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共賞、活潑親切，最富人情味的國共通論和現代史書
★【唐德剛作品集】專題組合 part 2，限時議價最低只要 999 元（不到62折）
「有人會說，海外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的環境，為唐德剛教授寫出超越黨派之爭與門戶之見、具有獨立見解之歷史著作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這自然不錯。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學術自由、免受政治干擾之優勢本身並不保證學術事業的成功。只有像唐德剛教授那樣自覺善用自由環境，一輩子追求自由的人，才最終達到那超越黨派之爭、超越門戶之見的境界。」──紐約州立大學珀切斯分校歷史系教授 于仁秋
「讀唐德剛的作品常常是拿起就放不下，其原因還在於他的一支筆，能把歷史寫得非常好看，即用文學來寫歷史。史書有無價值，在於史料的真實；史書能否流傳，則在於文學的功力。在他筆下，不但『文史不分』，且性情張揚。需要說明的是唐德剛的張揚，決非肆意妄為，而是源於其畢生對歷史的親歷和對社會的感受，風瀟瀟，血淋淋！有了親歷和感受，就自有言說的欲望和衝動。」──作家 章詒和，引自《四手聯彈》
「唐先生說史道事評人，時而細膩，時而活潑，甚至時而涕淚交零動情至深，倍添了讀者眼中的歷史感。清代大學問家章學誠不是說過嗎？『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唐氏作品正是史文兼優。文史以外，唐氏作品另一動人處想必在於心地。論史觀史不應以偏概全，已是常識了，但如何同時用持平而關愛的視角看待歷史，終究不易做到，唐德剛於此則常有示範。」──作家 馬家輝，引自香港明報〈追記唐德剛教授的“歷史三峽論”〉
「唐先生性格幽默，談吐詼諧。他的史學著作明白如話，這是唐先生獨有的風格，別人，至少我學不來，也學不會。美國學者夏志清稱唐先生的散文為『唐派散文』，我以為，唐先生的史學著作堪稱『唐派史學』。唐先生去世了，『唐派史學』會不會因此成為絕響呢？」──民國史專家 楊天石
古人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事實上正相反。中國知識分子之「絕」，是我們對下既能發「令」，對上也善於「受命」。可是我們彼此之間卻不能「平等合作」。我們平等合作的結果必然落得個「拳腳交加」（像台灣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鈴控告」。所謂「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個個都是「單幹戶」。單幹戶找不到「夥伴」（company），組織不了「公司」（company），《海外論壇》也就關門了。 〔唐德剛，《中國之惑新編》自序〕
上述引文，是唐德剛教授回憶當年他們幾個旅美中國學人，為著宣揚民主、提倡新學，辦了三年的《海外論壇》月刊，最終不了了之的「失敗經驗」。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傳統劣根性」，唐德剛固然有著語重心長的沉痛和歎惋，但他畢竟是一個滿懷抱負、有使命感的歷史學家，他有鑑於早年中國大陸與台灣研究民國史都不免受到政治的干擾，美國才是得「天時、地利、人和」的「最好基地」，決心將「單幹戶」組織起來搞一個在中國、台灣以外的「第三勢力」，1980年倡議設立「北美中華民國史學會」，號召學界同行一起分工合作、撰寫民國史，1990年又推動成立「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唐德剛仙逝之後，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承其遺志，全面整理他留在紐約的手稿、論文、詩詞、書信等資料，並在各地搜集逸文、遺篇，陸續選編、出版了
《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中國之惑新編》、《中國革命簡史：從孫文到毛澤東》等書，希望為中斷的民國通史寫作計畫做一些補充。
唐德剛當年雄心勃勃，在於他對「第三勢力」的學術優勢（新的眼光、新的方法、新的史料）有清醒的認識和充分的自覺。他曾指出，西方研究「現代化」及「轉型」的許多理論和方法，注重人類經驗的「通性」是其長處，但忽略各民族文化的「特性」，則是其短處。正因為他熟知中西學說、新舊各派之長短，由此發展出來的宏觀史學，既博採眾家之長，又能超越黨派之爭與門戶之見。再加上他親身目睹了中國的轉型與挫敗，與民國期間的黨政要人、文化領袖有過長時間、近距離的交往，這些個人的親歷見聞和觀察體會，他都善於融入於歷史分析之中，才能將中國「轉型」歷史寫得精采萬分，令人讀來倍感親切。唐德剛的心中有人、目中有人、筆端有人，他深信雅俗共賞的歷史著作能幫助現代人理解過去和前人，認識當下和自己，因此他選擇從「絕大多數人」的立場出發，為「絕大多數人」寫作。（于仁秋教授語）
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改朝換代總難免出現藩鎮割據現象，昔日的藩鎮，就是近代的軍閥，軍閥割據也是轉型期中一個偶然現象。
《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分為「袁後中國」、「段祺瑞政權」、「民國史軍閥篇餘緒」三部分，深入剖析軍閥時代出現的原因，不斷互相砍殺的現象，憲制混亂，黎元洪、段祺瑞的寵臣（孫洪伊、徐樹錚）纏鬥不休，引爆激烈的府院之爭，終於造成中國一分為二，兼而探討桂系、奉系的興衰始末。唐德剛將史料信手拈來，將往事寫得鮮活生動，也把軍閥寫得維妙維肖。民初大小軍閥三千多人，朝秦暮楚，史實紛繁，使人眼花撩亂，唐德剛卻可以〈民國史軍閥篇四圓四方圖解〉一文，抽絲剝繭，條分縷析，並附上圖表，把軍閥時代（1912～1928）分為四期，每期四年，化繁為簡，一目瞭然，扼要地闡明軍閥割據時代的梗概，難能可貴。
在民國史中，唐德剛最重視的是他成長年代所經歷的血淚抗戰史，可惜天不假年，齎志以歿，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收錄他生前所撰有關對日抗戰的二十篇史論，以及五篇雜文和祭文，合輯成為
《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一書。唐德剛重視發掘新史料，不斷從中外檔案和口述資料尋找新線索、新證據，往往能夠言人之所未言，發人之所未發，其中「高宗武和汪精衛」系列，唐德剛感於他與高宗武的多年友誼，談話多次，對高宗武當初參與錯綜複雜對日交涉的內幕和心情，頗有獨特了解，因此連續寫了五篇關於高宗武與日本交涉的一段歷史事件，有效地填補了中國近現代史的空白。至於八年抗戰的歷史意義，唐德剛則明言指出：
「日本陸軍本是世界馳名的『善戰者』。可是日軍不幸，卻碰上了『善敗』的華軍──大小打了一千多次敗仗。可是我軍『善敗不亡』，卻是二次大戰勝負的關鍵──中國不亡，則日軍便無法與德軍夾攻蘇聯。──蘇聯不倒，就注定軸心國的必敗了。──試思如德日夾攻打垮了蘇聯，則英國還能控制中東和印度？中東、印度不保，則日本對東南亞便可傳檄而定，還有什麼珍珠港事變呢？」
《中國之惑》最初於1991年在香港出版，收入唐德剛七、八十年代在《明報月刊》、《百姓》半月刊發表的文章，早已絕版多載，新版的
《中國之惑新編》仍以有關兩岸三地的中國現代史史論為主題，但範圍擴大，增選了一篇七十年代的舊文、多篇八十年代在《傳記文學》等其他刊物發表的文章及九十年代的新作，內容上起文革，接續《毛澤東專政始末》，下延至1997年鄧小平去世和香港回歸，更為豐富。第一部分「國共通論」是唐德剛讀《毛澤東思想萬歲》這本「祕籍」的系列「書評」，原用「劉容」筆名在1976至1977年的《明報月刊》刊出，這幾篇文章堪稱經典，連載時即膾炙人口，新版又再增補了〈毛公知識分子論──四論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一篇。第二部分「兩岸發展」，涵蓋了海峽兩岸在毛澤東、蔣介石時代結束以後的變化和發展。第三部分「香港回歸」從〈鴉片戰爭與香港割讓〉之歷史背景談起，到〈香港回歸後看兩岸法制〉，依然可見其寓意深邃的春秋之筆。
《中國革命簡史：從孫文到毛澤東》，是唐德剛一九六○年代用英文寫就、以英文讀者為對象的通史著作，全書言簡意賅，脈絡清晰，條理分明，力圖超越黨派私見和學派偏見，呈現對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歷史的綜合性、批評性的理解和闡釋。唐德剛在描述一八四○年代到一九四○年代百年間中國政治變遷的同時，也勾勒經濟、社會、文化、軍事各方面的發展變化，解析各種政治力量形成發展的經濟、文化背景及國內、國外因素，並探討影響不同階段政治人物的政治、軍事行為的歷史、文化因素，以求獲得對近代中國百年史的整體性認識。若將這本簡史和他晚年的中文著作對照著讀，便可見到他對中國近現代史（甚至是周秦以來的歷史）中長時段中反覆出現的大問題──尤其是制度變遷方面的大問題，認真地討論了一輩子。基於上述特點，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古蒼林、夏沛然兩位先生，乃花費大量時間心血，將這部英文著作不失原貌地翻譯為中文，獻給華文世界的讀者。
《中國革命簡史》原是以美國大眾讀者為對象的通俗歷史書，所以唐德剛選擇用具體生動的「人的故事」，來表述概念化的理解和歷史分析。舉例來說，在描述共和制度逐漸被袁世凱恢復帝制所取代的歷史過程中，他透過兩個故事，藉以說明在強大的舊傳統、舊觀念、舊習慣仍然主導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歷史環境中，新的共和制度難以運行。第一個故事是袁世凱干涉唐紹儀總理職權，唐紹儀為維護憲法尊嚴與之抗爭，當時輿論卻大多循傳統政治倫理支持袁世凱而指責唐紹儀。讀者稍一回味，便會理解在那樣的輿論場中，受過美國教育、對現代共和憲政有正確理解並敢於堅持原則的唐紹儀，除了憤而辭職之外，別無選擇。第二個故事講的是袁世凱並不是一開始就要當皇帝，只是經過一連串的事變和長時間的猶豫掙扎，才決定廢除共和恢復帝制，其中一個原因是他的家族迷信，認為他登上皇帝寶座便可避免袁氏家族中數代男性活不過六十歲的傳統厄運。唐德剛如此選材，正好彰顯其獨特的歷史、文化敏感──袁世凱本是舊時代過來的舊人物，一些舊觀念、迷信思想在某種關鍵時刻會對這類人物判斷形勢、拍板決策起決定性的作用。
唐德剛作品集【民國史補遺篇】（全4書），包含《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中國之惑新編》、《中國革命簡史：從孫文到毛澤東》，定價1,6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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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
曹錕原是個不識字、跑單幫的布販子，但是他有當領袖的天才。一旦投身軍旅便扶搖直上。等到他於1923年「賄選」成中國現代史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大總統」時，顧維鈞博士充當他的國務總理。顧公一輩子見過的和服侍過的「領袖」，據顧氏告我（off-the-record，不列入正式紀錄），應以曹錕為第一云。顧說他是一位「天生的領袖」（a born leader）。曹氏其他部屬後來之知名國史者，亦均有同感。
【唐繼堯、蔡鍔】
其實「雲南起義」的關鍵性人物是唐繼堯。其重要性遠在松坡（蔡鍔別號）之上，而享名則遠在蔡鍔之下。其原因則是：一、他是雲南東川人，留日歸國後，除短期出長貴州省政外，一直在雲南服務，鮮為省外人所知。二、辛亥革命時雲南都督是蔡鍔，唐繼堯那時是蔡的部下。三、蔡鍔是個鋒芒畢露的人物，而唐則比較木訥。李宗仁先生告我說，當蔡鍔出長廣西陸軍小學期間（李是他的學生），蔡氏每次乘馬的方式都不是「翻鞍上馬」，而是自馬後飛奔，以跳木馬的方式，飛上馬背，所以校中師生都以「飛將軍」呼之，舉一反三，足見蔡之光彩也。
