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這一用語，百年來一變再變。它最早的變化出現在政治領域。國民黨首先使用，共產黨更把它用俗用濫。記得一九七四年到文革期間的大陸去旅行，黨政官僚與販夫走卒無不互稱同志，幾乎成為人與人之間惟一可能的關係。毛澤東曾說，十億人民皆堯舜，人人都是同志，不是理想國是什麼？

　　然而，文革中的中國，其實人人自危。十億人，你虞我詐，勾心鬥角，成為生活常態。「同志」一詞，成了絕佳反諷。

　　近年來，台港海外的華人圈，歐風美雨之下，「同志」變成了「同性戀者」的代用語。想當然，革命文化壟斷百年的中國，能不為之瞠目結舌！

　　英文的「Comrade」源自希臘文「Kamara」。法文「Camarade」較近原音，其基本含義皆指「親密伙伴」或「忠實朋友」，既非政治關係，也與性傾向無涉。尤其是此詞的延伸義「同志愛」，英文作「Comradery」，法文為「Camarad-erie」，純指人際關係的一種美好品質或狀態，政治或性革命帶來的字義變化，只是文化現象。保存了此一用語真義的，卻有一個特殊的文化環境，即首重團隊合作的大型球類運動（戰爭當然也是，但已摻雜了太多政治意味，去人性稍遠。）

　　所以扯到以上這些，是因為最近讀了一本書，總結印象，感動我的就是完整保持了原汁原味的「同志愛」。

　　不久前，遠流出版社的編輯給我寄來一本書稿，美國知名運動作家霍伯斯坦的新作《隊友情深》。霍伯斯坦早年因報導越戰榮獲普利茲獎成名，近年「轉戰」棒球，《一九四九年夏》（Summer of 49'）一書，專寫美國職棒大聯盟中兩個死對頭洋基與紅襪一九四九年的一場爭霸戰，成為《紐約時報》暢銷書的榜首。

　　《隊友情深》寫的是紅襪隊四名老球員長達六十年以上生死與共的交情。讓我印象深刻因此不能不一口氣讀完全卷的是作者的書寫策略。表面上，霍伯斯坦寫的是一趟旅程：二○○一年十月，隊友之一的泰德．威廉斯（Ted Williams）重病垂危，隊友多明尼克．狄馬喬（Dominic DiMaggio，即著洋基球員喬伊．狄馬喬之弟）與強尼．佩斯基（Johnny Pesky）從東北部的麻州前往一千三百哩外的臨終病榻旁去探望威廉斯。兩位八十歲以上的老人，由於「九一一」剛發生後的安全顧慮，選擇了開車的方式，一共跑了三天三夜。作者在這趟旅程裡，通過當事人的回憶，作者的敘述補充等各種手段，交錯鋪陳了四○年代以來四名隊友之間的繁複人生旅程。讀者又可以從這一種如今不可能重現的「同志愛」裡，看到隱藏在四人一生所經歷的職棒世界及其背後的社會政治變遷。這種言外有言，畫中有畫的寫法，是當代運動寫作的上品，值得讀者仔細咀嚼。

　　上述隊友的第四人，即當時家住美西奧勒岡州的巴比．多爾（Bobby Doerr），由於老妻中風，無法同行。他的故事，多通過當事人和作者的回憶和敘述，穿插在故事中。

　　對於今天的讀者，尤其是台灣的讀者，即使迷上了美國職棒大聯盟精湛如數學，奇妙如詩的魔術世界，要真的讀懂這本書並深入理解其中的奧祕，恐怕不太容易。這裡涉及的隔閡，主要在於時間。

　　泰德．威廉斯和他的隊友活躍的四○年代，跟六、七十年後的今天，不僅世界完全不同，大聯盟職棒內外，也發生了許多根本性的變化。不了解這些背景，就不可能明白，為什麼六、七十年前的選手，物資條件相對於今天的明星，簡直等於赤貧，卻能建立一生不渝的永恆友誼，難道六、七十年間，人性完全墮落了嗎？

　　我們不能接受純綷人性變化的玄學觀點，解題的鑰匙在於制度。我在這裡為讀者提供一些補充情報。

　　棒球，尤其是職棒，是各種大型球類運動中最保守也就是最重視維護傳統的。最忠實的球迷甚至會以為，棒球之可貴，正在於它的「不變」。但是，這都是幻覺。從四○年代到今天，棒球不但變，而且有本質的變化。

