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連載小說,尤其是故事性強的中國古典傳統體裁的連載小說,常常是迫不及待的先睹為快,熊召政先生的近作《張居正》就是其中之一。這部篇幅巨大的歷史小說,是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歷史小說《張居正》簡體字本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在內地同時出版,香港出版時改為《張居正傳》)。由於我和這家出版社的歷史關係,我有了一點小小的「特權」,當《張居正》還沒有在市上出售之時,我已經可以先拿到手,津津有味的開始閱讀了。我享受任何「特權」有一個原則,那是:「這項特權決不可妨礙、侵犯到任何別人的利益。」先讀《張居正》,並不會使得這部書在市面上脫銷,不會使得任何一位讀者暫買不到,因而剝奪了他先睹為快的樂趣,如果任何特權違反了這個原則,我就決不使用,因為那是張居正所堅決反對,畢生努力對付的「豪強作風」、「惡霸行為」,我自己也是十分鄙視的。幾年前,有位朋友在報上的小專欄中表揚我一件小事:我們二人去參觀香港的書籍展覽會,排隊入場的人數很多,我們排了很久還是輪不到。我就說不排了,過一兩天人少了些時再來。那位朋友問我為什麼不使用「特權」,因為我是參展的出版社的主人,有「特權」可以不必排隊,我說如果我不排隊而先進去,就使得有一位讀者不公平地被擠在外面,妨礙到別人的特權是不能用的。這是非常小的小事,根本不值得一提,也不能算是什麼好事,但我覺得,這種「公正」、「反特權」觀念,應當用在社會的任何方面。張居正「施政」實際上就是「居其正」三字。
朱鎔基就任國務院總理時,曾強調說,他這工作困難重重,明知前面有地雷,為了工作,應當不怕犧牲而踹下去。溫家寶總理在人大會當選之後說,他決心將記得的兩句話,作為工作的信條,那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這副對聯是林則徐作的,意思說,只要是有利於國家的事,必當全力以赴,個人的生死榮辱、進退禍福完全不在計較之中,蔣經國先生當年也說過類似的話。我想當國之人,必須有這樣的大丈夫抱負。回顧我國歷史上的大人物,林則徐無愧於此,張居正在大關節上也能凜然而為。
歷史小說不是歷史,是小說。歷史小說首先應當是小說,而其內容大體上不脫離歷史。既然是小說,就應當有生動而緊張的故事情節,有豐富的人物,既有性格,又有內心生活,有他個性中情感與現實的矛盾衝突,有他的困難,他的堅強與軟弱,他的迫不得已。
所謂大體上不脫離歷史,不但物質生活不能違反歷史規限,精神上與觀念上也不能違反。歷史小說雖說可以三虛七實,但這三虛也不能虛得過分。法國大仲馬寫《三個火槍手》,時代是法國路易十三、十四的朝代,武士可以用火槍,但不能用新式手槍,中國的歷史小說,張居正不能用打火機來點香煙,家裡不能開空調機,他雖注重法治、公道、反對大地主逃稅,但不能有馬克思思想。
熊先生是湖北英山人,和張居正是湖北同鄉。這部歷史小說中對明萬曆年間的官制、社會生活等考證得很詳細,我閱讀時自愧不如,又很佩服,我相信他做了很多調查研究的工作。和他會面時,我曾向熊先生討教關於李自成殺戮起義同伴的史實,以作為我修改《碧血劍》的根據。我自己對明史是有興趣的,在我那篇〈袁崇煥評傳〉中,我對張居正有很高的評價,我這樣寫:「從萬曆元年到十年,張居正的政績燦然可觀,在那時候,中國是全世界最先進、最富強的大國。那時歐洲的文人學士在提到中國時候無不欽慕嚮往……」我引述萬曆十五年時中國的重大成就,其中很大部分是張居正的功勞。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寫《萬曆十五年》,選擇萬曆十五年來代表中國制度上落後於歐洲,說主因是中國不以數字來管理國家。其實萬曆十五年張居正去世還不過五年,張居正的善政還沒有遭到敗壞,以萬曆十五年的中國來和歐洲先進國家相比,中國還遠遠的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揚州、杭州這些大城市遠比倫敦、巴黎要更加衛生、乾淨和先進。
中國當時的主要缺點,不是不用數字來管理國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權、君主權威至上的中國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絕對專制),張居正重視「制度」、「法治」、「公平」,即使在封建統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中國這樣的大國。他注重「循名責實」,用現代的名詞來說,大致上便是「實事求是」。《張居正》雖是小說,但比《萬曆十五年》這樣的學術文章,更加真實,更加接近事實。
歷史小說有「古為今用」的作用,但不能以「古為今用」作為目標而寫小說,那有可能會牽強附會,勉強影射的作用。在文學上,「主題先行」的作風從來是不會成功的。要寫主題,就清楚明瞭,直截了當地寫一篇政治論文。
我欣賞《張居正》,因為作者選擇張居正這樣一個「實事求是」不顧個人成敗,決心為了國家,反對特權,打擊豪強,堅持制度與法治的人物,來抒寫他的真實遭遇和感情,並不勉強將他推入現實的框子裡,影射現實,反映現實。只能用現實人物來反映現實。古人就是古人,真實的抒寫古人,就是很好的歷史小說。
(編按:本文於二○○三年七月十一日首次登載於北京《中華讀書報》,經徵得金庸先生同意,轉載本文於遠流版《萬曆首輔張居正》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