【唐紹儀、顧維鈞】
經驗豐富、觀察入微的當年的國務總理顧維鈞先生，就曾經告訴我一則他親身經歷的，和他岳父唐紹儀齟齬的小故事 ：據顧氏回憶，在他第一次出使華府時，適逢袁死段繼。國庫枯竭，官府薪餉不繼，財政總長陳錦濤，乃連電顧使在美國試舉外債，以渡難關。顧氏奉命之後，乃使盡渾身解數，在美國銀行界尋覓不帶政治條件之放款。並儘量避免舊有借外債之陋規，壓低利息，為中國舉債六百萬美元，以濟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滿解決，北京大樂，優電褒獎。顧亦私心自慶，斯為中國政府舉借外債以來，條件之合理與優越，均為前所未有之創舉。殊不知正在此歡慶期間，顧家突然收到岳丈大人、前國務總理唐紹儀拍來的急電。嚴囑顧氏停止此項交涉，註銷此項外債。顧氏接電之後，夫婦皆為之驚詫不已。顧如遵岳丈之囑，一通電話，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債之簽署，則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經濟危機，段內閣即有倒閣之虞，國家勢必再遭動亂，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設想。
【馮玉祥】
馮玉祥原是「北洋軍閥」集團中唯一的一個沒有固定地盤的主要軍閥。他遊擊全國，四處依附，四處「倒戈」，竟成為民初全國知名的「倒戈將軍」。當然他倒戈最成功的一次便是1924年他叫作「首都革命」的「北京政變」了。這一下他忽然搞到個全國第一號大地盤──北京。但是北京太重要了。玉祥無意中得之，得到了，他又消化不了。只好捧出個老軍閥段祺瑞做幌子。可是段祺瑞的資格又太老了。他竟然要假戲真唱，不願做馮玉祥的傀儡，已如上述。馮既指揮不了他，而自己又不願做自己傀儡的嘍囉。因而這位「作假作了一輩子」的「倒戈將軍」對段執政呈請「辭職」又「辭職」，而段執政對他則「慰留」又「慰留」。二人心知肚明，都在唱戲。
【張學良】
據張學良將軍近年告我，他在1927年夏季自鄭州班師時，便決定力諫老帥，停止內戰。蓋連年殺伐，他耳濡目染，覺得內爭太無意義而老百姓受禍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鄭州登車返京時，在車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帥細詢之下，竟與之相對流涕。張學良那時不過二十七歲，還是個血性青年。這位老人的故事，觸發了他潛在的良心──他自覺不能再做個禍國殃民的青年軍閥。回到北京之後，乃泣諫老父全師出關，內戰是絕對不能再打了。至於後來的涿州之圍，也實在是晉閻投機所惹出來的，也是他奉父命的結果。
【郭松齡】
郭松齡（1882—1925），於民國十四年（1925）11 月 22 日，突然叛奉自立，號稱「國民四軍」或「東北國民軍」。歷時不過一月零一天。雖是曇花一現，而功敗垂成，意義深遠。當時若天如其願，在東北取張而代之，則其後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北伐」、「清黨」一連串的歷史故事，也都不會發生了。今日的中國甚至整個東亞，也不是這個樣子了。「歷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唐德剛（1920~2009），歷史學家、傳記文學家、紅學家。
1920年8月23日生，安徽省合肥縣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憶》（中文版）、《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張學良口述歷史》、《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中國革命簡史：從孫文到毛澤東》、《五十年代底塵埃》、《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中國之惑新編》、《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戰爭與愛情》（遠流）等書，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病逝美國舊金山，享壽八十九歲。
《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目錄
□編者序 禤福煇
□他序 人文親切：唐德剛史學著作的獨特魅力 于仁秋
【袁後中國】
一、王綱解紐，軍閥割據，政客縱橫──袁後中國政壇掃描
袁死後各省督軍省長一覽／軍閥趣事舉隅／地方政府中迴避制的徹底破產／為佛洛伊德作實驗豚鼠／社會政治轉型的中間階段／矛盾重重的爛攤子／段氏談虎色變的國會／黎元洪依法承繼／重新統一後中央政局掃描／人事糾紛，無「法」解決／孫徐之爭升級為黎段之爭／政客縱橫與黎段交惡／美國模式是什麼回事？／且看民元老國會
二、袁世凱留下的爛攤子
是誰搞垮了袁世凱？／宏觀有其必然；微觀難免反覆／從較好制度、可行制度到破產制度／袁的爛攤子變軍閥溫床
◎附錄：漢代地方政治之研究
三、民國史軍閥篇四圓四方圖解──海外教授民國史經驗淺介之一
四個小圓圈，十二年大混戰／平行內戰，還有兩次／軍閥大事，分段編年／袁氏當國／段祺瑞也可作四年歷史的重心／直系曹吳也自成一單元／安國軍總司令對抗革命軍總司令
四、「護國運動」的宏觀認知與微觀探索──「紀念雲南起義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講辭節要
宏觀認知，微觀探索／共和崩潰是歷史的「必然」／三峽之水，不可倒流／雲南鬧垮洪憲
【段祺瑞政權】
五、段祺瑞和所謂「皖系」是什麼回事？──皖系始末之一
一扇玻璃窗，四個方框框／一場混戰，四個圓圈／段祺瑞的小檔案／陸軍轉型，晚於海軍／從新建陸軍師長到六鎮副帥／袁氏當國時的段祺瑞／四個堅持，兩個凡是，皆為必需／段氏謝絕黃袍，擁黎繼承大位／「北洋系」是何種怪物？／「研究系」、「政學系」也是北洋外圍／兼論袁世凱、汪精衛之覆轍／武義親王不受封／兩岸現勢，源於黎段
六、皖系政權的發展與「參戰」的糾紛──皖系始末之二
近現代中國的兩大根本問題／土郎中亂用西藥／恢復《民元約法》的政治經緯／既非「內閣制」，也非「總統制」／四無的總理，粗心的總統／絕對服從vs.依法分工／王綱解紐，藩鎮跋扈的現代版／不受國家法令管束的「軍閥」／府院和國會的三頭馬車／從「無法無天」到「法令如毛」／老國會是怎樣恢復的？／早年國會的特點／不是議會政治，是幫會政治／顧維鈞vs.唐紹儀／制憲、參戰，兩大政治皮球／「參戰案」是怎樣開始的？／參戰利弊大辯論／反參戰也另有理由／幕後的經濟暗盤／孫中山也受賄百萬馬克
七、再造民國，段閣復起──皖系始末之三
政治皮球沒完沒了／不但要絕交，還要宣戰／「制衡制」在中國的折磨／段總理被黎總統撤職／從督軍造反到張勳復辟／新舊軍轉型的一樁「個案」／張段是軍事轉型前後期／宣統復辟鬧劇始末／馬廠誓師，收京討逆／復辟君臣的末路／思想轉型雜亂的實例／再造民國，一切從頭來起／梁啟超政治智慧試評／從宏觀視角看黎段在爭些什麼？／意氣之爭和黎、段其人／人事和利害之爭／無法解決的政策之爭／鬥爭的類別和解決的方法／帝制轉民治急不得也／人治轉法治同樣困難／國共兩黨目無憲法的實例／意氣之爭加人事糾紛／民主不是忍讓，是法律之前，實力平衡
八、談談打打的護法戰爭──皖系始末之四
一國兩府，禍延至今／孫中山是反段主力／德國檔案中的賂華巨款／德使辛策對中山的接濟／參戰案的另一面：軍火貿易油水最大／內外債也是熱門股票／有關太炎先生的傳聞／借外債與反外債的是是非非／中山南下廣州／孫公開府西南計畫試釋
外編：民國史軍閥篇餘緒
民國軍閥概述
論桂系
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為「紀念『九一八』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而作
《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目錄
□序 譚汝謙
□編者的話 吳章銓
抗戰勝利五十周年的回思與警惕
八年抗戰的歷史意義──《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序言
中國抗戰在世界史中的意義／「善敗者不亡」才是關鍵／為抗敵英烈立血淚碑／海外治中華史學的持平之論
中國抗戰決策論──盧溝橋事變
「滿洲國」成立後的華北／七七盧溝橋事變前中國內政中的抗日問題／汪黃聯盟的全盛時期／雙重外交／盧溝橋事變與抗戰／蔣中正決定不阻止戰爭
南京大屠殺不是從南京開始的
維護抗戰史實的文藝復興／大屠殺發端於上海／從撤退到潰退／殺人競賽，不在南京／天堂變成地獄／戰略為政略所誤／真正的兵敗如山倒／強敵處心積慮，守將臨渴掘井／不留俘虜，隨地殘殺／殺盡工農百姓和婦女兒童／以最殘酷的方式殺人為娛樂／地毯式的劫財劫色／且看上海的慰安所／強姦後還要殺人滅口
華裔「慰安婦」的「口述歷史」
把歷史當作小說寫下來／阿寶的慘死／蘇州姑娘李香蓮的故事／從寡婦到姨太太到反革命家屬到餓死／千萬「華裔慰安婦」哪裡去了？
日本的「三光政策」
台兒莊大捷的歷史意義
一九九三年四月八日「紀念台兒莊大捷五十五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兒莊現場開幕式中發言稿
【高宗武和汪精衛】
[1] 從高宗武之死談到抗戰初期幾件重要史料
一、陶德曼「絕密史料」／二、日本「南京大屠殺」／三、高宗武「口述歷史」
[2] 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
十個「邊緣政客」的叛國陰謀／周佛海、高宗武推汪下海／「不下桌子不算輸」／「低調」才是高調／日方看我如水晶球
[3] 走火入魔的日本現代文明──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之二
中國兩公，日本五相／為日本帝國主義定位／害人害己的愛國狂／「其言甚辯」的侵華哲學／大小民族主義的內在矛盾／日本侵華的底線和極限／侵華是日本民族行為／半封建的日本軍部／其立國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4] 使中國全土「滿洲化」的和戰經緯──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之三
不能「入主中原」，企圖支解上國／慘烈的「上海之戰」／「陶德曼調停」中的近衛七條／是「忽略」還是「謀略」？／日本要把中國全土「滿洲化」／日本對華外交中的小手腳／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早期的日製偽組織／偽組織終不敵正組織／閻錫山通敵而不當漢奸
[5] 從通敵到出走的曲曲折折──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之四
日本人不敢打延安／周佛海吃定日汪兩造／董道寧是誰派到日本去的？／五人核心的通敵小組／所謂「藝文研究會」／騙蔣和誘汪／台兒莊血戰後的新形勢／張群建議汪精衛與日談和／除蔣是日本各派一致要求／日人暗設陷阱，汪氏主動投敵／為高宗武訪日定案／影佐禎昭的供詞／汪派梅思平為「正式代表」／日孔密談破裂，日汪密談開始／可怕的戰爭，可議的陳委員／周佛海「指導」通敵／近衛屈從軍部的「二次聲明」／重光堂《汪日密約》兩件／日方「出爾反爾」／汪偽買空賣空，龍雲虛與尾蛇／張發奎、龍雲不會附汪／汪周投敵的真正企圖／汪偽要求日方「徹底轟炸重慶」／沙坪壩傳奇／潛離重慶，兩頭落空／恩怨斷時論汪精衛／反侵略也是我們的民族行為
抗戰期中「高陶事件」的一家之言──陶恆生著《「高陶事件」始末》讀後感
第一手史料vs.小道消息／口述歷史是當代顯學／有關陶學的見聞／苦撐待變，和比戰難／自覺清醒，實是愚昧／鼎足三分，危而不亡／俄日瓜分中國，製造波蘭第二／國史謎案的一「家」之言
李士群為「通共」被殺的種種瓜葛──兼答上海胡實聲先生問
歐亞兩戰場之勝負關鍵／難忘的一九三八年／唐生明只是個「笨蔣幹」／潘漢年是汪精衛的貴賓／期待美軍登陸，兩黨爭吃汪偽／潘李搭配的前因與後果／歸隊的本錢和貢獻／李士群之死／順便談談張愛玲
〈滬上往事細說從頭〉遲來的導論──珊瑚壩迎候吳開先感賦詩史釋
被捕後的生死抉擇／何以能越獄脫險？／生還後的是非
