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伯俊

　　歷史上的劉備，作為與曹操、孫權鼎足而立的天下英傑，蜀漢政權的開國之君，既有「明君」之譽，又有「梟雄」之稱。

　　劉作為「明君」，劉備一生作為，基本符合古人對「明君」的最重要的兩點期待：一是仁德愛民，有濟世情懷；二是尊賢禮士，有知人之明。史書對這兩方面都記載頗多。

　　 就「仁德愛民」而言，劉備大半生顛沛奔走，屢遭挫敗，施仁政於民的機會並不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視以寬仁厚德待人，與那些殘民以逞、暴虐嗜殺的軍閥判然有別，因此而爭取到了人心。《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記劉備領平原相時，郡民劉平不服，派刺客去刺殺他，「客不忍刺，語之而去（《華陽國志•劉先主志》作「客服其德，告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裴注引王沈《魏書》補充道：「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因此「眾多歸焉」。在他於荊州依附劉表期間，「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建安十三年（二○八）秋，曹操南征荊州，劉琮不戰而降，諸葛亮建議他攻劉琮而奪荊州，他卻答道：「吾不忍也。」當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時，「（劉）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有人勸他?開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卻斷然拒絕：「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在此安危之際，哪怕有生命危險也不願?棄百姓，在歷代開國君主中實不多見。裴注特引東晉史學家習鑿齒評論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資治通鑑》漢紀五十七亦引此語，可見劉備之仁德有道，已得到歷代史家的普遍承認。

　　 就「尊賢禮士」而言，劉備的表現尤為突出。建安十二年（二○七），時為左將軍領豫州牧、年已四十七歲、被視為天下大英雄的他，滿懷誠意，三顧茅廬，恭請年僅二十七歲、無名無位、尚未建立任何功業的諸葛亮出山輔佐，留下千古美談。隆中對策時，諸葛亮稱讚他「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並非虛言。建安十九年（二一四）奪取益州之後，對於荊州舊部和益州新附，他兼容並包，唯才是舉，「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其中益州名士黃權曾堅決勸阻劉璋迎劉備入蜀，劉備攻取益州時又堅守廣漢，直到劉璋投降後方才歸順。劉備卻不計前嫌，任命黃權為偏將軍，信任有加；劉備稱漢中王，兼領益州牧，以黃權為治中從事；劉備稱帝後，親率大軍伐吳，又以黃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諸軍以防魏。劉備在夷陵慘敗後，黃權無法退還蜀中，只得率兵降魏；蜀漢主管官員為此要逮捕黃權的妻子，劉備卻說：「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照樣優待黃權的妻子。對此，裴松之注《三國志•蜀書•黃權傳》時由衷稱讚道：「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懸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謂也。」特別是他臨終之時，託孤於諸葛亮，慨然囑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後人對此或有猜疑乃至誅心之論，但縱觀數千年封建社會史，有幾個皇帝願意或者敢於像劉備那樣託孤？當然，劉備並非鼓勵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諸葛亮盡力輔之，但如此氣度胸襟，仍罕有其匹。還是陳壽在〈先主傳〉末的評價比較公允：「及其舉國托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作為「梟雄」，史書記載也不少。所謂「梟雄」，意思是「驍悍雄傑的人物」。劉備出身於早已敗落的遠支皇族之後，家境清寒，既沒有曹操、袁紹那樣顯赫的家庭背景（曹操作為「贅閹遺醜」，雖然家庭名聲不及袁紹光彩，但其父曹嵩官至太尉，家資巨富，曹操也因此很早便進入仕途），也沒有孫權那樣繼承自父兄的大片地盤，幾乎是白手起家，要想在天下大亂，群雄並立之時開創江山，沒有幾分驍悍之氣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實上，「梟雄」恰恰是劉備的一大特色，成為當時許多人對他的定評。

　　例如：建安十三年（二○八），劉表剛去世，魯肅建議孫權與劉備聯合抗曹，便稱劉備為「天下梟雄」。建安十四年（二○九），當劉備至京城見孫權時，周瑜曾上書孫權，亦稱劉備為「梟雄」，主張將其扣留於吳。次年，周瑜卒，臨終前上書孫權，又稱「劉備寄寓，有似養虎」。這種驍悍之氣，主要表現有四：

　　 一是冒險精神。 劉備從登上政治舞台之初，便經常親冒矢石，不避艱險。早年兵少力微，動輒「力戰有功」，「數有戰功」，固屬必然；赤壁之戰，「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也不奇怪。及至建安二十四年（二一九）爭奪漢中之役，他已五十九歲，手下兵多將廣，但在「矢下如雨」之際，仍奮勇向前（見《三國志•蜀書•法正傳》注），便可見其冒險精神，至老彌篤了。

　　 二是機變權略。建安元年（一九六），兵敗投奔他的呂布趁他與袁術相攻之機，襲取徐州，他失去立足之地，只得向呂布求和，屯駐小沛，可謂能屈能伸。建安三年（一九八），呂布被擒殺後，隨曹操至許都，可謂暫棲虎穴。建安四年（一九九），與曹操對食論英雄，借雷霆之威掩飾震驚之情，可謂隨機應變。隨後以截擊袁術為名，離開許都，從此擺脫曹操控制，可謂見機而作。凡此，均可見其機變權略。

　　三是堅忍不拔。在漢末逐鹿天下的群雄中，劉備屢遭挫敗，有時甚至敗得很慘；但他從不灰心喪氣，而是敗而不餒，折而不撓。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使他每每轉危為安，終於在諸葛亮的輔佐下，成為三分鼎立中的一方。

　　 四是某種程度的霸道。最典型的是殺張裕之事。張裕原為劉璋從事，劉備入蜀與劉璋相會時，與張裕互相嘲弄，張裕因劉備無鬚，戲稱其為「潞涿君」（偕「露啄君」之音）。劉備因其不遜，積怒在心。後因張裕私下對人說：「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這確是大為犯忌之言，劉備乃以「漏言」之罪，下令誅之。諸葛亮上表詢問為何要將張裕處死，劉備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這就有些強詞奪理了。儘管這種霸道行徑不多，但足以使人看到，劉備畢竟不可能避免封建君主固有的專制性。

　　 縱觀歷史，那些在亂世中崛起的、真正有所作為的開國之君，差不多都有幾分驍悍之氣。從漢高祖劉邦到唐太宗李世民，從宋太祖趙匡胤到明太祖朱元璋，均可稱為梟雄。而在封建時代，梟雄與明君並非截然對立，而往往是同一君主的不同側面。從公認的明君唐太宗身上，我們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嗎？

最新更新日期：2007.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