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收集的主要是二○○九到二○一○年間在聯合報、國語日報及天下、遠見等雜誌所寫的專欄。回顧這兩年來社會的變遷，深感生活越富足，人的精神層次越空虛，尤其年輕人越來越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要做什麼。智育掛帥的結果是我們教育出來的大學生不但沒有「士」的精神，連做人都不會了。從比中指、擋救護車的台大博士生，不讓座還打人的清大學生，撿到同學的錢要求留置金的成大學生，到在旅館床上點蠟燭為女友慶生，卻把旅館燒掉的交大學生，讓我們看到精英大學的學生連基本的做人做事道理都不懂。這是國家的隱憂，因為品德是立國之本。

　　十九世紀英國的政治家山謬•史邁爾斯（Samuel Smiles）就說：「一個民族若是缺少了品格的支撐，就可以確定它是下一個要滅亡的民族。」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更說：「一個國家的前途決定於它人民教育的程度及品格的高下。」寫《神曲》的但丁（Dante Alighieri）甚至在八百年前就看到了「道德可以彌補智慧的缺點，智慧永遠沒有辦法彌補道德的空白」。當台大法律系教育出來的精英中的精英現在在監獄中服刑時，為什麼我們還是看不到品德教育的重要性？還在追求考試一百分？

　　另一個國家的隱憂是我們的孩子不快樂，雖然大部分台灣的孩子衣食無缺，但是心裡的感覺是不幸福的。兒福聯盟最近請孩子用一個詞來描述他的家庭，結果孩子寫出的是：我家像壓力鍋、我家是核爆廠、我家像監獄、我家是地獄、我家冷冰冰、我家像旅館、我像流浪狗……這些令人觸目驚心的字眼，竟然出自國民所得高達一八六○三美元的未來主人翁口中，國家的前途怎麼不令人擔憂？

　　一個社會是否幸福不在它的國民所得和經濟能力，而在社會的和諧與家庭的溫暖。最近社會關注的霸凌事件其來已久，只是沒有上報而已。幸福社會的基本條件是社會的公平正義，文明社會應該盡量使生命是一場公平的競爭，顯然，我們的社會還差得很遠。

　　過去，我們一直把成功定義為「賺大錢」，為賺錢，可以不擇手段。這是一個錯誤的定義，因為永遠有人錢比你多，事業比你大。現在許多企業家開始回歸到孔孟思想，用四書五經的道理來經營企業，表示有識之士已看到了錢越多、精神越空虛的危機，既然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那麼，現在用一部《論語》來管理公司看看。物極必反，中國社會在經過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後，又回到孔孟學說的「誠信」上，是一個轉機，因為沒有誠信的快樂是短暫的、地位是虛假的、競爭是必敗的。

　　若是我們將成功定義為「有意義的過一生」，那麼考一百分、擠明星學校窄門的壓力立刻減低，因為每個人對他如何有意義過一生的看法是不一樣的，這個定義會使每一個人天賦的能力能夠從升學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社會的改變必須從人的改變做起，而人的改變必須從思想教育做起。家庭是最早的教育場所，教改一定要從父母的觀念改變起，讓父母看到出社會後，念什麼大學、考第幾名不重要，重要的是服務的熱情與敬業的態度。我們更要讓老師看到教育應該為學生出社會做準備，當企業需要的是德智體群美兼顧的人才時，不要還在用分數判定學生的高下。英諺「父母對孩子的態度決定他的命運」是很對的，一九六九年，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習得的無助」的實驗到現在還是經典，不要使天真爛漫的孩童進入學校，經過我們教育制度的蹂躪後，出來變成沮喪無助、憤世嫉俗的青年。目前基本學力測驗的沒有區辨力，錯一題可以從第一志願掉到第三志願是學習痛苦的元兇。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人的觀念改變，願意跳出傳統「成功」的窠臼，孩子是可以幸福的。現在越來越多的父母不願孩子再蹈自己的覆轍，受他所受過的苦，願意用欣賞的眼光去看他的孩子，願意用「讓他有意義的過一生」來引導孩子性向的發展，是一道曙光，讓我們看到希望。

　　西諺說得好：「沒有人可以做所有的事，但是每個人可以做一些事。（No one can do everything, but everyone can do something.）」我們可以從自己身邊做起，不要求立竿見影，抱著做多少算多少的心，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只要堅持做下去，總有成功的一天。「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走，永遠到不了，走了，總有一天到達。希望，帶給生命力量。

　　最後，一本書的出版，背後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我很感謝李珀校長、張杏如執行長、李志勳、邱白伶、孫智秀、楊慰芬、蘇玉枝等好友，讓我不上菜場而有飯吃。還有一個人，不想感謝又不得不感謝，那就是我先生，他不幫我做家事，但也不叫我做家事（要來我家得三個月前預約，讓我有時間打掃），使我可以把洗碗、擦地板的時間拿來寫文章。

　　人生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因為人不可能什麼都有，所以如何選擇很重要。不過，無論選擇的標準是什麼，只要它是有意義的，這一生就沒有白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