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國煇研究中國農業史、中日近代關係史都是以台灣為突破口，因為台灣是他出生與生活的歷史基礎，他能切膚感到它的血脈流動。而以往的「正統」歷史研究都以王朝興衰、中央權力鬥爭為中心，從中央帶地方，這雖有利總體的關照，但欠缺基礎的透視，所以他執著從邊緣向中心，從小向大，從「異端」向「正統」的治史態度，以此整理歷史、分析歷史、解釋歷史，以彌補中國總體史之盲點。

◎林彩美

2002年4月15日（戴國煇70冥誕）舉辦戴國煇逝世一周年追思會的同時，出版《戴國煇文集》（遠流出版公司、南天書局）共12冊以茲紀念。

2005年4月15日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舉辦戴國煇梅苑書庫入藏中央研究院人文圖書館儀式（從此改稱戴國煇文庫，詳細請參照《戴國煇先生梅苑書庫入藏中研院人文圖書館紀念冊》，2005年4月15日；或《傳記文學》第86卷第5期，2005年5月16日的拙文與相關文章。）

有些朋友認為戴國煇的事情已告一段落，好意建議我今後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去過自己想過的人生。我只遜謝。因為對我來說所完成的只有前半段，還有後半段更艱難的工作刻不容緩等著我去進行。那就是《戴國煇全集》的資料蒐集和編輯完成，出版才算告一段落，那時候就可以海闊天空任我遨翔。

戴國煇在1996年要從立教大學文學部退休，計畫搬回台灣定居之前，文學部職員金安榮子女士熱情細心為戴國煇編好1964至1995年的著作目錄（包含單行本以及散見於各報章雜誌與收錄於他人著作中的論文、時事評論、書評、隨筆、座談、演講等）。我在準備出版《戴國煇文集》與整理藏書以捐贈中研院的忙亂過程，又陸續發現很多戴國煇親手註明「保、保留、保存」的中日文期刊，與刊登戴國煇文章的中日文剪報等，每有發現即隨手撿拾存放一處。經過記錄、核對，發現有前述著作目錄未編進去的文章和1964年之前與1996至2000年的文章，未發表的遺稿與碩士論文等，字數頗多，加上日文著作未譯成中文部分共約有二十冊之多。

戴國煇是1931年出生，自小學至初中二年級完全以日文受教育，不巧又碰上皇民化運動極狂暴年代，母語的客家話只能在家庭內聽與講，而不會看與寫，被迫過著語言的二元性生活。光復後雖然搭上學習北京話的熱潮拚命學習，但已失去人生學習語言的黃金時段（中小學階段是語文奠基的最佳時機），這個挫折並不小，令他始終惋惜救不回中文底子的貧乏。

1955年出國留學，預定先赴東京、代替其父探望光復後未回台的二哥。再轉美國研究農場經營學，然後回台工作（參照〈吳濁流的世界〉，《戴國煇全集》15）。卻陰錯陽差，在日本一待就是41載（先是與台灣留學生開辦讀書會並組織東大中國同學會而上了黑名單、又被註銷了護照。後來是為了研究的自由與養家餬口之故。）這期間他雖然長年訂閱數種中文期刊、報紙並閱讀中文書籍，但是學習、研究、教學、寫文章都以日文為主。因此1996年搬回台灣之後，由於需要，所以年過65又開始認真嘗試以中文寫作。家裡的書房牆壁到處貼著隨時在書本、報章抄來的佳句與時尚語詞，註上發音，反覆唸讀。寫好文章就要我讀，像小孩斜著頭期待誇獎與肯定，頻頻問：「我的中文進步很多了吧？」

回憶這段往事，他那份執著與用功，使我暗自下定決心，要替他把《戴國煇文集》之外的日文著作與文章譯成中文。加上中文的文章鉅細收齊，依類編輯出版中文全集。閩南語有句俗語「睛盲不畏槍」就是指我這樣的人吧！我竟然也不知天高地厚，竟敢立下如此宏願，我是否太輕信「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待我籌齊大致可出版全集的費用，便大言不慚向外放話要出版全集之消息，逼使自己處於破釜沉舟、無後退之路的處境。但我沒有悲愴，反而樂此不疲。

也曾經有學者與朋友，愛惜戴國煇的日文優美、涵義深邃，建議以原文出版，以保持原貌原味，避免太多錯誤而有傷品質。我不是未動過心，如以原文出版的確省事，而且也符合我已盡到利用我有利的立場，替戴國煇把散落的著述聚集在一起的目的。但想到他之所以要搬回故鄉、在日41載即便被註銷護照，也堅持不放棄做中國人的權利、回台後埋頭努力學習中文寫作的熱情，以及數十年看著他嚴謹不妥協的治學與生活態度，珍惜寸秒光陰堅持寫作。不忍他孜孜積累的成果散佚，雖然他過世前未曾留隻字半句遺言，我逕自認為他想讓1億的日本人讀他的著述，他更希望13億中國人（包括華僑、華人）讀他的著述。再者讓他還想寫、還想講而未及寫出講完的，因有此全集讓後進俊彥來接棒研究，更發揚光大，則他的萬縷遺憾也可減到最小。

