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個常以歷史為題材的小說家，在史料調查方面，我建立了一個原則。那就是謹記史料往往是勝利者的記錄。勝利者常會將不利於自己的事實抹除或是重新修改。例如，周朝消滅殷商的理由是：

　　──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史記》

而我們也這麼相信著。

　　可是，二十世紀的現在，殷墟被發掘出來了，甲骨文大量出土。根據這些紂王經常祭祀的事實，一一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司馬遷寫《史記》時，根據的史料，很明顯的就是曾被修改成有利於周朝的記錄。因此被書寫下來的記錄是不能照單全收的。

　　此外，我認為推動歷史的，往往是擁有挫折經驗的團體。例如，殷商雖然被周朝殲滅，春秋戰國的大思想家，如孔子、莊子、墨子等，卻都是殷人的後裔。紀元前三二九年，亞歷山大大帝占領了粟特族的據點──撒馬爾罕。當時四散的粟特人，卻是對東西貿易有極大貢獻的商業民族。現在，我在《讀賣新聞》連載的〈紙路〉就是以這個為其中一個主題。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遭受了漫長又嚴苛的挫折。回顧台灣所遭受的挫折更是令人無法不掉淚。因此，我相信下一個世紀，一定是我們對這個世界有大貢獻的時代。這是我的「樂觀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