七六年被派往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The 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學習海軍，他與郭嵩燾交往甚篤並極受器重，回國後任天津水師學堂總辦，深感自己「不由科舉出身，所言多不見重」，於是他又轉而發憤研讀八股，但是一八八八及一八八九兩次應試均告失敗，甲午之後拋棄仕途而專事譯述。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的「進化論」就由他介紹給國人。
郭嵩燾本來是傳統士人，早年在長沙岳麓書院與曾國藩為同窗，一八四七年中進士，後在湘軍中供職，一八七五年為首任駐英大使，他的朋友們卻都為他從事「夷務」而惋惜，他們說：「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山真為可惜」紛紛勸他拒絕此任。他駐歐三年，認真考察各國事務之後說：「西洋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中國秦漢以來二千餘年適得其反」，他的部分考察記述以《使西紀程》刊行之後，受到了知識界猛烈攻擊，不久就被毀版禁行，他也受召回國，死後還有人要求戮其屍以謝天下。
他曾說：「竊謂中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為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為構?中國之具也，力謀所以禁絕之。中國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為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竭財力毒害生民，無一人引為疚心。鐘錶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遍及窮荒僻壤，江浙風俗至於捨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價，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群起阻難，至有見洋人機器為公憤者。曾頡剛（曾紀澤）以家諱乘坐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起而大嘩，數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吾之脂膏，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
郭嵩燾的副使劉錫鴻卻是完全相反類型的士人，他一直堅持「夷狄之道未可施諸中國」，他在出使英國時也承認英國議會確有其長，「興辦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其成」。但是又認為因為國情不同，不可在中國實行。他與郭嵩燾互不相容以致朝廷不得不把二人同時召回，他回國之後極力反對修築鐵路，「不可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斷非中國所仿行也」。一八八一年，參與彈劾李鴻章「蔑視綱紀」「腹誹諭旨」「跋扈不臣，儼然帝制」，結果受到朝廷駁斥，以信口誣蔑之罪被革職。
中國知識界對革新的冷淡還可以從一個數字看出。一八六五年，江南製造局開始翻譯西方書籍，到了九○年代中期一共只售出一萬三千部，而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在一八六六年出版之後不久就售出二萬五千冊。
中日兩國最早決心變革的人物都是那些最先領教了西方武力的上層人士，只有他們能真正領會到變革的必要，也只有他們有能力倡言變革，中國本來應該早於日本二十年出現這樣的人士，然而沒有，林則徐當初處理「夷務」就是承擔了極大風險，風險不在英國的力量而在朝內輿論，這些輿論表面上都是愛國的，然而又是不負責任的。他們並不需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只需要找到幾個為失敗負責的人就夠了。林則徐在事後肯定有不少話要說，但是沒有人願意聽。他早在一八四一年就提出一個見解：「逆船倏南倏北來去自如，我則枝枝節節而防之，瀕海大小門口不啻累萬，防之可勝防乎？果能亟籌船炮，速募水軍，得敢死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費雖若甚繁，實比陸戰分屯，遠途征調所省為多。若誓不與之水上交鋒，是彼進可戰而退不必守，誠有得無失矣。譬如兩人對弈，讓人行兩步而我只行一步，其勝負尚待問乎？」到了一八四三年他又說「海邦近事，得了且了，奚暇深考」不願意再思考寶貴經驗了。
二十年後奕訢和慈禧政變成功，使得一小批倡言改革的高層人士得以存活和啟動了改革，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
日本人更要幸運得多，他們當初力主排外的高層人士一旦發現了自己的錯誤之後就轉變為力主變革者，因此在變革的規模和速度上遠遠超過中國。
據說十九世紀八○年代的德國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曾經預言，如果中日一旦開戰則中國必敗，因為日本對歐洲各國進行全面考察，擇善而從，而中國只注意採購各國的槍炮機械，對歐洲的社會和政治全無興趣。他這話不幸而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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