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娓娓道來，溫馨感人的懷念，是楊南郡先生追憶第一次跟父親出遠門，不知目的那裡，究竟為何而去的旅行中途，於高雄甲仙遠眺這座南臺首霸的記憶。

　　這段話也是我就讀大學時，有一回瀏覽中央圖書館，無意間自借到的一本書「靈山秀水」裡看到，細細拜讀後，覺得深具啟發性，遂抄錄於筆記本。可惜，那時尚未認識這位登山界的前輩，更遑論知其登山探險的顯赫成績。

　　但正如一句登山名言，「山是永遠不會變的，它就在那兒。」相對的，登山人也一樣。過了十年後，好像冥冥中早已註定好似的，我們便在一次跟山的歷史有關的編輯事件裡，因緣際會地相識了。

　　那天是1988年元月二十二日，前一天是自立早報創刊。當時我在自立報系負責早報副刊創刊的編務。第一天副刊的內容是我自己撰寫的導讀「探險家在台灣」，文中附帶地預告了十二位準備在副刊介紹的，對台灣有很深遠影響的探險人物。

　　楊先生在看到副刊的內容後，想是相當興奮吧？因為當天他就跑來報社，亟欲瞭解這個副刊的走向與認識編輯者。殊不知，主掌編務的我仍是個對登山知識或台灣史猶懵懂未知的年輕人。當時，自己會策畫這個專輯，只是個人對台灣史裡許多尚未被認知的事物，充滿神往而已。

　　不過，楊先生或許並不這麼認為。那時，他甫完成八通關古道的探勘工作，出版了一本重要的著作「玉山國家公園八通關古道西段調查報告」（1987.8）。這本報告讓他蜚聲鵲起，成為國內調查古道的不二人選。而我準備邀請專家撰寫的人物裡，諸如森丑之助、鳥居龍藏、鹿野忠雄、伊能嘉矩等，正好都是他知之甚稔，與八通關古道或多或少有一些關聯的重要學者。

　　從那時起，我也才約略清楚楊先生的身世。小時遠眺過關山的他，家鄉就在台南縣龍崎鄉。而要瞭解他的登山探險生涯，更必須從這裡回溯，畢竟，他的冒險早從少年時代就已開始了。……

　　返台後，一直認為自己擁有西拉雅平埔族血統的楊先生，跟我的父執輩一樣，受到外省人士來台這一波更強烈的衝擊，文化、語言背景的頓然轉變，讓他無所適從。此後，一邊在淡江中學就讀，勤練中文的過程裡，他也在摸索、尋找個所應歸屬的文化體系。

　　三年前，他曾在一篇訪問中提到這段成長期的經驗，或許能端倪出他後來登山所抱持的精神：「當時我把外在所受的動盪經驗全部轉移到思想上來，好奇心跟意志都十分蓬勃，養成獨立研究的個性，而在少年時代就經歷了戰爭、宗教衝突跟文化上的迷惑，這幾種轉變對我都是很珍貴的回憶，因而，對各種研究，都事先抱著很濃的去涉險的心情。」

　　進入台大外文系時，他更注意到原住民的問題，花了很多功夫去研究。這個接觸，就我個人研判，對他日後登山所蘊育的人文性格也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惟嚴格說來，他那時候還不脫一個文藝青年的本質，喜歡的仍是哲學、宗教議題的東西，參加的也是合唱隊等社團活動；那時校園也沒有相關的登山組織。所謂山，還是一個跟童年時一樣遙遠的夢想，還未進入他的思維世界。

　　畢業以後，楊先生換了許多工作。約莫民國四十八年，返回老家在台南空軍基地服務時，他才受到駐地美軍喜歡野外休閒活動的啟發，開啟了一個新視野。小時所培養的山情終於在三十歲初時，回來了。

　　最初，他攀爬一些小山。但未幾，他便登上玉山，開始高海拔山岳的攀爬生涯。無心插柳下，在國人競相以登百岳為榮的七○年代裡，他也成為最早完成百岳的前幾人之一。

　　一般岳友論起這時期登山的重要事蹟，咸認有「百岳」、「會師」、「縱走」等。楊先生這一階段的登山，最被人肯定的卻是當時較不受到重視的「踏查」。他的踏查則以開拓高山新路線為主。我手頭上有一份他當年履歷的小表格，雖不完整，多少仍記錄了他這段時期的經歷，或許可以做為個人登山史的一段小切片，瞭解他全面接觸歷史人文與古道之前的一些踏查行徑：

1.民國六十年五月至六月，他完成國內第一次完全縱走奇萊連峰的卡羅樓稜線，還由奇萊北峰直下塔次基里溪（立霧溪源流）。這條由北壁直下的路線，日後未有其他隊伍再冒險嘗試。

