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殺胡雪巖
一八八三年十一月初，胡雪巖經歷了人生中最痛苦的煎熬──他一生苦心經營的金融帝國即將瓦解。這是一個用兩千萬兩銀子打造成的超級神話，如果以糧食的購買力來估算，一兩銀子大約相當於今天的兩百元人民幣（約新台幣八百八十元左右），也就是說，胡雪巖的金融帝國大約擁有四十億元人民幣（約新台幣一百七十六億）總資產。然而，此時胡雪巖卻面臨著一場致命的「完美」風暴。
十一月初，他有一筆五十萬兩的匯豐銀行債務必須償還，這筆債務讓他備感焦慮。在正常情況下，以他的財富規模，不至於受區區五十萬兩銀子所困。不幸的是，對手已布下天羅地網，胡雪巖難逃被圍獵的命運，他隱隱有種不祥之感：「市面太壞，洋人太厲害，不知如何才能脫身？」
胡雪巖的正面敵人就是英國的怡和洋行，此時雙方正因生絲生意的霸主地位展開激烈競爭。
在整個一八七○年代，洋行掌控了中國生絲出口的定價權，生絲價格持續下跌，十年間跌了一半，江浙一帶的絲農苦不堪言，當地絲商慘澹經營，高額利潤盡由洋行所鯨吞。
胡雪巖開始介入生絲生意後，對洋行的高壓控制有了切膚之痛。眼看絲農被洋行敲骨吸髓，陷入破產境地，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奪取生絲貿易的定價權，迫使洋行在價格上讓步。他開始仔細尋找洋行價格控制體系的破綻。洋行控制了生絲貿易融資、國際匯兌、外銷管道和航運保險，又有大英帝國的炮艦做後盾，似乎難以戰勝。然而胡雪巖還是看到洋行的死穴——難以控制生絲的生產源頭。
胡雪巖決心佔據生絲源頭的戰略制高點，一舉擊破洋行對生絲的定價霸權。
機會終於在一八八二年到來。初春，胡雪巖深入生絲產地進行調查，在與當地生絲商人交流過程中發現，當年的生絲收成減少，供貨將會嚴重不足。他立刻抓住時機，開始悄悄行動，在江浙育蠶村鎮四處採購，廣發訂金，控制貨源。
五月，市場估計生絲收成可達八萬包，到了八月份，顯然收成被多估了兩萬包。
已經完成生絲貨源控制的胡雪巖立刻部署總攻。他動員自己龐大金融帝國的資金，將上千萬兩白銀全部投入這場中國商業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決戰。到了一八八二年夏天，他一共囤積了近兩萬包生絲，佔全部貨源的三分之一強。為徹底控制價格，他力邀絲業同行組成生絲價格同盟，堅持高價出售，試圖一舉拿下生絲的定價權。
這一招果然奏效。怡和洋行突然發現，不出更高的價錢就買不到生絲，他們試圖各個擊破，但胡雪巖籬笆紮得緊，稍有規模的絲商都被知會，要遵守共同約定的報價。上等生絲在倫敦每包售價僅僅十六先令六便士，但上海的絲價，由於胡雪巖的收購和操縱，折合英鎊竟達十七先令四便士。洋行的邏輯是，自己對生絲價格有組織的打壓不算操縱，但中國有組織的反抗卻算操縱。這樣的邏輯到今天仍大行其道：美國狂印美鈔不算操縱匯率，而中國的反制應對卻被判定為操縱匯率。
怡和洋行在無奈之下，只能請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出面斡旋。當時的中國海關由英國人負責，不過這並不是清朝為了吸引外國人才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而是英國打敗清朝後，為了確保清朝能準時付賠款，而任命英國人看管中國海關。
赫德在二十八歲就執掌了大清海關，是典型的少年得志，但和胡雪巖比起來還稚嫩得多。他以邀請胡雪巖合夥辦絲廠為誘餌，以「市價以外，另送佣金」為條件，企圖說動胡雪巖在價格上讓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門求購，開出的價格是按當時市價再加八百萬兩白銀，經過談判後，同意加到一千萬兩白銀。只要胡雪巖點頭，相當於今天二十億人民幣（約新台幣八十八億）的毛利就到手了。形勢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巖拒絕了，他要更高的價格。
此時，歐洲的蠶絲卻見豐收，倫敦和歐陸市場能夠不顧中國的歉收，洋行轉而尋求收購歐洲本土生絲。到了一八八三年年關，絲價大跌，一半絲商推遲結算，幾家大絲行破產。胡雪巖試圖邀集絲商將來年的新絲再次收盡，迫使洋行屈服，結果無人回應。
上海市場生絲成交清淡，買賣雙方僵持了整整三個月。此時，雙方較量的就是資金的實力了。
