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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閩南方言基本字典」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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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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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字的由來 首先要從「閩」這個字的由來談起。「閩」，現在雖然是福建省中國東南部靠海的省份的別名，但是在古代卻是「東南越」一帶地方土著民族的名稱。也可以說，東南越的土著民族，在秦漢時代已分布在現今的浙江、福建交界一帶。漢朝許慎著作「說文解字」時解釋這個「閩」字為「東南越蛇種」。請看：「閩」字的構成，從「門」從「虫」；「門」是音符，「虫」是義符。依我看，這義符「虫」，可能就是許慎解釋做「蛇種」的由來，就是說許氏據字形而做的解釋。如今我們似乎可以用民俗學的眼光，把「閩」解釋為：以蛇紋的形狀做「圖騰」（Totem）的民族，並不是「蛇」變「人」，這樣比較合理。 「閩」「越」的歷史遺跡 關於「東南越」以及「閩」的歷史記載，今天看來，雖然覺得有些渺茫，帶原始性，但是名稱卻一直留傳下來。清朝的經學學者樸學大師陳壽祺著作《福建文苑傳》（文人的傳記）時，還用「東越」代替「福建」地名，叫《東越文苑傳》，以發慕古的幽情──稱謂很古雅，內容則與原始民族亳無關係。 近來，隨著考古學的發達，盛行發掘工作，埋沒在地下的古蹟也陸續出現。據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九月廿九日，美東版中國時報的報導，在福建省的西北境掘出的「古越城」便是漢初閩越國王城，距離現今兩千二百多年了，但是宮殿建築猶完整地出土，據此可知，在漢朝時土著民族在此有絕對的勢力。 「閩」、「越」交界的地方，其實早在秦代就以「閩中郡」的名稱出現在中國古代史上，只是記述不很詳細而已。四十多年前，我撰寫《福建語研究導論》時，也許因為涉獵不廣，還沒能找到有關此地的較為具體的資料，一直認為「閩中郡」只是虛名，到後代隨著漢朝的拓疆事業，才開始漢化，進入漢民族的活動範圍裏。又從報紙上得知（民國七十一年十月廿九日，美國東部僑報所載）：在福建省的北部、浦城縣的縣境上發見了「漢陽城」的遺址。據報導，這城址是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一百一十一年──時，東越王余善背叛了漢王朝時所築建的城堡，距今兩千一百年。這兩處的發掘證實了漢民族在秦、漢朝之間在閩越──包括現在的浙江南部、福建北部──一帶征戰活動。 晉室偏安，漢族文化入閩 在繼漢朝而興的晉朝時，漢族似再進一步南下，到達現在的福建南部閩南泉州附近。根據《太平寰宇記》（宋朝、樂史著）的說法，晉時塞外民族──五胡──擾亂中原造成晉懷帝永嘉（公元三○七∼三一二）年間的兵亂，迫使東晉渡江，而連一些貴族紳士也避難來到以泉州為中心的閩南，因此設置了「晉安郡」。顧名思義，這地方在晉代實在是漢族的難民「苟安」的地方。因為在三百年後的唐朝，這地方還有蠻獠頑抗的情形（詳見後）。所以樂史的傳說性記述，只能說明漢族確曾到了華南，成為「入閩」的先聲，雖然在方言上還不能談到閩南方言的形成，但也算是有了濫觴起源了。晉代以及繼起的宋、齊、梁、陳、隋──所謂「六朝」──期間，南朝維持了半個天下，漢族文化可以說逐漸擴張到閩越地方來了，且有增無已。政治上雖然沒有值得特記的大事，然而追求安定的難民卻繼續湧入，相對地城市建設也逐步增加。