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國治今年四十八歲，七十年代開始寫作，卻讓人不怎麼找得到他的書來讀。二十多年來，不少的讀者一逕保存著「人間副刊」中他的剪報。

　　他至今，二十多年來，不曾結集出書（所出版過的《1977生活筆記》中的〈人名索引〉、《讀金庸偶得》、《臺灣重遊》皆非歷年文稿結集者）。然他的散文〈自私瑣記〉被收在楊牧編的《中國近代散文選》（洪範）；他的1980年時報文學獎作品〈村人遇難記〉被收在詹宏志編的《六十九年度短篇小說選》（爾雅版）；他的深度詳寫七十年代漫無跟腳年少生活的〈台北游藝〉被收在楊澤編的《七十年代懺情錄》（時報）；他以「舍或之」筆名寫的《小論金庸之文學》短文，被收在《諸子百家談金庸》（遠景版，遠流版更名《諸子百家看金庸(肆) 》），也因此使得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邀他寫出一整本的《讀金庸偶得》（遠流）；他的短篇〈饅頭與黑板〉被收在焦桐編的《心靈戀歌》（時報）；他的華航旅行文學獎首獎作品〈香港獨遊〉被收在楊澤編的《國境在遠方》（元尊文化）及簡媜等編的《八十六年度散文選》（九歌）；他的「長榮旅行文學獎」首獎作品〈遙遠的公路〉被收在初安民編的《縱橫天下》（聯合文學）；他的〈人在台北〉長文被翻譯成英文，先收在Free China Review的月刊，繼收在《中英對照讀台灣小說》（天下），然讀者們硬是無法讀到一本全是他自己各時期作品的文集，這說來近乎怪誕；至少在臺灣文壇不大有這樣的例子。難怪有讀者必須一直留著他的剪報。

　　甚至可以說，二十四年前倘不是張照堂、高信疆邀他為《生活筆記》寫那五百個名人小傳、達八萬字的〈人名索引〉，十九年前倘不是沈登恩邀他寫《讀金庸偶得》，三年前倘不是將開畫展的鄭在東邀他寫《臺灣重遊》，他連這三本書也不能問世的。

　　有人視舒國治為出土的作家；若不是1997、1998他各得一次華航及長榮的旅行文學獎首獎，新上路的讀者根本不知道他是誰。又倘若不是他去年在「人間」副刊寫了一年「三少四壯集」，這些新起讀者對他的印象無法持續加溫烙深。

　　有人視他為嬉皮式的作家，因他頗寫過一些浪跡美國的文章如〈流浪漢〉、〈午夜特快〉、〈過河〉及〈遙遠的公路〉。也寫過七十年代台北頹廢年少煥散生活下的游蕩種種，如〈台北遊藝〉。

　　又有人視他為某一類的舊式中國文人，因《讀金庸偶得》及兩萬字長文〈江山依然如畫否──在旅行史料中的無限夢〉幾乎是用文言寫就。〈北方山水〉、〈十全老人〉、〈奇人奇書──高陽〉等小文亦是。

　　又有人視他為「生活趣味的雜項作家」。乃他寫過〈走馬舊書攤──牯嶺街〉、〈割絕不掉的惡習──逛舊書店〉等「逛」文；寫過〈燒餅〉、〈水餃〉、〈託友人代為嚮導台北小吃〉、〈美國亂吃〉、〈咖啡館〉等「吃」文；寫過〈一個七十年代青年回看搖滾樂〉、〈美國民歌之旅〉、〈再談美國民歌〉、〈公路上的音樂〉、〈三角洲／藍調／交叉路口〉等「聆」文；寫過〈在旅館〉、〈早上五點〉、〈在台北應住在哪裏〉、〈喪家之犬〉、〈哪裏你最喜歡〉、〈賴床〉、〈在途中〉、〈旅途中的女人〉、〈理想的下午〉等「居停」文「上路」文。

　　然他也不全然只在異鄉。有人根本以為他是專寫「老台北」的作家，因為〈水城台北〉、〈人在台北〉等單篇長文，及〈北郊遊蹤〉、〈永遠的碧潭〉、〈無中生有之鎮──永和〉。

　　然近年來他最被人們援用的職銜，居然是「旅行文學的作家」。殊不知早在他在1983年大規模旅行前，早已是創作圈內人矚目的純粹文學的耕耘者了。

　　楊牧在評審時報文學獎時說〈村人遇難記〉的作者：

　　「運用白話和文言技巧的能力不同凡響；兩種語法交融迭盪，聲東擊西，鑄成一種看似淡漠鬆弛，實則充滿藝術張力的文字風格。」

　　詹宏志在超過萬字的評〈村人遇難記〉文中說：

　　「最好的作品使理論家無言以對。因為他是原創的，獨一的，過去的理論與經驗，在它面前顯得困窘，批評家找不到類似的例子，也無法為它在評價中尋找一個適當的位置。」

　　然而後來舒國治去寫鄉土（如《台灣重遊》）、去寫公路（〈遙遠的公路〉、〈美國汔車〉），去寫台北、去寫吃、去寫武俠小說的風俗（〈武俠小說及其世代〉），去寫旅途、去寫音樂……其實皆是以他深蘊文學的筆力來縝密從事的。

　　只是舒國治至今成稿不多。套用他自己的話是因為「晃蕩」成性。他遊移到太多的區域及走逛至太遠的地方，結果弄到都忘了回家了。

　　譬如他被朋友拉去情商演電影，如余為彥導演的《月光少年》，如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及新近得坎城大獎的《一一》，其至楊德昌的《麻將》根本就用舒國治他家那幢舊公寓來拍張震、唐從聖這些遊蕩少年的起居所在。

　　智利裔的法國大導演豪烏．胡易玆（Raul Ruiz）在拍《追憶似水年華》（曾在台公映）之前兩年，曾來台灣拍了一部《影子喜劇》（暫定名，取材自皮藍德婁的尋找劇中人物的六個演員）的臺灣片，其中一個角色，就找上了舒國治，讓他飾演一個晦澀的隱士般的人物。

　　他的外務太多，遨遊走赴的地方又廣，又以他的年紀所遇的，所交往如朋友常已是社會上歷綀穩健之士，致使他的過日子方式頗稱悠游自在；他看的山，喝的荼，閱讀的書，聽的音樂，進的小館子，倚靠的城牆，撫摸的古塔，坐下的亭子，開車繞徑的小路等，往往是清幽簡美的；也於是他不免將這些事象寫出來，結果倒成了旅行文學，而也似乎不必是純粹的文學了。

　　他又安於簡樸，樂得輕便，竟連手機也不曾有。答錄機、傳真機、冷氣機、第四台、電腦，他全沒有。造成別人找他極不容易。

　　或許也正因為這些遨遊、這些晃蕩，我們才等到他這本《理想的下午──關於旅行也關於晃蕩》。

◎張貝雯，〈舒國治在《理想的下午》書寫晃蕩〉
　(原載2000年12月12日《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