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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孟憲實
唐太宗的貞觀時代，以人為本，不僅是一種國家建設理論，也是一種政治實踐。我們以貞觀司法問題為例，看看以人為本思想的落實情況。
減少死刑
我們先從法律制度入手，考察以人為本在貞觀時期的落實情況。因為法律制度涉及所有人，是否以人為本，通過法律最容易檢驗出來的。
隋朝的時候，隋文帝的法律開始還比較公允，後來變得嚴峻起來，到隋煬帝時已經十分嚴苛，是典型的嚴刑峻法，法律甚至規定偷盜一斗米即可殺頭。一條人命不值一斗米。
唐高祖武德時期修訂隋朝的法律，主要是恢復隋文帝前期的法律。唐太宗即位，也開始讓長孫無忌等人修訂法律，以人為本的思想得到一定的體現。根據唐太宗的指示，取消了五十多種死刑，犯這種死刑的人改為斷右腳。後來有人反映這樣的刑法也太殘酷，唐太宗反思後，認為肉刑早就取消了，現在等於恢復，確實有問題，決定改為流刑。再後來又經過房玄齡的修改，《舊唐書•刑法志》說，在唐太宗時期，死刑比古代減少了一半。
為什麼要減少死刑的數量？因為重視生命。人是最重要的資源，人死不能復生，所以要盡量減少死刑。
慎重執行死刑
貞觀五年八月，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按現在的說法就是精神病，一旦發作，就胡言亂語，有自大妄想狂的症狀。但是在當時，這就是嚴重的罪行。於是，李好德被抓進監獄。大理丞張蘊古認為李好德有精神病，不應該承擔法律責任。太宗也決定不再追究。張蘊古說服了皇上，很高興，跑到監獄裡告訴了李好德，還跟李好德一起下棋。結果，這個情況被御史發現，並告發，說李好德的哥哥跟張蘊古關係密切，這是有意放縱。皇帝勃然大怒，認為張蘊古出賣自己，洩漏禁中語，立刻下令斬張蘊古於東市。手下的人行動迅速，立刻執行。
事後，唐太宗後悔了。張蘊古有罪，但罪不至死，現在就這樣被殺了，是錯誤的。但是，人死不能復生，如何改正已經發生的錯誤呢？他決定給張蘊古恢復名譽，讓他的兒子做官。但是，這些就夠了嗎？不夠。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防止這樣的錯誤重犯。當時皇帝怒不可遏，而喜怒哀樂是人之常情。李世民平時不怒自威，現在龍顏大怒，誰敢阻攔？就是有人敢於阻攔，能攔得住嗎？防止皇帝發怒顯然不可能，可能的只有不執行皇帝做出的錯誤決定。
於是，一個在當時很高明的計畫出台了。凡是死刑犯，下達死刑命令的時候，不能立刻執行。京畿地區，要反覆五次上奏，地方的要反覆三次上奏。這就是三覆奏和五覆奏制度。這種制度，就是面對死亡處決，要盡力謹慎，要給皇帝留下反悔的機會，給生命留下可能的機會。
貞觀時代的理性行政精神再次得到體現。《舊唐書•刑法志》記載：「自是，全活者甚眾。」很多生命因此得到保全。這很令人感慨，這是用制度來限制君王因自己的喜怒哀樂而犯錯誤的生動例證。對於一位皇帝，對於這個時代的最高統治當局，他們能做出令世界矚目的成績，是因為他們的理智能夠限制情感，是因為他們能夠實現自我克制。張蘊古一人冤死，換來眾多人的再生。張蘊古沒有白死。
限制執行死刑
李世民的貞觀時代，還有一系列限制使用死刑的規定，目標都是盡量減少死刑的宣判。比如，當時規定，宣布死刑是要講究日子的，在如下的日子裡，不許進行死刑宣判，當時不稱宣判，而是稱奏決。
首先，從立春到秋分，不得奏決死刑。這樣，半年就過去了。
其次，大祭祀，每月的第一天和第十五天（朔望）、上下弦、二十四節氣、雨日、夜裡、假日和祭屠日等不許奏決死刑。祭屠日，也叫祭屠月，指一月、五月、九月，這幾個月不能屠殺生命。所以在唐代，奏決要查日曆，限制很多。
這些制度保障，是古代慎刑精神的表現，與此同時，充分表現出對生命的重視。
避免對生命的傷害
把原來死刑變為斷右腳，人雖然沒有死，但勞動力大受損害，於是再改為流放。
有一次唐太宗看了一本醫藥方面的書，叫《名堂圖》，上面畫著人體結構圖。唐太宗看了以後，很動感情地說：人的五臟六腑全長在後背上，我們現在的刑法卻有杖背這一條。唐代的刑法有五刑，就是笞、杖、徙、流、死五種刑罰。笞是一種小的尺子，杖是長一點的棍子，多粗多長都有規定。怎麼打法，犯什麼罪打多少下，唐代的法律上都有規定。這笞和杖在此前是打大腿和後背的，太宗看了這醫書後，下詔不許再杖背，只能打大腿。這仍然是著眼於生命。生命不要輕易去剝奪，也要盡量減少傷害。本來要你受點皮肉之苦，結果打成殘廢，說起來是個人的損失，從根本上看，也是國家的損失。
改革法律制度，基於重視人的生命。犯罪的人畢竟是少數，所以輕重無所謂，這種想法就是輕視生命。法律涉及所有人，特別涉及民眾。唐太宗時期修改法律，擯棄了隋朝時的嚴刑峻法，在中國法制史上被大書特書，不僅在於法律條文的系統化，還在於他的重民思想在法律上得到了落實。
這個制度裡表現出的以人為本，當然不可以單單看作是李世民的個人作用，貞觀君臣都在貫徹理性行政，這是一個時代的基本精神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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