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橋臨筆不苟,在周作人或梁實秋的源流裡縱循晚明,橫接蘭姆與懷特。董橋有篇文章的題目有新意,說〝鍛句鍊字是禮貌〞。這讓我想起胡適生前自謂文章篇篇都費力氣寫成;業師余國藩教授寫信大多用英文,給我這個後學也是字句斐然,氣勢嚴整,連電子郵件也絕少馬虎從事。胡適愛惜羽毛,余國藩治學嚴謹,學界共知,但除此之外,他們臨筆不苟,莫非也認為文字草率是非禮?答案我不確定,不過讀完皇皇六冊的《董橋作品集》,我相信董橋情真意摯,深怕一個詞不合習慣,一句話不順語法,會唐突讀者的感覺,壞了文章的道德。我教書的歷史不算短,看多了草率終篇的學生作業,董橋的「禮貌說」感觸尤深。
不過這篇拙文不擬談個人經驗,倒想沿著「鍛句鍊字」談點董橋藉以成名的寫作風格。董橋常在台灣的刊物上發表散文,《作品集》裡的篇什卻是香港副刊的產物。港副多用方塊拼成,「規格統一」,作家得在有限的字數裡開創無限的空間。由於天天見報,「創造」的壓力極大,董橋猶能一以貫之,而且聚風騷成巨帙,必然有其過人之處。前述「禮貌說」應該是他對文字基本的敬業態度,風格精華其實盡攏於「筆淡」二字。「筆淡」不一定是字數使然,倒可能因文如其人形成。看董橋月旦人物,臧否時事,他不會有魯迅的刻薄,也沒有李敖的盛氣。碼聲重則僅止於說「不」,誠懇也誠實。輕的時候居多,點到為止,說的都是「建議」,讓人即之也溫。董橋顯然在周作人或梁實秋的源流裡縱循晚明,橫接蘭姆與懷特,即令高論也要低調處之,「淡」氣天成。「淡」的另一種形塑方式,是董橋好講故事的筆法。故事有掌故,有新聞,可以博君莞爾,董橋卻是項莊舞劍,意在四兩撥千斤。他勸董建華多讀閒書,九七前請錢其琛考慮香港人的感情,多半由野史或身邊引喻。一兩個故事先行,打下了理論前提,再順勢直搗黃龍。新聞掌故當然是潤滑劑,既經塗抹,再怎麼尖銳的指指點點也會少掉幾分火氣。這種迂迴,從《世說新語》到明清筆記都可一見。也有點像西洋寓言史上的伊索與費卓士。他們據傳都是奴隸出身,直言明諫是忤逆犯上,所以杜撰幻設,曲盡其意。董橋博覽群書,報刊無所不窺,一肚子都是新舊故事,真真假假,取以博喻,用以化窘。麗日當空,於是雲淡風輕。
不過故事講多了,當然容易流為窠臼。這是董橋的危機。化解形式之害,好方法之一是加強深度,讓寓意和評論多所結合,後者尤屬重要。恕我直言,董橋鍊字甚精,婉約成趣,可就差在發揮有限,寄意難申。這是《作品集》所屬的方塊本質使然,抑或字數有以致之?或許兩者都是。但我覺得關鍵另在董橋的敘述和論述比例失調,即使意猶未盡,終篇的要求也已迫在眉睫。他談人物與論閱讀時窘態較顯,往往講完故事後就無以為繼。品評書籍,他對作家生活的興趣似乎勝過內容,一談再談,有堆砌之嫌。我看他閒話《錢鍾書散文》,地道是古人論文,說人說事就幾乎不說書。碰到有心想聽他高見的讀者,抱歉,且待下回分解。急死人不打緊,文章的深度非打折扣不可。
所以這六冊的《董橋作品集》,功在文字的藝術而非議題的闡述,即使有議題,也是語言議題講得好。香港盛行廣府語,報刊中文「香港化」的程度尤甚於台灣的本土化。董橋雖未大聲斥責廣府語,下筆拒絕附和本土派卻是事實。他還以此類推台灣,委婉申說作品中「方言」氾濫造成的不便,拿王禎和與《海上花列傳》當例子,所以語言上「統派」的立場鮮明。這沒有不是之處;我前一陣子重讀黃春明,發現自己居然要把母語「譯」成思考語言(國語)才能快意閱讀,覺得無奈又可悲,但是五花八門的語言歧象確實造成社會極大的不便,整體溝通似乎仍得考慮共同基礎的必要。這種基礎還應該建立在文化習慣上,不論閩粵或台港,堅持母語是必然,但是不該放棄古來的大傳統。
董橋的語言之見,我較感惶惑的是他對大陸毛腔毛調的寬容。大陸語彙和思惟模式迥異於台灣,任何人都感受得到。幸虧是董橋,一眼看出中共建國以來的中文之所以怪,馬列全集等翻譯文體要負責。董橋所寫中文的純度令人佩服,即使偶有歐語也必經內化,更見高明。他頌揚毛澤東的詩詞還說得通,硬說中共「規格固定」的「國營語言」大多「可觀」,就令人納悶。共和國腔句長而嚕囌,詰屈之尤可以說是「用方塊字寫的外文」。如此地道的「假洋鬼子」,不要說和中共的民族主義不合,就連董橋所強調的「鍛句鍊字觀」也大有牴牾。為其開罪,甚至「寬容」到了「姑息」的地步,我覺得多事而懦弱,有如倒打自己一巴掌,把六冊《董橋作品集》的美德都推翻。文章乃經國之大事,董橋盡可迂迴,評論起來卻大可不必那麼有禮。
──轉載自2000.04.27中國時報開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