2.民國六十六年二月，開拓陶塞溪溯登南湖大山路線。

3.民國七十一年九月，開拓台灣十峻之一的馬博拉斯山，由北壁處女稜直攀，發現高山水晶池與冰斗遺跡。

4.民國七十三年一月至四月，和高雄登山會林古松等人合力開拓中央山脈主稜，自卑南主山至大武的處女稜，並完成十數座處女峰的首登。

5.民國七十四年十月，開拓由小瓦黑爾溪直登中央尖山東南稜的新路線。

　　開拓高山新路線的意義何在呢？關於這方面的概念，也很少登山人擁有像他一樣的人文背景，透過深刻的思索，將它整理出來。他自己在那張簡單的表格裡順便寫到：

　　「由各個角度來瞭解我們的高山地理環境，不僅止於傳統的多數人熟知的點或線上。更希望能藉著不同的路線，讓我們把對高山地形地物的認識擴充為面。」

　　除了新路線的探勘，當時，楊先生也進行原住民抗日事件的查訪。下面二例最為著名：

　　民國六十一年十月，他攀登南投馬海僕富士山，踏查霧社事件時，泰雅族首領莫那魯道和族人三百名，最後死守與集體自殺的岩窟。

　　民國六十年起，他亦率隊，陸續走訪大分事件的戰跡地。一直到現今，仍在涉獵有關的文獻，並繼續調查訪問中。

　　我個人相信，這時的原住民查訪，對他後來走向另一個「踏查」高峰：古道，有著直接的關係。然而，從今日來檢視早年這一時期的登山「踏查」。他多半在南部活動，自組隊伍，也自己計劃路徑，很少與我們所熟知的登山界人士往來。登山界素負盛名的四大天王中，他也只和林文安前輩爬過白姑大山，開了一條新路。

　　當然更有趣而重要的是，山爬愈多，楊先生跟傳統登山界在理念上的差異也加大。他並未拘限於登山的「小天地」裡，反而經由開拓新路線和實訪原住民，展開更寬廣的視野，在強烈抱持著本土信念，以及充滿對早期台灣登山、古道與原住民歷史的求知精神下，他「遠離」了大部份的登山人，走向了殊途也不同歸的另一條路去。

　　楊先生也十分瞭然自己為何朝這個方向前進的因由。後來，在評述台灣大學登山社的「丹大札記」（1991）裡，便由衷提出這幾年來少見的，具有遠見性的登山建言，值得關心登山未來的人深思：

　　「對山岳界而言，國內的登山運動已經出現瓶頸；各地的山頭都有登山客的足跡；溯溪、橫斷、縱走或是岩雪攀登也都逐漸被開拓出來，海外登山近十年來未有更大的突破，因此整體來看，雖然不斷有路線變化和技術引進，使活動仍有蓬勃的樣貌，但在大方向上卻有隱憂，登山運動已到了發展上的轉捩點。如果參考國外的狀況，其實不難發現我們已經背離了國外登山運動的走向，國外登山運動的走向是如何呢？簡單的說就是登山學術化。藉著登山，從橫面空間性的認識到縱向時間性的瞭解，也就是深入地區內的地形水文、風土人情和歷史文化。從實實在在的田野見聞中建立知識的基礎。」

　　不過，相似的觀念，更早時我已有幸先親聆他的教誨了。記得那是我們的第二次見面，1988年秋天的事。蒙楊先生餽贈他的另一本傑作「玉山國家公園八通關古道東段調查報告。」他的妻子徐如林也伴同來訪。徐如林在台大唸書時，為了完成她的「成人禮」，以一個女子面臨體力極限與智慧的挑戰，單獨七天走完南湖大山，震驚了登山界。她和楊先生因山結識的姻緣，無疑也是登山界的一段傳奇佳話。

　　那天，似乎也是我非正式地懇請他們夫婦幫忙在副刊撰稿。於是，楊先生又重新執筆，譯註與考證歷史與人文相關的登山報導，完稿後，便寄交我過目。

　　諸如太魯閣合歡越嶺道、關門越嶺道等日據時代著名的探勘報告與戰爭記錄，這些當難得的史料，就是在他苦心孤詣下得以重新出爐，逐一於自立副刊見報。這時，每回拜讀其文章，更是獲益匪淺了，且不斷被其獨特的發現所震懾。

　　綜觀這些「新」的歷史事件與古道探勘，正是他登山多年後，一個階段的轉向，也兌現了他自己所提出的「登山學術化」的實踐：「從橫面空間性的認識到縱向時間性的瞭解……」

　　前年十一月，我和詩人焦桐在好奇與仰慕之心慫恿下，陪同楊先生前往海岸山脈，探尋一條百年前和八通關同期的，橫越安通的古道。這是我第一次在野外和他一齊登山、探勘古道，共同尋找歷史謎題的答案。趁這個難得的機會，我也才能約略體會其登山心境之一二。

　　楊先生的登山性格，十年來如一日，謹守老一輩本省人嚴格的生活規範；豐富的野外經驗，更使他的登山哲學充滿道德感。在平地世界，在複雜的功利社會裡，這樣的自律原則，以及對自然的情懷，我卻隱隱感覺，或許無法像在山裡那樣順遂。

　　可是，在山裡，在山的險峻與荒涼裡，他卻像是永遠溯河回鄉的鮭魚，快樂而滿足。何況，說實在的，在社會裡的浮華終究是山與山之間縹緲的雲，只有山的實體才是具象的。惟有當我們把山放到目前，把自己弱小的生命放回大自然世界的懷抱裡，那一時那一地的生命情境才會放大、變重。

　　這是三○年代台灣著名的博物學者、登山好手鹿野忠雄的信念。想必也是後繼的崇仰者楊先生，這樣特立獨行，緊緊抱持著登山歷史的情懷者，才所能深刻體悟的吧！（本文取自《與子偕行》（晨星）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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