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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召喚祖靈的歸來
◎孫大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以前讀歷史,全都是帝王將相的偉績和鬥爭,即使牽涉到世道民生,其內容也都在社會結構的大框架裡打轉,很難和自己真實的存在經驗相遇。更令人沮喪的是,對一個原住民來說,這些歷史敘述既沒有我們的族人,更沒有我們的部落,我們活在歷史之外。
就因於這樣的覺悟,近二十幾年來,不少人投入心力於「介入書寫」的工作,期盼透過「我們寫」的力量,構築一條歷史防衛線,我們需要「寫出」屬於自己的歷史!
二○○九年秋,我再度回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服務,在救災工作的同時,決定籌設「原住民族文獻會」,希望有計畫並長期蒐集、整理、翻譯、研究、出版不同時代、不同文字、不同類型的原住民文獻,藉國家穩定的行政支持,擴大、厚實「我們寫」的基礎。
經過這些年大家共同的努力,「原住民文學」不但已卓然挺立,我們對荷西、明清乃至日據時代文獻和田野報告的掌握、消化,亦初具規模。這是台灣原住民藉由新的書寫工具,捍衛自己歷史主體性及詮釋權的有力表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像卑南族作家巴代這幾年的長篇小說創作,明顯地嘗試透過文學的手法「以文寫史」,賦予歷史事件以想像之血肉和情感。他的作品《笛鸛──大巴六九之大正年間(上)》、《馬鐵路──大巴六九之大正年間(下)》、《斯卡羅人》為我們描述了日據大正年間發生在台東卑南平原的精彩故事,讓我們有如身臨其境的去感受那個時代、那個時期發生在台東、屏東等地區複雜的社會發展與族群關係。主角是卑南人和他周邊的布農人、排灣人、魯凱人等等,而日本人、漢人則成了配角;場景有我們熟悉的山和我們生活、成長的部落。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發展。我們正在深化自己的歷史書寫。
當然,這些文學和歷史世界的種種突破,如果相較於去年(二○一一)掀起風潮的電影《賽德克•巴萊》,無論從影響層面的廣度或力度上看,皆無法與之比擬。影像世界的感染力、穿透力,既強勢又無遠弗屆。但,風潮來得快,可能去得也快;如何凝固影像的魅力,使其成為形構歷史意識的另一個新工具?恐怕是接下來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Dakis Pawan 郭明正為我們解決了這方面的焦慮。
做為電影《賽德克•巴萊》的翻譯、顧問和隨隊族語指導老師,Dakis Pawan 站在一個最有利的位置可以來執行這個「凝結」的工作。他的前書《真相•巴萊》是第一步,處理了比較和霧社事件相關的事物和拍攝札記;而本書做為第二步,Dakis 省視了他從第一次(一九九○年暑假)開始訪查自己部落歷史所記錄下來的點點滴滴,是繼族老 Pihu Walis(高永清)的《霧社緋櫻之狂綻──虐殺事件倖存者的證言》及 Awi Hepah 的《阿威赫拔哈的霧社事件證言》之後,餘生族人親身「我寫」的另一部以部落為主體的歷史著作,其範圍更及於賽德克族的文化、生活與歷史傳統,並展望自己民族的未來。Dakis 雖然謙稱自己的力量「就這樣而已了」,但是豐厚的民族情感和數十年的反省、體察,Dakis 的「寫作深淵」把我們帶進了賽德克族人幽曲的宇宙觀、歷史觀、價值觀和生活美感世界,令人驚嘆、疼惜。
書是用答問的方式寫,關於每一個議題,Dakis 常不厭其煩地深入賽德克族語的語根和奇特的表達方式,這使得他的每一段敘述都精準得像一顆顆晶瑩剔透的水晶,初讀時那種彷彿翻閱參考書的尷尬,很快就被閃亮交輝的文采所淹沒。我們期待原住民更多的「我寫」,用文字召喚祖靈的歸來。
◎鄧相揚(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推薦:
依據考古學家的研究及語言學家的探究指出,賽德克族至少在臺灣已經生活五千年以上,但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賽德克族沒有發展出文字或是符號的書寫系統,所以僅能以口傳的方式留傳點滴。我們要了解賽德克族的歷史與文化,大概從清代的地方方志,或是日治時期的研究書目略知一二,但這些都是統治者的視野與觀點。
我之所以從此觀點引言,就是要說明本書的重要性。從異族治理臺灣以來,約四百年間,臺灣原住民族的歷史、文化書寫,都由外族代為書寫而成,亦即「我的歷史由你來寫」;那麼,我的歷史究竟應該由誰來書寫呢?
