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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自己在其所撰寫的所謂《懺悔錄》中，也曾說明他昔日從政的缺失是在識蔣之前一輩子「從未作過任何人部下，未有過任何長官」。他只跟他的「先大元帥」做了多少年的少帥，而這少帥卻是從一個公子哥開始的。
張學良可能是中華民國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了。但是，治民國史者也不能否認他是一位統兵治政的幹才。把個花花公子和政治家、軍事家分開來做，則民國史上實是車載斗量，沒啥稀奇；可是把這三種不同的行業，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體，如魚得水，則學良之外，也就真的別無分店了。少帥張學良之所以成為歷史性的傳奇人物，其難就難在這個三位一體了。
漢卿、漢卿，我國近百年來的鳳子龍孫達官顯貴子弟，生活放蕩的，也是成隊成群了。若論吃喝玩樂的紀錄，真正有錢有勢有貌有才的鄧通潘岳也不難做到，而難的卻是大廈既傾、樹倒猢猻散之後，仍有紅顏知己，捨命相從，坐通牢底，生死不渝。──這一點縱是《紅樓夢》裡情魔情聖的賈二公子，也無此福分，而漢卿你卻一生受之，豈不難能可貴？我們寫歷史的、看小說的閱人多矣，書本上有幾個真假情郎比得上你？
一荻、一荻，你這個「趙四」之名，也將永垂千古。在人類可貴的性靈生活史上，長留典範，為後世癡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癡情，羨漢卿之豔福，讀史者便知。若漢卿只是個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這個美麗的下場。──公子哥不難做，但是古今中外的公子哥，有幾個不落個醜惡的、難堪的結局。慢說是像張學良這樣的大人物了，讀者閉目試思，在你所親見親聞的酒色之徒中，有幾個不悽然而逝？紅顏知己、學生戰友云乎哉？
趙一荻，我們歷史家也替你喝采！
至於張學良將軍是個軍事天才，我們讀史者亦不能反證其非。
學良才二十出頭，便指揮數萬大軍，南征西討。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將軍」，與吳佩孚等老帥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握大權」。
當然，學良的大官大位是與他「有個好爸爸」分不開的。但是，我們細閱本書便知他那個好爸爸也幸好有這麼個好兒子。學良是他的「先大元帥」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揮。他們的父子檔，正如京戲舞台上所創造的「楊家將」。沒有這個兒子，則張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遜色多了；沒有這個兒子，老令公於「碰碑」之後，餘眾也就統率無人了。
少帥的崛起，確是由於傳統的宗法關係而扶搖直上的；但是專靠這點血緣關係，便「負方面，獨握大權」，雄據一方，足為西歐各國之共主，也是做不到的。關於這一點，公正的歷史家，尤其是本書的作者，自有清楚的交代，讀者可細玩之。
張學良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情場、戰場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節操與風範，和青年愛國者的熱血。他在二十來歲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現代化的政治觀念，已非老帥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負方面，獨握大權」之時，竟能在日俄兩大帝國主義環伺之中、守舊派元老將領壓力之下，義無反顧，歸順南京，幡然「易幟」。
須知學良於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幟，與中國內戰史上的「勢窮來歸」或「變節起義」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國史上也鮮有先例。東北當局當年處於日俄夾攻之中，據說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張」的建議。其實反過來說，「奉張」又何嘗不可「挾寇自重」呢？在中國邊患史中，安祿山、石敬瑭、張邦昌、吳三桂和後來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嗎？學良何嘗不可依違其間，待機而動呢？但是學良不此之圖，偏要易幟歸順，促成國家統一，最後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夾攻，終使他獨立難以為繼。再者，張少帥亦未嘗不可效當年李鴻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聯俄以抗日，亦聯日以抗俄，於二寇均勢中，自圖生存。而學良亦捨此老例不顧，卻（如他自己所說的）「不自量力，擬收回北滿權利」，揮師「抗俄」。作了個希特勒式冒險之前例，對南北二寇，兩面開弓。結果力有不敵，終於棄甲曳兵而走。或問學良當年何以見不及此？答曰無他，一股青年熱血沸騰而已。那時少帥還不過二十九歲，滿腔熱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謀深算爐火純青的老官僚李鴻章看齊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讀歷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當事人的動機，而作其「誅心之論」了。學良當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幹法，實在是一位少年氣盛、忠肝義膽的民族英雄之所為，與當時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敵之名，行投機之實的軍閥、官僚、文人，實無法相比。古人說，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蓋人之異於禽獸者。便是不同的禽獸，各有其獨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殘暴、烏鴉之反哺、鴛鴦之愛情等等。這種不同的靈性，人類卻兼而有之。只是人類各個體，偏向發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罷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愛情色欲之別、貪婪廉潔之分……也就在此。吳三桂說，父不能為忠臣，兒安能為孝子。事實上一個人在天賦性靈上，不能做情種，又安能做烈士。──於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張學良青少年時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則我們對「趙四」為愛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覺得沒什麼費解了。
顯然的，張學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願做帝國主義傀儡的骨頭，也是引起「九一八」事變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證實，「九一八」事變是當年日本朝野蓄謀已久的行動。老實說，那也是「北伐」以後，蔣李馮閻三年內戰的必然後果。事變既發，張學良之「抵抗」與「不抵抗」，是不會改變事變之結果的；而況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這「不抵抗」三字的黑鍋，在當時真是「國人皆曰可殺」。而張氏為此三字之冤不辯一辭；並從而戒煙去毒，浪子回頭，洗心革面，知恥近乎勇，卻是很難能可貴的。
最後，我們就要談到那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了。西安事變，這件歷史事實，今後恐怕要被史家爭辯一千年而終無定論。但是，事變中的若干史實也是無人能夠否認的。
第一，事變之發動是激於張學良對國難家仇的義憤。他反對內戰，主張槍口向外，是絕少、甚至完全沒有考慮到私人利害的。在學良看來，北伐之後，他為謀求國家統一，不惜自棄歷史，毅然「易幟」，歸順中樞。如今外患急於燃眉，蔣公必欲置中共全軍於死地，不滅不休，毋乃太過。學良口勸不動乃貿然實行兵諫，希望蔣公不為已甚。張氏這種心理基礎，蓋亦為史家所不容否認者。
第二，西安事變之發生，建議為楊，主動為張。迨至騎虎難下之時，學良「問計無人」，致使精明而識大體的周恩來變成「謀主」。這點也是不爭之論。
不過話說回來，「西安事變」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乃至蔣公本人也未嘗不無實惠。蓋西安無變，則蔣氏之剿共戰爭，以蔣之個性，勢必堅持到底。然證諸世界各國近代史之各種實例，這一剿共戰爭，將伊于胡「底」，實無人可以臆測。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古人說，揚湯止沸，莫如去薪。共產黨有群眾有理論。不謀釜底抽薪，專求揚湯止沸，是消滅不了的。而專靠槍桿來剿共，就是揚湯止沸；何況外患緊迫，大敵當前，有誰能保證，一把野火就可把共產黨燒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變，未始不是國共之爭的光榮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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