◎附錄：岳丈吳開先先生嵩壽獻辭
從美國檔案中看史迪威事件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五次學術討論會紀錄（紀錄：呂芳上先生）
什麼是史迪威事件？／史迪威事件的背景／史迪威其人及其來華之職權／羅斯福、馬歇爾、史迪威、陳納德間之錯縱複雜關係／史迪威撤職的經過／結論──史迪威撤職後，對中國、世界政局之影響
◎附錄：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羅斯福總統致蔣主席電
挖出良心．紀念「七七」
改變了歷史發展方向／日人毒辣殘忍甚於納粹／「以德報怨」一筆勾銷？／國仇不報反而同族相殘
紀念抗戰．對日索賠──「日本侵華百年：華人對日索賠國際研討會」講辭
東方的民族國家，西式的封建社會／模仿西方帝國主義，青出於藍／蠶食邊疆，強佔屬國（一八七四～一九一四）／控制中央，割裂地方（一九一五～一九三七）／上海抗戰與南京大屠殺／侵華日軍暴行之人證物證與抵賴／把全民對日索賠運動進行到底
八年抗戰史新解雜錄──「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閒話偶拾
日本種族主義與殖民地／憲法與國旗／寧願他「老奸巨猾」一點／從「決不能戰」到「決不能不戰」／五十位歷史家的盛會
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
外編：其他雜文和祭文
「蘆溝橋」還是「盧溝橋」？──答黃文範先生問
紀念抗戰．對日索賠──海外華人團體推動索賠經過及目前相關組織簡介
一、索賠始自學術運動／二、「對日索賠同胞會」之成立與活動／三、「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之繼起／四、《日本侵華研究》與《對日索賠專刊》／五、香港、台灣、西歐、南美之友會
對保釣運動的微觀探索──「萬船齊發，三岸同心」、「不惜一戰才能避免一戰」
回顧第一次保釣運動／為什麼要保釣？／日本堅持「主權」，中國只保「漁權」／美國違約移交琉球／美日對釣魚台的黑箱作業／還有個「台灣主權未定論」／兩岸政權「一面不抵抗，一面交涉」／余氏方案不可行／萬船齊發，三岸同心／中央嫡系部隊也不聽指揮
南京大屠殺五十年祭文
祭中國抗戰烈士文
《中國之惑新編》目錄
□陸鏗先生序
□自序
□編者的話 孔強生
【國共通論】
毛澤東的知識和知識分子政策
毛主席不是選出來的嗎？／無產階級的昇華／人民內部的惡性循環／文法科大學不必辦了嗎？／何以「知識分子最無知識」？／毛主席是不是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算老幾？──再論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
是親生子呢？還是乾兒子？／中國的「反英特萊克區主義」／「全部包下來」！／「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哪裡？／「知識階級」的「階級意識」
中國知識分子的通性與統治者的控制手段──三論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
「志氣」和「前途」／治人和被治／騙人和受騙／秦始皇和英特里梗崔／漢武帝的三原則／唐太宗是很科學的／「伊立特」何以形成？
毛公知識分子論──四論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
中國知識分子的老祖宗／知識分子的社會行為／毛澤東還未搞清楚／「知識分子」的定義／知識分子不算老幾！
要有個駕駛執照──國共是非談之一
共產黨的舊包袱／帝制乎？共和乎？／政治上的「彼得定律」／上下貴賤皆從法
向麻將客學習──國共是非談之二
接班人和接班制／王法和階級法／向麻將客學習／打麻將的條件
小鳥吃餅的時代永不再來！──國共是非談之三
「專業」和現代化／且看下一代！／時變而口號不變者，臭！／解剖「東方瑞士」／社會主義的兩黨制／海外知識分子應張大鳥嘴！
【兩岸發展】
鄧蔣兩公百年後──海峽兩岸必須面對的變局
毛主席是龍是蛇？／爐火之上的華國鋒／鄧當上皇帝，小康之局／接班只「動口」，問題不大／「小平變法」的前途／「小平新法」的本質／「制度」從何來？／小蔣總統的歷史地位／打內戰如打老婆
民權初步！──讀《胡耀邦訪問記》的感想
自我「阿Q」的好文章／比較一下蔣毛二公之處事／胡、陸之會是民權初步
十載功勳才一半──為鄧小平半途結帳
起死回生／恢復共信／勵精圖治／收拾幫會／黨能管槍／應付「約翰黃牛」／死掉怎辦？／老而不死的問題／走「回頭路」／「當局者迷」／「絕對權力‧絕對腐化」／禿子的結論
「黑貓白貓」是什麼「主義」？──也談對鄧小平的「蓋棺論定」
造船不如買船／從「小平您好」到砸爛小瓶／改革開放不只是經濟／經濟機會主義
再活十年就好了──敬悼蔣經國總統
一對再對，英明領導／建設台灣，獨居首功／經濟成長，帶動一切／最有魄力，開門納龍／盼望生者為國珍重
恩怨未盡論蔣經國──江南遺著《蔣經國傳》讀後感
今後世界只有四個王／劉宜良的博士論文／窮留學生的甘苦／犧牲後半生，寫經國前半生／偶然影響必然，人算不如天算
社會轉型末期的兩岸現勢──「第三世界會議」第二十屆大會論文華語衍繹稿之一
向「定型」邁進中的台灣／從「地球不轉」到跳「忠字舞」／毛澤東何以亂幹一泡？／對發瘋民族的「震擊治療」／鄧小平就是大陸上的「經國先生」／「鄧後」大陸可能像「蔣後」台灣／「兩岸」實行一個「主義」／社會機體論與內戰危機／統獨死結與報禁黨禁／機運智慧與文化傳統
從戰後各國發展經驗看大陸將來──八八年六月十四日在南京「東南大學」講辭（摘要改訂）
「實行主義」的所以然／「中國模式」的逆轉／「富」在「教」前／「不鬥行嗎？」的思想根源／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足以借鑑的「美國模式」／日本對美國的「經濟侵略」／新資本主義擠垮老資本主義／加入這條「拋物線」！
八億農民往何處去？──南京東南大學實用文科彙報講稿摘要
實用文科／顧影自憐，問而不答／小龍誘惑，老龍起飛／美國經驗和中國靈感／中國減掉八億農民等於美國／先看看美國辦法／中國農村萬壽無疆，永遠存在
【香港回歸】
鴉片戰爭與香港割讓始末大事記
甲、歷史背景：西人東侵／乙、衝突序幕／丙、戰爭初期與《川鼻草約》／丁、後期戰爭與《南京條約》
◎附錄一：割讓九龍（一八六○）與出租新界（一八九八）
◎附錄二：歷屆港督任期銜名大事略表
為國共兩黨臉紅──讀「中英協議」感慨萬千
英帝的甘棠之思／為國共兩黨臉紅／一篇協議，三項心願／兩桶油漆，一把刷子／鄧氏形式邏輯／香港知識分子的責任
從印人治（制）印、華人治（制）華看今日的港人治港
用《大清律》治香港／陳方安生是「藩台大人」／「五十年不變」何年開始？／中國國民用英國護照／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香港回歸後看兩岸法制──重溫「不連續階段論」
治香港必須上下貴賤皆從法／王法、王權和民法、民權／香港應居四小龍之首／對祖國劃世紀的回饋
《中國革命簡史：從孫文到毛澤東》目錄
□健筆寫卓識（代序） 于仁秋
□譯者的話 古蒼林、夏沛然
第一部 滿清的崩潰
第1章 滿洲帝國的衰亡
第2章 孫文與興中會的興起
第3章 知識分子的反叛
第4章 同盟會與辛亥革命
第二部 民主革命的失敗
第5章 議會政府的嘗試與失敗，以及國民黨與袁世凱的鬥爭
第6章 權宜專制還是世襲獨裁？
第7章 從帝制到軍閥割據
第三部 新方向
第8章 新舞台：經濟轉型，文化真空
第9章 中國共產黨之創建
第10章 國民黨改組
第11章 提心吊膽的蜜月
第12章 北伐與清黨
第四部 割裂的革命
第13章 從機會主義到冒險主義：中國共產黨的內鬥（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第14章 國民黨清黨後的派系鬥爭（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第15章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和毛澤東崛起
第16章 第二次蔣汪合作與共產黨長征
第五部 抗日統一戰線
第17章 南京的派系政治與西安事變
第18章 抗日戰爭（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第19章 共產主義在戰時的擴展
第20章 珍珠港事變後的中國與同盟國：史迪威事件
第六部 國民黨政權的衰落與崩潰（未完成）
第21章 國民黨政權的朝代式腐敗
第22章 少數黨的慶典：社會民主人士的好日子
第23章 「聯合政府」對抗「憲法」政府：馬歇爾任務的失敗
第24章 短暫王朝的終結：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崩潰
王綱解紐，軍閥割據，政客縱橫──袁後中國政壇掃描（節錄）
……讓我們看看民初袁後的政局。依法則段祺瑞的政府是個責任內閣；黎元洪只是個「虛君」。但是在三千年的中國政治史上，除掉個阿斗和若干「亡國之君」以外，還未嘗有過什麼虛君呢。黎元洪雖是個菩薩，卻不願做亡國之君；更不願在北洋系段祺瑞之下做阿斗。俗語說，閻王易處，小鬼難纏。《袁氏當國》中曾提過，以前唐紹儀總理也曾把袁總統當成個虛君，袁還可容忍於一時，可是總統府裡的小鬼，卻認為總統被總理「欺侮」了。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哪有宰相欺侮皇帝的道理呢？朋友，要把這道理說得舉國人民都不以為異，這樁洗腦工作需要兩百年的長時間呢。
如今黎之與段，菩薩有時尚能維持廟堂風度，可是他下面的祕書長丁某那頭小鬼，就嚥不下那口氣了。他尤其吃不消的是，段總理之下，那個趾高氣揚的徐樹錚，在總統府內，居然也頤指氣使。在他一再的抱怨之下，連黎總統也抱怨起來說：「什麼責任內閣，簡直是責任祕書長嘛。」這種無聊的口舌之爭日久變質，使內務總長孫洪伊也捲了進去。這種人事糾紛，在一個正常的法治國家裡，至多只是一樁茶壺風波罷了。一切依法解決。但是發生在毫無法治觀念的中國，就無「法」解決了。發生了政潮，只有靠第三者來調解。在中國的政治圈裡，哪裡又有真正的第三者呢？大家黨同伐異，就治絲益棼了。結果只有靠武力解決，就槍桿子出政權了。
在段氏內閣所發生的孫、徐的決鬥，就是無「法」解決，而逐漸升級為黎、段之間的政潮，而天下大亂的。現在且讓我們看看，孫洪伊和徐樹錚，究竟是什麼個貨色兒？
孫徐之爭升級為黎段之爭
孫洪伊（一八七○～一九三六），直隸人，為馮國璋的同鄉。在民國初年的政治圈裡，同鄉是有其特殊的派系意義的（和今日台灣所謂省籍情結大致差不多）。遠在清末，孫氏已脫穎而出，榮任直隸諮議局議長。宣統年間當各省諮議局聯合奏請清廷早開國會時，孫即被推舉為請願團常駐委員。辛亥後，孫出任民元國會眾議員，原屬進步黨，旋轉國民黨。所以孫在中國議會政治中，出道甚早，在各種國會鬥爭中，可說無役不與，是位極有影響力，而善於縱橫捭闔的老政客。因此在段祺瑞於民五（一九一六）六月組織其「混合內閣」時，孫乃被網羅為教育總長。教育總長在民初北京政府中，原是個冷衙門。段氏顯然知道，孫某不是個省油燈；不敢不加籠絡，同時也不敢過分重用。但是孫某豈是池中物？入閣未幾，他就被調任至極有權力的內務總長了。孫甫上任，他這個善於縱橫捭闔的老政客，就卯上了一個比他年輕十歲的跋扈將軍小徐（樹錚）。一個槽拴不了兩頭叫驢，他二人就廝殺起來了。現在讓我們也看看小徐是老幾？
徐樹錚（一八八○～一九二五），江蘇蕭縣人。幼年也是個小才子，和梁啟超、蔡鍔一樣，十二歲便考取秀才，但是鄉試不售，所以他也和袁世凱、胡傳（胡適的父親）一樣去投軍遊幕。他初試投袁，但袁的地位太高了，他攀不上，乃投段，果為段所賞識，並資助其留日習軍事，進士官。返國後就一直是段的死黨了。至民初段出長陸軍，徐已竄升至陸軍次長，官拜中將，而頭角崢嶸矣。因此在北洋系中竟在老徐（世昌）之後，被稱為小徐。小徐其人雖未必是個一流軍官，但此人卻精明強幹，案牘如流，是第一等幕僚長人才。以故在段氏組其混合內閣時，乃擢升小徐為國務院祕書長。此時段已年逾五十，國事蜩螗，日不暇給，例行公事乃悉由小徐一手處理，此在舊式官場裡，所謂代拆代行也。當時段氏是全國一人的大總管，代拆代行的小徐，因而也就權傾一時；而小徐的個性，既不像黎總統那樣的菩薩，更不像陳布雷那樣的夫子。他是個光芒四射的幹才。因此對內他固然是段總理不可一日或缺的左右手；對外他難免就變成眾矢之的的憎恨和忌嫉的重心。最後竟為馮玉祥所捕殺，馮氏卻謊稱為陸建章之子陸承武幹的；目的是「為父報仇」。此是後話。
