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巴萊》自序／寫在《賽德克．巴萊》殺青之前）
Kari Mpqhedu Psuega "Seediq Bale"

◎ 郭明正

首先，我要向讀者們簡單地自我介紹。我來自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註1）的清流部落，日治時期稱作「川中島社」。清流部落居住著我的族人，賽德克族德克達亞人（Seediq Tgdaya），日本殖民政府稱我們為「霧社蕃」。過去，賽德克族一直歸類於臺灣原住民九大族的泰雅族，因此相對於泰雅族而言，一般國人對賽德克族是較陌生的。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賽德克族終於獲得正名，獨立為一族。

賽德克族係由德克達亞（Tgdaya）、道澤（Toda）及托洛庫（Truku）等三個語群的族人所組成，筆者屬於德克達亞語群；三語群之間，除女性傳統紋面的式樣及方言腔調有些許差異外，即無法再予以更嚴謹的區分。

一九三○年間，德克達亞群先祖難忍日帝暴政的肆虐，在當時日方規劃為十二社（*註2）的「霧社蕃」中，有羅多夫、荷戈、斯庫、吐嚕灣、馬赫坡、波阿崙六社 的族人發動了震驚國際的抗暴行動，即「霧社事件」。事件後，日方將這六社倖存的先祖們遷至川中島。我的祖父Dakis Duya，日名吉丸太郎，二次戰後改漢名為郭金福，原為馬赫坡人氏，即參與抗暴六社中的一個部落。祖父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隨倖存的二百九十八位族人，迫遷於現今的清流部落，時年二十三歲。

踏上一段人生的奇幻之旅

二○○三年間，魏德聖導演曾拍攝五分鐘的《賽德克．巴萊》試拍片，當時我受到表妹張淑珍（Mahung Pawan）之託，曾將該短片的漢文對白譯為賽德克語。也許因這一段對白翻譯之緣，當果子電影公司擬於二○○九年十月底正式開拍《賽德克．巴萊》時，再度託請我翻譯該片劇本的賽德克語版，且邀請我擔任隨隊族語指導人員，讓我有機會成為號稱「百人劇組」團隊的一員。但在此之前，我從未與魏德聖導演謀面，直到二○○九年的五月間，因魏導演受我們族人之邀約，就該片劇本的部分內容當面溝通，我始與魏德聖先生首次會晤於埔里南光國小的閱覽會議室。

籌拍《賽德克．巴萊》的前製作業我無緣參與，直至錄製賽德克語的對白時，才正式與劇組的其他工作人員有所接觸，並於主要演員及一般演員接受族語訓練時，開始踏上堪稱我人生的「奇幻之旅」。因在過去的歲月裡，雖曾偶遇電影團隊拍攝外景的攝製境況，但也僅止於好奇心之所驅而佇立遠觀，從未身歷其境地觀看電影的攝製過程。這次近距離地看著導演、攝影師、燈光師、收音師以及造型師、特殊效果、特殊化妝、爆破等等的現場操作，讓我猶如墜入夢幻之境。

我的母語，德克達亞群的族語，竟能成為某部電影的主要對白，是我不曾幻想過的；我先祖抗拒入侵殖民者的奮戰史也能搬上大銀幕，甚或能放諸於國際大舞台，更是我無法想像的。而片中只要與本族有關的道具，如劇組搭建的傳統部落、住屋及其生活用具，演員的裝扮、服飾以及紋面等等，對我而言，似親切卻又感到遙遠，似熟悉卻又覺得陌生。

戮力翻譯賽德克語對白

劇中只要是屬於德克達亞群語言的對白，拍攝時不論是由哪一位演員所說出，我一定要在旁「伺候」，戴上耳機「洗耳恭聽」。因此每遇拍攝場次的劇情內容與我們清流部落族老（*註3）的口述情節雷同時，雖心中明知戲是依劇本演出，但演員的對白經由耳機句句扣我心弦，演出者情緒的起伏波動、表情的喜怒哀樂，一幕幕無法抗拒地闖入我眼簾，每每讓我悲切難忍地暗自飲淚或當場落淚。為不讓在場的演員以及劇組的工作同仁們認為我矯揉造作或太過感性，常低頭聆聽對白、不再注視著演員精湛的演出來「逃避現實」。

