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學彬

　　公孫淵反叛，魏主曹叡派司馬懿帶兵前往征討。此時，司馬懿面臨很多困難：首先，從都城到遼東共計四千多里遠，依當時的裝備與交通工具來估計，需跋涉一百多天方可抵達；行軍困難，後勤補給更加困難。其次，他們到遼東後，又遇上極為惡劣的天氣－秋雨連綿，又冷又濕，苦不堪言。另外，公孫淵共起兵十五萬，司馬懿僅帶馬步官軍四萬，人數相差懸殊。然而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公孫淵不但兵敗，且被斬殺，究竟為什麼呢？

不可而為，以卵擊石

　　「知其不可而為之」是兵家大忌，其實也是處世的大忌。雖然我們常說「事在人為」、「謀事在人」，強調個人有能力主導事情的發展，但事情能否順利、成功，還取決於其他客觀條件，例如時機是否恰當、相關人員是否配合等。倘若時機不對、環境不允許、條件不夠，就算自己有心去做、有能力去做，甚至願意投入大量精力與心血，最後恐怕還是會無功而返。因此，在做任何一件事之前，都要審慎評估、考量，看看值不值得投入，千萬不要「知其不可而為之」，白白浪費資源、人力與物力，到頭來一事無成，甚至得不償失，就像公孫淵起兵反叛，進攻中原那樣。

　　遼東公孫家並未在曹氏王朝裡立下什麼豐功偉績，公孫淵本人更是身無寸功，就連職位也是從他叔叔那裡搶奪而來。儘管這樣，魏主曹叡還是封他為大司馬、樂浪公。封爵達到「公」位，對公孫淵來說是一種殊榮。正如賈範所言：「中原待主公以上公之爵，不為卑賤。」但他卻「得隴望蜀」，得寸進尺，胃口越來越大，竟然要自稱燕王，並私自改元紹漢元年。

　　公孫淵的這種反叛行為，「實為不順」。因為此時曹氏政權已歷兩世，整個北方早已平定，「過太平日子」是大家的普遍願望。如果再為了自己爭權奪勢，而把百姓投入戰爭的深淵，則是一種倒行逆施的行為，必然要受到強烈反對。所以公孫淵的起兵反叛，注定要因「失道」而「寡助」。

　　其次，這次的征討，雖然司馬懿只帶四萬人馬，但就中原與遼東之間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綜合實力進行對比，公孫淵簡直「差遠了」。試想這時的魏國，莫說是遼東，就連吳、蜀兩國聯合起來，恐怕也很難與之抗衡。而公孫淵自守尚且不足，還妄想要進攻，無疑蚍蜉撼樹。

　　再則，公孫淵雖「文武兼備，性剛好鬥」，但他絕不是司馬懿的對手。正如賈範所說：「司馬懿善能用兵，西蜀諸葛武侯且不能取勝，何況主公乎？」此話絕非妄自菲薄。早在魏軍出發前，司馬懿就已算定勝負，並在整個交戰過程中，一直掌握主動權，讓公孫淵始終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

　　僅此三個不利因素，就足以注定公孫淵必敗的命運。然而即使公孫淵不自知，賈範和倫直也說得很清楚，但公孫淵依舊執意以卵擊石、勉力為之，此即他所以落得戰敗下場的最主要原因。

鈍兵挫銳，坐守待斃

　　司馬懿在出發前，曹叡問他：「卿料公孫淵作何舉動？」司馬懿回答說：「淵若棄城預走，是上計也；守遼東拒大軍，是中計也；坐守襄平，是為下計，必被臣所擒矣。」這是司馬懿站在公孫淵的立場所提出的戰略原則，即「三十六計，走為上」。司馬懿所謂的「上計」，不以爭奪土地城池為主，而是千方百計保住有生力量。公孫淵若使用此策，肯定會把司馬懿拖疲拖垮。至於司馬懿所謂的「中計」，不以保衛一城一池為主，而是主動放棄一些地方，讓敵人多背一些包袱。最後司馬懿所謂的「下計」，即「禦敵於國門之外」，此法容易使敵人充分發揮優勢，並將自己置於被動挨打的地位。不幸的是，公孫淵竟不偏不倚地選擇了「下計」。

　　他先是把軍隊集中在遼隧，圍塹挖了二十餘里，鹿角環繞，甚是嚴密。哪知老謀深算的司馬懿繞過這裡，逕奔襄平，這一招在兵法上叫「攻其必救」。最後把公孫淵誘至首山，又逼進襄平，然後將襄平四面圍合。來一個「關門打狗」、「上屋抽梯」。試想，如果公孫淵棄城而走，將會像魚入大海一樣，司馬懿再有本事也奈何不得。

屈力殫貨，人人怨恨

　　兵家常說：「不打無準備之仗。」這裡所謂的準備，包括後勤與補給，特別像公孫淵那種主動發動戰爭的一方，更該事先準備周詳。然而從公孫淵被逼入襄平城，閉門堅守不出開始，僅僅過一個月的時間，城中糧食就已吃盡，只得宰牛、馬為食。後來連牛、馬都沒了，竟開始吃人（《三國志•魏書•卷八》），導致城中「人人怨恨，各無守心，欲斬淵首，獻城歸降」。事情演變至此，公孫淵想戰勝司馬懿，已是不可能了。

　　宋代蘇洵說：「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心術〉）一般帶兵打仗的基本原則是，戰前要做好充分的物資準備；將要戰鬥時，充分養精蓄銳；戰鬥中，別忘鼓舞士氣；打了勝仗後，要戒驕戒躁。而在戰前的物資準備中，又以糧草為先，故有所謂「足食而後足兵」之說（于謙《忠肅集》）。

　　總之，公孫淵襄平戰敗的主要原因，是他發動了一場不該發動的戰爭、發動了一場倉促準備的戰爭、發動了一場計畫不周的戰爭。

最新更新日期：2008.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