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被塑造為一個全能的智慧的化身。而在羅貫中的筆下，諸葛亮的蓋世奇才是在紛紜複雜的政治、軍事鬥爭中逐步顯示出來的。如果說，「隆中決策」第一次表現了諸葛亮的戰略眼光，「火燒博望」第一次表現了諸葛亮的軍事藝術的話，那麼，「舌戰群儒」便第一次表現了諸葛亮的雄辯才能。

　　歷史上，諸葛亮確曾出使江東，說動孫權與劉備聯盟，共同抗拒曹操，但卻並無諸葛亮與孫權手下的謀士展開論辯的記載。東吳方面的薛綜、程秉（字德樞）均於建安十五年（210年）交趾太守士燮歸附孫權以後才被任用，張溫是在黃初二年（221年）孫權封吳王以後才任職， 自然都不可能在建安十三年（208年）與諸葛亮進行什麼爭論。所以，此事應屬子虛烏有。然而，歷史文學不是史籍的奴隸，它不僅可以描寫歷史上曾經有過的事，而且有權虛構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可能發生」的事。元代的《三國志平話》就虛構了諸葛亮會見孫權時，當著孫權的面與張昭等東吳謀士進行戰、和之爭的情節，他時而高聲斥責張昭等人，時而「結袍挽衣」，當眾殺死曹操派來的使者，企圖迫使孫權與曹操對立，顯得剛武、急躁而魯莽，而缺乏雍容儒雅的名士風度。《三國演義》對這一情節進行了根本的改造，生動地表現了諸葛亮的雅量高致、從容氣度和無礙辯才。

　　小說第43回寫曹操奪取荊州以後，劉備敗退江夏，處境艱危，諸葛亮應魯肅之邀來到柴桑，欲與孫權共商聯合抗曹大計。孫權聞報，吩咐道：「來日聚文武於帳下，先教見我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顯然，這位年輕氣盛的雄主（按：孫權此時年僅二十七歲，不肯示弱於人），有意要讓諸葛亮見識見識江東的人才。

　　此時，面對大兵壓境的曹操，以張昭為首的江東大多數謀士都恐懼不安，主張投降。其理由，一方面是認為曹操無法抗拒：「曹操擁百萬之眾，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既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勢不可敵。」 另一方面是認為降曹有好處：「如降操，則東吳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而諸葛亮到江東的目的卻是要建立孫、劉聯盟，共抗曹操。雙方的主張尖銳對立。在這關鍵時刻，雙方都想說服孫權接受自己的主張，及早作出決斷。因此，一場爭論是不可避免的。

　　果然，當諸葛亮來到孫權的幕下，與張昭等人一一相見之後，這些主降派便迫不及待地挑起了論戰。

　　首先出馬的是張昭。這位「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老謀深算，談鋒甚銳。他避開和、戰這個中心問題，而對諸葛亮的才幹大作文章，企圖在精神上壓倒對方。一開始，他稍作迂迴 ，明知故問：「久聞先生高臥隆中，自比管、樂，此語果有之乎？」諸葛亮不卑不亢，坦然回答：「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張昭自以為抓住了口實，立即大舉進攻。一方面，他極口稱贊：「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真濟世之才也。」另一方面，他大肆攻擊諸葛亮：「劉豫州（按：劉備曾任豫州牧，故以此稱之）未得先生之前，尚且縱橫寰宇，割據城池……。何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乃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初也。」從而諷刺諸葛亮根本無法與管、樂相比。這番話，語言刻薄，用心險惡：既然諸葛亮是累敗之將，連劉備都輔佐不好，還有什麼資格來說服孫權抗擊曹操呢？

　　面對張昭的惡語攻擊，諸葛亮不急不躁，沈著應戰。首先，他以病重之人應逐步調治作比喻，指出劉備三顧茅廬之前，「軍敗於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千，將止關、張、趙雲而已」；正是自己出山以後，才使劉備集團有所發展。接著，他分三個層次駁斥了張昭對自己的攻擊：第一，儘管劉備在新野時「甲兵不完，城郭不固，軍不經練，糧不繼日，然而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輩心驚膽裂，竊謂管仲、樂毅之用兵，未必過此。」第二， 劉琮投降曹操，劉備並不知情，而又不忍奪同宗之基業；在形勢突變的危難關頭，劉備仍不忍拋棄百姓，這都是大仁大義。第三，儘管劉備遭到當陽之敗，但「寡不敵眾，勝負乃其常事」，有什麼可指責的？當年漢高祖不是曾屢敗於項羽，最後一戰成功嗎？這樣一來，張昭諷刺諸葛亮無法與管、樂相比的論調就完全站不住腳了。在此基礎上，諸葛亮反脣譏諷張昭等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像這樣「虛譽欺人」的「誇辯之徒」，才真要被天下人嘲笑呢！這番話，理直氣壯，有根有據，正打中主降派在強敵面前「臨機應變，百無一能」的要害，所以「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