我以為，能聚集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員，是攝製《賽德克．巴萊》的關鍵要素。或許全球電影工業的製作皆如此，但這部電影劇組人員的專業與細膩度是我親眼所見的。就如我個人在號稱百人的劇組中，扮演著德克達亞語指導人員的小角色，但這小小的角色卻要監策著整部片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對白；或許也是這個原因，讓導演組當初決定族語指導一定要由出身清流部落的族人來擔綱，因清流部落的族人是「霧社事件」中的抗暴主戰者。在此因緣際會之下，我被選為族語指導人員，真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該雀躍還是不該雀躍？

人類歷史的洪流從不停止地與時推移，人類歷史功過的議論也總是眾說紛紜，對「霧社事件」主要的策動者莫那．魯道（Mona Rudo），至今世人對他的歷史定位依然撲朔迷離難以定論，究竟他是民族英雄呢？還是民族罪人？端視詮釋者是誰而定。

於此，我要鄭重地向賽德克族人致上由衷的愧疚，因我沒能善盡引導該片演員之責（*註4），將族語的劇中對白熟練到一定的對話要求，就這一點，我必須承認個人指導能力的不足。事實上，我著手翻譯劇本中的對白、旁白及歌謠時，就感到十分吃力與惶恐，因對白裡有我族文化與精神層面的文學性對白，又有族群之間激情與衝突的對白，字字斟酌之下如何適切地翻譯，在在考驗著個人族語的能力與素養。所幸獲得曾秋勝（Pawan Nawi）先生與伊婉．貝林（Iwan Pering）女士（*註5）的鼎力協助，始將該片的賽德克語劇本定稿。

而於拍攝期間，不論是主要演員或臨時演員，非德克達亞群的演員占絕大多數；嚴格說起來，屬德克達亞群的族人演員且於劇中有對白者不及十人，加上他們來自不同的年齡層，族語能力也就各不相同。在拍攝現場，演員必須兼顧其演技與族語對白的流暢，而我只不過負責把守族語對白這一關，莫名的壓力卻始終揮之不去。

將「霧社事件」搬上大銀幕的挑戰與爭議

一九三○年爆發「霧社事件」以來，不論對事件「突發」的原因、經過，或對其中戰役、人物的陳述，不外為當時日帝殖民者對我先祖「暴行」、「剿亂」的紀錄，以及二次戰後對我先祖「抗日」的頌揚，從未有我族人置喙之餘地；縱有高永清（Pihu Walis，日名中山清）與高愛德（Awi Hepah，日名田中愛二）（*註6）二位前輩族人的口述紀錄，似乎鮮少受到國人的注目。而國內的學者專家也甚少為「霧社事件」著書立說，反倒是民間研究者邱若龍先生的《霧社事件》漫畫書，以及鄧相揚先生一系列有關「霧社事件」的著作，風行於國內與日本。

我不禁捫心自問：「本族Gaya（*註7）反撲的『霧社事件』，就任其詮釋權再飄零在外八十年嗎？而《賽德克．巴萊》電影正式上映後，是否又會掀起另一波波瀾呢？」

我可以理解我族人對《賽德克．巴萊》的完製上映，是懷著既期待又怕受到傷害的心境，因影像的震撼力不可小覷。況且「霧社事件」之中有族群與族群、部落與部落之間的糾葛，有族情與親情的牽絆，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愛恨情仇，還有本族律法（Gaya）的約束與反擊，其錯綜複雜的情結實非外人可妄加「自解」的。因此，莫那魯道槍殺妻子及其孫子的劇情，族人們皆期期以為不可。可知當《賽德克．巴萊》的題材取自於歷史事件時，不論屬歷史劇或歷史改編劇，如何在歷史真相與電影呈現手法之間拿捏，攸關著該片往後引起爭議的關鍵所在，也考驗著本片導演魏德聖先生的「電影智慧」。

