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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來，常常聽到一種說法，是王安石變法失敗了，近年來又聽到外國人說：「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國內學者也有跟著這麼說的。我想：這兩種說法有矛盾。如果說，王安石的變法失敗了，他又怎麼能成為「偉大的改革家」呢？
如果說，王安石的變法方案，朝廷沒有通過，根本沒有付諸實施，那可以說是失敗了。或者是，在推行的過程中引起了內憂外患，例如農民起事或者外敵入侵，造成天下大亂，推行不下去了，那也可以說是失敗了。歷史事實並不是這樣。公元一○六九年初，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全力主持變法，新法次第推行，到一○八五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繼位，高太后臨朝聽政，停用新法為止，十餘年中變法工作並未中斷，也未造成天下大亂。在這十餘年變法期間，如果做出了一些成績，也不論成績大小，都不能作出完全失敗的結論。
變法的目的，朝野上下人人皆知，那就是「富國強兵」。按照這個目的來衡量，變法並未「失敗」。
先說「富國」。變法之初，年年入不敷出。連祭天大典中賜給文武百官的銀帛都拿不出來；變法之後，年年都有結餘，到高太后停用新法後，國庫裡積存的銀兩達到五千萬兩以上，成為整個北宋時期財政上最寬裕的年代。實行新法的結果，墾田面積大量增加，全國高達七億畝，農產品單位面積產量大大提高。各種礦產品產量和歷史上相比，提高了幾倍甚至幾十倍，財政收入猛增。當然，在實行新法所增加的財富中，必然有一部分是與民爭利，是殘酷地盤剝老百姓而來，這正是司馬光所反對的。但是，就短期內的效果而言，不能不說，新法至少是部分達到了「富國」的目的。
再說「強兵」。北宋開國以來，宋太祖趙匡胤用兵謹慎，既沒有赫赫戰功，也沒打過敗仗。宋太宗以外行帶兵，兩次冒險伐遼，兩次全軍覆沒。「積弱」從此開始。以後宋軍對外作戰，幾乎每戰必敗，連對小小的西夏，也沒有打過一次勝仗。新法實行以後，裁汰冗兵，於各地置將訓練禁軍，顯然有了效果。和西夏的幾次惡戰，已經有勝有敗。特別是公元一○七三年，用王韶出兵收復河湟一帶失地，建立熙河一路，殺敵數千，招撫少數民族三十餘萬，闢地二千里，這在北宋軍事史上是一次難得的勝利。「積弱」的形勢已經改觀。
既然在「富國」、「強兵」兩個方面都已見效，我們怎麼能說變法失敗！只能說，在那一段變法時期，宋廷在政策上頗有失誤。當時，宋神宗所敬佩的司馬光與王安石兩人全都贊成變法，只不過在時間上有緩進與急進的不同，在方法上有用不用與民爭利諸法的區別。神宗如果能夠耐心一點，在雙方之間盡力協調，變法的步子寧肯慢一點，要求更穩一點，矛盾就不致激化。可他少年氣盛，操之過急。凡對新法有不同意見者，一概貶官外調，結果激化了矛盾，形成新舊兩黨，造成內爭。以後神宗英年早逝，一年以後，王安石與司馬光這兩位領袖人物同一年去世，形勢急轉直下，新法由宋廷自己宣佈廢止。
在朝廷方面，神宗去世以後，哲宗趙煦繼位，時年十歲。高太后臨朝聽政，立即任司馬光為相，盡廢新法。次年，王安石在江寧去世，司馬光還向朝廷建議「介甫（王安石）無他，但執拗耳」，希望朝廷贈恤之典從厚。五個月以後，司馬光在宰相任上病逝。這兩位學識淵博品德高尚的領袖人物去世以後，社會上君子之風也就逐漸淡薄。在激烈的黨爭中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特別是新黨人物大都是趨炎附勢之徒，攻擊政敵，爭權奪利，互相傾軋，無所不用其極。高太后聽政八年，於公元一○九三年病逝，哲宗親政，立刻又貶斥舊黨，盡用新黨。朝廷中的帝后介入黨爭，更使黨爭加劇。公元一一○○年，哲宗趙煦以二十五歲的青年病逝，由向太后（神宗之后）做主，立哲宗之弟神宗之子趙佶為帝，這就是出名的亡國之君宋徽宗。
