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建

　　在讀書、考試、當官這條不歸路上，不少失意的書生，轉而鑽研「當官實務」，幹起師爺，當地方官的操盤手，勉強算是進了龍門。

做官是讀書的唯一正途

　　在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出路只有作官這一條正途。讀書人所讀之書就是專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聖賢之書」，這些書不外乎要人做忠臣孝子而已。在家行孝無生計可言，只有替皇帝做官治民，才能求得俸祿，才能奉養雙親，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忠孝兩全。讀了書不能為君效勞，博取俸祿，讀書人就會覺得是白白讀書，覺得無面目立於天地覆載之間。而且讀書人為皇帝效勞也是法律義務，如明太祖發佈的特別刑事法令《大誥》中就特立一條「寰中士夫不為君用」，規定不願出仕為官的士大夫要處死刑。

　　另一方面，當時中國社會所能提供給讀書人的用武之地也並不多。社會主體經濟是自給自足的農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農業的主要經營方式是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即使是擁有「千頃田」的大地主，一般也並不集中經營，而是把土地分成幾十畝、十幾畝的小片分別出租給一家一戶的佃農，每年收取佔收穫量二分之一的地租，具體經營並不用操心──缺乏集約化、商品化的農業並不需要複雜的知識來經營。城市工商業雖然從絕對數額來看規模巨大，但在整個社會經濟中的比重並不很大。四分之三的商業分散於農村的集市，長途販運商業比例較低，且不依靠嚴密的法律及公開的會計制度來維持，所以也就不需要讀書人來提供法律上、經營上的服務。

僧多粥少，名額有限

　　讀書人的「華山一條路」是做官，而政府官僚機構規模則受到財政、人事的制約，不可能趨向無窮大。尤其在君主專制政體下，如果官僚隊伍及準官員、享有特權的士大夫階層過於龐大，就會對皇權本身產生威脅。所以古代皇帝總是煞費苦心地維持國家財政與官員隊伍、準官員隊伍，以及皇權專制勢力與社會士大夫階層勢力之間的平衡。在這一方面，清朝統治者最為成功──透過對參加科舉考試人數、取中名額、考試次數的精心控制，有效地掌握了附屬於皇權的士大夫數量、規模及其分佈。而且為了防止官僚隊伍中士大夫力量過強，清朝皇帝又允許用銀子「捐納」為官，以這種「異途」官員和滿族貴族官員來抑制士大夫勢力。由於這種控制，清代讀書人若想出仕為官，就不得不努力攀爬一個層層台階都極為陡峭的大金字塔。

讀書做官金字塔

　　清代「讀書做官金字塔」的基礎是數以千萬計的讀書人。而早在識字的啟蒙教材裡，就開始灌輸「讀書做官」的儒學傳統，因此理論上，每個識字者都有著出仕為官的心理準備或主觀要求。他們通過縣官主持的每三年兩次的「縣試」、知府主持的「府試」而得以進入金字塔底層為「童生」。全國童生總數估計為兩三百萬人。

　　接著，各省學政每三年主持兩次「院試」，童生參加院試如能考取，就成為一名「生員」（俗稱秀才）。生員在理論上不過是縣、府官辦學校的學生，但卻能夠享受很多政治、法律上的特權，諸如可以禮見地方長官而不用下跪、可以不受體罰、免去差役，成績好的「廩生」還可獲得政府發放的「膏火銀」等等。所以考取生員就算是進入了準官員的特權階層──士大夫階層或「紳士」階層。這是金字塔的第一層台階，錄取名額限制極嚴。

千萬當中篩選的佼佼者

　　十九世紀時，全中國一千七百四十一所官學，每次錄取兩萬五千零八十九人，錄取率僅為百分之一、二而已。所以能爬上這第一層台階的讀書人，已是相當不容易了。當時全國生員總人數約為四十六萬人，他們可以考「五貢」進入第二層台階（五貢指五種貢生，即恩貢、拔貢、副貢、歲貢、優貢。貢生是京師國子監學生，而以「貢」為名，是指貢獻人才給皇帝）。貢生可以經挑選當官，也可與其他生員一起向第三層台階──「舉人」衝刺。

　　考選舉人的考試稱「鄉試」，每三年在各省省會舉行一次，全國總錄取名額不過一千三四百人，錄取率僅百分之一、二。舉人總數約有一萬八千多人，他們可以經過「大挑」考試當官，不過大多是教職。要想當地方長官，就得參加每三年一次的全國性「會試」。會試被錄取的稱為貢士，貢士再經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就成進士。進士是第四層台階，每次只錄取兩三百人，考取率也不過百分之二、三而已。進士總人數約兩千五百人左右，構成士大夫階層的核心。至於這個金字塔的頂尖，則是每次會試、殿試中的佼佼者──十幾名翰林學士。

　　與讀書人要爬的這個金字塔相對應的，是官僚機構的金字塔。清代官職編制上有兩萬七千個，其中文官約兩萬個，武官約七千個。讀書人所能填補的並非文官職位的全部，實際上有將近一半的官職是授予「異途」（包括捐納或滿洲貴族）的。所以只有進士才肯定能當官，而舉人、貢生做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上數字參考張仲禮《中國紳士》）

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從幾百萬讀書人中只能出一萬左右的官，可見讀書做官跳龍門之艱難。《儒林外史》中馬二先生勸告匡超人的話具有典型意義：讀書人「總以文章舉業為主，人生世上除了這件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不要說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館、作幕，都不是個了局。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

　　不過跳不進龍門的，只能走教館或作幕這兩條路。從讀書人所學無非是如何做個好官的道德訓誡而言，作幕更為自然。清代幕學名著《佐治藥言》起首就稱：「士人不得以身出仕，而佐人為治，勢非得已。」大多數幕友都是功名不就才轉而作幕的，雖只能「佐治」而不能「主治」，但畢竟是官府衙門的沾邊者，於心可安，還能自詡為「治國平天下」的一員，不至於像周進那樣無地自容。另一方面，作幕的收入也較穩定，從「治生」的角度來看，仍不失為一條道路。「筆耕」、「舌耕」總比「手耕」要好。《佐治藥言》亦說：「吾輩以圖名未就，轉而治生，惟習幕一途，與讀書為近，故從事者眾焉。」

（本次內容摘錄自《師爺當家：明清官場幕後傳奇》，實學社出版，遠流發行）

最新更新日期：93.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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