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物招領處<改書系>》專文推薦

＜導讀＞守護心靈，遠離邪惡／南方朔（新新聞發行人兼總主筆）

　　如果說齊格飛•藍茨（Siegfried Lenz，1926-）的成名作《德語課》（一九六八年出版）是在替納粹德國做精神驅魔，那麼，他後期的這本《失物招領處》（二○○三年出版），就是在替今天的德國在走向多元文化主義過程時再度浮現的種族主義和青少年新納粹，做出預備性的價值重建和對人生重新定義。

　　因此，《失物招領處》乃是一部傑出的「諷喻式」（Allegoric）的作品。他由德國聯邦鐵路局下屬的後勤單位「失物招領處」為起點，從人們遺失在火車上的失物，來隱喻物件以及記憶的不可能被替代，也不可能被遺忘丟棄；而後，藉著一個來自俄國巴什喀爾地區的數學研究訪問學者拉古廷博士，以及一個來自奈及利亞的移民郵差喬所受到的言詞和行為暴力，而將埋藏在許多德國人心裡的種族主義，以及青少年新納粹機車幫派的劣根性重新提起，認為只有德國每個社區裡的小市民聯手反擊，才有可能讓這種劣根性在無法被徹底遺忘中，逐漸的消失。

　　畢生都在藉著小說創作來診斷德國人心靈狀態的德國頂級作家藍茨，這次藉著《失物招領處》這部有趣的作品，再一次將他的關心轉到了當代和未來。曾有人稱讚藍茨是德意志民族的「心靈守護者」，《失物招領處》再次證明了這個封號的當之無愧。

　　《失物招領處》的故事是在說一個二十四歲，家世顯赫的青年亨利•倪浮。他的祖父在市內開了家高檔的瓷器店，他的叔叔則是鐵路局區主任這一級的高級領導，但他卻和當代許多追求自我恬淡生涯的青年一樣，寧願到鐵路局下屬的冷門機關「失物招領處」當一個不求升遷的小職員，以及打自己喜歡的曲棍球。他的這種個性，使他在小小的辦公室裡頗獲人緣，而失物招領的工作，也讓他對記憶、東西的失去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後，在一次尋找失主的過程裡，他認識了一個來自俄羅斯巴什喀爾地區的數學訪問學者拉古廷博士，使他對巴什喀爾人由好奇而欣賞理解，拉古廷博士也成了亨利•倪浮姊弟的好友。但亨利•倪浮租屋居住的地方，卻有一群新納粹機車幫派，不但亨利•倪浮自己曾受過威脅，拉古廷博士也被他們認為是韃靼人而施暴過。尤其是，拉古廷博士儘管深受同僚及學生尊敬，但在一次學生晚會時，卻被一對惡劣的夫婦視為異族而當眾奚落，拉古廷博士憤而離去，留下一張字條給亨利•倪浮：「射中你的箭，可以拔出來，但言詞卻永遠留在裡頭。」

　　而就在亨利•倪浮打聽拉古廷博士下落時，他那個社區的郵差，個性溫馴而小個子的奈及利亞移民喬，在送信時也被那群新納粹機車幫凌辱，亨利•倪浮怒而手持球杆主持正義，但卻寡不敵眾，就在他和喬陷入被圍毆的危險之際，社區居民看不下去，站了出來，他們才免於一劫。但因居民的義憤，已可想見該機車幫在這個社區肆虐的時代已成了過去。《失物招領處》這種義憤觀念，和藍茨在一九六○年發表的另一名著《燈塔船》，可謂前後輝映，也反映出藍茨一貫的主張，那就是面對邪惡而緘默，乃是共犯，只有齊心協力反擊，才是唯一的有效方法。《燈塔船》的故事是說，有一艘燈塔船在執勤時，看到海面上有艘漂流的摩扥艇，因而將它救起，熟知該艇上的三個人原來是犯案在逃的凶人，這三人挾持了燈塔船，船員們為了如何制服匪徒而鬧成一團，最後船長靠著他的智慧和犧牲的勇氣，終於將暴徒制伏。

　　文學上的「諷喻」，乃是以「喻」為「諷」，意在弦外的表現方式。它主要是透過直接或間接，具有類比性質的各種「喻」，而將現實問題轉化成一個個具有反省或警示意涵的課題。而在《失物招領處》裡，它所諷喻的，主要是一九九○年代後，尤其是兩德統一後的情勢。西德這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經濟擴張的需要，大筆從非洲、阿拉伯世界，甚至南亞進口移民、外勞。但從一九八○年代經濟漸趨停滯開始，由於青年就業逐漸困難，而結構性的失業率持續攀高。於是，排外的青少年新納粹遂在各大城市興起。這種新納粹機車幫和光頭幫，在法國、英國、奧地利、荷蘭等皆同樣嚴重。以「排外」和「恨」為主軸的種族暴力事件也趨於增多。及至兩德統一，歐洲整合加速，另一波新的移民外勞則又從東歐和俄羅斯湧至，使得問題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更趨嚴峻，在德國走向晚期資本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的此刻，這種反動式的發展，又再勾起人們對納粹時代的恐怖記憶──當年的納粹，就是靠著反猶種族主義的「仇恨政治學」而起家的。也正因對這種現象深以為憂，德國人文主義傳統最深，社區警覺度最高的法蘭克福市，遂出現了數十萬市民，深夜秉燭遊行，宣稱誓死保衛移民權利，反對新納粹的群眾運動。

