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學彬
《三國演義》中關於諸葛誕舉事一回的題目是:「諸葛誕義討司馬昭」,意指諸葛誕征討司馬昭的行為是一種「義舉」。那麼,為何他最後會眾叛親離,兵敗身亡呢?
不知韜晦,倉促起事
諸葛誕是諸葛豐的後代,諸葛亮的族弟。他一直在魏做官,但最初因族兄諸葛亮的關係,長時間不被重用,直到諸葛亮病逝,才在魏歷任重職。諸葛誕為人「嚴毅威重」,剛直不阿,在淮南一帶深得人心,因此有人覺得他對自己是一個威脅。
司馬昭自為天下兵馬大都督後,「一應事務,不奏朝廷,就於相府裁處。自此常懷篡逆心」。這時,心腹賈充提醒他:「今主公掌握大柄,四方人心必然未安;且當暗訪,然後徐圖大事。」此話正中司馬昭下懷,便道:「吾正欲如此,汝可為我東行,只推慰勞出征軍士為名,以探消息。」
於是,賈充來見諸葛誕,用語言試探他說:「近來洛陽諸賢,皆以主上懦弱,不堪為君;司馬大將軍三輩輔國,功德彌天,可以禪代魏統。未審君意若何?」諸葛誕聽了馬上大怒:「汝乃賈豫州之子,世食魏祿,安敢出此言!」接著又說:「朝廷有難,吾當以死報之。」賈充回來後,把諸葛誕的態度告訴了司馬昭,司馬昭大怒道:「鼠輩安敢如此!」當即採取一系列「可速除之」的措施,以防止其「久必為患」。
諸葛誕「疾惡如仇」的精神是可嘉的,但他在這裡有幾處失策的地方。
首先,他應該知道賈充是司馬昭的鷹犬,也應該知道賈充前來勞軍的目的是暗中探訪消息,他還應該知道當時司馬昭的勢力很強大,自己的力量與之相差懸殊。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採用韜晦之計,暗中準備,待時機成熟後,方可行動。就像當年劉備雖有雄心,卻要巧借「種菜」和「聞雷」來掩飾;司馬懿有取代曹氏之意,卻用「詐病」來蒙混那樣,方為上策。諸葛誕過早地表態,不但對司馬昭絲毫無損,反而促其加快除掉自己的速度,這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做法。
其次,諸葛誕起兵也顯得倉促了些。當他聽說司馬昭往揚州送密書給樂琳時,馬上「起部下兵千人,殺奔揚州來」,且不等樂琳申辯,便將其殺掉。從樂琳接到司馬昭的密書後並未馬上行動,以及諸葛誕向揚州進攻時,「城上無一人回答」,樂琳也沒反抗等情況看,諸葛誕這次的行動,似乎急了一點。
第三,在事情已經鬧大後,諸葛誕才開始「積草屯糧」,可見他事前準備的不足。這也導致他被困城中,糧皆盡絕。而糧草用盡,又是他兵敗的直接原因。
《孫子兵法•虛實》中說:「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所以偽裝隱蔽的行為運用到極妙的程度,能使別人看不出任何形跡。如果能做到不露形跡,即使身邊潛伏最高明的間諜,也窺探不出我們的虛實,即使敵人再有謀略,也想不出對付我們的辦法。如果諸葛誕在起兵義討司馬昭之前,能夠做到不動聲色的話,那麼,他成功的機會肯定很大。常言道:「不到火候不揭鍋。」就是告訴我們,在競爭對手面前,要盡量避免過早地暴露自己的行動或意圖,以防被對方扼殺。
消極被動,救助不利
司馬昭前來鎮壓諸葛誕的時候,「盡起兩都之兵二十六萬」,再加上「太后同天子御駕親征」,所以聲勢很浩大。而諸葛誕當時僅聚兩淮屯田戶十餘萬,收揚州新降兵四萬餘人,再加東吳援兵七萬,人數雖有二十一萬,但都是烏合之眾,因此在力量上顯得勢單力孤。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諸葛誕於戰略上表現得消極被動,東吳援兵又救助不利,就必然招致失敗。
