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當然清楚，田野考古學對古文明的發掘，有著無法估量的作用。早在一八三○年，法國史前史的創始人布歇•德•彼爾特（Jacques Boucher de Perthes, 1788-1868）就在索姆河（Sommer River）畔開始用田野考古的最初方法，探索了人類祖先製造工具的遺跡。這個舉動比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vin, 1809-1882）《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的出版早了三十年。此後不久，西方的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 考古學家也都紛紛離開書齋，奔向田野，其足跡幾乎散布世界各地。這一時期，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田野考古學家應首推德國的謝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他是用田野考古手段來探求鮮為人知的文明歷史的首創者。一八五八年，謝里曼和他的妻子蘇菲亞（Sophia Engastromenos）根據《荷馬史詩》透出的隱祕信息，在希臘和小亞細亞一帶做了大量的實際考察，並於幾年後在小亞細亞希沙立克丘（Hill of Hissarlik）的地層下面，終於發現了《荷馬史詩》中描繪的神奇迷人的特洛伊（Troy）古城！十五年後，夫婦倆又發現了神話傳說中的特洛伊王后海倫（Helen）的金冕。於是，謝里曼夫婦的名字響徹歐洲並震動世界！ 一八七一年，德國地質學家卡爾•莫克（Carl Mauch, 1837-1875）在南非馬紹納蘭（Mashonaland）地區的維多利亞堡（Fort Victoria），透過田野考古手段發現了湮沒數千年的津巴布韋遺址（Zimbabwe）。這一發現，在歐洲引起了爆炸性的轟動，從而驗證了非洲古老文明的特有魅力。接著，一八八二年，美國小說家、社會改革家唐納利（Ignatius Donnelly, 1831-1901）運用田野考古手段和語言學、人種學等綜合知識進行考察後，提出了一個劃時代的的理論：在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到達美洲以，美洲文化與地處舊文明大陸的埃及文化之間存在著許多共同之處，並由此提出了「兩種文化的聯繫者就是新舊大陸之間、大西洋上曾存在過的一個大洲」的理論。他推斷這個大洲就是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 427-347B.C.）提到的阿特蘭提斯（Atlantis，直布羅陀海峽西方的一個神祕島嶼，據說因觸怒天神而消失）；當這個大洲沉落海底後，雙方中斷了交往，從而發展成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這個推斷得到了西方多數考古學家的肯定。…… 如果說以上西方學者這些著名的田野考古範例，因東西文化的阻隔和交通信息的閉塞，未能讓中國的學者們充分認識到田野考古的價值和意義，那麼，令安特生不明白的是，差不多在這同一時代裡，無數外國學者和盜寶者在中國這片國土上進行的一系列尋找與考察──有的簡直就是強盜般的所謂田野考古行動，為什麼也沒能讓中國的政府和學者們幡然醒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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