這個趙佶是神宗的第十一子，生母姓陳，因是庶出，本無繼位的資格。可他從小就很狡猾，為了爭取做皇帝的機會，他特別孝順嫡母向太后，每天都去請安，以博得向太后的好感，最後真的如願以償。新黨出身的宰相章惇自己的名聲不好，但他頗有知人之明，一眼就看出趙佶言行輕佻，不是做皇帝的材料，但是向太后堅持己見，一些大臣附和，章惇爭不過他們，趙佶終於繼位。趙佶繼位後，立即對章惇進行報復打擊，公元一一○○年後，免掉他的相位，流放潭州（今長沙），次年，更貶為雷州司戶，章惇終於貶死南方。
章惇說趙佶輕佻，只不過是輕描淡寫，說中了趙佶性格中的部分弱點而已。其實趙佶的問題還很多，他的異想天開，胡作非為，不擇手段，不顧後果，也和隋煬帝楊廣相差無幾，要做起禍國殃民的事來，並不下於楊廣。攻擊王安石的人曾經說過，王安石的新法足以敗亂天下。事實上，王安石自公元一○六九年起推行新法，到趙佶登位的一一○○年為止，已經三十一年了，在這期間既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事，也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外敵入侵，天下並未大亂。從公元一一○○年趙佶登位到一一二七年金兵南侵北宋亡國，不過二十七年，趙佶就闖下了兩件大禍，造成天下大亂。對內，他大辦花石綱，逼得東南各地民不聊生，民變蜂起，一手造成了方臘起事，他所重用的高俅等人為非作歹，把千千萬萬善良的林沖們逼上梁山。對外，他自作聰明，聯金伐遼，竟然完全丟掉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不守信用，不講道義，見利忘義，出賣朋友，在兩三年中，反反覆覆惹火了金國，最後招來金兵南下，血洗東京，讓千千萬萬軍民肝腦塗地，他的一家人，包括趙氏皇族子孫，也都賠在裡面。
趙佶和楊廣這兩個歷史人物極為相似。第一，他們都是花花公子，他們從前人手裡接下來的都不是爛攤子，而是一個像模像樣的大帝國。到了他們手裡，大膽妄為，拚命折騰，轉眼之間就把一個大帝國折騰得土崩瓦解，他們這種瞎折騰的本領真是一流的。第二，他們都有不低的文化素養，看起來瀟灑風流，和那些窮兇極惡的軍閥，殺人放火的混世魔王相比，表面上大不相同。但是他們任性妄為，做盡了殘害老百姓的事，狠得下心，下得了手，就在他們「瀟灑走一回」的時候，千千萬萬老百姓被推進水深火熱之中，國家崩潰，民族衰亡。他們作為決策者，作為亡國之君，罪責難逃。任何人都應該為自己所造成的災難負責，我們切不可因為他們風流瀟灑的外表而給予半點同情。
經過這樣一比較，歷史事實清清楚楚，王安石變法既有成績，也有過錯，但是並未造成天下大亂。
當時造成內憂外患，造成天下大亂的，正是這位花花公子皇帝，宋徽宗趙佶！
我們就事論事，只能作此結論。如果把問題考慮得再深一層，就不得不承認，作為史學家的司馬光考慮問題，的確比作為文學家的王安石周密得多。在王安石正要重用呂惠卿的時候，司馬光立刻提醒他，呂惠卿不可相信。對靠新法起家的章惇、蔡京，亦復如此。王安石所考慮的，主要是新法的好處，是如何推行新法以富國強兵。司馬光所考慮的，主要不是新法好不好的問題，而是能不能推行得了的問題，新法雖好，如果用了一些急功近利的小人去推行，就不免與民爭利，即或財政收支狀況一時好轉，但是讓老百姓受了傷害，就會留下後遺症，造成隱憂。那些小人一旦得勢，就會盤踞高位，滿足私欲，不肯輕易退下來，必然會闖大禍。從王安石重用呂惠卿開始，司馬光就看出了這種危險傾向；蔡京等六賊把持朝政，造成內憂外患的事，也早在司馬光的憂慮之中。
王安石是出名的「拗相公」，是個不肯認錯的人。但是更重要的，他是個君子，他如果地下有知，知道了蔡京等人打著新法的招牌鬧得國破家亡的話，大概也會引咎自責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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