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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素以善於吸收、因時而變著稱，這既是他的長處，也最為人所詬病。他自己也承認是一個「流質易變」的人，並說自己「太無成見」。頗有意味的是，作為老師的康有為卻又「太有成見」，總是以不變應萬變，所以故步自封、頑冥不化。梁啟超常「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所謂我操我矛以難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他的不斷變化，既有前進，也有退步，呈出一條略帶回環的曲線。總的來說，是以上升的趨勢順應潮流、趁勢而變、因時而行。最令人稱道與難能可貴的是，梁啟超之變，不是見風使舵趨炎附勢，不是為了一己私利與個人好惡的變色龍似的小人之變，而是基於民族的進步、大眾的福祉，站在時代前沿，憑著個人的赤忱與良心，以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與使命感的內在召喚，承擔一個本真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所應具有的道義、責任與擔當，追求真理與正義，推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所以梁啟超只有公仇，沒有私仇；只有公敵，沒有私敵；他既不盲從，也不諂媚，更不屈服；他是近代史上最無私心之人，既不追名逐利，也不擅權漁色，一輩子活得光明磊落、坦蕩無畏。
在中國近代重量級人物中，我心中最為服膺敬佩者，當數梁啟超。原因就在於他的多變與善變，為了真理與進步不惜解剖自己、否定自己，於天真中透出成熟，激情中蘊含深刻，超脫中見出執著，永遠保持著一份獨有的冷靜與清醒，吸收世界先進文明營養，站在時代潮流前列，與歷史同步。
一生共有「十變」，永遠與歷史潮流同步
有人作過統計，梁啟超一生約有十變（也有七變、八變、十二變之說）。捨科舉舊學，倡導變法維新，為第一變；由改良漸趨革命，為第二變；遊新大陸後，由贊同民主共和一退為擁護君主立憲，再退為倡導「開明專制」，此其第三變；面對清廷「皇族內閣」假立憲的行徑，為革命派前仆後繼的起義暴動所感染，認為革命比改良更能解決中國的出路問題，是其第四變；從倒袁轉向附袁，又由附袁起而反袁，為第六變、第七變；而第八變，則與乃師康有為徹底反目，參與蕩平張勳的擁清復辟；第九變，棄政從學，孜孜於著述與教育；最後一變，與嚴復、康有為、章太炎等近代啟蒙思想家殊途同歸，由傳播倡導西學，復歸儒家哲學，鼓吹「東方文明」。
梁啟超參與平叛張勳的第二次挽救共和成功，一九一七年出任段祺瑞內閣財政總長，以實現改革中國財政積弊的宏偉夙願。然而，時值各派軍閥混戰，段祺瑞擴軍不已，軍費開支直線竄升，全國財政陷入困境。雖經多方運力，無奈積重難返，不到三個月，梁啟超就在焦頭爛額的疲於應付中心灰意冷，向段祺瑞提出辭呈。自此以後，他才真正「金盆洗手」，徹底脫離政界。當他回憶自己的從政經歷時，不由得表明心跡道：「因為我從前始終脫不掉『賢人政治』的舊觀念，始終想憑藉一種固有的舊勢力來改良這國家，所以和那些不該共事或不願共事的人，也共過幾回事。雖然我自信沒有做壞事，但多少總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壞事。我良心上無限痛苦，覺得簡直是我間接的罪惡。」
中國近代學術研究的開拓者與奠基人
光陰荏苒，歲月磋砣，梁啟超為之奮鬥的民主、自由、富強遲遲沒有出現。於軍閥混戰的滿目瘡痍中，他仍苦苦地思考著、探求著。為尋求未來中國的光明發展之路，一九一八年底，梁啟超與蔣百里、丁文江、張君勱等七人，以「歐洲考察團」名義赴歐遊歷。在一年的時間裡，梁啟超等人先後考察了美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士、義大利、德國。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輸家不用說是絞盡脂膏，便贏家也自變成枯臘」。面對元氣大傷的歐洲，梁啟超覺得西方的物質文明，「我們人類不唯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科學萬能」的夢幻破滅了。於深沉的反思中，梁啟超感到建立在物質文明基礎上的自由民主、代議政治等西方精神文明，大有搖搖欲墜之勢。於是，孔孟之學在他心中開始慢慢復活。歐遊歸來，梁啟超創作了《歐遊心影錄》，認為誕生於西方文明中的許多學問、方法、途徑並不適於中國，比如社會主義就是。當然，他也不是一味地妄自尊大、否定西學，而是提出了「化合」新文明、重建「新文化體系」的構想，具體分四步操作進行：「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來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的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這種構想，與康有為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作出回應而創作《大同書》頗多類似，只是梁啟超未能向深處開掘，撰寫理論性、系統性的著述。
梁啟超息影政治後的十多年時間裡，主要時間與精力，放在了學術研究與教育事業，留下了《中國歷史研究法》、《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極具價值的學術專著，他也因此而被公認為中國近代學術研究的開拓者與奠基人。教育方面，他在南開大學、清華大學長期講學，還在全國各地巡迴演說，僅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三日的大半年時間裡，就為全國各地學校、團體先後公開演講五十餘次。其次數之多，聽眾之廣、題材之博，在中國近代學術演講史上首屈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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