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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監察力度方面，她完善了十道巡查制度，每年定期派遣特使巡視地方各州縣，所到之處震懾官吏，強化了中央對地方的管理力度。酷吏和銅匭也是為監察百官而設。酷吏是武周開國的大功臣，但對社會來說自然是一大弊政。而銅匭除了告密之外，還兼具自薦、直言等功能，這些在武周後期已經得到發揮，因此人亡並未政息，匭檢制度一直有延續下去，最為出名的受益人大概就是杜甫了。
對於武氏加強皇權的種種舉措，很難以進步與退步來一言判定，只能說這些措施對於她鞏固帝位有很大幫助，而皇權的穩固客觀來說有助於社會的穩定。武周時代的政局當然比太宗高宗時代動盪，但考慮到女主代唐江山易位的衝擊，又覺得區區一個揚州之亂，實在不算什麼了。武氏對於全國的掌控力可以從很多方面看得出來。比如窮鄉僻壤間也在推行應用她所造的新字，再比如《大谷文書集成》載武則天長安三年（七○三）三月括逃使牒並敦煌縣牒，記載了敦煌縣收到括逃使牒所作的處理，一日辦完，沒有差錯，可見偏遠地區官吏的辦事效率。而她對於相權的削弱，也必須看到這是在封建皇權一路走強的大趨勢下，故此扣上一個破壞三省六部制的帽子未免太過。玄宗時代倒是權相秉政，地方失於監控，但也由此引發了極具破壞性的安史之亂。
用人方面，史界對於武則天的評價已漸趨一致，即儘管她有種種失誤，任用了如來俊臣之類的酷吏、楊再思等的諂媚之輩，殺了黑齒常之等不少能臣名將，但總的說來，她很善於利用各式各樣的人才為自己服務。酷吏作打手，小人拍馬屁平衡心態，執掌中樞的主要還是李昭德、狄仁傑、魏元忠、姚崇等才學之士，雖然她常常定期更換清理。從她三番四次任用武家人為相，但過不了幾天就罷相來看，在親與賢之間，她還是能把握好分寸的。她在位期間，大力提倡科舉制，破格用人，科舉出身的宰相上升到二十七人，幾乎占到宰相人數的一半，打破了高祖太宗時期宰相基本由高門士族把持的局面，是貴族制向官僚制過渡的重要階段。通過自薦和試官，大量出身庶族的地主和新興商人也加入到官僚行列，擴大了統治基礎。這也是武周政權能維持多年不墜的原因之一，而造成的嚴重後遺症則是濫官，宰相最多時達到了十幾個，政事堂都坐不下了。
武氏對於科舉制的影響是怎麼評價也不為過的。開殿試、開武舉，首創糊名、謄錄，獨重進士科，以詞賦文采作為錄取標準等舉措，無一不為後世借鑒沿用。唐代科舉入仕者自武氏立后以後成倍增加，拜相人數自她登基以後大幅度上漲，因此無法否定武則天時期的政治是以科舉出身者為中心。不過她在大興科舉的同時，輕儒學，廢學校，也造成了一定負面後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她對奴婢部曲制度的打擊。唐代奴婢和部曲屬於賤民，按《唐律》的規定地位等同於牛馬，貴族王公佔有大量家僮奴僕。武氏以法令形式限制了奴婢的數量，同時規定不許人隨意殺害奴婢部曲，奴婢死亡也要稟告官府，地位有所提高。汪籛先生認為武氏統治期間基本上消滅了關中地區的軍事貴族的部曲、佃客制，不僅是對門閥制度的衝擊，也解放了大量勞動力，是有助於社會進步的。
經濟和文化方面個人認為是武氏得分最多之處。武氏對於農業的重視，即使封建史家也不得不認可。做皇后期間她便多次主持勸課農桑的親蠶儀式，上書建言十二事裡也著重提到了農業生產的重要性，並以她的名義編寫刪定了一本名為《兆人本業記》的農書，頒發全國各地，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本由最高統治者御撰的農書。登基為帝後她重視興修水利，修建的大型水渠達二十多項，在唐代諸帝中僅次於統治天下四十五年的唐玄宗，南至江蘇、廣西，北至青海、內蒙古，有的能灌溉田地九萬畝之多。尤其以洛陽為中心的關東地區，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商業手工業等均進步顯著。全國人口自永徽三年（六五二）的三百八十五萬戶，增長至神龍元年（七○五）的六百一十五萬戶，這是太平盛世的人口增長率，反映出高宗武皇的統治時期基本社會穩定，沒有大的天災人禍。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表明武周時期人民生活水準大幅度下跌。有學者認為武周的經濟發展是初唐的馬鞍型低谷，因其發展速度不及貞觀，經濟規模不及開元，但這本身就表明武周時代的經濟有繼續向前發展，以此來表明武則天的統治不力，是不恰當的。
武氏經濟方面的失分一在於逃戶，二在於惡錢。史書上有「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說法，雖不免誇大，但武周時存在嚴重的逃戶問題應是事實。只是不能單純地認為是政府放任土地兼併等苛政引起的，也有可耕地減少引發人口自然遷徙的因素，武氏對逃戶採取了寬容態度，允許他們在新鄉落地生根，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逃戶帶來的壓力。然而無可否認，戶籍的疏於管理對於均田制、府兵制的衰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至於禁斷惡錢不力，倒是武周弊政之一，到了玄宗時代，還令宋璟頭疼不已，直接導致了他罷相。
此外，武周晚年生活漸趨奢靡，廣建宮室，修明堂，立天樞，鑄九鼎，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據說府庫為之耗竭。考慮到老太太畢生心血注定一朝而亡，想在臨死前過把癮，這心態也頗可理解，畢竟天下哪有那麼多大公無私的帝王。不過不管怎麼花錢，武氏始終注意不超越最後的底線，她會想到要京官減兩月俸祿來籌錢，考慮向僧尼收稅，甚至去敲詐胡商，但決不去動用為賑災而設的義倉，不去賣官鬻爵，比她兒子還是強多了。
文化建設則是武氏的強項。《全唐詩》將有唐三百年風騷歸功於太宗名下，但文藝之盛實始於武周時代。貞觀仍處於南北文風交融的時期，君臣致力於淳風俗教化，將文學視為點綴昇平的餘事，雖然喜愛，卻並未全情投入。而武氏對於文學的醉心自非貞觀君臣所及，由她開始科舉取士的標準明文變成了詞藻文采，帶動文風大暢，名家輩出。先後出現了初唐四傑，文章四友，號稱「燕許大手筆」的張說，首位史學理論批評家劉知幾等等，沈宋奠定律詩雛形，陳子昂高舉建安風骨，上官婉兒引領宮廷詩人，可謂星光熠熠，開盛唐時代文壇繁盛之先聲。這期間的書法、音樂、舞蹈、體育等，也極一時之盛。這可從唐人的詩文筆記中看出，當時的社會開放而寬容，男女都很喜歡戶外運動、歌舞、及宴飲。
宗教方面，佛教大盛。直接受到武皇扶持的有華嚴宗、禪宗，其間出現的譯經大師有實叉難陀、義淨等。道教的地位雖比李唐時有所下降，但她並未著力打壓，反而肯定「老子化胡」為事實，道士馬元貞等也頗受她的重用，和道士郭行真、明崇儼的關係更是為人熟知了。域外宗教如摩尼教也在這個時候傳播於中原。
綜上所述，武則天時期的內政治理還是比較成功的，說功大於過應不為過。個人認為其最大弊政在於法制和社會風氣的敗壞，雖然這些不能以國計民生的硬指標來衡量，但影響深遠，誠為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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