怡和洋行並非一般洋行，它後頭有十七大國際銀行家族中起家最早、勢力最大的英國霸菱銀行（Barings Bank）撐腰。在十九世紀，霸菱家族號稱是「歐洲第六大強權」，發跡比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更早，在國際金融領域曾是眾所公認的老大。有此強援，怡和洋行在與胡雪巖的對峙中，始終處於不敗之地。
因此，胡雪巖逐漸落於下風。畢竟想維持價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對加盟絲商的利益補償、高價收購生絲、提高訂金比例、不菲的貨棧費用、巨大的融資成本、運輸、保險、人工全都要錢。驚人的資金積壓使胡雪巖的現金流日益吃緊。
此時，早將這一切看在眼裡的北洋派幹將盛宣懷開始行動了。他正密謀「廢掉」胡雪巖。
胡雪巖與盛宣懷並無太深的個人恩怨，只是各為其主罷了。胡雪巖的後台是當時的兩江總督左宗棠，在平定新疆叛亂的過程中，胡雪巖作為其總後勤，運用自己阜康錢莊的信用和金融網路，於一八六七年首創以海關關稅為抵押，向洋行和外資銀行舉債，十四年中，為左宗棠的軍事行動融資一千六百萬兩白銀，為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歷史殊勳立下汗馬功勞。一八八三年讓他陷入絕境的五十萬兩匯豐銀行債務，正是他以自身信用為收復新疆的戰爭債務所做的擔保，如果官府的錢不能準時到位，他就只好自己掏錢墊付給匯豐銀行。
盛宣懷的後台則是北洋大臣李鴻章。李鴻章與左宗棠的矛盾天下皆知。一八六、七○年代，清帝國出現了嚴重的邊疆危機。在西北，中亞的阿古柏利用當時清帝國西北地區的民族與宗教矛盾，在英、俄等列強支援下入侵新疆，成立所謂的「浩罕國」；不久，俄軍佔領邊防重鎮伊犁，西北塞防形勢危如累卵。在東南則有日本挑起侵略臺灣的嚴重事端，中日之間戰事一觸即發。太平天國十四年戰爭之後，清帝國府庫一貧如洗，國家財政已無力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然而，李鴻章代表的「海防派」主張強化海軍為優先要務，為此不惜放棄新疆；而左宗棠堅持「塞防」絕不可廢，應以武力鎮壓新疆叛亂。雙方矛盾的焦點就是「籌餉」問題，如果朝廷決定「海防」優先，則鉅額資金將流進北洋派的勢力範圍，若確立「塞防」國策，則左宗棠必然實力大增。這是一場關乎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激烈競爭。
最終，左宗棠勝利收復新疆全境，聲望地位一時壓倒了李鴻章。此時，中法戰爭又陰雲密佈，左宗棠再次主戰，李鴻章再度主和。李鴻章生怕大筆資金再度流入主戰派手中，致使北洋系經費來源不足，因此決定發動「倒左」攻勢。打仗打的是錢糧，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廢掉左宗棠的「錢袋子」胡雪巖。
盛宣懷想徹底整垮胡雪巖並非易事，他也只能截斷北洋系控制下的上海道應付給胡雪巖的五十萬兩協餉，這筆錢正是朝廷償還匯豐銀行的欠款。不過胡雪巖畢竟是玩金融的，身在上海的資本市場中心，無論是向匯豐銀行提出貸款展期、向其他外國銀行拆票，或向上海錢莊票號同業拆借，抑或將價值近千萬的生絲進行抵押貸款，加上他還有上萬畝土地、莊園等不動產，以及二十多家典當鋪、連鎖票號和胡慶餘堂藥店等龐大經營性資產，籌措五十萬兩銀子並不是件太難的事。
因此，盛宣懷不僅要掐斷胡雪巖的官府資金來源，更要斬斷胡雪巖在資本市場上的融資通道。然而，這絕不是盛宣懷能單獨完成的；他必須聯合上海金融市場上真正具影響力的人，才能在胡雪巖背後捅上致命的一刀。
洞庭山幫：暗算胡雪巖的幕後黑手
在上海，胡雪巖的信譽不錯，又有主管上海的兩江總督左宗棠為靠山，平時也廣交商圈，才能組成強大的絲商聯盟，向洋行挑戰。那麼，誰能左右所有外國銀行的決定，同時還能控制上海全部錢莊票號、典當鋪，讓所有人同時拒絕讓胡雪巖融資？
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強大金融買辦帝國的締造者──席正甫。席家來自洞庭東山，號稱「洞庭山幫」，與國際銀行家一樣，可謂相當低調。