劇組確實抱持著嚴謹、專業的態度

事實上，在《賽德克．巴萊》的工作團隊裡，各組的每一個組員幾乎都是各據一方的專業人士，包括製片、導演、攝影、燈光、收音、剪接、特效、特化、道具、紋面師、服裝、髮妝、化妝、場務、演員管理、演技指導、安全防護、側拍以及劇照組等等，其中或有初試啼聲者，但大家首次承受「大咖」電影攝製的震撼是相同的，每天不時要面對新的挑戰和艱辛的考驗。

由於該片的主要人物有原住民、日本人及漢人，劇中角色有賽德克族的德克達亞族人與道澤族人、布農族及平埔族人，還日本警察、軍官與軍隊士兵，以及清朝官員等，而其服飾與外型無不以一九三○年代的裝扮模樣為參考基準，這對造型組的服裝、髮裝、化妝及道具組都是嚴苛的挑戰，若非專業人士勢難達到一定的要求。人的一生就是不斷挑戰的一生，只是每個人所要面對的挑戰不同。

說真的，我對「電影」這個區塊是非常陌生的，雖經過將近一年的「淬鍊」，對電影的認知始終停留在「看山還是山，看樹還是樹」的階段，但也粗淺地體認到，電影的攝製若不能結合不同領域的專業，勢難盡其功。回想受邀於果子電影公司擔任該片的族語指導人員之初，心裡的壓力與惶恐來自於我對先祖抗暴精神的崇敬，以及來自族人對我很多的「期望」，因除演員之外，我是劇組團隊中唯一的賽德克人，且與「霧社事件」有著不可分割的歷史淵源。但我也很清楚地知道我所要扮演的角色，不逾越、堅守本分，是我對自己的基本要求。

電影可能引發的原住民相關議題

雖是如此，等到該片順利上映之後，相信必引起國內一陣《賽德克．巴萊》之風潮，也會對「霧社事件」做全面性的再探討。就如拍攝期間，部落裡有另一個議題正在發酵，即有關《賽德克．巴萊》的拍攝是否有「消費」原住民之嫌？這議題也常在「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的說明會中被提出討論，更直接衝擊著我個人以及協助拍攝這部電影的族人們。我非常支持並期待該保護條例及早建立與施行，不過將拍攝《賽德克．巴萊》視為「消費」原住民的行為，我是持著保留的態度，但以為一定有討論的空間。

是自日治時期的《蕃族舊慣調查報告書》，乃至二次戰後以來學者專家研究原住民的相關論文或報導，以及各界拍攝與原住民有關的電影、電視劇和紀錄片等等，該如何界定其「消費」或「非消費」的行為屬性呢？那麼有些人蒐集原住民族的傳統服飾、生活用具、傳統樂器與音樂，甚或以原住民相關的專有名稱做為營利標的事業團體，又該如何看待呢？在在都是今日原住民同胞必須共同嚴肅面對的課題。我個人的立場是，堅決反對以原住民相關的任何傳統文化特徵、形象及意涵做為謀利工具。

首次跟隨電影劇組協助拍攝的工作，更明確地說應是一生僅有這麼一次，卻迎面遭受來自族人們的議論，實是我始料未及之事，因此自忖於該片上映前後，會有更多面向的議題接踵而至。身為賽德克族的一份子，且曾徹頭徹尾地親隨該片的攝製，屆時不論外界對本片的評論或評價如何，我會以「祖先腳底的厚繭是勤奮勤獵的烙印」自我勉勵，其他的也只能默默地埋在我心深處。世間萬物無一是完美無缺的，有褒揚就有貶抑，受褒獎要謙卑，被批評要心存感激，因有批判才有更寬廣的揮灑空間。

看見電影人的執著、奉獻與努力

隨拍期間最讓我驚喜的是，我於臨遭六十寒暑磨難的歲月之際，卻能結識各行各業優秀的青年男女以及專業人士，且經過將近一年的朝夕相攜、相互扶持，大家儼然已組成了拍攝《賽德克．巴萊》的大家族。這個大家族的成員來自不同的專業領域，更有來自南韓、日本及中國具特殊專長者，他們之間或有因這部電影而結緣，或有早已相識者，卻絲毫不影響他們共同的信念：要同心協力完成《賽德克．巴萊》的攝製工作。相處融洽與相互信任，克服了拍攝時一直存在的語言溝通障礙及專業上的堅持。跨國合作的電影製作模式，已在這部電影的攝製過程中浮現端倪，實在值得國內的電影工作者參考與借鏡。