現在福建省境內所保存的寺廟等古代建築及殘存的文物古蹟，還可以讓人憑弔這段時期的漢族活動；其他任職或流亡到這裏來的官宦文人所遺留下來的詩文也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當時的漢族文化，例如：東崖題字，誌書中的勝景題賦，個人文集中所見的酬酢的篇什等，不過進展緩慢而已。因為這地方比政治中心的江南一帶來說，仍然停留在邊遠蠻荒狀態，如清代的台灣，日據時期，台灣的台東，常是貶謫流放罪人的地方。在語言方面，北朝既有胡化的色彩，文人偶然雅稱閩中人的漢語叫作「晉語」，但還沒有「河洛語」，更沒有「福建語」、「閩南語」等名稱。 唐代福建增建州縣，漳州方言形成 唐代的福建，可以說是開發挺進的時期，史家常常用這樣的眼光來研究福建的政經文化。事實上，這時代的傑出文人常受仰慕，膺開風氣之先的令譽，政治家則成為奠基的創始者。州縣的增建設置進入這一代突然增加得既快又多，這些現象都是漢族積極開發福建的明證。最顯著而且和閩南方言的形成有聯關關係的歷史事實是在唐高宗二年（公元六六九年）河南光州固始人陳政父子受了朝廷之命，率領了由五十八姓人民組成的軍民──可能大多是河南中州人──到福建去平定蠻獠嘯亂。在這裏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從上述秦漢間的東越、閩越一直到這唐代的蠻獠，而瞭解到在當地，當時土著民族的聲勢還相當的大而漢族教化的程度也尚待改進。陳氏從事這平定和綏靖工作，猶不到二十年，在唐武后的垂拱（公元六八五∼六八七）年間就上書朝廷請願，請求在泉州和潮州（今廣東省東部）的中間地帶設置「漳州行政區」，一種臨時過渡性質的機構，類似國府接收台灣當初所設置的「行政長官公署」。我們在這裏需要憶起，後來曾是「漳洲府治」的「龍溪」雖然早在六朝時期的梁代已建置在先，但漳州人卻奉祀陳元光，尊為「開漳聖王」，一直持續到現在並且「渡海過台灣」。根據林衡道教授的台灣寺廟大全，台灣現有開漳聖王廟五十多處，這些事實都顯示，漢族大批在福建定居的進展。這情況在語言方面則直接關聯到「漳州方言」的形成問題，而和筆者在下文要做的「閩南方言的形成在宋代以後」的推論正產生偏差，所以需要做補充說明，如果說近現代大多數漳州人的祖先是開漳聖王的同鄉部下，漳州方言的形成，可以「溯」至唐代來談論（但尚請參看下文）。 「泉州」名稱出現 再說，和漳州齊名，形成了閩南方言的中心地之一的「泉州」一帶地方，雖然有如上文所引述，在晉代早已得了晉安郡的名稱，包括在漢族的統治圈範圍，但「泉州」這個名稱，還是唐朝開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年），把「閩東的泉州」改稱「福州」，將福州的舊名泉州，讓給「閩南的泉州」纔有。順便提及「福建」這個名稱，則更是再晚幾年，即開元廿一年（公元七三三）朝廷設置「福建經略史」這個官職，管轄「福州、建州、漳州、泉州、潮州」這五州時纔開始這樣稱呼。雖然明顯地偏重東北部的福州、建州，但以上引述的這些建設的增加，名稱的更改，都表示著唐代福建的開發及漢化的情況大有進展的一斑，至於文化方面的施設就無須多加引述了。在語言方面，方言的形成問題則須注意下述的事實。 「閩王」建國，影響閩地方言形成 與閩南、閩北兩方言的形成可能有關聯的福建（閩）的次一大事是光州固始縣人王審知（公元八六二∼九二五）──比開漳聖王陳元光晚了兩百多年──在福建稱「閩王」（公元九○九∼九二三年）建國──唐五代十國之一──的事實。民國七十一（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九日筆者在美東版中國時報看了「廈門話與泉州港」（雷伯長）一文之後，先假設：「閩王國（公元八九二∼九四六）可能以閩北為中心」，然後，對於「福建南北相距不近不遠，卻保持那麼些共同的方言特色，一方面卻有：乍聽之下完全互相不能通問的隔礙」，似乎有所了解又猶不可解。再懷疑自問說： （一）閩王國的中心是否偏在中南部泉州？ （二）閩王國成立時，方言特色是否大致已定？ （三）漢族方言，原則上分歧不大，但和土著接觸時，是否會醞釀出不同的特色來。 可惜身邊沒有足夠的歷史資料，無法作深一層的探討。 筆者曾經懷疑過：相距千萬里遠的一個方言，怎麼能整個搬到另一地方去？可是在大陸及台灣客家也不是到處留下方言島嗎？