何況又有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1970至1988年）的夥伴提議，不妨以日文出版精選集，我欣然接受此寶貴的意見。希望全集出版後，如有餘力，也可著手日文精選集的出版，讓日本人也重溫戴國煇的諄諄諍言。在這中日關係暗雲密布的今日，他識時務的忠言仍鏗鏘有力。

1966年戴以《中國甘蔗糖業之發展》獲得東大農業經濟學博士，受東畑精一老師的引薦，成為第一個以外國人身分進入亞洲經濟研究所工作的研究員。開始嘗試研究台灣農業，並嘗試以台灣為出發點探究近代中日關係史。當時的台灣政治氣氛使台灣島內研究者以研究台灣史為禁忌，不敢公然碰觸。而日本學界視大陸中國為「正在升起的明日之星」，一邊倒向研究中國大陸蔚為熱潮，趨之若鶩，台灣史研究乏人問津。戴國煇深深不以為然，因為他認為日本近代對外出兵（1874年的「台灣出兵」開始），侵略中國、朝鮮、亞洲，是以台灣為起點，怎可跳過台灣不管？他著手研究台灣史、台灣問題、華僑史、華僑問題。在這些專題研究方面均出版專著。1970年，有三位東大研究所學生，宇野利玄（已故）、松永正義（現一橋大學教授）與若林正丈（現東京大學教授）來找戴國煇表明研究台灣史的願望。受這些熱心的學生們再三的懇求，戴終於答應出來主持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會名一開始為東寧會，後來改成後藤新平研究會，每月聚會一次，向會員發送會報，最後改名為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1978年4月30日發行《台灣近現代史研究》創刊號，終刊號發行於1988年10月30日共計六期，同時解散該研究會。）

研究會的共同研究題目，1930年發生在台灣的霧社事件就是其中之一，此成果由戴國煇編著成《台灣霧社蜂起事件──資料與研究》（社會思想社，1981年6月30日。中譯本上下冊，魏廷朝譯，國史館，2002年4月，同時收進《戴國煇文集》出版，引起日本學界的關注與肯定。在台灣史研究戴不但起了帶領作用，也掀起了台灣史研究在日本的一波波漣漪。

戴國煇研究中國農業史、中日近代關係史都是以台灣為突破口，因為台灣是他出生與生活的歷史基礎，他能切膚感到它的血脈流動。而以往的「正統」歷史研究都以王朝興衰、中央權力鬥爭為中心，從中央帶地方，這雖有利總體的關照，但欠缺基礎的透視，所以他執著從邊緣向中心，從小向大，從「異端」向「正統」的治史態度，以此整理歷史、分析歷史、解釋歷史，以彌補中國總體史之盲點。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未設會章，只有三點共識：（一）不忘初衷與不預設結論，治史態度始終如一；（二）不拘泥於「正統」；（三）不涉政治。以上三點可為戴國煇治史態度憑據。

戴國煇研究台灣史、中日關係史、客家問題、華僑史、華僑問題、霧社蜂起事件、二二八事件……他曾揶揄自己正在「漫反射」，其實他是有意識地從邊緣射回中央，他最終想寫的是台灣的通史。

他畢生的努力也是為建立良好的中、台、日關係而著書立論，他認為歷史不能遮遮掩掩，應攤出來一一探討，加害方應道歉、賠償；被害方應記取歷史教訓，可恕不可忘，才不致重蹈歷史覆轍。戴主張我們要知日，而不是媚日，也不是抗日與反日。要探討如何從血的教訓中，建立中日友好關係和東亞永恆的和平，也必須建立從台灣看近代中日關係史的新觀點。

最後由衷感謝中研院史語所等相關各所襄助全集出版經費，遠流出版公司王榮文董事長對出版《戴國煇全集》的熱心支持和對戴國煇義無反顧的情義相挺，文訊雜誌社不計盈虧、見義拔刀相助，於2008年底代為挑起重擔，步履鏗鏘、踏實往前進，封德屏總編輯、江侑蓮、王為萱正副執行編輯夙夜匪懈，竭誠付出，張錦郎老師嚴緊督促，王曉波教授、吳文星教授、林水福教授、中研院研究學者劉序楓先生、張隆志先生，以及陳淑美女士等，暗中為《全集》賣大力。譯者諸兄姊的努力和審校、校訂的諸位先生女士們的貢獻，在此我也要特別表達深深的謝忱。

對於我的家人十年來有形無形的付出與全面支持，並讓我「為所欲為」，也要深表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