【附註】當一九二二年孫中山先生與張作霖、段祺瑞成立三角聯盟，合力聲討曹吳時，當時代表段氏前往桂林謁見孫公的，便是徐樹錚上將，而奉孫命沿途作地陪招待徐氏的便是蔣介石中校（編者按：蔣氏時任粵軍第二軍參謀長）。中山對徐推崇備至，而期望尤殷。徐對蔣也印象極好。因此在孫公面前，也稱許蔣中校為難得的人才，卒使孫公對蔣也另眼相看，始有蔣公後來在國民黨陣營中之飛黃騰達。因此蔣對徐氏知遇之恩，念念不忘。蔣公最重江湖義氣。對徐氏後人亦視同子姪，著意提攜。徐氏長子道鄰後竟為蔣公延為家庭教師，教經國漢文。道鄰曾含笑告我說：「經國每次寫信給我，都稱我作夫子大人呢。」蔣公戰前撰寫〈敵乎？友乎？〉以警告日本軍閥的長文，也是借用徐道鄰之名發表的。徐氏對蔣公家事，所知亦深。曾為筆者道之彌詳。也都是民國史上難得之掌故也。
抗戰前，馮玉祥在「中原大戰」被打敗，上泰山「讀書」，靠韓復榘「奉養」，變成韓氏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韓曾暗中派人去找徐道鄰，叫他上泰山去把老馮一槍幹掉，以報「父仇」。徐氏跟袁克定一樣，不良於行，哪能當刺客呢？他更不願為韓軍閥來犧牲自己，道鄰後來改採「依法」報仇，抗戰中期，徐氏曾在重慶具狀向法院控告馮玉祥無故殺害徐樹錚，那有何用呢？──這些都是徐道鄰先生親自向我說的口述歷史。
索性再多記兩則小掌故：抗戰中期，重慶中央大學「歌樂平劇社」的幾個青年戲迷，正在宿舍裡拉胡琴、吊嗓子，忽然門上咚咚兩聲，便推門走進一位身材高大、胖嘟嘟的中年貴婦來。她以一口純正的京片子，含笑而大聲地說：「你們唱得好，也拉得好呀。我也來一段……。」她就招呼拉琴的說：「碰碑。」接著她就使起舞台姿勢，大聲地唱起來。乖乖，那一派悠揚頓挫、悲壯淒涼的味兒，簡直不是余叔岩，也是馬連良。唱後大家鼓掌稱讚。她連連道謝，就握手要走了。拉琴的問她：「您貴姓？」「我呀，」她說，「我就是為父報仇的施劍翹。」在大家張口結舌中，她哈哈大笑，就領著一批青年男女，揚長而去。她原是槍殺軍閥孫傳芳的那位有名的「女刺客」！張少帥也告訴我一個故事：老帥被刺後，在瀋陽公祭期間，日本總領事也假惺惺的來靈前鞠躬致祭。少帥說：「我那時認真地動了幾次念頭，想把他抓起來槍斃，為父報仇。」少帥如真的幹了，近現代中國史和世界史，都要改寫了。
再回頭說說小徐和老孫為啥又吵得不得開交呢？原來小徐為段總理代拆代行，難免有點擅作威福，連黎總統都嘖有煩言，他哪裡把個總長看在眼內呢？老孫記在心裡，多少也為著討好黎總統，乃在國務會議裡批評祕書長「越權」。段為徐稍作辯護，孫乃向黎總統「辭職」作抗議，而黎則袒孫斥徐，使段難堪，漸漸地乃惹出最可怕的府院之爭，後果就不可收拾了。
政客縱橫與黎段交惡
我們在上節已提過，孫在國會裡原是反段最力的韜園派的領袖，與擁段的研究系鬥爭甚烈。其志不在小。因為國民黨自宋教仁以來，一直就醉心於政黨內閣。韜園派雖非國民黨正統，且不時有反中山言行，但是孫洪伊在國會之內卻要利用國民黨的多數，對倒段和代之以政黨內閣，則有莫大的興趣。再者，孫更利用「省籍情結」（且借用一個今日台灣的名詞）來離間北洋系。孫與馮國璋是直隸同鄉，因而向馮氏建議說，「北洋系」顧名思義，理應以北方人（直隸人）為領袖嘛；怎能被一個南方的安徽人（段某）所掌握了呢？說得馮國璋也為之感歎不已。事實上，後來北洋系之分裂為直皖二系，終於引出一陣陣打不完的內戰，孫洪伊這一類的政客，也有其極大的責任的。
在中國歷史上，這種政客便是所謂「縱橫家」、「策士」或「說客」；從往古的蘇秦、張儀，到民國史裡的楊度、孫洪伊、楊永泰，也正是數之不盡的呢。因此段之邀請他入閣，顯然也是一種統戰手腕（再借用一個中共的名詞），想化敵為友。殊不知孫在國務院內因與小徐不睦，又挑出個更嚴重的府院之爭來，段因而也使出他獨裁軍閥的本性，於民國五年十月中下令把孫洪伊免職。但是國務總理要辭退一位國務員，「依法」還要總統蓋印，可是黎總統此時卻拒絕「批准」，段乃於二十四日親謁黎總統面索無效。三日之後，江蘇督軍馮國璋，竟亦致電黎總統，要求孫總長在內閣位子，不容變動。
於此同時，孫洪伊亦正四處奔走，聯絡國民黨籍議員，在國會內為馮國璋競選副總統。經過三次激烈投票，馮國璋終於獲選，如願以償（為李宗仁於一九四八年當選副總統前之第一個副總統的民主競選）。黎總統並特許馮氏，援他自己以副總統駐節武漢前例，讓馮副總統兼領江蘇督軍，擁重兵駐節南京。這一來不特黎、段之間的「府院之爭」就表面化了；袁氏死後北洋系的軍權也就一分為二了。最不幸的是黎的心腹、密典機要的總統府祕書長丁世嶧，竟然也是個資深的韜園派分子，在國會中與孫洪伊相表裡，策動反段，也就使一位原是孤家寡人的黎總統，益發想運用國會為奧援，並聯合北洋系的第二號巨頭馮副總統，來共同對抗，甚或罷免那位倚賴北洋系軍力而剛愎自用的段總理了。
可是段祺瑞又豈是省油燈呢？他底下那一窩大小軍頭，又豈能視而不見呢？在段的堅持之下，在地方軍頭起鬨聲中，黎總統終於答應讓孫洪伊總長「辭職」（注意：不是「免職」），孫辭職之後便返回國會做韜園派領袖，就更是明目張膽的以倒段為職志了。在此同時，黎總統為安撫孫某，並提升個人聲威，也堅持要段的心腹小徐，非滾蛋不可。小徐滾蛋之後，北京的「八三四一」或「警總」，那時叫步軍統領，也就對孫公館，由日夜守衛，變成旦夕騷擾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孫前總長乃一溜煙，逃往南京託庇於馮副總統了。不用說，馮段這兩位原是同生共死的老友，也就從此反目成仇了。他兩條虎狗交惡不打緊，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接下來派系鬥爭的骨牌效應，什麼鳥直皖之戰、直奉之戰，就戰不完的了。可憐茫茫眾生，也就民無噍類矣。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詳，在這裡細說幾位政客的意氣之爭者，就是想舉例說明，在一個沒有法治基礎的落後國家裡，幾個政客的意氣之爭，都無法解決，那麼遇到國有大政待決，像後來的參戰案，就會把一個政府，甚或一個統一的國家，鬧得四分五裂了。
世紀末回頭看去，試問他們這種兩敗俱傷，所為何事呢？朋友，這就是那時畫虎不成反類犬的中國議會政治嘛。他們以英美三權分立為模式。結果呢，畫虎不成，中央政府之內，立法、司法、行政，原是美國式的三權分立，卻變成中國式的總統、總理、國會的三權分立了。三權分立的必要條件，一定要司法獨立，而有依法仲裁的絕對權力，是謂之法治。在《袁氏當國》裡，我們不引過一段楊度奢談法治的牛皮？虎公（楊自稱）曰：
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外之行動。人事有變，而法制不變。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見楊度著〈君憲救國論〉，轉引自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一九一二～一九二八》，一九九○年，武漢出版社，第二卷，頁九五六。）
楊度這話，原是卑之無甚高論。梁啟超就譏笑他自己也做不到。筆者在拙著裡也一再強調，我們中國人如想做到這一點，非兩百年之歷練，不為功也。時近百年了。當年黎段諸公，墓木合抱矣。試問我們華裔朝野，從海內政客，到海外華僑，除掉打麻將之外，哪個大小政團、內外社區、商業團體、學術機構，有過真正的法制民主？沉痛言之，我華族沒有也。讓我們靜默三分鐘，心平氣和地想想，真是沒有也。是耶？非耶？豈不怪哉？
──摘自《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
段祺瑞和所謂「皖系」是什麼回事？（節錄）
段祺瑞的小檔案
段祺瑞是繼袁世凱而起的，我們民國政治史上第二個強人。皖系便是以他為中心的一窩軍人和政客所形成的，有利害政綱的政治派系。袁世凱死後的四個年頭（一九一六～一九二○），中國政權，就抓在段的皖系之手。但是段祺瑞是何等樣人？他又如何崛起，而變成民國一人呢？我們首先得查查他底背景，把他的家世、童年，和青少年期所受的教育，編個簡單扼要的小檔案。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比孫中山大一歲，比蔣介石大二十二歲；比毛澤東大二十八歲。在段的當權時代，人多尊稱之為「段合肥」。亦如清末李鴻章之被稱為李合肥也。合肥市現在是安徽省會所在地。但是在清末民初，它只是個大縣，可能也是中國最大，或次大的一個縣，其區域除包括今日的合肥市之外，還包括今日的肥東、肥西和長豐三個縣。
合肥也是清末內戰時，李鴻章所統率的「淮軍」的老家。鄉人好武，淮軍的士兵和高級將領，泰半是合肥人。段祺瑞的祖父段佩，便是個農民出身的，最後官至記名總兵（師長銜）的淮軍戰將。段祺瑞的父親段從文，也還是個農民，可是當段祺瑞出生時，段家已成為官宦之家，他就是個小衙內了。在家鄉啟蒙讀書之後，年方七歲，就被當時駐防江蘇宿遷的祖父段統領，接往宿遷上學。在祖父的期望和督導之下，祺瑞又認真地讀了八年的私塾。使他對儒家的典籍，打下個很扎實的根基。段後來可寫出很可一讀的舊體詩文。其後在民國政壇上，像曹錕、張作霖、馮玉祥、張宗昌等人，都無法和他相比了。
可是，段祺瑞十五歲時，祖父突然病死，不久他更是父母雙亡。因此他底幸福的童年，也就一去不復返了。在太平軍和捻軍亂後，淮軍的薪餉是極其微薄的，段氏家無恆產，而有寡婦孤兒，嗷嗷待哺，青少年的段祺瑞，要養家和自給，他只有回營當兵，這也是對一個有志青年的磨鍊吧。
當段氏年已雙十，在舊制淮軍裡，正是四顧茫茫之時，北洋大臣李鴻章，為改革軍制，在外國顧問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和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 1855-1925）等洋將的設計之下，忽然於一八八四年在天津創辦了一所西式的「北洋武備學堂」（亦名「天津武備學堂」），在舊制的淮軍中招考，有教育文化的青年士兵為軍校學員。這是近代中國，軍制轉型期中的第一所現代化的陸軍軍官學校，段祺瑞報名參加考試，竟以第一名的榮銜，考進了這所陸軍官校。這時正是所謂「同治中興」的高潮期。這所現代化的中國軍校，辦得十分認真。三年的基本軍事教育，把一些像段祺瑞那樣的有志青年，教育成一批扎扎實實的現代軍人。
軍校畢業之後，經過一番實習，段祺瑞又於一八八八年被遴選前往德國留學，入德國軍校深造。其後再被派往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克虜伯」（Krupp）兵工廠見習，學習使用和維修當時世界上最尖端的武器。所以當段氏二十五歲，從德國學成歸國時，他就成為當時落後的中國鳳毛麟角的、也是史所未有的現代化青年軍人了。
德式的軍事教育，對段祺瑞後來的為人、從政、練兵、帶兵，都太重要了。第一是在心理上，他一生崇德。據說他以後偶爾生病，要服食西藥時，他首先要問明，是否是「德國製造」？連小小的阿斯匹靈，他都堅持非德製不服云。近現代中國崇德的最高領導人，非段一人也。後來的蔣介石、毛澤東都害有崇德癖。蔣氏當政後，他治軍組黨，都以德意志為理想模式。毛澤東也最看重普魯士，並且說過：「如果中國是德意志，湖南就是普魯士。」德國人的好處是苦幹、誠實、愛國、重規矩、守紀律、做事有效率，歐洲大陸，無與倫比者。但是任何民族，有其長必有其短。德國人為人處世，過社會生活，往往也就獨斷專行，對「絕對主義」（Absolutism），有其偏好。朋友，我們的「老蔣總統」和「毛故主席」，都是如此呢。成也由它，敗也由它。我們的「段老執政」，也是如此也。沒啥稀奇吧，此是後話。
可是在段氏從德國回國之時，卻懷才不遇，被冷落了好一段時間，始學有所用。何以如此呢？我們還得回頭翻翻「民國通史晚清導論篇」，簡單地說個所以然。
陸軍轉型，晚於海軍
筆者在拙作《晚清七十年》裡，曾不厭其詳地討論過我國海軍現代化轉型的故事。因為「堅船利砲」，原是林則徐時代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第一個目標（也可說是近現代中國搞「四化」的嚆矢吧）。到「同治中興」時代，中興名臣，尤其是左宗棠和李鴻章，曾停辦舊有的「水師」，而集中全力去發展現代化的新海軍。在導論篇裡，筆者曾一再提到，他們以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居然從無到有的，建立了當時遠東最強大的一支現代海軍（其實力竟然超過當時英國的「遠東艦隊」）。不幸的是，這朵鮮花，卻插在狗屎裡。那個顢頇、腐敗、落伍、無能的滿清大朝廷，卻不能與這個一枝獨秀的新海軍相配合，結果被日本打得全軍覆沒，使數十年搞堅船利砲的洋務（也就是四化工作），前功盡棄。
