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捷先

　　順治皇帝親政以後，國庫當然仍是入不敷出，推究其原因，不外戰爭的兵餉、武器、馬料等費用驚人；王祿官俸的人事開支可觀；賑濟民間的撥款不斷；重建毀壞宮殿的花費巨大等等。財政困難嚴重威脅到政權的存在，福臨既已親政，當然必須設法解決這一大難題。

　　開源節流是解決財政問題的千古良方，福臨也是從這句名言上開始的。他先以身作則的從宮中節省，降諭停止陝西貢柑子、江南貢橘子、河南貢石榴、四川貢扇柄、湖廣貢魚鮓。又命江西燒的龍碗、陝西買辦的皮張、山東造的宮殿用磚等等都予減少或停辦。一切不急工程和修理寺廟等項也令停罷。宮中與王府的御用人員能裁即裁，或予減少。儘管由此而節省的費用不多，但也不無小補。其次他又下令裁減冗兵、冗官、冗費，結果在登萊、宣府、江寧、杭州、西安、漢中等地裁去了一些巡撫與駐防滿漢兵丁，加上有關的草料、口糧，為數實在不少。而軍中裁減的人士，節省國家支出更多。順治十年（一六五三），陝西總督孟喬芳裁兵一萬二千名，一年就省下三十一萬兩的軍餉。「國家錢糧，每歲大半皆措兵餉」的情形，獲得一些改善。另外戶、禮、工三部製造等庫內三百九十餘人，除留少人外，其餘都予裁革。各道御史被裁的有二十人。詹事府與直省諸衛所也有裁員。這些裁員當然為國家省下大批人事費用。

　　節流之外，更重要的是開源。順治皇帝在這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新措施。在他親政之初，儘管有人建議他說開封的前明周王府寶藏「盡淪於巨浸」，可以設法撈出，李自成也有失散的金銀大磚，張獻忠更將「巨萬銀兩、珠寶，埋沉於成都錦江」，也可派人去尋覓，三年之內必可「搜盡天下遺銀，以資兵餉」。這幾乎是不勞而獲的發一筆財。福臨不以為然，他認為：「帝王生財之道，在於節用愛民，掘地求金，亙古未有。」他是想從務實的方面著手，增加政府的收入，解決財政問題。

　　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八月十九日，禮科給事中劉餘謨上奏請屯田。他說「國家錢糧，每歲大半皆措兵餉。今年直省水旱異常，處處請蠲請賑」，政府支出太多；古訓中有「兵饑則叛，民窮則盜，關係非小」，因此他建議：「湖南、四川、兩廣初定，地方荒土極多」，「統兵諸將及地方官，凡遇降寇流民，擇其強壯者為兵，其餘老弱悉令屯田」。皇帝認為很好，「著戶、兵二部確議速奏」。同年十月三十日，大學士范文程等也以各省錢糧缺額四百多萬兩，建議屯田。他並具體的提出四點看法：興屯宜選舉得人，開墾宜收穫如法，積貯宜轉運有方，責成宜賞罰必信。福臨覺得「此所奏甚是」，命議政王大臣會議具奏。由於不少官員主張屯田生產，從順治十年起，在受戰爭破壞的地區便掀起了屯田熱潮。政府發給耕牛種子，招民開墾，實行三年起科，因而荒地逐漸恢復了生產。遼東一帶更實行招民墾荒授官令，鼓勵人民去遼東開發。後來又下令鼓勵富人墾荒，凡「能開至二千畝以上者，照遼陽招民事例，量為錄用」。如此一來，參加墾荒的人變得更多了。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政府又公佈督墾荒地勸懲則例，規定總督、巡撫及地方中下級官員，在一年內按墾荒數量給以記錄或加升一級的?勵；十五年冬，又實行捐資開墾法：「其州縣土民暨見（現）任文武各官并閒廢縉紳，有能損資開墾者請敕部，從優分別授職陞用。」經過這一系列的優待、?勵辦法，各地開墾出的荒地確實不少，僅河南一地，到順治十五年就開墾出荒地九萬多頃，每年約增加賦銀四十萬八千多兩。這數字雖然不多，但對當時困敝不堪的社會經濟來說，實在起了一些復甦的作用。

　　由於戰亂的關係，隱匿土地是當時普遍的現象。順治皇帝親政後，對隱匿土地實行寬大政策，准許他們自行出首，盡行免罪，「其首出地畝，即以當年起科，以前隱漏錢糧，概不追理」。對於「為豪強侵占，以熟作荒」的原屬明代的王田，福臨命各地官員徹底清查，「房屋應行變價，地土照舊招佃」，以收「糧租兼收」的實效。

　　歷經戰事之後，很多地方農村破產，地方官無法收稅，以致拖欠錢糧的人很多，官員拖欠錢糧必遭參處，被降調的到處可見。但是新舊官員交代時「反誤催徵」，導致「官雖屢更，而拖欠如故」。順治皇帝有鑒於此，命令以後因錢糧降調的官員，都降級在原任地督催，完成時再官復原任。這雖是技術問題，但也對增加國家稅收有些幫助。福臨後來發現地方官施欠錢糧還不完全是單純的人民窮苦無法納稅的問題，有些拖欠是因官員挪用，鄉紳、生員、土豪抗不納糧而發生，所以他又提出修訂錢糧考成則例，視拖欠情況，對各級官吏分別做出處分。為使國家徵收賦稅制度化，順治皇帝又命令加速制訂《賦役全書》，讓無據徵糧的弊端不致發生。這部全書由戶部稽核錢糧原額，總載地丁原額，次列土地荒蕪、人口逃亡，再列徵稅數量及起運地點、存留細數。有關新墾土地，招徠人丁，續入冊尾。《賦役全書》頌行之後，「庶使小民遵茲令式，便於輸將；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歛」。福臨的這一工作，可以說是對當時賦稅上的一大貢獻。

　　經過順治皇帝的一番努力，國家財政似乎有了起色。現在根據戶部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六月二十五日的一份報告，可以看出若干進步的所在：

　　（一）以前國庫空虛，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底大庫只存銀二十多萬兩，而京城裡的官員俸祿就要支付六十萬兩，嚴重的入不敷出。到順治十一年六月，戶部有存銀二百六十多萬兩，這是清朝入關以來第一次國庫有盈餘，實在難能可貴。

　　（二）由於土地的開墾，賦稅相對的增加了，在這份戶部的報告中，清楚的說明在順治八年共徵銀二千一百一十萬一百四十二兩，兩年多以後的順治十一年夏，徵地丁銀的總數為二千五百二十五萬多兩，增加的幅度近五分之一，可以說速度很快，數量很多。當然就當時軍費等國用而言，這一點收入是不夠的，不過就福臨只親政兩年來看，成績已經是可觀了。

本次內容摘錄自《順治寫真》

最新更新日期：95.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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