外國洋行剛進入中國做生意時，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面對陌生的商業環境和政府關係，若想擴大業務，勢必要借重當地華人之力，這就是洋買辦的起源。洋買辦往往以獨立商人的身份與外國洋行「合作」，先向洋人繳納高昂的「保證金」，擔保生意虧損時能以保證金賠償，但也享有生意的收入抽成。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為拓展洋行的業務而殫精竭慮，除了結交官府掌握政府資源，也需經營商業圈的關係，將觸角伸向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編織著層層關係與金錢的網絡，疏通種種管道；他們的前臺是商場，後臺是洋場，舞臺是官場。外國的資本透過洋買辦滲透進中國的經濟血脈，外國的商品湧向中國的大城小鎮，外國的精神顛覆了中國的意識，外國的利益捆綁了中國的權貴精英。沒有洋買辦，洋人的業務在中國將寸步難行，洋人的勢力在中國也會一事無成。
當胡雪巖領導本土的金融和商貿力量開始挑戰洋行時，他不僅直接威脅了洋行的商業利益，更威脅了洋買辦階層的切身利益。
一八七四年，席正甫成為匯豐銀行的洋買辦，繳交兩萬兩銀子保證金後，取得了控制上海金融市場的通行證。席正甫的能力沒有讓匯豐銀行失望，剛到?豐，他就談定了清廷向匯豐進行政治借款兩百萬兩白銀的大單；清政府以鹽稅做抵押，年息八％，分十年償還。席正甫因而一炮而紅。
在席家的運作下，匯豐先後經理了滬寧、廣九、滬杭甬、津浦、京奉、湖廣、浦信等鐵路貸款，席家從中獲取了高額抽成。在發行紙幣方面，匯豐也成效卓著，其紙幣流通堪稱外國銀行之最，範圍遍及長江、珠江流域，在華南，更幾乎代替了清廷貨幣的地位，成為計價流通的工具。一八九三年，洋務派知識份子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銀票（紙幣），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瞧虛實，不論多少，為所欲為。聞英商匯豐銀行在奧通用之票百餘萬，該行已獲利二百萬之譜。」
在招攬存款方面，席家同樣出手不凡。達官貴人為了「安全保險」起見，紛紛將資本存放在政府難以管轄的匯豐帳戶，不在意利息很低 。據統計，長期在匯豐開戶的客戶中，定期存款在二千萬兩以上的有五人，一千五百萬兩以上的二十人，一千萬兩以上的一百三十人，百萬兩和數十萬兩級別的更難以估算，席家從中獲取的佣金更是天文數字。
在席正甫的打拚下，匯豐在上海的業務總量大大高於香港總行，英國人也承認：「匯豐銀行的總行雖在香港，但一般說來，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當席正甫與英國方面的「大班」（舊時對外國公司、洋行經理的稱呼，指當時中外通商的經紀人）發生意見衝突時，總部都以席正甫的意見為準，且不惜撤換英國大班。
席正甫不僅在匯豐一言九鼎，對上海的錢莊票號也是說一不二。
當時，由於在上海的錢莊票號自有資金不過幾萬兩銀子，生意難以做大。席正甫率先開展拆票業務，向錢莊和票號提供無需抵押品的信用貸款模式，大幅提高本土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這些有實力的錢莊以自身信用出具的遠期匯票，在五至二十天的時間裡，向匯豐或其他外國銀行進行以莊票抵押的短期融資。這麼一來，僅有七、八萬兩銀子的錢莊，可以用莊票抵押給匯豐，從而借出大量資本進行商業貿易放貸，其規模可高達七、八十萬兩。由於匯豐的存款金額龐大且利息成本低，在向錢莊拆票的過程中可收取高額利息，因而賺取了存貸之間的利差。一八七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字林西報》報導，上海錢莊「用外國銀行資本做生意，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近三百萬兩的放款，竟為維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轉所必需的數量」。當銀根低於這個數額時，整個商業活動將立刻受到明顯影響。
透過拆票業務，匯豐實際上控制了上海錢莊和票號的資金來源。匯豐的手略微一鬆，市面上的銀根就寬裕，反之，銀根就趨緊。匯豐銀行所獲得的中國鉅額廉價儲蓄，大幅增強了它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控制能力，實際上更已成為「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正由於匯豐控制整個上海、乃至全國的銀根鬆緊，而席正甫又擁有匯豐銀行的貸款簽字權，所以上海的錢莊業爭相拉他入股，實現利益捆綁，席正甫對上海的本土金融機構因而具備了絕對的影響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巖。一八七八年，胡雪巖為左宗棠辦理的三百五十萬兩匯豐銀行借款，就與席正甫有關。