　　也只有在這樣的脈絡下，人們始有可能理解藍茨寫作《失物招領處》的心情。他在此書裡強調：異民族和人與人之間的遇合，不是控制下的偶然，也不是偶然中的必然，而是一種人與人的神秘牽連。為了尊重這種人際關係，人們遂更加需要以善意的好奇與理解和「他者」交往，擺脫過去那種以自我優越感為中心的種族刻板主義。在小說裡，對來自巴什喀爾地區的拉古廷博士著墨甚多，也至為肯定，對奈及利亞裔的小郵差喬的善良和敬業，也至為推崇，這都顯露出作者藍茨對多元文化價值的肯定。

　　然而，藍茨之所以會用「失物招領處」作為整個故事的背景，顯然是要藉著「失物」，而進入到「遺忘」這個課題。不該掉的東西會搞丟，那是一種把不該忘的的忘掉了。而「遺忘」已成了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徵。正因為「遺忘」、「健忘」，人們才會讓過去的邪惡換了一個新面目而重新來臨。把不該忘記的緊緊記住：並且要明白，只有善良並不足以抵禦邪惡，善良還必須加上警戒之心和勇敢，才可讓邪惡收斂。這乃是書中主角亨利•倪浮的經驗，也是作者的懷抱。作者藉著這本小說，再一次向世人發出了叮嚀。

　　對於二次大戰後的德語文學有理解的，都知道在小說創作上，乃是波爾（Heinrich Boll，1917-1985）、葛拉斯（Gunter Grass，1927-），以及藍茨鼎足而三之局。二次大戰後，由於納粹戰敗，背負著沉重的歷史負債，整個德語文學遂形同進入了一個「紀元零年」（Nullpunkt）的處境。於是，戰後伊始，最先是德語作家重新走回一九三○年代，緊接著又逃避到其他國家的文學中，如向美國的海明威、福克納，法國的卡謬與沙特，以及義大利的莫拉維亞、巴維賽、維托瑞尼等人。在這種逃避的趨勢下，由前輩作家瑞希特（Hans Werner Richter，1908-1993）以及安德希（Alfred Andersch，1914-1980）領銜，於一九四七年創設「四七文學社」（Gruppe 47）。「四七文學社」在創社之初，有著左翼、反威權、反政府和反政治的特色，認同前衛的文學理念。但因它蓄意逃避德國的現實，因而一度受人非議，在這種壓力之下，它為了避免爭議，像一九六四年的年會改在瑞典舉行，一九六六年的年會則選在美國的普林斯頓舉行。

　　然而，儘管「四七文學社」初創之際，有著蓄意逃避德國現實之意，但到了一九六○年代中期，那無法逃避的歷史問題終究還是迎面而至。而作為這個社團成員之一的藍茨在一九六八年所出版的成名之作《德語課》，則無疑的是這個文學社團的高峰之作。這部作品也是藍茨本人終身寫作的「定調」之作。

　　《德語課》所寫的故事，乃是納粹時代一個畫家被迫害的真實事件。在小說裡則被重新處理，將它寫成是個奉公而服從的優秀警察，奉行上級命令，而去迫害曾救過他性命的畫家朋友。這部作品將「忠於職守」和「助紂為虐」的辨證關係，做出了罕有其匹的深刻討論。在近代德國文學史上，有其里程碑的意義。

　　我們都知道，過去的人都習慣於一種簡單化的思考，那就是把時代的巨大罪惡，歸咎於少數人的邪惡。在第二次大戰後的初期，人們也普遍遵循這樣的解釋模式。

　　而第一個把這個問題深刻化的，乃是德國猶裔女思想家，後來移民到美國的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1906-1975）於一九六三年所寫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在這部經典之作裡，鄂蘭和所有當時人都不一樣，她沒有把希特勒的左右手艾克曼說成惡徒，而強調他其實是個盡忠職守、貫徹命令的好官僚。鄂蘭的這部著作，把我們現在已熟悉的所謂「集體罪惡」、「共犯結構」等課題第一次寫進了思想的日程表。而藍茨則是第一個藉著小說形式將它普及化的作家。踵繼他們之後，美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1933-1984）在一九六九年又藉著《服從權威》一書，對這個問題作了更深刻的探討與實驗。這些都是近代思想研究上的重大進展，讓人們對邪惡問題的機制、人的行為，以及如何抵禦邪惡有了更多且更深刻的理解。也提示我們，對邪惡要有拒絕服從的道德勇氣！

　　藍茨在近代德語作家裡獨樹一幟，他總是關心歷史中的邪惡，如何在人們的服從、偏見、懈怠，以及健忘中悄無聲息的到來。由於對人的脆弱知道得深，守護心靈遂成了他寫作的志業。他主張文學應該為道德服務，強調文學的諷喻性。這樣的文學觀點，在文學的自戀與獨白性格漸增的此刻，或許已有一點不合時宜。問題在於，文學的存在如果不能照亮人的心靈，這樣的文學又有何意義？當我們讀了《失物招領處》或許就會覺得，像藍茨這樣的作家如果能多一點，人們的心靈在被守護下能更加遠離罪惡，或許才是更大的祝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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