　　最大的變化，沒有人不知道，就是錢。究竟變化有多大，可以看看下面的具體數字。一九四二年，球員的平均薪水不到六千美元（年薪）；二○○一年，球員平均年薪兩百二十六萬六千四百零三美元，前後差三十六倍。

　　一九五○年，大聯盟年薪最高的兩位，洋基隊的喬伊．狄馬喬和紅襪隊的泰德．威廉斯，都是十萬美元，相當於今天一位普通球員上場六次的代價。如果舉當前超級明星的收入為例，今年轉隊洋基的羅德里格斯（綽號A-Rod），十年合同兩億五千兩百萬美元，揮棒幾次就十萬入袋了。

　　一九四○年代，美國工人的平均年薪是三千元，醫生一萬一千，律師九千，牙醫七千。職棒球員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但他基本上還是個受薪階級，不像今天的明星，一個人就是一家公司，下面還養著一批「隨從」，包括律師、會計師、經紀人、心理醫師、體格培訓師、營養師等等。今天的超級明星，由於收入差距，基本生活型態與六、七十年前完全不同。威廉斯隊友們，當年是同隊一道坐火車去各處比賽，有的是時間混，隊友的生老病死自然糾纏在一起。今天，比賽完畢，媒體秀做完，立刻分道揚鑣。出外比賽有包機，超級明星還有配備全套健身設施的特等酒店套房，應付贊助商都嫌時間不夠，哪有精力、時間與閒情經營「同志愛」。

　　更重要的，也就是直接造成今天球員特殊地位的「促變」因素，即所謂的「自由球員制」（free agency system）。

　　三、四○年代，球員等於農奴，終生為一個球隊打拚，老闆操生殺大權，這主要是因為，當年的合同上，往往有一個叫做「保留條款」（reservation clause）的緊箍咒。簽下這一條款，球員固然取得了職業保障，但從此動彈不得，不但轉隊跳槽沒機會，如果碰上了剛好不喜歡你的東家經理或教練，只好忍氣吞聲委曲求全。這種束縛，自然與當年職棒尚未與商業實現全面掛鉤有關，也跟職棒普及的規模有關。四○年代，大聯盟也分國際與美聯，但分別只擁有八個隊。此外，職棒大聯盟是清一色白人天下，黑人只能在尼格魯聯盟（Negro Leagues）打球，拉美裔球員不多見，黃面孔更是一個沒有。

　　自由球員制發生在一九七五年，這是通過一場仲裁和三次訴訟完成的。一九七四年球季結束後，洛杉磯投手麥塞史密斯（Andy Messersmith）和蒙特利爾投手麥克諾利（Dave McNally）同時對球隊所給的合約條件不滿，拒絕執行合約，遂通過球員工會交付仲裁，由公議獨立仲裁人彼德．塞茲（Peter Seitz）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作出了有利於工會的裁決。資方不服，上訴兩次均被駁回，從一九七六年起，束縛球員近百年的「保留制」瓦解，球員得以成為自由人，在日益擴大繁榮的市場，追求最高的身價。

　　資方並曾在一九七六年作出最後反擊，關閉球場，禁止球員參加春訓。一九七六年三月中旬，當時的職棒大聯盟委員長（Commissioner）孔恩（Bowie Kuhn）作出了歷史性的關鍵決定，命令資方開門，「自由球員制」遂成為事實。

　　一九七六年球員年薪平均五萬一千，一九七七年上昇到七萬七千，七八年漲到十萬，今天超出兩百萬元。孔恩曾說，「我那個決定，是個聖誕禮物！」

　　讀《隊友情深》，除了上述背景，還應了解，泰德．威廉斯等當年所處的世界，是美國參與第二次大戰前後社會變化迅速的時代。資本主義現代化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即個人社會角色的專業分化。《隊友情深》所寫的四個人，其實可以視為這種社會分化進程的典型，除了經常為同一個目標共同戰鬥，除了身份上所受的制度束縛，他們無意識地被投入一個巨大的社會運動。四個人的眼界、關懷、知識、技能……在這個巨大的社會化過程，被塑造成與外界「隔行如隔山」的四個相濡以沫的人。

　　《隊友情深》的感情基礎，也就是原汁原味的「同志愛」，是因為他們的命運被綁在一起。生命旅程中的全部喜怒哀樂，在沒有被「錢」污染以前，得以靈犀相通。這樣形象的命運共同體，竟因此成就了一種稀有的價值。

　　要讀懂霍伯斯坦的書，不可輕易放過人性高度以外的複雜情境。純人性的友誼，我不相信。

（本文摘錄自《隊友情深》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