事實上,諸葛誕倉促起兵後,還沒來得及進兵,司馬昭的大軍就已來到家門前。從此直到諸葛誕兵敗出城被殺,這當中將近一年的時間裡,他與司馬昭的軍隊只正面交戰過一次,即吳軍先鋒戰敗後,他自引本部銳兵,會合吳兵來敵司馬昭,不料中埋伏,引敗兵狼狽奔回壽春。自此以後,他閉門堅守,甚至從未打算突破重重包圍而出。他一方面消極等待淮水氾濫沖走魏兵,一方面又消極等待吳兵救助,不料淮水既未氾濫,吳兵也靠不住。
說吳兵靠不住,一是因其無能;吳兵先鋒朱異、唐咨兩人與魏將戰不上三合便都敗走,想要入城又衝不進去。二是因其貪利;鍾會用「以利誘之」之計,弄得吳兵「無心戀戰」而致慘敗。三是因其不義;孫綝見吳軍屢敗,斬了朱異之後,便撤兵自回建業去了。而吳將全禕、全端、全懌等竟臨陣投敵,這使諸葛誕的處境更加危急。
互相猜忌,良言成仇
可能是由於事情一直都很不順利的緣故,使得諸葛誕產生了一種變態的心理。他幾乎對任何人都不相信,對任何勸諫都懷疑,結果把本來對自己忠心耿耿的人推向了敵人那邊。
吳將全禕、全端、全懌等投降司馬昭之後,諸葛誕的謀士蔣班、焦彝曾獻計說:「城中糧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吳、楚之眾,與魏兵決一死戰。」哪知諸葛誕聽後大怒道:「吾欲守,汝欲戰,莫非有異心乎?再言必斬!」二人只好仰天喟歎:「誕將亡矣!我等不如早降,免至一死!」於是出城投降了司馬昭。其他敢戰之士見狀,自然不敢言戰。
後來,當城中糧盡,軍士漸漸餓倒時,文欽前來與諸葛誕商議:「糧皆盡絕,軍士餓損,不如將北方之兵盡放出城,以省其食。」諸葛誕大怒道:「汝教我盡去北軍,欲謀我耶?」接著不容分辯,拉出去便斬了。文欽死後,他的兩個兒子文鴦、文虎當即殺死數十人,投降魏軍,並回到城外勸降,瓦解諸葛誕的軍心。
蔣班、焦彝的建議雖不是上策,但在糧少兵多、不宜持久的情況下,為打破僵持被動局面,無疑是個良策。文欽眼看軍士們已經漸漸餓倒,在既不准出去,又無救兵的情況下,為能節省糧食,以便長期堅守,建議放出北方之兵,也不失為可行的方案。但諸葛誕不去考慮他們所提意見本身的合理性,只因一己的成見或宿怨,就一口咬定別人有異心、想要謀害自己,這樣的心態,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糕。
另外,他在人事方面的處理也有不妥之處;一個用「再言必斬」相威脅,一個則不由分說地推出便斬,結果非但使當事人及其親屬毅然投奔敵方陣營,且使其他人或不敢說話,或「皆欲投降」,甚至主動獻上北門。因此,諸葛誕形式上雖仍統有重兵,但實際已成了孤家寡人。
《孫子兵法•九地》中說:「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意指吳國與越國雖然互相仇視,但當他們共乘的船隻渡河遇到大風時,也能像一個人的左右手那樣,互相救助。孫子的這段話主要是告訴我們,環境可以促人團結,但從另一個角度也告誡我們:在利益一致,哪怕是暫時一致的情況下,定要盡棄前嫌、團結一致,才能戰勝共同的敵人,保存自己。諸葛誕正是忘記了這個道理,無端地猜忌別人,最後既害了別人,又害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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