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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七月二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楊家嶺會見六位參政員（褚輔成、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傅斯年、冷遹），共商國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澤東專門設宴款待。餐桌上，面對毛澤東的談笑風生，幾位參政員在應承的同時，各自又有一番不同的心境。
此次重組訪問團的六人中，黃、章、左、冷皆屬於中國民主同盟或與之有密切關係的成員；褚輔成是老國民黨黨員，素以老實的讀書人著稱；傅斯年屬於無黨派人士，重量級學者。很明顯，褚與傅加入這個班子，是受到黃炎培等人極力鼓動與拉攏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給外界造成一種多黨派、多團體的民主氣氛和色彩。對此，羅家倫暗地裡曾略帶諷刺地勸說過傅斯年，讓其「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意思是不要跟著黃炎培、章伯鈞等一班人鬧騰，天下事不是靠黃、章等幾名儒生策士就可以捭闔得了的。且蘇秦、張儀用舌頭定乾坤的時代早已跟著秦始皇他老爺爺一同變為糞土湮沒於歷史煙塵之中了。眼前正是亂世英雄出四方，有槍就是草頭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新社會，哪裡還有靠幾片如簧之舌就輕易擺平天下的好事？如此做法無疑是在飛機裡做夢──空想。但此時尚心存僥倖與幻想的傅斯年已聽不進朋友之勸，竟跟著黃炎培等人匆匆上了飛機，開始了他的夢想之旅。
就當時的情形論，在六位參政員中，當屬左舜生與傅斯年心境最為複雜。
舜生者，湖南長沙人也，與毛澤東同庚。早年與毛同係「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二十世紀二○年代赴法國留學。後來提倡國家主義，反對共產主義。一九二五年，左舜生成為中國青年黨首領之一。一九三○年與陳啟天在上海創辦《鏟共》半月刊，以剷除消滅共產黨為宗旨。一九四一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南接：中國民主同盟前身）成立時，他出任祕書長，積極宣導反共。此次來到延安，仍不忘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滅共的理論。七月三日上午，左與毛澤東單獨交談時，頗不識趣地說道：「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黨可以有多個，軍隊卻不能個個政黨都有。否則，就要發生內亂，國家就不太平。」
毛澤東聽罷沒有做聲。左舜生見對方沒有接話，以為被自己擊中要害，遂開始施展蘇秦、張儀的捭闔之術，繼續鼓譟道：「我們青年黨就主張走議會道路，不辦武裝，成為國家真正的參政黨，對國民政府沒有任何威脅。」
話音剛落，毛澤東忍不住問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們也向你們青年黨學習？」
舜生答：「談不上學習，我覺得我們青年黨的這種做法是對的。」
「怎麼對呢？」毛澤東頗不以為然地問道。
「和平議政，對政府沒有威脅，也有利於各黨派的團結嘛！」
毛澤東聽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他冷靜地說道：「我也主張一個國家只有一支軍隊，但要看軍隊掌握在誰的手裡，為誰服務。要知道，一個沒有武裝的政黨是沒有力量的，被蔣介石視為土匪亂黨的人，若沒有一點兒自己的武力，根本無法生存，更不用說有發言權和改造社會了。老庚呀（南按：湖南人叫同年出生者的俗稱），你這個青年黨的『軍事爺』，怎麼連這個道理也不懂呀！」
時年五十三歲的左舜生碰了個軟釘子，仍不知趣，突然又用鉤鉗（實為勾纏）之術，提出一個令毛澤東頗為尷尬的問題。左氏要與他一直崇拜的夢中情人、毛澤東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藍蘋見上一面。毛當即沉下臉來，以「我不認識藍蘋」，後又改成「她生病」為由拒絕了，自此再也不肯理睬這位無聊、蹩腳加淺薄的策士之徒了。
相對左氏施展的捭闔、鉤鉗等無聊之術，傅斯年不愧是胡適所說的「人間一個最希有的天才」和學界大鱷。同為毛澤東的舊識，卻沒有像左氏一樣稀里糊塗地讓人家放下手中的槍桿子，或專盯著人家的花姑娘糾纏不休。傅氏深知相互之間的關係與面前各自的地位與往昔大為不同了，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
毛澤東是一九一八年夏天從湖南鄉村走進北大校園的，就在這期間，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適以及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遭遇了。許多年後，毛在延安那口黃土凝成的簡陋窯洞裡，於寂靜的夜幕中伴著青燈向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回憶了這段使他刻骨銘心的經歷：「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八塊錢。」又說：「我的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
……令傅斯年深感汗顏的是，僅僅十幾年的時間，已是斗轉星移，物是人非了。倏忽間，二人穿過歷史的隧道，竟跑到陝北的窯洞裡再敘短長，縱論天下大勢。只是當年那位北大圖書館助理員已成為一顆政治明星於這塊風清月高的黃土高原騰空而起，中國的命運也將由於這個人的一舉一動而重新改寫。相對當年氣壯山河的高大身軀，傅氏今日只是作為媒婆一樣的「中間人」出現在光芒四射的毛澤東面前，並籠罩在他的巨大陰影之下了。世事輪回，陰陽轉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人的政治地位發生了強烈逆轉，各自內心的感慨之情自是不足為外人道也。有人云，傅斯年一生「誤在多讀了書，沾染上知識分子的缺點、弱點；不然，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創業人物」。這話也許不差，但歷史正是由一個個失誤與成功對接而成的，世人最終沒有看到傅、毛二人像當年劉項一樣爭天下的局面，更沒看到傅斯年建國立號的功業，所看到的只是一位儒生策士與一位政黨領袖在昏黃的窯洞中席地而坐的背影。一位西方哲人說過：「如果人不是從一歲活到八十歲，而是從八十歲活到一歲，大多數人都可能成為上帝。」斯年之悲劇，或許淵源即在此不可逆轉的鐵律和宿命吧。
然而，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儘管此時與他對坐者在政治氣勢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著自己的獨立人格，神態舉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體，只是說話的口氣較之當年識時務一點罷了。
因了北大的這段因緣，毛澤東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是，毛沒有忘記北大時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結。當毛談及傅曾在五四運動中大出鋒頭，並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做出過貢獻時，傅斯年狡猾而又識趣地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
與左舜生的糊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毛澤東聽罷如此得體又使雙方皆不失面子的話，心中大為舒暢。
毛、傅的延安談話，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上這兩位重要人物交往的關鍵內容之一。傅斯年在返回重慶之前，沒有像左氏那樣沒出息地一味惦記著那位往昔的影星藍蘋，而是以士大夫傳統、儒雅的交際方式，請毛澤東題字留念，對方慨然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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