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非

　　西漢以前，中國從來沒有獨立的文學，文章只是工具，用來發表觀點、記載事件，所以，也沒有職業文人。但到了信仰時代，這方面有了大發展。

　　大概是司馬相如憑著幾篇「大賦」，就得到了漢武帝的賞識從而一下子做了大官的影響，一些會寫文章的人開始做起了以文章取富貴甚至以文章濟世的想法來。

　　東漢時期，其代表者是辭賦大家揚雄。揚雄的賦可以與司馬相如齊名，後世有「揚馬之才」的說法。巧的是，揚雄也是四川人，他少時好學，博覽多識，特別是「追慕相如、酷好辭賦」。他為人口吃，不善言談，而好深思。家貧，但不慕富貴。四十歲後，始遊京師，被大司馬王音召為門下史，推薦為待詔。後經同鄉人楊莊的引薦，被喜愛辭賦的成帝召入宮廷（巧的是當年司馬相如也是被同鄉的楊得意推薦給漢武帝的），專門侍從皇帝祭祀遊獵，任給事黃門郎。他的官職一直很低微，歷成、哀、平三代也沒升過官。王莽稱帝後，揚雄校書於天祿閣。後受他人牽累，即將被捕，於是墜閣自殺，未死。後召為大夫。揚雄一生悉心著述，除辭賦外，曾仿《論語》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表述他對社會、政治、哲學等方面的思想。另外，他有一本語言學著作《方言》，價值相當高。但他的文章模仿性太強，除前面說的思想專著外，他的〈甘泉〉、〈羽獵〉諸賦，模擬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解嘲〉文仿《楚辭》中的〈漁父〉，〈逐貧賦〉仿東方朔〈答客難〉，〈反離騷〉、〈廣騷〉和〈畔牢愁〉等仿屈原〈離騷〉。但有意思的是，他早年以辭賦聞名，晚年對辭賦的看法卻有所轉變，認為作賦乃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原因是：他主張文學應當宗經、征聖，以儒家經書為典範。

　　到三國時期，文學有了大進展，其中「建安（漢末的年號）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很高的位置。代表者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曹丕是文學的大力提倡者，他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這不僅把文章提到經世濟用的高度，而且認為是實現人生價值的重要途徑。這一點，與春秋貴族提出的「三不朽」人生價值觀是一脈相承的。當時的一位魯國貴族叫叔孫豹說，人生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做人世之楷模、立功就是建濟世之功業、立言就是說出人間之至理。

　　曹植（字子建）則是文學的積極實踐者，這位不得志的王子，其實是不得已將自己的情、志，抒發在他那枝生花妙筆下，其文才被譽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第一名（南北朝時期的謝靈運說：「天下才有十斗，曹子建獨占八斗」）。「七子」基本上與曹植相類，都是因為政治上不得意，而寄情於文學。但他們總體上有三個特色，就是不依傍經典而直抒胸懷，力求充分表現自我，十分注重文章的思想邏輯與藝術表達力量，文風清峻，氣盛詞壯；雖然有對生命短暫易逝的感慨，但最終卻導向及時建立功業、拯濟天下、追求人生的不朽，從而形成了慷慨悲壯、樂觀向上的風格；詞語華麗，開始擺脫經學的附庸地位，文學藝術個性開始受到文人的自覺重視，這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以上的特徵被後人稱為「建安風力」或「漢魏風骨」。

　　在晉朝，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左思，他出身寒微，其貌不揚，然而才華出眾。晉武帝時，因妹妺被選入宮，舉家遷居洛陽，任秘書郎。這時，他便下意識地要潛心創作，想以文名傳世。他花了十年功夫，模仿張衡〈二京賦〉、班固〈兩都賦〉（都是寫東、西漢兩朝的首都西安和洛陽），寫出了一篇〈三都賦〉（三國時的三個都城），終於達到了「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的效果。他的一些「詠史」詩，都是以古喻今，抒發個人志向和感慨的，詩風頗有「建安風骨」。

　　但隨著文人們對朝廷的失望（大一統帝國已成遠影）、對信仰的喪失（儒教經義淪為世俗工具），對人生的迷茫（世事變幻莫測、人生如夢的觀念深入人心），文學漸漸變成文人的避難所和荒淫生活的粉飾品。偏安於江南繁華地的六朝人，崇尚華靡，仕女以豔麗見稱，後人稱之為「六朝金粉」（金粉就是美女、粉黛的意思。元朝戲曲裡曾有「香消了六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和「六朝金粉推紅玉，七郡良家盡孟賁」的唱詞。）當時，金陵（即今天的南京）有一條秦淮河（秦淮河據說是秦始皇時代開挖的一條引淮河之水的人工河，位於南京西南面，全長一百一十公里，其實是萬里長江的一條自然支流。秦淮河分為內河和外河，此處特指內河），因周邊風光秀麗、交通便捷，使得娼妓雲集、酒家林立，成為王公貴族的紙醉金迷之地，以至於達到了「畫船簫鼓，晝夜不絕」的境地。許多文人來到這裡，與王公貴族、妓女倡優一同醉生夢死，他們將自己的對人生無奈的感歎和對享樂的畸形心態，寫成詩詞，由歌女們傳唱開來。其他文人也莫不受此影響，從而使得南朝的詩詞歌賦形成文辭綺麗、描寫纖細、氣韻柔靡的風格。南朝最有代表性、最著名的歌舞是陳朝制於宮廷的〈後庭花〉，它被稱為「亡國之音」，唐代詩人杜牧曾寫過「煙籠寒水月籠紗，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這首著名的〈泊秦淮〉懷古詩。

　　六朝時，還出了一本中國第一部《文選》，主編這部書的是昭明太子（名蕭統，是梁武帝蕭衍的長子，兩歲立為皇太子。他生性聰穎，特別愛讀書，三十一歲就死了）。《文選》收錄了上起周代、下迄梁朝間一百多位名家的詩文詞賦，共計三十八類七百餘篇。入選作品以形式優美、辭藻華麗、對仗工整、韻律相宜為標準，開中國後世編《文選》之先河。唐代詩人杜甫曾要求自己的兒子「熟精《文選》理」，宋代有諺語云：「《文選》爛，秀才半」，足見《文選》對後世的影響之大。

　　與之相應的還有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前者是中國第一部文學評論專著，後者是中國第一部詩品專著，都是文學史上的開山之作，可見那時的文學，確實已經覺醒。但從文風上看，這兩部大作，也都重重染上六朝金粉氣：語言雕琢、文字旖旎。

最新更新日期：2010.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