在光緒初年，李鴻章對陸軍現代化，也並沒有忽視呢。上節所敍述的，段祺瑞受教「北洋武備學堂」，便是近現代中國陸軍轉型的開始。只是它略晚於海軍罷了。其原因，第一是當時中國人所最羡慕的原是洋人橫行世界的「鐵甲」。對陸軍他們倒還有若干自信，不急於改革。第二便是驕傲而又有實戰經驗的湘淮兩軍的將領，既藐視，又嫉妒新陸軍的建設。這一強大的內在阻力，縱是李鴻章也不易克服，所以陸軍的轉型運動，就略晚於海軍了。
因此當段祺瑞一夥，從德國學成歸國時，一時卻苦於有志難伸。因為大清帝國雖有此現代化的陸軍人才，而無此現代化的陸軍軍制。有新式訓練的回國留學生，就只好在舊制軍隊的「隨營學堂」裡，去做做學非所用的低級教官了。這一尷尬，不但是段祺瑞的遭遇，連晚一輩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都還有說不盡的類似經驗呢。（見拙作《李宗仁回憶錄》第二、三編）這也就是筆者近數十年來，曲不離口底「轉型論」的重點所在了。從舊制轉新制，其過程是長期的，也是十分艱難困苦的。孫中山所謂「破壞難於建設」是也。不破不立，可是「破」往往就更難於「立」了。
從新建陸軍師長到六鎮副帥
想不到清末陸軍轉型的難題，最後卻被日本人，給一下解決了。中國舊式陸軍在甲午一役，被日本人摧枯拉朽地擊敗之後，中國軍制的轉型問題，就再也沒有反對了。因此，「新建陸軍」也就隨之呱呱墜地。
在導論篇中，我們已詳細交代過，甲午敗後，清廷在德籍洋員漢納根策畫之下，乃決定練「新軍」十萬人來重建國防。當袁世凱受命至小站（一八九五）出任此艱鉅時，他就要尋覓現有的陸軍專才，來幫助建設新軍。這樣，那批從德國歸來的陸軍留學生，就被袁世凱一網全收，進入小站，作其基本的幹部了。其中佼佼不群的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三人，漸漸地也就變成袁世凱「新建陸軍」的三大支柱，所謂「北洋三傑」的龍、虎、狗了。
迨庚子拳亂之後，袁世凱當上了北洋大臣，做了宰相，他乃把他原有的新建陸軍擴大為北洋六鎮（六師），成為大清帝國的第一支現代化的國防軍。不用說段祺瑞、馮國璋等都分別晉升為六鎮的統制（師長）。袁世凱因預防他這些部將逐漸形成他們自己的系統，他乃不時將各鎮統制互調，庶幾「將不專兵」（這是中國防制藩鎮的老辦法，其後蔣介石、毛澤東，都曾一致奉行無訛，到時再細說）。如此則各將領就不會有他們自己的班底了。誰知這只是袁氏一廂情願的想法。對段祺瑞的個人需要，卻是個歪打正著呢。
段祺瑞原來只是第三鎮的統制嘛。只因袁對他不放心，迨他把第三鎮弄得駕輕就熟之時，袁乃改調他出長第四鎮，接著又改調第六鎮。結果呢，袁的六鎮之中就有一半是經過他直接掌握的部下了。從此段就變成袁世凱一人之下的中國現代化底國防軍的第二號司令官，和實際上的副統帥了。因此，在光緒和西太后同時病死之後（一九○八），攝政王載灃，公報私仇，把袁氏「開缺回籍」的三年之中，當時能以個人在職的威信，來繼續掌握北洋六鎮，而暗中卻聽命於袁的，幾乎就只有段某一人了。
袁氏當國時的段祺瑞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和「二次革命」（一九一三），更使段的聲勢，再上層樓。第一，他是袁氏的一張王牌，也是能隨時替袁世凱背黑鍋的一張黑臉。辛亥武昌之役，段以封疆大吏湖廣總督的身分，坐鎮漢口，替袁氏養寇自重。這個舉足輕重的位子，對段也是個政治資本的累積。其後南北和議粗成，在袁氏示意之下，由段領銜的一紙對清帝勸退的通電，竟使段氏搖身一變，成為譽滿全國的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之一，實在也是一樁意外的政治收穫。
「二次革命」的戰役，在革命黨史上說，雖是袁世凱的「反革命」行為，但在當時的輿論中，和後世的史著裡，亦未始不可說是中央政府在實行「削藩」，以完成全國行政權的統一。這一削藩工作，三千年中華通史中，歷朝皆有，其後國共兩政權，也從無例外。當時連蔡鍔將軍在內的諸多革命元勳，對革命黨人之武裝割據，亦不以為然。但是不論正反兩面的評價如何，段祺瑞的軍權日盛，卻成為二次革命的動亂中少有的受益人。
其後由於段馮二將在民初政壇上，日益坐大，袁世凱所一手締造的北洋系軍事將領，難免對馮、段二人各有依違。因此縱在袁世凱的有生之年，他段馮二將已逐漸形成了派系。為對兩位股肱有所約束，袁世凱曾有意扶植當時聲望甚隆的蔡鍔為第三勢力，來加以牽制。無奈這時段馮兩派已樹大根深，蔡鍔一時無法插足來另起爐灶。再者，袁的整軍計畫，卻也被他自己的帝制運動徹底地破壞了。一旦帝制禍起，蔡鍔潛逃返滇，組織護國軍討袁，馮、段二人再窩裡一反，洪憲皇帝，未及「登基」，就已被宣布死刑了。
四個堅持，兩個凡是，皆為必需
我們在《袁氏當國》裡，曾提到袁世凱搞帝制時，段祺瑞竟以中華民國開國元勳的身分自許，而加以消極抵制。迨袁氏自知大勢已去，取消帝制時，他也認為只有段祺瑞才能收拾殘局，段祺瑞乃在袁世凱死前數週，奉命出任國務卿，旋復名為國務總理，就是全中華民國的副統帥了。
本來在袁氏晚年倒行逆施之時，段某對袁的忠藎之忱，可說是已洗刷殆盡。但是袁氏一旦死亡（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六月六日），段祺瑞立刻又變成「先大總統袁公」第一號的忠臣孝子了。他對袁氏的飾終之典，不用說是儕於帝王，他對袁氏生前的政法遺規，顯然也是個大大的「凡是派」。這可能，第一是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使然，人死病斷根，眷戀數十年從屬舊誼，亡者為大，過去的宿怨，自然一筆勾銷。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第二，政治上的必需。試看民國通史裡，袁大總統之「優待先朝」；蔣委員長之崇奉中山；華國鋒之搞「凡是」，鄧小平之要「堅持」，江澤民之「繼承」一二兩代。都是政治上之必需，理至明也。搞極權政治要數典忘祖，就是政治自殺了。明乎此，我們就對段祺瑞繼續崇袁的政治行為，不會大驚小怪了。真是，袁猶可崇，何況毛乎？
段氏謝絕黃袍，擁黎繼承大位
袁死之後，民國政壇以聲望與實力排列名次，袁的接班人，理應為段祺瑞。因此在袁斷氣之後，北洋系的軍頭與政客，如徐世昌、段芝貴、王揖唐等在京大員，和北洋系的封疆大吏馮國璋、張勳等駐京代表數十人，在中南海國務院，閉戶密議，咸以段為當然人選。因此一襲群雄推戴的黃袍，在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的當晚，就要加諸段氏。而為段氏所力拒（不是「婉拒」）。這故事細節據說是這樣的：
袁在彌留之時，未有留下任何遺囑，只對在一旁送終的段徐諸氏，口述了幾個字，一曰：「他害了我。」此「他」為誰？無人知曉也。袁又提到「約法」二字。然袁氏生前的「約法」，原有兩部。一部是為他所廢棄的，也是南方反袁派所要維護的「民元舊約法」；另一部則是袁某立法自制，而頗為美國憲法權威古德諾教授（Frank Johnson Goodnow）所讚許的「新約法」。袁氏但提「約法」二字，亦不知何指也。關於接班人的問題，他們只有拆閱袁氏留在「金匱石室」中的「嘉禾金簡」了。在金簡上，他們發現袁某提了三人之名，順序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段因反對帝制，為袁所憎恨。故袁在生前，殊不願提段氏之名。第三名據內侍傳聞，原為「太子」袁克定也。但袁在病重時，明知克定為扶不起的阿斗，乃易以段名。因此在袁氏屍骨未寒的數小時之內，段的國務院內冠蓋雲集。北洋系文武大員數十人（包括公私代言人），堅持要段氏黃袍加身，做繼任大總統。段不但拚力拒絕，並於會前密攜黎氏之心腹同鄉張國淦，親赴黎府推戴。且親向黎氏行三鞠躬國禮，以表示其作為下級底忠藎之忱。黎元洪於此也就接受推戴了。段乃囑張國淦留在黎府，以便聯繫（黎張的從屬的「心腹」關係，可以作民國時代，包括國共兩黨政權中，類似關係的典型。民國政要人人皆然。江澤民、曾慶紅便是一例）。就一人返回國務院。在國務院中，段就碰到擁戴他的北洋系文武大員一致堅持繼任大總統，非段不可。段力辯其非，馴至舌敝唇焦，滿頭大汗，數小時不得解圍，云云。
【附註】關於這一段氏拒絕黃袍的故事，筆者所根據的，除多種第一二手史料之外，耳聞之於若干口述史料，蓋筆者幼年便曾在「皖系」的眷村中長大。先高曾祖均係淮軍將領，與段佩統領，原屬一支。先祖均平公民初曾在北京居住，先叔祖伯平公且曾任安福議會的議員。父執輩亦多在北京上學，更與皖系要員，乃至段氏之左右手王揖唐等有親戚關係。王揖唐原名王志洋，進士及第後，西太后惡其名，乃賜名王賡，自號揖唐，終以字行。王原為我鄉合肥的窮秀才，升斗不繼。因與先祖為童年至交，乃由先祖聘請為我家塾師。先父叔姑姨輩，多是他的學生。其人青年苦學，先祖敬其詩文，曾一反三代之抗議，與王結為兒女親家。並大力資助其參加鄉試與會試。在我家課讀六年之久，不意王竟連科及第，並乘機赴日本留學，回國再中留學生特科進士。以雙重科甲資格入仕，宦途暢通，在清末民初，迭任中樞要職。迨段祺瑞由國務卿，復建國務院時，揖唐出任內務總長，如在清末便是吏部尚書。國共兩黨政權中的內政部長。因此在當時權傾一時的皖系之中，王與徐樹錚，並為段祺瑞一文一武的兩大心腹。對北京當時的政治掌故，正確無誤的大道消息（不是「小道消息」），皖系上下，真是無有不知者。筆者幼年即嗜史成癖。當年從長輩口中所聽所聞，終身難忘，及長治民國史，廣採可信史料驗之不誤始敢慎重下筆也。（本篇所用著述史料，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編纂之《民國名人傳》；陶菊隱著，《督軍團傳》，後改編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黃徵等著，張憲文、黃美真主編，《段祺瑞與皖系軍閥》；章伯鋒、李宗一主編之史料叢書《北洋軍閥，一九一二～一九二八》，等新舊史書。）
──摘自《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
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節錄）
「八年抗戰」實為我中華五千年民族史上前所未有底最慘烈的自衛戰爭。這場生死搏鬥，終以最光榮的全民勝利，敵人無條件的屈膝投降而告終。真是祖宗積德、民族有福。但是這頁最光榮的歷史之中，卻有一段最不光彩的敗筆，令人興歎；那便是汪精衛的靦顏投敵了。
汪精衛以民族革命的元勳，和大難未死的活烈士，享名全國。在政府中亦曾任國府主席及國民黨黨魁，領袖群倫，一時無兩。何期於抗戰中期，竟以國民黨副總裁之尊，私通敵國，妄建偽府。終於誤己誤國，以大漢奸之惡名，永鐫國史──汪氏如不死得其時，其下場必被明正典刑，槍決無疑。睹汪氏之由聖賢而淪為漢奸，治史者撫今思昔，能毋慨然。汪精衛於我國民族史中最終如何評價，姑且緩論。至於他何以踏入此一不歸歧路，我們也有任務來替他略事剖析，以為將來搞黨從政者之借鑒。
十個「邊緣政客」的叛國陰謀
汪精衛這個偽政權之建立，實由於日方「終戰」心切，不斷向汪甘辭引誘；汪的老婆和少數擁護者，又大力推波助瀾，精衛漸漸上鉤，才製造出偽府來的。在汪氏決定正式叛離重慶，飛往安南，大勢已定之後，那位一直暗中罵他「沒擔當」的周佛海，在河內「補寫」日記，才以和平運動「首義」者自居而吐露真言。
周說，汪精衛此次經日方策動，祕密離開重慶，正式決定另組政府與蔣介石分庭抗禮，這一整套陰謀之實現，「全世界的知情者實不過二十人而已」（見《周佛海日記》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補寫於河內諸條）。這二十個原始的「知情者」、陰謀家或策動人，如中日雙方各分一半，則汪偽政府之建立的「首義功臣」或「開國元勳」，只不過十個人而已。
在那砲火連天，血肉糜糊，全國軍民都激動得像瘋子一般的抗戰歲月裡，竟然有十個陰謀家，反其道而行，搞破壞抗戰的活動，終於製造出一個擁眾千百萬的汪偽政權來。這一群本領通天、良心掃地的「十大陰謀家」，究竟是何方神聖？關於這一點，我想讀者和作者的好奇心應該是一致的。筆者不學，經過長期思考與分析，僅按他們對汪偽政權「開國」的「貢獻」，條列其名次如下：
汪精衛、陳璧君夫婦理該居首。
周佛海、高宗武應在伯仲之間；
梅思平、陶希聖實亦不相上下。
曾仲鳴、陳春圃原屬私人盡忠；
董道寧、陳公博只是聽命行事。