我出生於清朝末年的台灣（日據初期），縱看清代三百年間，從大陸渡海來台的雖然大都是閩南人、客家人，但為政者常是外江人，為何自己口操台南腔，聽過客家語，偶聞福州、莆田方言，能說寫日文，卻直到日據末期，始終沒聽過一句外江話。官話的殘跡呢？當然不是完全沒有，卻需要到「台日大辭典」上下卷兩巨冊──近代閩南系台灣話的不光榮的里程碑──裏去繙檢，不過也只有幾個早已台語化的詞句而已。 由此可以推知，「同一族語的大多數同化了少數人語言」之事實。這道理除了客家方言島以外，在閩南也由「陳、王兩人帶到福建來的部下定然是族語相近的人佔大多數」這歷史史實可得證明了。 宋代「語錄體文章」與閩北方言 再往後看，在宋代，與福建語的形成值得同時並提的大事並不是戰亂變革，亦不是人民的流徙，而是由理學的傳播所形成的「語錄體文章」。理學大宗師之一的朱熹，誕生於龍溪（漳州府）並且在那裏度過童年，而著有《朱子語錄》。四十多年前，我用我的閩南語知識去試讀《朱子語錄》，想要得到一些早期閩南語的資料，結果沒有達到預期的願望，不過記得當年來台的閩北籍同事周一鳴兄對我說：「用閩北建陽方言去讀會相當順口」。最近又得知朱熹在少年時代曾到過崇安讀書，而建陽就在崇安下游，這其間或者有些聯關關係。 「早期閩南方言」形成時間的推論 宋代福建閩南的另一件大事是泉州港替代了漳州港，而一躍成為聞名世界的貿易港口，對外與阿拉伯、波斯等國人有來往，宛然一個國際都市並興盛一時；但對內則和漳州劃分方言習慣的界線，甚至對立，延續到「渡過台灣來」以後猶留下「漳泉拚」的陋習。寫到這裏，我拼要再試一次推斷如下：接近現代閩南方言（包括漳、泉、潮三州地）的「早期閩南方言」──攏統的──是在唐五代以後，兩宋之間醞釀出來的（四十多年前我已做過一次大膽的臆測，熱望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士繼續求證）。這裏且做一個小補充：雕刻於唐五代泉州的禪宗語錄《祖堂集》和宋代朱子的語錄裏都很難找出和現代閩南方言相類似的文段或句法，當然幾個詞彙的類似是有的。從上述的臆測，我再另做一個懸擬如下：即使在兩宋時代之間能醞釀出一種方言形成現代閩南方言的前一期或早期方言特色，並沒有人用來寫作口語文，至少沒有造成大眾性的口頭文學，更沒有被語錄體口語文採用的口語文學的產生。反過來說，如果上面所說的《祖堂集》的口語文反映著當時的閩南方言，那麼可以說：宋、明兩代的閩南方言不止「隔一世」了。──因為宋代的《祖堂集》和及明代的《荔鏡記戲文》的口語成分相差太大。同時，我還要存疑：唐宋禪宗的語錄是不是像現代的白話文一樣有普遍性？住在泉州的僧侶是不是一定泉州人講泉州話？這些疑問沒有得到解答以前就不能談論宋、明兩代閩南方言的差距有多少 ，根本就無從談起。 閩南方言文學作品始於明代 上述的推論雖然是懸擬性的，但是我另有一個想當然的推論。誰都知道，從來讀書人研習經史、吟詩作文，其目的是在科舉，另一方面因當時唐宋時代北方文學的影響力佔絕對優勢，而為趣味本位所寫的小書何嘗不可用文言編寫，如此則即使曾有以口語閩南話表達的書刊也不一定能留傳下來，就像明清兩代的荔鏡記、荔枝記，清末民初的閩南、台灣的「歌仔冊」（七字句有韻的唱本），現在一般人哪能看得到。──只因為看不到或沒看到我只好推測，一直到了明朝，閩南地區才開始把北方文學中的故事、戲曲用閩南語翻譯改編，編出方言色彩濃厚的民眾讀物，而且看或讀起來很「勉強」。為何說「勉強」呢？因為語言和文字，閩南方言和中國古典之文言文差異漸大，特別是語音和本字的脫節越來越深且多，甚至是「有音無字」，並似夾雜著一些當時的官話，正像今天的閩南語族說國語不得不夾雜一些台語詞一樣。如此就有了想當然的推論。 閩南語韻書的出現 福建人對於自己方言的覺醒似乎可以說是起自明代。除了上文所引的方言文學作品以外，首先在閩北出現了福州語俗韻書《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太史林碧山先生珠玉同聲》，這兩書後來併為《戚林八音》；也許是受了這書的影響，進入清代閩南方言才出現《彙音妙語》（泉州系方言韻書，黃謙著）、《雅俗通十五音》（漳州系俗韻書，東苑謝秀嵐編）、《潮州音十五音》（潮州方言俗韻書，不知撰者名）等書。