　　主降派見通過貶低諸葛亮來堵住他的嘴這一手沒能奏效，不得不把論戰引到和與戰的問題上。這時，虞翻問道：「今曹公兵屯百萬，將列千員，龍驤虎視，平吞江夏，公以為何如？」他滿以為可以用曹操的洶洶氣勢嚇倒諸葛亮，證明投降的合理性。沒想到諸葛亮絲毫不為所動，反而輕蔑地說：「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合之眾，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無論如何也不相信諸葛亮不懼曹操，指責諸葛亮「大言欺人」。諸葛亮則以事實說明劉備集團儘管力量單薄，卻並不害怕曹操；隨即話鋒一轉，指出江東兵精糧足，且有長江之險，然而張昭、虞翻之流卻「欲使其主屈膝降賊」，豈不可恥？這有力的對比，使虞翻無話可說。這樣，諸葛亮又贏得了一分。

　　另一位主降派步騭，見諸葛亮議論風發，言詞犀利，不由得問道：「孔明欲效儀、秦之舌 ，遊說東吳耶？」儀、秦指戰國時期著名的縱橫家張儀、蘇秦，二人都擅長雄辯，步騭視之為只會搖脣鼓舌的說客，欲以此來貶低諸葛亮。這種避開論戰的實質，單就對方的口才做文章的手法，正好暴露了問者自己的無能和虛弱。諸葛亮接過話頭，指出蘇秦、張儀都堪稱豪傑，二人「皆有匡扶人國之謀，非比畏強凌弱，懼刀避劍之人也。」隨之又反戈一擊：「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偽之詞，便畏懼請降，敢笑蘇秦、張儀乎？」這又刺中了主降派在危難臨頭時只知保全自己的怯懦心理。對此，步騭除了「默然無語」，還有什麼辦法？

　　主降派見強弱之勢壓不倒諸葛亮，又祭起「名分」、「地位」的法寶。於是，薛綜吹捧曹操「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歸心」，指責劉備「不識天時，強欲與爭，正如以卵擊石」；陸績也聲稱：「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後。劉豫州雖云中山靖王苗裔，卻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席販屨之夫耳，何足與曹操抗衡哉！」針對這種論調，諸葛亮來了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以士大夫最看重的「忠孝」觀念為依據，痛斥薛綜吹捧曹操之論為「無父無君之言」，使薛綜「滿面羞慚，不能對答」。又批評陸績之論為「小兒之見」，使陸績也為之「語塞」。

　　這時，主降派陣腳已亂，但又不甘服輸，只好又轉移話題。嚴畯詢問「孔明治何經典」，程德樞則指責孔明「未必真有實學，恐適為儒者所笑耳」。對於這些無關和、戰大計的問題，諸葛亮也不輕易放過。他指出伊尹、子牙、張良、陳平等安邦定國的大賢，都並非尋章摘句，舞文弄墨之徒。他把儒者分為「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指出前者是要建功立業，利國利民，「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而後者「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實在毫無價值。這番振聾發聵的見解，表現了諸葛亮高邁的胸懷和遠大的目光，對那些不明大義，沾沾自喜於一孔之見的「小人之儒」無異於當頭棒喝，難怪嚴畯、程德樞都「低頭喪氣而不能對」。

　　經過這幾個回合的交鋒，主降派的精神武器被一一剝奪，不禁「盡皆失色」，諸葛亮取得了出使江東的第一個勝利。

　　本篇情節相當簡單，卻十分耐讀。統觀全篇，可以看到這樣幾個特點。

　　其一，論戰雙方都是謀士，論戰主要圍繞著謀士的志向、見識、才幹、如何輔佐其主等方面進行，而對於決定和、戰大計的關鍵問題--曹操究竟可不可怕，主戰究竟能否獲勝- -則未正面展開。這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作者有意留給隨後的「諸葛亮巧說孫權」一節的。兩節各有側重，不僅避免重複，而且有利於表現諸葛亮的智慧和辯才。由此可見作者構思之縝密。

　　其二，諸葛亮的目的是要爭取建立孫、劉聯盟，所以在論戰中只是在精神上壓倒主降派，而不願窮追猛打，可謂有理有節，留有餘地。

　　其三，在這場脣槍舌劍的論戰中，諸葛亮高屋建瓴，洞察全局，對於對手的根底瞭如指掌，因而完全掌握了論辯的主動權。他時而義正詞嚴，時而語含調侃，輕鬆自如，遊刃有餘，口若懸河，妙語連珠。讀著這一段段音調鏗鏘的辯詞，真是一種美的享受。

（本文選自《三國漫談》一書）

最新更新日期：2002.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