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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第與家學淵源連同個人的才氣志向，注定了陳寅恪與傅斯年在心靈上的溝通並漸漸成為同路人。來到德國的傅斯年非常崇拜大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一九二四年，蔡元培赴歐考察路經德國，由傅斯年、羅家倫等原北大弟子陪同遊覽波茨坦（Potsdam）忘憂宮（Schloss
Sanssouci），宮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爾泰像，非常精美，傅斯年見後，流連忘返，不忍離去，因此落在了眾人的後邊。羅家倫走至半道發現此情，只得折回去把傅氏叫回。羅對眾人說道，只見傅斯年站在伏爾泰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詞地背起李義山（南按：應為溫庭筠，羅氏記憶有誤）的兩句詩：「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始憐君。」羅家倫此語雖含調侃的意味，並引得傅斯年暴跳如雷，但多少反映了當時傅氏的志向與心境。
到了歸國前的最後一兩年，傅斯年的注意力逐漸轉向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而這一學派的創始人就是十九世紀被推崇為德國近代史學之父、西歐「科學的史學」的奠基者蘭克（一七九五∼一八八六）。按蘭克的理論，一切歷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歷史真相，只有窮本溯源，研究原始的資料，其歷史觀點的核心是：史料高於一切，要把歷史學變成史料學。由於蘭克強調「嚴謹的事實陳述──即使這事實或許是偶然的枯燥無味的──也無疑是歷史編纂學的最高法律」，後世史家把蘭克的理論與他創造的學派又稱為「實證主義學派」。這個學派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早期風靡一時，幾乎壟斷了歐洲史學界。當傅斯年來到柏林大學時，蘭克學派依然雄風不減。傅氏在求學的道路上經過幾年的搖擺晃動，最終選擇了蘭克學派的實證主義史學，並作為重點研習對象和安身立命之託，與當時歐洲的學術大氣候自然有著密切關係。這個時候的傅斯年沒有想到，正是他的這一抉擇，引爆了一場影響久遠的中國史學輝煌的革命。
通過陳、傅二人留下的筆記本及修課記錄，可以看到二人由不同的河流漸漸匯入同一大海的歷史脈絡。許多年後，當台灣史家王汎森在受命清理中研院史語所保存的傅斯年檔案時，發現了傅氏當年的手稿、筆記和他與民國學人來往的部分信件，其中有一藏文筆記本記錄於柏林大學求學後期。把這一筆記本與大陸現存的陳寅恪藏文筆記本對照，竟發現二者授課的教授相同，從而可知二人上過同一教授的課程。已知的是陳寅恪對梵文大師呂德施極為推崇，而傅斯年檔案中所見，在他離開柏林大學的證明書中也記載著上課但未正式獲得學分的課程有呂德施教授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筆記中有兩件記載當時西方學者有關東方學的目錄，而陳寅恪初到清華，授課內容便是「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同在柏林的毛子水曾公開承認他是受了陳寅恪的影響而注意比較語言學的。王汎森根據這些材料，結合傅斯年藏書扉頁所記的購書年代判斷，認為傅斯年這一時期開始大量購買比較語言學方面的書籍，進一步「有點懷疑陳寅恪似曾在傅斯年留學生涯的最後階段對他有過影響，使他轉而重視比較語言學」。王氏這一推斷當是有一定道理的，這從後來陳、傅二人的學術交往與思想溝通中亦可見出。