於「曲終人散」的驪歌即將響起之際，難分的「革命」情感、難捨的拍攝場景、難忘的宿泊旅店、難言的三餐便當等等，一幕幕似有似無地浮現在我眼前，悵然若失之慨歎無情地襲上心頭，千言萬語真不知從何說起。有人說：「不求生命的長度，但求生命的寬度與深度。」我們都知道，時光一去不復返，人生無法再重來。於拍片期間，我看見魏德聖先生身為電影人的執著與堅韌，我看到主要演員、前來支援的國軍弟兄演員及所有的臨時演員無怨尤的付出與奉獻，我看到拍攝團隊及內勤人員默默的辛勤與努力，在在讓我感動與激賞。

於此，我謹以一個身為「Seediq Bale」的族裔，要告訴大家：「您們是優秀的，您們太可愛了！」我禁不住要對大家說：「我愛您們！」我深信，你們今天用血、汗交織編成的《賽德克．巴萊》電影，將化做一道絢麗的彩虹，高掛在臺灣電影史上的一端。不論人們所看見的是「祂」七道光芒的任何一色，「祂」總會讓人們議論，也會讓人們鑽探索思。我堅信，你們的影像將永遠存在於那道彩虹的七道光芒之間。

【註釋】

註1仁愛鄉互助村係由清流部落（Gluban）與中原部落（Nakahara）組成，日治前原屬泰雅族眉原群（Baala/Bgala）的傳統領域。一九三○年「霧社事件」後，起義抗暴的「霧社蕃」（即德克達亞群）六部落的倖存者，遭日方逼迫遷居於「川中島」，二次戰後改稱清流部落。一九三九至四○年間，日人為興建霧社水庫萬大發電廠，又將德克達亞群的巴蘭（Paran）、卡秋固（Qacuq）、度咖南（Tkanan）等三部落的族人遷至今日的中原部落之地。

註2「霧社蕃十二社」分別是：多岸（Tongan）、西坡（Sipo）、巴蘭、卡秋固、度咖南、羅多夫（Drodux）、荷戈（Gungu）、斯庫（Suku）、吐嚕灣（Truwan）、馬赫坡（Mehebu）、波阿崙（Boarung）、浦卡汕（Bkasan）。

註3包括「霧社事件」當事者（遺老）及筆者的長輩。筆者年近四十才開始踏入本族的歷史文化之旅，或稱「尋根」之旅，當時清流部落尚健在的「事件當事者」已不及三十位。

註4《賽德克．巴萊》的主要演員與臨時演員中，有賽德克族人、太魯閣族人、泰雅族人、布農族人、日本人及漢人。雖並非所有演員皆需使用賽德克語的對白，但經我指導閱讀賽德克語對白的演員，幾乎涵蓋了所有族群。

註5曾秋勝先生是羅多夫部落人氏，他的叔公布呼克．瓦歷斯 （ Puhuk Walis ）即霧社事件中與道澤群人、屯巴拉社（Tnbarah）頭目鐵木．瓦力斯（Temu Walis）對戰的領導人。伊婉．貝林女士是西坡部落人氏，屬西坡部落頭目家系後嗣。

註6事件遺族迫遷川中島後，中山清與高山初子結婚。二次戰後改漢名為高永清，著有《霧社緋桜の狂い咲き─虐殺事件生き残りの証言》，加藤實編譯，一九八八年由日本東京教文館出版。高愛德先生於一九八五年出版日文回憶錄《証言霧社事件─台湾山地人の抗日蜂起》，後於二○○○年十月出版漢譯本《阿威赫拔哈的霧社事件證言》，許介鱗編著、林道生譯，臺原出版社出版。

註7Gaya是賽德克族的律法、祖訓及社會規範；Gaya很難找出單一的漢語詞彙與之對應。農獵時代，舉凡農耕、狩獵、出草、治病、親屬關係、個人與部落的關係、以及各部落之間的關係等等，均有嚴謹的Gaya規範。簡言之，賽德克族是以Gaya立族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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