這個次序的排列，我深知讀者賢達，一定會提出異議。例如陳公博，偽官做的最大，他是繼汪精衛做「偽國府主席」之人，怎能「功」在十人之末呢？──其實在重慶時期，陳公博原不想入夥，他是被陳璧君罵進去的。後來在香港，他仍滯留不前。只是受不了高、陶叛汪的刺激，才挺身而入的。最後死他一個「從容就義」之死，也算是「難能」。
陳公博的錯誤，是他不應以「朋友小節」而傷「民族大義」。史家褒貶，縱在今日，孔子的「誅心之論」，還是有其標準價值的。以陳公博比諸其他只上得嫖場賭場，而上不得法場的劣等漢奸來，還是比較值得稱道的。
上述這個十人幫，我們如果以「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的法則，來替他們的政治行為略加分析，我們便會發現他們是屬於同一類型的「邊緣政客」（marginal politicians），彼此有其共同的「次文化」（subculture）。
什麼是「邊緣政客」呢？簡言之，他們基本上是一群白面書生、知識分子、「文人」（literati）。文人搞政治，在政爭上受挫、失意、至少是不得志……有權又沒權，在權力的邊緣兜圈子，而又自信有經國濟世之才。懷才不遇，因而都有一種「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抱負。其實他們只是一群有共同次文化的邊緣集團；是政治圈內一種少數民族，但是主觀的他們卻誤以為他們少數（minority）的認識，為多數（majority）的意志；而要以他們的「次文化」強加於全民族，使其成為「主文化」或文化主流。──這就是他們的「和平運動」的意蒂牢結（ideology）之所在；這也是他們悲劇的根源。
周佛海、高宗武推汪下海
就以汪精衛來說吧，他自從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中山艦事變」以後，就與蔣公鬥法爭權，鬥了一輩子。因為抓不到兵權，始終站在下風。如今（一九三八年春季）塵埃落定，以黨國第一元老，屈居「副總裁」；其心頭之憤懣，直至無法抑制。──據當時在場的汪之愛將張發奎將軍事後告我，他簡直未看過一個人有那種臉色！
政爭失敗也就罷了。他卻誤認為力主「抗戰到底」的蔣公，為濫用兵權，誤國誤民，連敵人的善意求和亦不假辭色，實是武夫的固執。因此他自己遇有機會，就要挺身而出，再搞個「寧漢分裂」（一九二七）或「擴大會議」（一九三○～一九三一），來倒蔣謀和了。
至於汪氏之下的第一位策士和謀主的周佛海，原是個依違於（汪蔣）兩大之間的邊緣政客。孟子說，「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真是佛海的寫照。他自覺是個不世出的經濟長才，文采風流；日語漢文雙絕，更是國民黨內發揮三民主義的權威。──佛海初因CC投靠蔣氏。蔣氏對他雖覺賞識，而蔣公剛愎，幕中又策士如雲，區區周佛海不算老幾，所以始終有位無權，使志士懷才不遇。
論文采風流，器宇見識，周本重汪而輕蔣，他認為只有在汪之下，他始能才可大用（其實這只是次文化相同的偏見），無奈汪氏也有位無權，而蔣之「抗戰到底」，不論成敗，皆為中共鋪路。如今（一九三八）抗戰已到絕望時期，日本既有意擁汪除蔣，為個人野心著想（國家生存次之），無論怎樣，縱汪氏不欲，周氏也要全力促其實現。此周佛海這個邊緣政客之私衷也。所以他偕同陳璧君、高宗武，力推汪氏下海。迨汪氏下海滅頂，自救無力，佛海迅即私通戴笠，圖謀回頭是岸，其狡黠亦可驚矣。
高宗武雖也是個邊緣政客，他的出身則起於「技術官僚」（technocrat），以流利日語，干祿公卿。高氏幼年留學日本，回國做教師，為黃郛所羅致，參與《塘沽協定》之簽訂。當時黃氏部下吃國難飯的「日本通」如李擇一等，都只是一些「日本不通」而需索無度的老官僚，甚或飯桶，因而使他們之間的一個精通日語的小嘍囉高宗武，脫穎而出。──高君是位幹才。筆者識高於其耄耋之年，猶見其鋒芒畢露，不難想像當年也。
塘沽雜事既畢，高宗武這個器才超人的小青年，立刻就被汪蔣二山頭同時看中，一躍而為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時年二十七，為當時外交部中最年輕、最幹練，所負責任也最大的高幹。
想起日本人當年侵華的行為，也真是荒唐可笑之極。中日之間的交涉，大事固然不少，而雞毛蒜皮的小事尤多，簡直無日無之。為著這些小事，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動不動就御駕親征，到我外交部找外長算小帳。後來張群做外長被他弄得不勝其煩，乃和川越大打其太極拳。岳軍我方政學系之頭頭，太極之聖手也。只要日本人不動刀、不動槍，川越便莫奈之何。但川越又豈是省油燈，他鬥張群不過，乃超越部長辦公室，違反外交體制，直接與低一級的亞洲司司長交涉辦事。亞洲司長高宗武原是眼明手快、日語流暢的青年，對雞毛蒜皮不嫌其煩。此不但能替張群部長排難解紛，對川越大使亦有如響斯應之效。日久，中日之間事無巨細，均由青年司長一肩挑過。蔣、汪二公若有垂詢，高司長的電話也可「通天」直撥。這樣，高司長就漸漸變成中日之間不可或缺的紅人；中日朝野一致爭相接線的電話總機。縱遲至「八一三」前四日，川越大使尚持有日本停戰「條件」試圖與高協商也。──六十年過去了；人世滄桑，而高公語我，猶以此為榮焉。
人總是人嘛。揭開裝模作樣的假面具，大家基本上都只是些共有七情六欲的脊椎動物。親暱既久，則走後門，耍暗盤，就可以無所不為了。──高宗武就是因為這樣關係，他在中國上參密勿，深知蔣、汪二公的隱私心事。對敵國他也可交結公卿，也可耍弄雞鳴狗盜──真是個兩頭通氣（double agent）的全才。但是正因為如此，他就不能深入任何一個固定的山頭，佔據一席有權有勢的交椅，而終其生都只是個「政治流浪漢」（political drifter）；這也是他最後叛汪而不敢投蔣的基本原因。
引導汪公通敵組府，周、高二人實是主謀。周、高以次諸子，「自鄶以下」，無須多費筆墨。例如陶、梅兩君原是百無一用的教書匠，然囿於學優則仕的傳統，投入政海。但二人皆只是低能政客，在汪君改組派的圈子裡，只能跑跑政治「龍套」，終身難設一謀。結果陶君迷途知返，及早回頭──據高宗武生前告我，他二人叛汪，只在返港輪中偶遇，初無通謀。其後二人以「密約」見報，亦係高君建議，陶君列名；陶教授於立約之初並未參預云。
梅思平於棄學從政之初，原有「百里之才」（當江寧模範縣縣長），然昧於「君子之大道」，終遭槍決，亦可悲矣。睹梅氏之悲慘下場，當今執教鞭而又有政治欲望者，不明君子之大道，還是安分點好。
至於曾仲鳴、陳春圃、陳公博三人，原是汪之死黨。汪公得道則隨之升天；汪公做漢奸，則陪同槍決，個人意志原甚微弱。而董道寧雖「知情」最早，然抄胥傳譯之小吏，知情與不知情，皆無關宏旨也。
所以偽朝初立，參預陰謀者雖有十人之多，然汪氏夫婦之外，出謀畫策、穿針引線者，周佛海、高宗武二人而已。餘子碌碌，不足論也。──吾人欲粗知汪偽一朝開鑼情況，則周佛海、高宗武二人的政治行為，實是關鍵，不可不知也。
「不下桌子不算輸」
欲知周、高二人的政治行為，則不得不從「低調俱樂部」說起；欲知「低調俱樂部」是怎麼回事，則抗戰初期敵我相持之大勢，也得略事勾描。請先從敵國講起：
日本民族久居小島，只知自己、不識他人，有其小器傳統。明治維新後向西方帝國主義學習，推行其「大陸政策」。其實吾人如把整個大陸拱手贈之，彼亦不能治也。──九州四國出不了孔丘，也出不了成吉思汗和努爾哈赤。既無大賢，亦無大盜。搞來搞去，出點小軍閥，搞點小兒科的浪人帝國主義，殊可笑也。
吾友西村成雄教授也說，日本民族單純，歷史上無「多民族共存」（Multi-racial Co-existence）之經驗；習於自稱「帝國」，實不配建立多民族之帝國也。真一針見血之言。
所以「盧溝橋事變」之後，日本並無鯨吞中國的雄心壯志。它只是一點一滴地對中國作蠶食。不斷製造事件；隨著小規模軍事勝利，不斷提苛刻條件；不斷就地解決──當年日本侵華就是這樣小兒科的沒止沒盡的搞下去。
且看當年日本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今井武夫對「七七事變」的回憶。今井說：
日本軍企圖把蘆（盧）溝橋事件就地解決，期望以當初永定河的一線為作戰的界限來收拾事件。不久，向南推進，到了石家莊和德州的一線，屢次增兵，投進了數萬軍隊，不能達到目的，再把第三次作戰目標推進到黃河一線，繼續進攻。……（見《今井武夫回憶錄》，一九七八年上海譯文出版社翻譯出版，頁六九。）
日軍「繼續進攻」，果然又自黃河打到長江，打下上海，打下南京，屠殺中國軍民三十萬，還是「不能達到目的」。再「繼續進攻」，打下徐州、武漢、廣州、福州……依舊「不能達到目的」！
日本為何不能「達到目的」呢？理由很簡單：它碰到一條「硬漢子」蔣介石。蔣認為，你要「和」，要「終戰」，那你就「撤兵」。撤到「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那麼我們就講和。你不撤兵，那我們就打下去，打到兩國同歸於盡為止──日本軍閥就這樣被蔣公「將了軍」，「將」得他們束手無策。
記得抗戰中期，我們在沙坪壩聽過一次《大公報》主筆王芸生的講演。王說，抗戰是一場大賭博。賭場上的規矩是「不下桌子不算輸」。日本之不幸是它碰上了一位無賴大賭客蔣委員長。蔣公如今把褲子都輸掉了，但是還賴在桌子上不下去。王作結論時，強調：「不下桌子不算輸，只要我們不下桌子，堅持下去，必有翻本之一日──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後來余讀一位美國青年學者賁克所著之《中國抗戰初期汪精衛的和平陰謀》一書，說：「日本在中國所作所為，其不得逞者，實受制於蔣介石一人。」（見該書頁五四）足見歷史事實自有公論，說此話者非王芸生一人也。
其實那時輸掉褲子的賭徒，也非蔣公一人。站在他背後的全國老幼，都準備把褲子脫下，交給他繼續賭下去。賭了八整年，終於翻了本。我國固有文化如果真有其打不倒的潛力，這才是一記具體的表現呢。──王芸生這席話，我記得說得我們千百個青年聽眾，為之歡聲雷動，也熱淚盈眶，至今難忘。
我也記得那時敵機也時常在我們頭上散發漢奸辦的「小申報」，宣傳敵偽佔領區中「歌舞昇平」的「盛況」。那時撿得者讀之，無不為之咬牙切齒。敵人對我們軟硬兼施，誘和、逼和，對後方老百姓的「抗戰到底」的信念，未能動搖於絲毫。──這種抗戰時期代表絕大多數群眾的真正「民意」，就不是汪精衛那三數個「邊緣政客」所能理解的了。他們罔顧絕大多數的真正民意，而去響應敵人；戰敗服輸，割地賠款。大敗大賠、小敗小賠；與敵人唱同調，「就地解決」。幫敵人解決困難，挖自己牆腳，毀自己長城，這種「低調俱樂部」的哲學，如真能大行於時，那中華民國的國格，也就掃地無餘了。
現在再看「低調俱樂部」是怎麼回事？
據高宗武告我，「低調俱樂部」一詞出於胡適之口；說於他家。後人說，語出於周佛海居處，實非也。胡適之先生這位白面書生，遇事時常妙語如珠，最善於作概念化創造名詞。「七七事變」既起，全國各界名人名士麇集首都南京。由於敵人橫蠻凶狠，我方亦反應強烈──「焦土抗戰」、「長期抗戰」之聲，不絕於耳。然斯時亦有少數文人對抗戰沒信心而憂心忡忡。其中心人物則周佛海、高宗武等擁汪主和之邊緣政客也。若輩不時齊聚於周、高兩家，討論時事，臭味相投，語調一致，皆以當時甚囂塵上之抗戰言論為不負責任之「高調」，以故汪精衛亦發表其「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亦即「八一三事件」之前十天）的煽動講辭也。
胡適其時以學界名流，政見接近，亦不時出入高府，因座中人均不以當時唱高調的主戰派為然，故戲呼高家為「低調俱樂部」。戲語定讞，竟致名傳史策。──此即「低調俱樂部」一詞之由來。
──摘自《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
要有個駕駛執照──國共是非談之一（節錄）
共產黨的舊包袱
「口號」這個東西通常只是「反對黨」才能利用的武器。因為反對黨無政權無責任，可以叫出任何動聽而不負責任的口號來。
「執政黨」按理是不能也不應喊口號的。它有政權有責任。它要對國民「拿出東西來」！它要有政策、有步驟、有計畫地對國民繳出它甜言蜜語所保證的東西！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所提出的「四個現代化」，也就是屬於這一類。不管老周天不假年，他這一保證，至少對千百萬只享有「低工資」收入的勞苦大眾可發生點望梅止渴的作用。
「階級鬥爭」是個什麼東西呢？它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武器。它也是「無產階級」防止「資產階級」復辟的武器。但是共產黨現在已是執政黨了。「階級鬥爭」這個抽象觀念的武器已經完全具體化，成為一個空前龐大凶狠的國家機器。有此一機在手，何事不可為？
