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永熾（台大歷史系教授）
對日本戰國時代，大家最感興趣的除了雙雄武田信玄和上杉謙信之外，恐怕是最後一統日本過程中的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其中，創出日本一統新局的則是織田信長。
織田信長手下最有名的是柴田勝家、豐臣秀吉和明智光秀。但三人中，豐臣秀吉出身農民家庭，他卻極想掩蓋自己的出身，因此往上爬昇，是他追求的目標；為此幾乎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他一方面不惜犧牲一切表達對信長的忠誠，一方面以戰功追求信長的信賴。在信長之前，他只表達他的忠誠。本能寺之變，信長去世後，他就毫不掩飾地展示自己的野心，朝廷的官位大政大臣與太閣等，變成了他的化粧品。
柴田勝家不是一個有能力的戰將，明智光秀則是由信長所擁立又廢棄的室町將軍義昭的部將，以智將名於世。但他投靠信長後，據說始終不獲信於信長，信長常當眾人之面侮辱他；一說他發動本能寺之變火燒信長，就是為了雪恥。
本能寺之變是歷史事實。從巨視眼光來看，是實際發生的歷史事象，但從微視以觀，其中問題重重。史說信長率軍支援秀吉以平定中國毛利氏，但信長援軍人數並不多，從安土城出發，駐紮於京都小寺的本能寺，而非京都數目不少的巨剎，頗令人覺得不可思議。而明智光秀攻擊信長，似乎也沒有做萬全的準備，對他不十分信任的豐臣秀吉，他似乎也沒有周密的預防，做為一個智將，似乎不應該如此。
這一切歷史疑點，很容易讓小說家展開自己的想像力。加藤廣的《信長之棺》就利用這些疑點，加上秀吉為信長舉行盛大葬禮、棺中卻無信長遺骨的傳言，展開他的推理。
加藤廣在《信長之棺》中分兩方面推展他的故事。他透過信長的記錄官、信長的傳記作者太田牛一，描述史家記錄歷史人物的艱難；另一方面則追索本能寺之變的真相。太田牛一以信長的親信，記錄信長的言行日誌，並依此來撰寫信長的傳記《信長記》（確有太田牛一此人此書）。但到撰寫時，才知道史料不足，漏洞層出不窮。於是，他以目前流行的口述歷史來彌補史料之不足。
以一個歷史記述者，太田牛一內心充滿了種種矛盾，信長迷是否適合寫信長的傳記？信長真如自己筆下的信長嗎？他有時自信滿滿，有時又信心缺缺。在這方面，加藤廣確實掌握了歷史家內心的掙扎。
本能寺之變後，太田牛一逃出安土城，以在野的隱居之身，開始撰寫《信長記》。這時，雖有歷史家撰述歷史時的內在掙扎，但終究擁有史家的自由。然而，在那專制封建的時代，主君可以用巨金購買史家的良心，用權力壓制史家的尊嚴。豐臣秀吉獲悉太田牛一寫信長記，立刻召見太田，賞以巨金，要他繼續撰寫。換言之，秀吉把太田收納入自己的官僚體系內。太田由在野變成在朝，頓時喪失了史家的自由。
不僅如此，秀吉還進一步對《信長記》進行審查。《信長記》完稿後，秀吉召見太田在秀吉居城讓人閱讀《信長記》，秀吉隨時隨地命令太田修改刪添，刪除不利秀吉部份，添加有利部份。太田牛一眼中的合理主義者織田信長變質了，愛做秀的秀吉也不是他討厭的秀吉了。
金錢與威權共構下的史家不再是真正的史家。太田對自己厭惡到了極點。他放棄寫作，放棄作為史家，他不知道要如何活下去。這時，監視他的女忍者變成了他的紅粉知己。太田牛一的生活進入了新局；進入《信長之棺》的推理部分。
秀吉為信長舉行華麗葬禮，信長棺中卻無遺骨，信長遺骨消失何處？以此為開端，本能寺之變的種種疑點逐一出現。信長為何將四五箱黃金交太田收好，欲於信長見天皇後，將黃金送給天皇？顯然信長有意將日本導向合理主義（理性主義）之境。
但是，非理性的前近代觀點依然支配著日本，權力是戰國大名追求的目標。豐臣秀吉如此，德川家康如此，明智光秀也不例外。在信長領軍赴京都前，明智光秀與朝廷在連歌會見面，光秀留下拙劣的和歌，暗示了兩者會面的意圖。換言之，光秀與朝廷大臣意圖勤王，推動去除權力者信長的陰謀。本能寺之變即是此一陰謀的實踐。加藤廣似乎認為這樣才符合明智光秀之所以為智將。
在事變中，秀吉扮演了什麼角色？一般歷史敘述都指稱，秀吉獲悉本能寺之變後，立刻與毛利氏講和，迅速領軍折回京都，攻擊明智光秀，為主君報仇，其迅速出乎明智光秀所料，一時措手不及，而大敗。在這敘述中，一方面表彰秀吉行動的迅速，一方面也表達秀吉情報的準確，更展現秀吉對信長、光秀佈下了許多眼線。在這些方面，加藤廣也發揮了他的想像力：秀吉派遣忍者到京都，打探各方訊息，與朝廷也有所接觸，更獲知明智光秀有所行動。這樣才能突顯秀吉與毛利氏之間談和早已進行，折返京都早有所準備，但作者對這些都沒有作詳細的描述，可能是希望讀者也能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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