陳寅恪常謂「讀書須先識字」，要研究歷史學特別是東方學，必須要懂得東方的文字，包括歷史上存在過，如今已死去的文字，只有如此才能揭示歷史的源流和本真。因而他在柏林專門對各種古代文字與考證下工夫。而傅斯年似乎也按此法加以研習，當時他在給羅家倫的一封信中曾披露道：「這一個半月中，看來像是用了四十，但有百馬克餘之房錢，像前者，又有火爐子費，又交學費，故實是十分減省，每日吃飯在二馬克與三馬克之間，未曾看戲一次。書是買了一部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南按：高本漢）的語（？）學（非其字典），上一是上課，下一是為寫書用。」
一九二四年五月，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哲學系的趙元任，攜夫人楊步偉到柏林準備轉道回國，此前在辭卻哈佛大學教職時，特致函陳寅恪，希望陳氏重返哈佛代其職位。陳寅恪自感學業未成，覆信婉辭曰：「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對美國留戀的只是波士頓中國飯館醉香樓的龍蝦。」雖為一句戲言，趙元任見信，深感其人志不在此，遂不再提及。
後來楊步偉寫了一本叫做《雜記趙家》的書。這位婦產科出身的醫生，自我感覺良好的小個子女人，在寫作上完全是個外行，囉囉唆唆沒完沒了，令人望文生厭，但總算為後人留下了一點史料，多少彌補了行文中的缺憾和令人不快的惡感。……在談到柏林大學中國留學生中最可堪造就和令眾人服膺的「三巨頭」時，楊步偉說：「俞大維最難見到，因為他是日當夜，夜當日的過，你非半夜去找他是看不見他的，寅恪和孟真來的最多。（寅恪因其父陳三立先生與我祖父交情很深，他小時和哥哥還是弟弟也住過我們家一些時〔日〕，並且他也是被約到清華研究院〔的人〕之一，以後在清華和我們同住同吃一年多，一直到他結婚後才搬開。）」又說：「孟真和元任最談的來，他走後元任總和我說此人不但學問廣博，而〔且〕辦事才幹和見解也深切的很，將來必有大用，所以以後凡有機會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總推薦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可惜世事變遷，不幸促其早死，今也則亡矣。」
傅斯年之才學，不只受到蔡元培、蔣夢麟、胡適等北大派名流的賞識，就連交往並不多的趙元任都深感其才高八斗，自愧弗如。或許這就是幾年後趙元任甘願以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的身價，屈尊於傅斯年手下做個中研院史語所語言組組長的緣由吧！
對於傅斯年與陳寅恪、俞大維等人的日常生活，楊步偉曾有深切的體會，她說道：「有一天大家想請我們吃茶點，但定的下午三點，我們剛吃完午飯，以為到那兒（是孟真的房東家）照例的一點點心和茶，豈知到了那兒一看，除點心外，滿桌的冷腸子肉等等一大些，我們雖喜歡，沒有能多吃，看他們大家狼吞虎嚥的一下全吃完了。我說德國吃茶真講究，這一大些東西，在美國吃茶只一點糕什麼〔，〕連三名治都很少的（美西部比東部東西多）。孟真不憤的回我：趙太太！你知道這都是我們給中飯省下湊起來的請你們，你們不大吃〔，〕所以我們大家現在才來吃午飯。」經此一說，楊步偉覺得頗不好意思，為這些書呆子的處境與精神感動得差點流下淚來。日後她回想此事，仍不免心疼地說：「他們這一班人在德國有點錢都買了書了，有時常常的吃兩個小乾麵包就算一頓飯，聞說俞大維夜裡才起來也是為減省日裡的開消，不知確不確？」
一天，陳寅恪和俞大維兩個人突然要請趙、楊夫婦看一次德國的歌劇。戲名叫《魔彈射手》（Der Freischutz），是由韋伯（Carl
Maria von Weber）作曲。陳、俞二人把他們夫妻倆送到戲園門口就要走，楊步偉好奇地問：「你們不看嗎？」心中暗想這二人如此不懂規矩，對我們這樣輕看，真是豈有此理。俞大維笑笑沒有吭聲，陳寅恪有點歉意地說道：「我們兩個人只有這點錢，不夠再買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幾天吃乾麵包。」楊步偉在回憶中說：「我們心裡又感激又難受，若是我們說買票請他們又覺得我們太小氣，不領他們這個情，所以只得我們自己進去看了。大維！不知你還記得這一回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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