可是近二十年來，毛氏為清除劉少奇這個修正主義者，已不惜把這部機器砸爛。中國古代的小氣鬼，每每「投鼠忌器」。氣魄大的毛主席則不惜「鼠器同毀」。但文革後這部機器剛剛修復，他底夫人卻又為清除鄧小平這個「不知改悔者」，又要投器而求鼠！
中共的當權領導們，為什麼不好好利用這個萬能的具體武器，而偏要利用那摸不著頭尾的抽象武器呢？是他們無知，不知道國家機器是無產階級最厲害的武器？還是他們無能，土包子操縱不了這部大機器？
其實說穿了什麼都不是！既不是無知，也不是無能。是他們舊知識分子的包袱在作邪。
讀者諸君，你們真以為中國共產黨主席夫婦和中國國民黨總裁父子有什麼不同嗎？的確，他們不同之點甚多。但是他們也是同一時期同一個中國社會孵育出來的同一類的舊知識分子，背上也揹有同一類的舊包袱。最明顯的就是這蔣毛二家，皆沒有「守法」的習慣，儘管這個「法」是他兩家自己製造的！
據說蔣總統在大陸時代喜歡孔祥熙的程度，遠甚於他喜歡宋子文的程度。是委座厚連襟而薄舅爺耶？非也。只因為宋子文是個現代銀行家，每次委座下條子要錢，宋部長總歡喜問：「從哪個戶頭上撥款？」孔庸老呢？他是山西錢莊票號出身。替老闆管錢，管啥「預算」、「戶頭」等洋花樣。要錢有錢就是了。
毛主席的英雄氣概豈在蔣總統之下！他豈但是要錢有錢，他想啥幹啥，管他娘什麼繁文縟節的法律條文或法定程序。
但縱使是我國古代的皇帝也並不如此啊！漢文帝有一次乘馬車過「中渭橋」，忽然有一個老百姓從橋下鑽出來。「乘輿馬驚」，幾幾乎把皇帝從車裡甩下橋去。這位仁兄自然被衛士抓起來，送到地方法院按律治罪。法官判決「罰金」，犯人破了個小財。皇帝聽了大怒，下詔法院重判。法官張釋之覆奏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幾乎為車禍喪生的萬歲爺想想也就算了，因為那是他自己的法啊！
老實說，近五十年來，我們中國的「法」，哪一條不是他蔣毛二公造的。可是蔣毛二公對他二人自己所造的「法」也沒有遵守的習慣。他二人都不遵守，那麼一國之內，正如張廷尉所說的：「民安所措其手足？」
什麼是「法」？
通俗地說來，「法」就是這部萬能的「國家機器」的「駕駛須知」。要開動這部大機器，便要絲毫不茍地執行這「須知」上的各項各款。不嚴格執行，則機器不能開動；開動了也故障滋多，不能發揮其應有的效能。
就國民黨來說，該黨這部大機器未完工，就被共產黨趕出了大陸。
共產黨這部大機器是工畢出廠了，但是駕駛員不看「須知」，違章駕駛，如今已重修兩次，仍未能發揮其應有的效能。
就拿劉少奇來說吧。劉修正縱有一萬個不對，但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前有黨紀，後有國法。在一個自動化的機器裡，可以冠冕堂皇地律之以紀，繩之以法。那才像是個一等民族，堂堂大國的樣子。何可枉顧「法」「紀」，使一個合法的國家元首、黨副主席，被綁票而去，失蹤了事？
再看「鄧不改悔先生」吧。他如右傾翻案，罪惡昭彰。亦可公布其劣跡於天下。如果證據確鑿，殺之何妨。惡可躲躲藏藏，吞吞吐吐，持廊廟之重器作「劫機」之惡行？
或曰，劉鄧初無真正罪行，諒難公開繩之以法。是說亦書生之見，不知政治之奧祕，與夫法家之「權」「術」。尼克森總統雖為雞鳴狗盜之雄，然水門挖洞，偷竊未遂。此等小事，便足陷身法網，幾入囹圄。
試問尼克森之政敵究有多大神通？天大了不起不過是參議院多拉幾張票，以十數票之差，一代梟雄的尼克森便只有掛冠遜位，鎩羽而去。
劉鄧二公掌權數十年，違法亂紀之事，何只千百倍於水門掘洞。而毛公可掌握的多數票又何只千百張。罷免、彈劾，撤職、查辦，理應易如反掌。而中國共產黨不此之圖，偏要搗毀神器，挖掉祖墳，燒燬太廟，所為何來？
無他，只是「人民政府」這部大機器自從出廠以後，始終就未照章駕駛過。自動化部門，也從未試過車。自動化時代，不能沒有點自動裝飾而已。所以一旦老鼠竄入神器，貓兒要捉老鼠，還管牠躲在那裡，投鼠不忌器，因而鼠器兩毀！
換言之，中國共產黨執政快三十年了。但是該黨搞來搞去還是毛主席長，劉主席短的「人格統治」（personality rule），始終未搞出個法制的系統來。哪個政客不奪權？一旦政客奪起權來，無規矩繩墨可循，大家胡搞一通，最後就厚著臉皮耍賴了。
孫中山說得好：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政治上軌道，它就是為眾人服務的牛馬。不上軌道，那它就是一頭老虎。漢末的曹丞相騎上去就下不來；毛主席騎上去也照樣下不來。蔣總統是「勞碌命」，騎上去拚老命死而後已。中國近代第一任終身大總統袁世凱也是騎上去下不來，活活氣死！
帝制乎？共和乎？
事實上，袁大總統在「崩逝」之前，對他自己那份「機器說明書」上許多「文明字句」也和毛主席一樣，「不大相信」！可憐這位陳伯達所罵的「竊國大盜」又沒有自己的「袁世凱思想」可以相信。他只好花了三萬光洋一年，禮聘了一位美國專家古德諾教授（Frank J. Goodnow）來一問休戚。
古氏略加研究，便向大總統上了兩份「備忘錄」。這位洋顧問說中國民智未開，這些文明字句只是點綴而已。事實上，他底雇主的政府，仍是個「寡頭政治」（autocracy）。但是「寡頭政治」亦有好壞二種。好的叫「承繼式的寡頭政治」（hereditary autocracy）。壞的叫「非承繼式的寡頭政治」（non- hereditary autocracy）。
區別何在呢？顧問說前者在當權的「寡頭」龍馭上賓之後，自有小「寡頭」按法定程序，和平接班。如此政權轉移，椑櫓不驚，天下太平。而後者，則是總統「崩逝」之後，沒有法定接班人，不能按照法定程序和平接班。無法可循，則眾多有實力的小寡頭們就要互扣帽子，大打出手，那就要天下大亂！
古氏說前者便是中古時期的英格蘭。後者則是二十世紀的拉丁美洲。不幸的袁大總統的寡頭政府，則屬於拉丁美洲的那一類型。如果中國想搞真正的民主憲政，就應捨棄當前的拉丁美洲制，而改取中世紀的盎格魯─薩克遜的政治制度，循序而進。
他主張把那些厚著臉皮自稱民選的八百羅漢的上下兩院的國會廢除，而代之以由大寡頭親自圈選的一院制的人民政協。同時大小寡頭之間的和平嬗遞，亦應由國家明文規定，雖非親生骨肉，亦應世襲罔替。
古番鬼這一「捫摩」，可說是正中早有「小寡頭」之志的袁克定的下懷。對那夙負宰相之才的楊度自然更是夫子之言。他二人一裡一外。古老頭的英文大作便被譯成〈帝制乎？共和乎？〉的才子之作，成為「籌安會」的理論根據。袁大總統也就開始訂製龍袍了。
袁府這幕笑劇已經過去六十年了。被他們搞得身敗名裂，無辜的洋鬼子，現在也墓木已拱。但那洋老頭子當時所提的問題，今日是否已經不存在了呢？
我們祖國的政制，今日在台灣是父死子繼；在大陸先則夫唱婦隨，江青垮後是「你辦事，我放心」，這種政治制度算是「帝制乎？共和乎？」「承繼式的寡頭政治」歟？抑為「非承繼式的寡頭政治」歟？
國共兩黨，管我們眾人之事管了數十年，好意思就這樣對我們老百姓繳卷嗎？
政治上的「彼得定律」
古德諾教授的寡頭政治論事實上還是個片面的看法，著重點偏於大寡頭死後的問題而忽略他生前的問題。
生前的問題是什麼呢？那就是大寡頭在「死」之前還要「老」。以及由壯及老的諸種劇烈的生理上、心理上和生活方式上的變化。那些都要直接影響到他一人治下的國計民生。
袁子才在他底《隨園詩話》上警告詩人說，「人老莫作詩」，作詩要放屁！何以故呢？因為詩人作詩要有「煙絲披里純」（inspiration）。柔情千縷的風花雪月和鐵馬冰河的豪氣萬丈的靈感只有青年或年輕人最豐富。垂垂老矣，血氣衰竭，柔情豪氣也就逐年退減。無柔情豪氣哪有煙絲披里純？無煙絲披里純而硬要扭著鼻子擠一點出來，那就只有一點下氣通了。
人為萬物之靈，但人總歸還是個物。他要和萬物一樣地新陳代謝。領袖雖為萬人之靈，他到底還是人，和其他人等一樣地生老病死。
一個領導發展中國家的永不退休的獨裁領袖，縱由常理推測，吾人亦可想像他底工作是愈老愈繁。相反的，他底主觀的生理條件、吸收能力、學習能力、創造能力等等卻老而愈減。換言之，那就是他底客觀的工作負擔和他底主觀的領導才能，隨時日之推移，而加速地雙重脫節！
再者，對一個血氣衰竭，年躋耄耋的老祖父來說，他底正常的生活，應該是選擇一個天日晴和，花木扶疏的溫泉勝地，弄孫摸狗，頤養餘年。相反的，正因騎虎難下，被逼得宵衣旰食，日理萬機，對他老人家也實在太殘酷了。在那種殘酷條件之下生活的孤單的老頭子，四周無一人對他說真話，你要他明察如舊，心理正常，那就緣木求魚了。以這樣衰朽的老人作萬乘之主，事事以他一言為斷，而欲黨國不受其累，豈可得乎？
社會學上有條「彼得定律」（Peter’s Law），說工商管理和社會行政人才，逐年考績，按級遞升。各人直升至其能力最不合格之一級為止。何也？因為在一個健康的發展中的工作制度下，勝任愉快，必然升遷。在其不能再升之時，各員亦即停留於其不能勝任愉快之級。
這一定律照樣也可適用於發展中國家的政治。一位領袖人物，槃槃大材，他自然脫穎而出，權力日增，由小領袖而中領袖而高級領袖而最高領袖。若騎虎難下，休而不退，其結果必然到不領不袖而後已。
朋友，這就是我們國共兩黨的通病。
──摘自《中國之惑新編》
提心吊膽的蜜月（節錄）
孫文在臨終時耿耿於懷的是革命尚未成功。他感到失望，其實是因為他始終相信中國革命可以由國民黨那樣的革命力量來一次「完成」。孫文也像所有中國近代革命領袖一樣，希望「畢其功於一役」。
然而中國革命的性質要比孫文預期的更複雜。革命發展的過程極難預料，沒有任何哲學的公式或一蹴而就的方法可以用來完成革命。某一特殊階段常常持續數年到十年，為了解決這個階段迫切的問題，由西方輸入的某種意識形態看來比另一種更為管用，因此它就凌駕其他而成為流行的意識形態，贏得大批的追隨者。但不久這種意識形態的作用已發揮幾盡而變得過時，又為新的意識形態所取代。因而，西方許多現代政治思想在現代中國交替出現。這些頻繁的思想更替正好與新革命力量的興起同時發生，使革命看起來具有周期性，分為許多階段。每一個階段看來由某一政治思想主導，譬如說，民族主義、共和主義、社會主義、納粹主義、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
中國的革命理論家認識到各種現代的主義僅適用於中國問題的某一特殊方面，卻只有孫文大膽地把各種主義混合成一個孫文式的學說，即他的三民主義。孫文無視各種不同政治理論間不能協調的矛盾，自圓其說地表示，他的民權主義即是民主主義，民生主義即是共產主義。一個世界性國家（universal state）是他的民族主義的最終目的。對於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這個基本問題，或更準確地說，對於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兩種政治學說中根本無法協調的個人權利問題，孫文並沒有答案。
雖然這樣含糊的政治思想，使孫文無法被稱為具有創造性的政治思想家，卻使他成為中國各式各樣革命的象徵，民主的、民族的、納粹的或共產的。和林肯一樣，孫文也死得其時，不必為他製造出來的爭議親自作出決定。
中國各種不同的革命運動構成了「未完成革命」的一連串階段，一九二四年的國民黨改組是又一個階段的開始。雖然孫文仍是總領袖，但這是一個全新的運動，有新的意識形態和一批新的革命黨人作為骨幹。它一如既往，以一個包含不同團體的統一戰線開始，有年長的前同盟會成員，也有二十歲出頭的青年共產黨員，有腰纏萬貫的新中產階級領袖，也有身無分文的農民。
這個新的統一戰線要比孫文在一九○五年領導的同盟會複雜得多。不同的團體的確代表了一個轉型社會中某些特定利益、意識形態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一般來說，前一個階段的意識形態，即共和主義與代議政府，對作為新革命之骨幹的大多數年輕人而言，已經不合時宜。社會主義與布爾什維克主義，連同嚴肅的生活和鐵的紀律，現在大行其道。因此，一九二○年代初期的中國青年，必須是個左派才顯得進步或高明。
國民黨改組後，雖然年長的國民黨資深黨員因名氣大仍據有高位，他們的想法和體力已不足以在新的階段實際擔任領導。用蔣介石的話說：「老同志是古董，僅供擺設。」新舊兩代革命黨人的不協調，更鮮明地反映在國民黨的老黨員和鮑羅廷帶領的青年共產黨員之間，不久就使得老黨員發起反共運動。兩黨開始時的親蜜合作變成了相當提心吊膽的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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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反共運動由張繼帶頭發起，他本是最熱心鼓吹國民黨容共的人。一九二四年六月初，兩黨合作才不過六個月，張繼看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兩份共產黨的祕密文件，其中要求所有青年共產黨員，把國民黨內所有具有階級覺悟的人都吸收到共產黨組織，「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