這些書，編者事蹟多失傳，但時代不超出嘉慶年間，又因坊間輾轉翻印，錯字漸多，刷印粗劣以致被正統的音韻學家鄙視；但是筆者據以韻讀明刊荔鏡記戲文曲韻韻腳，恰好可以辨認「潮泉合璧」的戲文押韻，哪一曲押泉州腔或潮州腔，或通用。 說到韻書的編輯，就聯想到福建出身的音韻學家──宋朝吳棫（建安人），明朝陳第（連江人），清朝李光地（安溪人，奉敕撰音韻闡微），都有傳世的重要著作。我想他們應該都有方言意識，纔據以研究古韻，完成了不朽的專著。可惜的是他們都沒有做直接的方言記錄以致失傳，真是可惜。 再把話往上溯回。有如上文所說，福建人尤其是閩南泉州人在宋代已經有了世界知識。他們在與中東、南洋、日本通商貿易之間，漸漸地醞釀了向外發展的機運；再加上明朝初期有「（鄭）三保太監下西洋﹂的大規模航運，對外產生了宣威作用；馴至小部分受到生活逼迫的閩南人，放洋謀生，形成今日的「華僑」。離開閩南到海外的華僑，首先指向菲律賓（古時以「呂宋」聞名）、暹羅（今之泰國）、印尼、爪哇（以「○○吧」聞名），至明末清初，纔轉入台灣島。明代的閩南方言，到馬尼剌後因西班牙系基督教徒用羅馬字拼出閩南音翻譯基督教義，得到保存。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最接近閩南本土，閩南語卻移殖得最遲，但繁殖得多，而較保存舊狀。 台灣早期閩南語方言使用概況 顯然台灣島的漢化，漢語化在鄭成功（閩南、南安人。一六二四∼一六六二）收復台灣（公元一六六一）後可以劃一個時期。這以前在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占據時期，究竟有多少漢人進入這海島？似乎少得不用特提。歷史考古家儘管可以溯到明朝中葉，或更古早時期，我在這裏要說的是：三百多年來，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等漢民族源源遷入台灣島，以部落形態居住，到清朝末年已經遍佈到全台灣。土著民族即原住民則由「平埔」絕跡退到山上；客家人在台灣北部的多住山麓及山腹，在南部平原的則留下方言島；閩南人（被客家稱為「福佬」）多住西岸平原。繙檢前人所描繪的方言分布圖，大致亦是這種情形。這些以福建人、客家人為主流的漢族人，日常操用漢語次位方言，但是研讀經史，吟詩作賦則皆用文言，有成就則回到大陸上去參加科舉。民間方面，流傳著由閩、粵帶來的民歌（山歌、採茶歌、褒歌等）、童歌、諺語、唱本（俗稱「歌仔冊」），新產生的「陳三五娘故事」、「山伯英台故事」的長編唱本皆如曇花一現，不久即被沖淡消失了。筆者忙著校理明清兩代的早期閩南方言文獻，無暇顧及這些在台灣新產生的碩果僅存的民間文學，恐怕早被捆載到外國保存去了。是抱殘守缺的癖好使我坐失，默禱期望有人珍藏潛研，有日一旦能發表出來。 閩南語方言在台發展近況 清朝末年，甲午（公元一八九五）年一戰，清敗於日，把台地割讓。日人割據了台地五十年，交通比清時更加發達，福、客的界線似有似無，以至用日語溝通。末期，日人發動「皇民化運動」，漢語瀕臨被消滅的命運。民國卅四（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台灣回復中華民族版圖，漢語復甦，同時國語也推行開了。推行大員未到，筆者已在台灣大學開始講授中國國語（北京方言）。民國卅五年至卅九年期間，大陸各省、各界的人士大批進駐遷入台灣，全國七大方言在台灣渾然一體，所有的一切漢語方言勢將遁形沒入國語裏面去了，閩南方言也免不了成為珍禽異獸，該剝皮做成標本，編成古語字典。 以上從敘述閩南方言的形成，繼而談到自漢晉到唐宋的民族遷移背景，再探討方言意識的覺醒及方言文獻的留傳，說明「閩南方言過台灣」的歷史經過。 後 記：以上所述為「綜合閩南台灣語基本字典」（美國版）的緒言兼代自序，後來曾增刪題為「閩南方言過台灣」登載台北「自立晚報」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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