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66年當我來到緬因大學時，哥哥給我的老舊休旅行車上還貼著那張高華德貼紙，雖然已經褪色，而且破破爛爛，但「AuH2O-4-USA」的字跡依然清晰可辨。等到我在1970年離開學校時，我連車子都沒有了，有的只是一把大鬍子、披肩長髮，以及貼著「尼克森是戰犯」貼紙的背包，而粗布外套領子上別著的領章上面寫的是「我真不是個幸運兒」。我想，大學永遠是蛻變的時刻，是童年結束前最後一次天翻地覆；可是我懷疑，最驚天動地的大轉變莫過於1960年代末期在大學求學的年輕人所面對的天翻地覆。

　　這年頭大家差不多都不再談論那些日子的事情了，不是因為我們已經忘了那段時光，而是因為無法重拾那時候交談的語言。每當我試圖談論六Ｏ年代（或思考六○年代的種種）時，心中總交織著恐懼與歡欣的情緒。我的眼前浮現喇叭褲和地球鞋，鼻子聞到大麻、香料和薄荷的味道，耳朵聽到唐納凡•里奇甜美的歌聲唱著那首關於亞特蘭提斯的蠢歌。直到現在，碰到失眠的夜晚，我仍然會想起那深奧的歌詞。年紀愈大，我就愈沒辦法只聽他甜美的歌聲，不去聽那愚蠢的歌詞。我得提醒自己，當時我們年紀都還小，傻傻地躲在蕈傘下過著多彩多姿的生活，還一直以為那小小的蕈就是大樹，在天空為我們遮風擋雨。我知道這麼說沒什麼意義，但我已經盡力了。亞特蘭提斯萬歲！

【2】

　　大四那年，我搬到學校外面，住在迷幻天地──止水河畔的老舊木屋，但是我在1966年初抵緬因大學的時候住在錢伯倫舍。那裡是由三棟學生宿舍組成的住宿區：分別是錢伯倫舍（男生宿舍）、金恩舍（男生宿舍）和法蘭克林舍（女生宿舍）。離宿舍不遠的地方有一家豪優克餐廳。餐廳其實離宿舍不遠，大約只有200公尺遠，但是在寒風刺骨的冬夜、當室外溫度降到零度以下時，餐廳似乎變得十分遙遠，因此豪優克有個別名叫做「曠野上的宮殿」。

　　我在大學裡學到很多東西，但絕大多數不是在教室裡學的。我學會怎麼樣一面親吻女孩子、一面戴上保險套（這是每個男生必備的技能，但常受忽視）；學會怎麼樣把450克的罐裝啤酒咕嚕咕嚕一飲而盡，而不會嘔吐；也學會怎麼樣利用課餘之暇多賺點外快（大部分都是幫比我有錢的孩子寫期末報告賺來的）；我還學會如何避免加入共和黨，儘管我的家族裡有一堆共和黨員；還有如何高舉牌子、走上街頭，嘴裡唱著：一、二、三、四，我們不會為你打這場該死的戰爭，以及嘿、嘿，詹森，你今天又殺了幾個年輕孩子；我也學會在警方施放催淚瓦斯時設法避開，如果沒辦法避開，就要用手帕或頭巾罩住口鼻，然後放慢呼吸；還學會在當警棍齊發時側躺在地上，把膝蓋屈起貼近前胸，用手抱著頭部。1968年，我在芝加哥學到的教訓是，不管你把自己保護得多好，警察還是可以把你打得半死。

　　但是在學會這些事情之前，我先領略了紅心牌戲的樂趣和危險。1966年秋季那個學期，錢伯倫舍三樓的16個房間總共住了32個男生，到了1967年1月的時候，其中19個人不是搬出去、就是被當掉，成為紅心牌戲的受害者。那個學期，紅心牌戲彷彿惡性流行性感冒般，威力橫掃整個三樓，只有三個學生完全免疫。一個是我的室友奈特．霍伯斯坦，一個是三樓舍監大衛．迪爾波，還有一個是史托克．瓊斯，不久錢伯倫舍眾生就開始稱他「哩噗－哩噗」。有時候，我覺得我想說的是哩噗－哩噗的故事；有時候，我覺得我想說的其實是科克的故事（當然，後來大家都叫他科克艦長），在那些年間，科克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有時候，我覺得我想說的是凱若的故事。其實多半時候，我認為我真正想說的是1960年代的故事，雖然我總覺得不太可能說得明白。不過在談這些事情之前，我最好先解釋一下什麼是紅心牌戲。

　　科克艦長曾經說過，對笨蛋來說，惠斯特牌戲等於橋牌，而對真正的笨蛋來說，紅心牌戲才是橋牌。我對這個說法沒什麼意見，儘管我覺得這麼說有點沒搔著癢處。重點在於紅心牌戲很好玩，當你拿它來賭錢時，很快就會不可自拔──當時錢伯倫舍三樓的行情是每一分積分值5分錢。玩紅心牌戲的理想人數是四個人，所有撲克牌都發出去後，就開始玩牌。每一手牌共有26分：13張紅心牌，每張牌都算1分，但單獨一張黑桃皇后（我們稱之為「婊子」）就值13分。當四個人之中有一人的積分達到100分時，牌戲便告結束，積分最少的人是贏家。

　　在我們的馬拉松牌戲中，其他三個輸家要根據他們的積分與贏家的差距吐出錢來。例如，如果牌戲結束時，我的積分比艦長多了20分，那麼依照每一分值五分錢的算法，我就得付他1元美金。你會說，這不過是小錢而已，但那時候是1966年，對住在錢伯倫舍三樓半工半讀的窮學生而言，一塊錢可不只是零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