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懲治叛亂條例有明確的規定：凡是被俘過的人，不論軍官或士兵，一律判處重刑——從五年到無期。

        「我沒有被俘過。」我說。

        「你是哪一天被俘的？」

        「我從沒有被俘過。」

        劉展華的聲音漸漸的凌厲。

        「你是哪月哪日被俘的？」

        「我從沒有被俘過。」

       「好硬嘴，」劉展華大聲說，「你是哪一天被俘的？」

       我拒絕承認被俘過，並不是我聰明的知道一旦承認被俘，就全盤瓦解，只是因為確實沒有被俘過。可是，劉展華用一種得意的眼神盯住我，臉上露出不耐煩的表情，不斷的翻轉著拿在手上的米達尺，問說：

        「好吧，那你逃出瀋陽的路條是那裡來的？」

        「我們自己寫，自己刻印。」

        「怎麼刻印的？」

        「用肥皂。」

        「是誰刻印？」

        「孫建章！」

        蒼天在上，我的供辭牽連出來孫建章，因為圖章確實是他刻的，而且他可以為我挺身作證。這時候，孫建章在苗栗警察局 當督察長，再想不到，我請他作證，不但救不了自己，反而把他也拖進火坑。孫建章立刻被免職，逮捕歸案。調查局正發愁缺少人證，是我親自把一個活證人送到他們的手中，因為法律上規定，同案被告的口供，可以作為證據。

        後來，審問官又多了一位年紀較長的李尊賢先生，集中焦點盤問我被俘的經過。劉展華對我不肯承認被俘，十分震怒，我 可以從他臉上看出來他即將爆炸。這時，我被安排睡在臨時擺在角落的一張行軍床上。我還不知道就在這間審訊室裡，三、四個月前的一個夜晚，調查局把《新生報》的一位女記者，連當時副總統嚴家淦先生都稱呼她為「沈大姐」的沈元嫜女士，全身剝光，在房子對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繩，架著她騎在上面，走來走去。沈元嫜哀號和求救，連廚房的廚子都落下眼淚。那是一個自有報業史以來，女記者受到最大的羞辱和痛苦，當她走到第三趟，鮮血順著大腿直流的時候，唯一剩下來的聲音，就是：

「我說實話，我招供，我說實話，我招供……」

[ 野生動物 ][ 十年通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