從荷鄭時期西拉雅族的「新港文書」以來,曾出現過羅馬拼音、漢字拼讀、日文假名及中國注音符號等書寫方式,但對賽德克族而言,能夠用本族的語言標音系統來進行書寫,則是近五十年的事;基督教和天主教會為了傳教,在原住民部落進行羅馬拼音的教習,郭明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學會了族語拼音,成為他後來進行本族歷史文化書寫的利器。……
「霧社事件」的研究,若沒有郭明正的投入,我們似乎感覺到一股莫名的茫然凝滯在迷霧中,因為一般的研究者大多站在「外族」的觀點來解讀此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因此就會出現一些盲點;單就賽德克族的語言來說,「外族」就很難窺察其「本族」的文化意涵。最好能由賽德克族人以熟悉的母語,聆聽族眾的聲音,以最貼近土地的方式,進行主體性的詮釋,並且書寫成書,這一點郭明正真的做到了,他真是一個Seediq bale(真正的人、賽德克•巴萊)。
文化不僅是想像,而是實踐,也是建構,郭明正經歷近三十年的努力,以霧社事件的研究為基礎,拋開了身為事件後裔的血淚控訴,而是以賽德克族的社會文化為基礎,深層描述(thick description)了賽德克族的文化底蘊,並且提出了對於賽德克族歷史、文化、知識的詮釋,以及應該省思的各個嚴肅課題。
◎周婉窈(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推薦:
……這些未曾被記錄的族群自我認知和事件的記憶,透過有系統的翔實呈現和公開傳布,將增進或修改我們對賽德克族和霧社事件的了解,實在令人高興。……
霧社事件常給我很深的悲哀之感。不,應該說,整個臺灣的歷史都是!荷蘭人在殲滅小琉球原住民時,動員七社原住民;郭懷一事件時,獵得一個漢人人頭可換一定長度的棉布……。這種在地人群被統治者操弄的戲碼,不斷重演。我心中浮現一個意象:走在歷史幽暗的深谷,人們淹沒在悲哀的情緒中,感覺很沒希望,無助地抬頭望天,突然那些曾經迸濺的血滴,就如原住民傳說中的 magic 一樣,化為滿天的星星,彷彿用一切的晶亮告訴我們:不要放棄希望,否則祖先的犧牲就更沒倚望了!
歷史不應該只是給我們悲哀,也應該給我們智慧和勇氣才是。那一再重複的悲劇,若要有意義的話,就是要讓我們認清:內部矛盾和敵我關係不同,不能讓外來統治者任意置換。誠如本書作者所說的,德固達雅和都達之間沒有「世仇」,但在「以夷制夷」、「以番制番」的機制下,極端化、深刻化。往事已矣,來者可追;解決內部矛盾未必容易,但若被置換成敵我關係,就會再度陷入歷史的惡性循環──要讓祖先的失誤成為永恆的遺憾,那就是我們繼續失誤下去。
日本時代的原住民慣習調查人員,曾驚嘆於泰雅族社會是「平等的、自主的及共和的」,而理想國不過如此!(賽德克族亦若是。)很可惜的,在歷史的過程中我們失去了理想的國度。但如果「平等、自主、共和」仍然是我們所想望的,那麼,我們必須從歷史中學習「合而抗之」的道理,並拒絕被「分而治之」。島嶼的英靈們,以他們累世的犧牲,給出了我們的路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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