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顏清洋

　　宗教勢力之壯大，神靈威信之遠傳，固然可藉高僧高道的感召弘法，或虔誠信徒之皈依散布，但缺少政治力量之外援，終是事倍功半，所以東晉時代的名僧道安（公元三一二∼三八四年）就曾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實在非常有道理。古今中外，宗教與政治掛勾，或政治力量介入宗教信仰，本就是司空見慣的，古代不就有人說「神道設教」嗎？關公信仰正是個好例子。

　　在明神宗改封關公之前，政治力量介入拉抬關公神威，固有多例，如宋徽宗、孝宗、元文宗等帝的加封，元世祖的「游皇城」，以及明太祖、成祖於南北二京建置廟宇等都是，但這些措施都只能當作加油添醋，而非全席大餐，因為關公的香火並非靠此等力量而傳播於天下，即使明神宗改封十二字稱號，也是在關公神威鼎盛之際，錦上添花而已！真正用心經營是在清初。

清初二帝

　　真正以功利手腕從事「神道設教」的，要推清世宗及高宗二帝。

　　世宗之推崇關公，當參照其整體宗教政策，方能認清真正用意。他喜好長生方術，親近道士賈士芳等人，但知賈氏誦咒語有云：「天地聽我主持，鬼神歸我驅使。」隨即毫不留情加以誅戮；他也喜好禪學，自選《歷代禪師語錄》，頒刊天下，所辦法會，有真人、羽士參與，又自稱圓明居士，列於禪宗諸師之後，但一入宗門，見法藏、弘忍的言論不合己意，又著《揀魔辨異錄》以駁之；接見蒙藏臣民，知他們皆篤信喇嘛教，即把潛邸改建為雍和宮，又拜章嘉活佛為師，成為密宗入室弟子。由此可知，世宗不是迷信宗教、神靈或方士，而是理性的認識諸家，作為宗教政策之參考。

　　他對關公的態度當然也是如此。表面上看，他對關公的種種推崇措施，已等同於下層社會的癡迷信徒，甚且虔誠又過之；然而，稍加仔細觀察，政治目的即浮現其中。雍正二年（公元一七二四年），為死難忠臣建「昭忠寺」；八年（公元一七三○年）七月，又於京師「白馬關帝廟」旁，另建「賢良祠」，最重要的目的，當然是「使世世為臣者，觀感奮發，知所慕效」。說穿了，世宗的企圖至為明顯，就是要天下臣民見賢思齊，效法關公的忠義精神，好為大清帝國賣命。

　　至於高宗，當然沒讓其父專美於前，世宗所做的一切，他有樣學樣，並且青出於藍。

　　他兩次更改關公謚號。第一次在乾隆二十五年（公元一七六○年），乃因山東按察司沈廷芳之上奏，以為「原謚未協公評」，於是改為「神勇」。第二次在乾隆四十一年（公元一七七六年），起因於編纂《四庫全書》，發現官刊陳壽《三國志》之關公謚號仍為「壯繆」，於是下令：

　　 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謚，並非嘉名，……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謚，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謚，應改為「忠義」。

諭旨先讚揚關公的「志節凜然」，再說「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所以下令改「壯繆」為「忠義」，表彰關公的高貴德行，希天下臣民，潛移默化，一體遵行。他一系列的尊崇措施，都沒有明確說出原因，只有這次才露骨地表達他的政治目的。關公能獲得清初二帝的青睞，當然是靠著他的忠義事跡，而有了這個超級後盾，在民間當然占盡便宜。

朝臣與地方官吏

　　相較於高高在上的皇帝，地方官吏多數顯得純真而虔誠，他們崇奉關公的原因，主要是相信其靈異能力及忠義精神有功名教，所以常會利用公家資源，倡建關公廟宇，又以身作則，經常參拜祈求，此等作為當然具有示範作用，有利於提升關公的神威。像這樣的地方官吏極多，從宋元以來，各地的關公廟大半都是靠他們新建或重修的，清初尤多，少了這股力量，關公廟必不能如此快速普及於全國各地。

　　大概是基於世宗、高宗二帝多項崇奉措施的感召，有些中央大員或地方官吏在修建關公廟的同時，也直言不諱其意圖。如乾隆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七七年），台灣知府蔣元樞即說關公「忠義神勇，實為萬世委身事主之範」，所以期望關公發揮「忠誠義烈之氣」，潛移默化百姓愚蠢頑冥之風，以達轉移習俗的目的。又如乾隆四十四年（公元一七七九年），高宗親令重修承德府關公廟，並改蓋黃瓦以示尊崇，落成後，軍機大臣梁國治作記，頌揚大清國威，又說附近蒙古各部落，從此因近地之便，也能像中原漢人時時祭拜關公。用意至明，就是要利用關公，管教這群外藩臣民，安分歸化。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有了這麼多虔誠的官員信徒，關公廟的香火自然愈燒愈旺。

本次內容摘錄自《從關羽到關帝》

最新更新日期：95.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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