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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森這豐碩的一生有好幾個里程碑，每一個里程碑都有足以留世的著作以為標誌，使他的研究產生的影響普及更廣大的美國社會，形成社會大眾教育基礎的一部分。 首先，最重要的一座里程碑當然是他終身的工作所在──螞蟻研究，在這方面他和德國的霍德伯勒（Bert Holdobler，1936─）合寫了「擲地有聲」的《螞蟻》（The Ants，一九九○年出版）並於一九九一年榮獲普立茲獎。威爾森自己說，這本重達七．五磅的書，要是從三層樓高的地方丟下，是可以打死人的；符合了他心目中「巨著」的標準。 其次是島嶼生物地理學研究。關於此，他與已故的麥克亞瑟（Robert MacArthur，1930－1972）合著了《島嶼生物地理學之理論》（The Theory of Island Biogeography，一九六七年出版），此書闡述島嶼棲境面積的大小、遠近和它的生物多樣性之間的關係，這本書在演化生物學上的地位業已奠定，並對保育生物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再來是在美國思想界掀起軒然大波的「杜會生物學」，有關的爭論使威爾森成為美國社會科學界（尤其是人類學界）的名人。在《社會生物學──新綜合理論（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一九七五年出版）這本書裡，具有高強綜合能力的威爾森蒐集、整理了從螞蟻到黑猩猩的素材，歸納出一個看法：各種動物的社會行為都有生物上的基礎。在該書最後一章，威爾森結論道：從戰爭到利他主義的許多人類行為，亦有其生物基礎，它們是動物特性的一部分。便是最後這短短的結論惹了大禍──它引起了人們對生物決定論、乃至納粹與優生學的恐懼，因而群起攻之。 在政治上一直相當天真的威爾森，對這樣的劇烈反應非常驚愕，但凡事認真的他認識到了自己的欠缺之後，便開始研讀社會人文學科，而在一九七七年出版了《論人性》（On Human Nature），這本書在一九七九年獲得普立茲獎；接著他又與理論物理學家朗斯登（Charles Lumsden）合寫了《基因、心智與文化》（Genes，Minds，and Culture，一九八一年出版）一書，將文化納入他的分析裡。社會生物學所引發的不幸事件，大約是威爾森在自傳開頭時說「我是身處亂世的快樂的人」的原因之一吧。 晚近，威爾森成為一名環保活躍分子，鼓吹「親生命性」（biophilia）與「生物多樣性」的觀念，極力為保護生物多樣性而努力。在這方面，他先後出版了《論親生命》（Biophilia，一九八四年出版）與《繽紛的生命》（The Diversity of Life，一九九二年出版）二書，後者更受到社會的極大肯定，並被紐約公共圖書館評選為「世紀之書」中，自然科學十大好書之一。 威爾森說自己早已了解到生物多樣性遭受破壞與亟待挽救的情形，卻一直為研究工作所牽絆，而未能及早加入環保行列。但他在這方面並非毫無作為。當他與辛貝洛夫（Danniel Simberloff，1942─）在佛羅里達的小島上進行生態實驗時，他們曾根據傳聞而親自造訪一個密布硬木林的寶貴島嶼，後又得知該島嶼將為開發商所擁有、並發展旅遊業，於是他們開始為拯救該島嶼而奔走，結果令人喝采──島嶼挽救成功，如今是受保護的州立植物園。最近，他將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九三年所寫的雜文集結成書，稱為《追尋自然與天性》（In Search of Nature，一九九六年出版）。他將野域自然（wild nature）與人類天性（human nature）編織起來，也就是將生物多樣性與人類親生命性的重要概念，當做發展環境倫理的基石。 (本文選自〈慧眼獨具的田野生物學家〉，原載《大自然的獵人》，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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