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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於公元一○二二年繼位，一○六三年去世，在位四十一年。其中劉太后臨朝聽政十一年，自己親政三十年。他求治心切，一輩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變法，只有變法才能改變積貧積弱的現象，才能富國強兵。可是做了長期準備工作的「慶曆變法」很快就失敗了。
對於皇帝，我們也不能只憑成敗論英雄。這位仁宗皇帝確實是有不少事情沒有做成，但是他一輩子認定了一個目標，就孜孜不倦地做下去，這也很不容易。他還沒有親政，就發現了范仲淹是個人才，總想加以重用。「慶曆變法」失敗，他並沒有灰心，在儂智高入侵廣南州郡之時，他又突破人事制度，力排眾議，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將狄青為統帥，平定了儂智高之亂。在西北邊疆戰事不利之時，在南方獲得一次大捷，也足以振奮人心。在狄青受到排擠而去職之後，他又支持包拯在開封府秉公執法，反對權貴橫行。在他去世的兩年前，他又重用王安石，任為知制誥，醞釀再來一次規模更大的變法。生命不息，奮鬥不止，我們還能說他沒有作為嗎？
其實，作為一個皇帝，不需要他自己去做什麼具體的事，只要他能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長期保持良好的社會風氣，執法公平不出或少出冤假錯案，讓老百姓能過和平安定的日子，這就很不錯了。中國的老百姓是善良的，又是勤勞的，他只要有口飯吃，不餓肚子，又有一個安定的環境讓他生產，讓他創造，不需要任何人督促，他就會埋頭生產，耐心創造。既創造物質財富，又創造精神財富。知識分子在創造精神財富的時候，特別需要精神上的寬鬆，仁宗時代是一個知識分子精神上特別寬鬆的時代，所以文學藝術事業都很發達。中國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這六家（三蘇、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又都活躍在仁宗時代，宋代官員待遇比較優厚，退休之後能夠優游林下，吟詩作文。這種厚祿制度，使得官員沒有後顧之憂，能夠安心創作，所以文學藝術，成果累累，能夠流傳萬世。宋代以科舉取士，政府官員都是文學之士，在仁宗晚期，富弼、韓琦、文彥博、曾公亮相繼為相，歐陽修參加政事，包拯為樞密院副使，司馬光知諫院，王安石知制誥，真正稱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滿朝。這樣的事，歷代只有宋代才有，宋代只有仁宗時代才有。
中國的幾大發明中，能把整個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羅盤，都出現於仁宗時代。
公元一○四一至一○四八年的仁宗慶曆年間，淮南路蘄州蘄水縣（今湖北英山縣）的布衣畢昇發明了「陶活字印刷術」，他是印刷工人出身，自然是無官無職的老百姓。正因為當時文化事業發達，有大量印書的需要，才促成了這樣一件重大發明。不久，山東農民王禎又發明了「木活字印刷術」，無錫布衣華燧又發明了「銅活字印刷術」。以後，活字印刷術傳入朝鮮、越南，十五世紀傳入歐洲，德國第一次用活字印刷《聖經》是公元一四五六年，比畢昇時代晚了四百年。
火藥用為武器，首先記載於《武經總要》一書，這是由仁宗時代曾公亮、丁度等人編纂的。從此，世界就由冷兵器時代進入熱兵器時代。南宋的虞允文在采石磯大破金兵，就曾經使用過霹靂炮。
仁宗時代的進士沈括是個博學多才的大科學家，他對天文、曆法、物理、數學、醫學、音樂無不精通，而最重要的發明，則是用於航海的指南針。公元一一一九年，宋代朱彧在《萍州可談》一書中寫到，當時廣州的海船出海，遇到陰雨，就用指南針指示方向，這是個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針的記載。沈括在《夢溪筆談》一書中說：根據他的計算結果，指南針所指的方向是朝南而微微偏東。他把指南針的偏向，叫做磁偏角。英國人到了十七世紀才發現這種現象，比沈括時代遲了四百多年。
過去我們讀歷史，總難免會有一點勢利眼光，認為要做出幾件轟轟烈烈的大事業，才能算是大英雄，沒有把零零碎碎的事情放在眼裡。現在把宋仁宗一生一世所作所為認真梳理一下，覺得他所做的事還真不少。而且，那麼多的曠世奇才都湧現在他那個時代，那麼多的發明創造也都出現在他那個時代，這難道不是他的功勞，這難道不是他的貢獻！在兩千多年的專制王朝中間，沒有第二個皇帝能在這方面和他相比。請問我們是不是應該對他刮目相看，對他這個歷史人物再作一次新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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