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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先生畢竟是在中國歷史上做過「一朝天子」的人物；他也是「近代中國」這座高樓大廈中的一根主要支柱。沒有這根柱子，則今日這座大廈，可能又是另外一棟不同底建築了。
李宗仁是怎樣地在「近代中國」發生其支柱作用呢？我們試翻史策，就不難一目瞭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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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所以形成當今這個局面──不管是好是壞──國民黨當年的「北伐」（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實是當代中國一切發展的根源，而北伐的基礎則又建立在「兩廣統一」（一九二四∼一九二五）這個歷史事實之上。但是撐起「兩廣統一」這半邊天的，則是廣西的統一（廣西統一較廣東為早）。
廣西於一九二五年秋季統一之後，在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這三位青年將領領導之下，竟一反當時各省割據自雄的時勢，而投入蝸居廣東的國民黨之懷抱來「共同革命」。在那個人行為足以影響一個國家政治發展方向的時代，他們這三位青年將領──所謂「廣西三傑」──的胸襟和氣度，是十分不平凡的。他們這一決定，才能使「北伐」從構想成為事實。而在他們這三人之中，李宗仁實是決定性的人物。他們可以無「黃」，也可以無「白」，卻不可無「李」。
廣西的統一和兩廣的合作，實繫於李宗仁的一念之間。李氏如一念及邪，則那個風雨飄搖的廣東地方勢力，所謂「大元帥府」，是禁不起吳佩孚、唐繼堯、陳炯明三面夾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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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談「北伐」的本身吧。
北伐中最大的暗潮是國共之爭。共乎？國乎？汪乎？蔣乎？在那千鈞一髮之際，李宗仁那支「第七軍」，實是勢足扭轉乾坤的中間力量。他袒汪則無蔣；袒蔣則無汪。容共則共存；反共則共滅。
這支中間力量的如何使用，實憑其指揮者的個人意志之用藏取捨，而李宗仁所做的擁蔣的個人決定，也支配了當時中國歷史所走的方向。
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時代如日中天之時，實是一九二八年底，張學良「東北易幟」之日。斯時黨內各派系如精誠團結，則今日中共在大陸上的局面，也正是當年國民黨的形勢。不論治績如何，維持東亞大陸之統一，畢竟是任何形式的中國中央政府，推行各項設施的先決條件。
孰知捨此路而不由，國民黨於一九二八年統一大陸之後，竟於同一幅「青天白日」旗幟之下，來個「同黨操戈」，打了三整年前所未有的血腥內戰，終於在東北邊陲打出個「偽滿洲國」；在長江沃壤的核心，打出個「蘇維埃」政權。從此國民黨的統一大業，便成為泡影，永不再來。
這樁歷時三載（一九二九∼一九三一）的蔣、李、馮、閻「同黨操戈」的孰是孰非，歷史家言人人殊。這個「言人人殊」的爭辯，今後恐將延續一千年，而終無結論。
但是歷史家如姑置是非於不論，只談事實，則這樁國民黨黨軍自相砍殺的內戰，實導源於一九二九年初之「武漢事變」。其後接踵而來的「中原大戰」和「擴大會議」（一九三○），實是「武漢事變」所觸發的連鎖作用，而李宗仁正是這「事變」的兩造之一──也可說他是始作俑者，甚至可說是罪魁禍首。中華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如果沒有這一役「討桂」之戰，則後半世紀的中國，該又是另外一個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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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個人的態度，對一九三三年的「閩變」，一九三四年的紅軍「長征」，一九三六年夏季的「六一事變」，和是年冬的「雙十二事變」，都有其決定性的影響。
其原因便是抗戰前與南京中央抗衡的地方勢力，如盤據閩、粵的舊「四軍」諸將領，以及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劉湘，湖南的何鍵，山東的韓復 ，山西的閻錫山，綏遠的傅作義，西北的諸馬，他們對南京的態度，多半是以廣西的李、白馬首是瞻的，而他們二人畢竟是這家掛著「青天白日」商標的老店中，最早、最有功勳、最有聲望，也最有實力的股東嘛。
桂系在當年的地方勢力之中，是有其「帶頭作用」的。它與南京「中央」，不但淵源最深，它在地方建設上的成績，也足為各省模範。李、白二人如擁護中央、服從政令，則舉國大小諸侯，多會聞風景從。他二人如背叛中央、帶頭造反，則各地地方勢力，也會作或明或暗的響應。「西安事變」之所以能和平解決，李、白二人態度之審慎，不能說對張學良最後之「懺悔」，沒有其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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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開始之後，桂系之盡釋前嫌，無條件地「共赴國難」，實是抗戰初期舉國軍民最大的興奮劑和定心丸。當時名學者傅斯年便曾說，廣西的全省動員，該打「一百分」。老實說，沒有這個一百分，則抗戰開始之後，可能就難以為繼。
但是我們亦不能否認，所謂「桂系」，在抗戰後期與重慶中央貌合神離，在地方政權中，貪污腐化、擁兵自重，也是國民黨政權軍令政令始終不能如臂使指，絕對統一的最大障礙。相反地，當時「桂系」與「中央」，如能精誠團結，整飭貪污，提高效能，則國民政府治下的一切內部問題──如政治經濟的改革，半獨立性底地方政治和軍事體制（所謂「雜牌」問題）的整頓等等，均可迎刃而解。
「一黨專政」不是當時中國政治問題的核心；專政而無能，才是政治問題的癥結所在。左丘明記臧哀伯之言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左傳》，桓公二年）國民黨當年的問題，便是「官邪」的問題。「官邪」之所以不能解決，實是派系傾軋的結果。
國民黨當年的「派系傾軋」，原不限於「桂系」與「中央」。「中央」系統之內的派系，亦傾軋無已時。是非雖不易談，而事實則至明顯。李宗仁所領導的這個「桂系」，實是當年國民黨「派系鬥爭」中，僅次於「中央」的實力派。在整個國民黨崩潰的體系之中，相與爭權攘利、貪污腐化，結果覆巢之下，終無完卵，也是他罪有應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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