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八○年代以來,海峽兩岸眾多作家紛紛投身「文化歷史小說」的創作。他們注重從社會生活縱深處發掘歷史的文化內涵,在這基礎上展開有關人事的敘述,並對人作為生命實體的存在及意義給予更多的關注。於是寫就的作品就有頗高的認識價值和濃厚的文化底蘊。高陽的《慈禧全傳》、《胡雪巖傳》,唐浩明的《曾國藩》、《張之洞》,凌力的《少年天子》、《暮鼓晨鐘》以及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康熙大帝》等,堪可稱得上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世家貴族粉墨登場的悲喜劇
王順鎮先生的這部《風流謝安》(以下簡稱《謝安》),也可名忝此列。作者以百年的東晉歷史作為小說的敘事背景,在一幕幕宮廷爭鬥、家族恩怨、黨派紛爭、個人慾望的描摹中,透視亂世眾生相:謝安的織網術、桓溫的皇帝夢、司馬昱的無上柔功、朱序的忠勇善戰、釋道安的洞明睿智……。可以說,作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歷史平台,在此平台上,世家貴族一個個粉墨登場。他們為生計、權力和戰爭奔波掙扎,輪番上演一齣齣人間悲喜劇。
與其他「文化歷史小說」不同,王順鎮先生關注的不是以儒家為本位的中國傳統文化,而更多承續的是以佛禪為旨歸的另一種文化視野。全書不是按照時間序列推演,而是通過空間轉換的日常場景進行敘述。作者描述歷史的方式也頗為獨特,一如他的前作《長河落日》、《竹林七賢》(實學社出版)那樣,以敏感的心靈和冷靜的目光,卸下史料的重負,藉由復活心目中神秘瑰麗的魏晉歷史,去探索和詮釋世界及人性關係的多種可能性,隱喻地表達作者對人類生存狀態的思考和對生命終極意義的叩問。
小說的深度來自作者心靈的博大和精深,一部優秀的作品總是與作者獨特的審美感知方式和洞悉社會、體悟人生的高超能力息息相關。《謝安》為讀者提供的,並不只是一個遙遠的故事,還有潛藏在故事底下的有關社會、歷史、文化以及生命的多方面思考。可以這樣說,《謝安》是「文化歷史小說」的另一種寫作,它帶給我們的將不只是一種新的話語方式,還有對生命獨特而深刻的感悟。
敘事角度:切入人物的心靈深處
福斯特在他的《小說面面觀》中引用盧伯克的話說:「小說寫作技巧的關鍵,在於敘事觀點——敘述者與故事的關係——的運用上。」可見,敘事觀點也即敘事角度或敘事視角,是小說藝術中至關重要的問題。不同的敘事角度會產生不同的藝術效果,會賦予作品不同的藝術特色。「文化歷史小說」(如高陽和唐浩明先生的作品)大多採用比較宏偉的歷史敘事,致力於社會寫實層面的發掘,內容因此顯得大氣厚實。相形之下敘事角度就較為單一(大都使用全知觀點的第三人稱敘事),對人物的心理描寫也用墨不夠。而「人化歷史小說」(如大陸作家趙玫的《唐宮三部曲》)則多把小說敘事的焦點放在人物內在心理的剖析上,但社會寫實層面幾乎沒有涉及。如何讓社會寫實和內心寫真兼顧?王順鎮先生的《謝安》給出了一個很好的答案。
上卷第一章起始,褚太后、桓溫、王文度、謝安、郗嘉賓這六人粉墨登場,每個人物各為一節。作者給他們提供足夠的舞台展示自己的生存狀態,描述自己心靈深處不為人知的焦慮困惑乃至屈辱痛苦。比如桓溫,他是一個極為複雜的人物。作為東晉大司馬,他執掌天下兵權,連皇帝都對他畢恭畢敬。但他卻有很大的企圖心,那就是篡位奪權,自己當皇帝。作者在第二節就重筆渲染了桓溫的內心流程:他的做賊心態、與王敦的心靈對話、立德的迫切願望等等。褚太后、謝安等人也都有類似的心靈獨白。這樣,我們從小說一開始就進入了人物的心靈深處,洞知其喜怒哀樂和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為了讓筆下的人物都活起來,作者又頗具匠心地讓他們在自我描述的時候,再被他人所描述。這是一種多方位、多角度的透視法。還是桓溫,他既陰險,喜怒不形於色,為了達到個人目的不擇手段;又心懷天下,善於用人,深諳平衡人際之道,這在亂世尤為不易。他視野開闊、深謀遠慮,但在戰爭中又為一己私慾所困,因為太珍惜老本,不敢主動出擊,使得北伐失敗,終未完成收復中原的大業。對於這樣一個「圓形」人物,僅僅提供給他自我描述的空間是不夠的。為此,作者還巧妙地選取了其他人物作為觀察點。比如身為幕僚的郗超、名士謝安、當朝宰相司馬昱等都在不同層面觀照了桓溫的為人處世,透視其性格的不同側面。
桓溫僅為一例。在作品中,幾乎所有的人物都處在自我描述與被描述的情境。從不同的敘述者和不同方位的透視中,讀者領略到了「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審美效果。而不同的敘述者和不同的視角又互相交織、補充和印證,從而成就了作品人物形象譜系的立體塑造,使一個個具有多重矛盾性格、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鮮活了起來。
──摘錄自《蜘蛛人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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