席正甫不僅自家三代獨攬匯豐的買辦職位，同時還利用他本身的影響力，將席家其他子弟陸續安排進入外國銀行體系。無論是英國系的麥加利（渣打）、有利、德豐銀行，還是法國系的東方彙理、中法工商銀行，德國系的德華銀行，俄國系的俄華道勝銀行，比利時系的華比銀行，美國系的花旗、運通、美商信濟銀行，日本系的橫濱正金、住友銀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根據不完整的統計，一八七四至一九四九年的七十五年間，在上海先後開設的外資銀行有二十餘家，而席氏包攬了其中十三家的買辦席位。
隨著席正甫的勢力成長，連李鴻章和左宗棠都要爭相籠絡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見席正甫，畢竟他是大財主，無論是「海防」還是「塞防」，離開錢都是空談。李、左二人對席正甫的拉攏都很盡心，他們還保舉席正甫擔任政府官員，但席正甫毫無興趣。後來在李鴻章的再三推薦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頂戴。這與席正甫的刻意低調很不協調；近乎隱居的他連洞庭東山的商圈聯誼活動都從不參加，上海的媒體報導中也極少出現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後運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至於盛宣懷與席正甫的關係就更密切了。盛宣懷在打垮胡雪巖後成立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時，席正甫是幕後主要支持者，兩人在生意上關係密切：在盛宣懷的帳單上出現了與席正甫相關的「匯豐銀行英鎊與銀帳」；席正甫但有所求，盛宣懷也無不滿足；席家的許多親友紛紛被安排進盛宣懷的體系內任職，雙方的利益徹底互鎖。
當清廷準備成立官商合辦的中央銀行——戶部銀行時，洞悉私有中央銀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戶部銀行共發行四萬股，其中官方認購一半，私人認購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幾個兒子紛紛入股戶部銀行，其中席家長子席立功就以不同身份擁有一千三百二十股。戶部銀行改名大清銀行時，席家安插了四個兒子在其中擔任要職，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時，席家又成為大股東，並掌管外匯業務，成為宋子文系的同盟。
國民政府成立中央銀行時，席家更直接變成官股投資人，並代表官股參與中央銀行董事會決策，同時還把持了國民政府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央造幣廠廠長等要職，更代表國民政府參與籌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並成為國民政府的代表。
席家脈系之龐大，涉及中國金融領域之廣泛，在外國銀行體系、官方銀行體系、上海錢莊票號體系、政府金融主管部門影響力之深，在中國近百年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席家所掌握的強大中外金融資源，對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影響非常深遠，在後續章節還會繼續介紹。
如果胡雪巖不在生絲問題上挑戰洋行的核心利益，席正甫與胡雪巖的關係應可維持得不錯。然而，匯豐銀行的股東正是這些大洋行，洋行成立匯豐的初衷就是為了在殖民地擁有自己的「中央銀行」，胡雪巖挑戰了匯豐大股東的核心利益，讓股東躁動不安，席正甫豈能容他？
——摘自《貨幣戰爭3》第一章「金融高邊疆的陷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