張以中央監察委員的身分，拿了這些共產黨密謀從內部滲透的證據去見孫文，同時要求鮑羅廷作解釋。然而，對於這個反共的舉動，孫文看來要比他的俄國顧問更為不快。七月，在特為這個問題召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孫文行使黨章賦予的權力，否決多數人的反共意見。他憤怒地宣稱：「如果你們都反對共產主義，我就去加入共產黨。」
為了防止這樣的事情重演，孫文進一步限制中央執行委員會，將它的權力轉移到一個較小的機構。在這次全體會議後，他立刻組織一個中央政治委員會，由他個人領導，行使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力。孫去世後，中央政治委員會已是國民黨體制內行使黨最高權力的常設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成了橡皮圖章。
一九二四年十月發生商團危機時，孫文甚至成立了一個革命委員會，打算集中黨的權力，選擇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外的年輕黨員為委員會成員。他下令說：「革命委員會可隨時以總理的名義發佈命令。」鮑羅廷是革命委員會的主要設計者，急於一舉清除黨領導層內的老黨員。他建議革命委員會除了廖仲愷和譚平山外，應該加上蔣介石，但不包括胡漢民和汪精衛。鮑羅廷說服了總理，但沒有說服蔣介石。蔣的資歷太淺，還不能晉升到領導層。蔣更表示，革命委員會如果沒有胡和汪，他也不會加入。
這個小事件顯示，到了一九二四年底，鮑羅廷藉著蘇聯的盧布、槍械和給養，加上個人的口才，已完全掌握了孫文。孫在十一月北上前，甚至公開命令他的追隨者要像聽命於他一樣服從鮑羅廷顧問。一九二四年底，鮑羅廷利用這些有利的條件，把國民黨的權力完全從老黨員那裡轉移到中央政治委員會中少數幾個親共的年輕激進派手裡。他代替了孫文，現在成了國民黨的真正獨裁者。因此，孫文離開廣州前往北京後，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國民黨老一輩領袖們發現，廣州再也不是值得居留的地方。他們集體離開廣州，追隨孫文到北京，希望說服孫改變主意。孫的逝世，使得他們對返回廣州和重掌權力完全絕望。
這個時候，隨孫文同往北京的鮑羅廷和蘇聯駐北京政府的大使加拉罕商議，選好了繼承孫文的國民黨領袖。有報導說，最初他們心目中有三個候選人：胡漢民、汪精衛和戴季陶。最後他們放棄胡、戴而看好汪，因為胡頑固而「不易相處」，戴則「無法預料」。他們認為汪是個「有野心的人」，但只是有野心而已。他們召喚汪到蘇聯大使館，告訴汪他們的選擇以及將來蘇聯會給予支持。汪滿心歡喜，對自己能夠繼承總理的衣缽深具信心。
在同一時期內，蔣介石帶領著新組成的革命軍與一些地方部隊合作，成功地完成了統一廣東的第一步。一九二五年初，蔣發動他的「第一次東征」，攻擊陳炯明在粵東的叛軍。經過兩個月的血戰，在三月底佔領汕頭和潮安。五月六日，汪精衛在東征大勝之際由北京抵達潮安，親自與剛打勝仗的蔣司令官會談。汪返廣州前似乎贏得了這位嶄露頭角的軍事明星的堅決效忠，蔣隨即也凱旋回師廣州。
六月中旬，蔣介石迅速地將在廣州郊區的楊希閔和劉震寰的部隊繳械。廣州市和廣東省的大部分地區因而第一次處於國民黨的有效控制下。汪精衛於是開始政治行動。到了六月末，汪巧妙地在中央政治委員會通過決議，取消大元帥府，由七月一日成立的國民政府取代。
在新的制度下，國家元首稱為國民政府主席，由中央政治委員會選出。汪獲得政治委員會的全票，包括他自己的一票，共十一票，成為國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汪投自己一票這件事不久成了國民黨的政治醜聞，因為這違反了傳統的政治倫理，在中國政壇從未發生過。此外，政治委員的投票，不能和總統的競選相比。它是一些老同志之間友誼的試探，相互推薦擔任這個最高榮譽的位子。汪對權力的渴望，使他忽略了應有的對老朋友、老同志的禮貌和尊敬；他們同樣值得尊重，也有資格得到這個榮譽。九個月後汪終於下台，沒有人施以援手，可能是汪自投一票種下的惡果。
政治委員會是一個沒有黨章依據的法外機構，做出這樣重大的政治體制改變，卻沒有通知黨章規定的黨的最高權力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或中央常務委員會。因此，在大多數國民黨老黨員的眼裡，汪當選為新主席是一個針對胡漢民的政變。當這位前代理大元帥被貶為新政權底下的外交部長時，許多老一輩領袖聞訊，熱淚盈眶，據說戴季陶還悲極而泣。
此後不久，戴季陶在上海出版了一本叫《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的小冊子，巧妙地論證，汪領導的國民政府是非法的。雖然中央政治委員會是孫故總理創立的，卻不能濫用，因為國民黨不只是總理遺留的一個組織體制，而且要體現他永恆不變的主義。任何委員會不可以通過違背他的主義的議案。戴因此主張用民主的方式來執行黨務，黨員對黨的責任和在黨內的活動，只能是「用很正當的方法，做爭決議的功夫」。
鑒於國民黨當時仍然和睦相處，戴不願意歸咎於個人，而只說是右傾或左傾的「幼稚」。不過，作為國民黨人，原則上他可以「忠告」黨內的共產黨員，要他們放棄馬克思主義，成為真正的三民主義信徒；如若不然，他們就該發展自己的獨立政黨，「不要做自欺欺人的國民黨黨員」。最後他呼籲所有真正的「三民主義信徒」團結起來，為完成國民革命而奮鬥。
戴在這本小冊子中提出的定義，為國民黨和共產黨畫了一條清晰的界線，在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右派老黨員都拿它當作新的福音，藉以進行反共，重新奪取權力。黨內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左派分子，在汪精衛、廖仲愷和蔣介石的領導下，斥之為反革命。這樣，國民黨的左右兩派之間正式展開意識形態的內戰。不久共產國際也來參戰，幾乎在他們的所有刊物和言辭中譴責戴季陶，給戴扣上了反革命的「戴季陶主義」創始人的帽子，認為這主義是國際共產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一大敵人。
冷戰之後不久就發生流血事件。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左派三巨頭（汪、廖、蔣）中最敢言和最勤奮的廖仲愷，在中央黨部大樓辦公室前被蓄意暗殺，暗殺者顯然是右派同志。鮑羅廷利用這一事件，打算在廣州拘捕所有重要的右派領袖。當有人提出證人的問題時，鮑羅廷回答說，拘捕應以意識形態為準，不必根據法律證據。鮑羅廷無疑得到汪精衛和蔣介石兩人的支持。汪在廖遇刺後兩日的一個公開演講中強調說：「我們同志要反帝國主義的，便向左去，要生存於不平等條約之下，使中國永為次殖民地，以助成帝國主義之永保勢力於世界的，便向右去」。
在廖仲愷的追悼會上，蔣介石也宣稱：「從現在起，同志們，我們要與反革命分子為敵，和『反共產派』對抗，以慰廖先生之靈。」隨後一個指揮對抗反共產派行動的特別委員會被組織起來，宣佈戒嚴，並跟著逮捕了許多人。所有過去對共產黨或一般左派有意見的人，都遭到蔣介石的部隊監視。
受害者的名單，不久甚至延伸到一些親共但與汪、蔣二人的領導對立的領袖。九月十九日，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突然被他的參謀長蔣介石逮捕或劫持。許隨即從廣州給送到上海，他的粵軍也跟著被能幹的蔣參謀長改編，合併到黃埔部隊去，不久就重新編為著名的第一軍，由蔣直接指揮。與此同時，周恩來從黃埔軍校轉到第一軍任政治部主任。
放逐許崇智後四日，胡漢民也給「任命」為國民黨駐蘇聯的代表，不得不登上俄國軍艦離開廣州。然而，胡絕對不是個右派，反而是第一個替國民黨申請加入共產第三國際為正式成員的重量級元老，只是申請被共產國際拒絕了。他被迫離開廣州是因為他的堂弟胡毅生遭人指控為右派。
此後，華南的國民黨政權在汪精衛和蔣介石的指揮下籠罩著紅色恐怖。汪、蔣二人被他們的共產黨崇拜者譽為中國的托洛斯基和史達林。
──摘自《中國革命簡史：從孫文到毛澤東》
《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
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改朝換代總不免出現藩鎮割據現象，昔日的所謂藩鎮，就是近代的軍閥。從宏觀史學來看，軍閥割據是我國轉型期中一個偶然現象。
唐德剛教授長期鑽研民國史，數十年如一日。唐德剛故世之後，「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整理他留在紐約的手稿、論文、詩詞、書信等資料，首先把其中若干遺稿重新編譯，終使本書得以問世。全書分為「袁後中國」、「段祺瑞政權」與「外編：民國史軍閥篇餘緒」三部分，主要描繪袁世凱死後的政治亂象，闡述北洋軍閥和政客的爭權奪利，實力派段祺瑞脫穎而出，掌握大局的經過，綜論黎段府院之爭、參戰案、宣統復辟、孫中山南下成立護法政府等歷史問題，兼而探討桂系、奉系軍閥的興衰始末。作者抽絲剝繭，條分縷析，言人所未言，值得細讀。
《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
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場抗敵自衛的戰爭。全民族犧牲之大，所受痛苦和屈辱之深，也是史無前例的。在民國史中，唐德剛教授最重視的即為他成長年代所經歷的血淚抗戰史。他想寫的抗戰史，不僅僅是政治和軍事史，而是中國軍民團結一致，同仇敵愾，以血肉之軀抵抗日寇，從亡國滅種的邊緣，終於轉敗為勝、浴火重生的宏觀歷史。可惜天不假年，因病中輟，未能得償夙願。
本書收錄了唐先生生前所撰有關對日抗戰的二十篇史論，以及五篇雜文和祭文。作者不但親聞親見抗戰，閱讀過大量史料，更可貴的是，他與民國史上有影響的許多人物長期來往，還因為岳父吳開先的關係，認識不少國民政府內外的人物，獲得了不見於書簡的種種細節和感受，使他對民國史，尤其抗戰史，有非比一般的認識和體會。
《中國之惑新編》
《中國之惑》是唐德剛教授力作之一，原收入了唐先生七、八十年代在《明報月刊》、《百姓》半月刊發表的文章，由胡菊人、陸鏗先生合辦的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於一九九一年在香港出版，已絕版多載，坊間難覓。
自本書最初問世至今已二十餘年，國事又多幾番滄桑。這次增訂重編，仍以有關兩岸三地的中國現代史史論為主題，保留了原版的主要部分和精華，另範圍擴至《傳記文學》等其他刊物，增選了多篇舊文新作。全書共收文二十篇，分為國共通論、兩岸發展、香港回歸三個部分，內容上起文革，下延至一九九七年鄧小平去世和香港回歸，更為豐富。
《中國革命簡史：從孫文到毛澤東》
《中國革命簡史》，是唐德剛教授一九六○年代用英文寫就、以英文讀者為對象的通史著作，可惜在他生前未能出版。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古蒼林、夏沛然兩位先生，花費大量時間心血，將這部著作不失原貌地翻譯為中文，獻給中文讀者，也許可以為唐德剛作品集「民國通史」系列略作補充。
中國從晚清末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這數十年，是歷史大轉型的關鍵時刻，一轉百轉，錯綜複雜。隨便描繪一事件或一歷史人物，都是千頭萬緒，令人無所適從。唐先生的《中國革命簡史》，大筆一揮，把這數十年間的犖犖大事，勾畫得輪廓分明，脈絡清晰。全書言簡意賅，風格獨特，力圖超越黨派私見和學派偏見，是一個有深湛功力的專業歷史學家特意為普通讀者所寫的通俗史書，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