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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將軍：德川慶喜》專文推薦
【附錄一】 末代將軍 教科書上的歷史，往往是主觀的記述，甚至不時因為當權政黨的意旨，於改朝換代時，來個一百九十度的大轉彎。所謂「史實」，也並非絕對正確無誤，更何況時代一不同，人們的價值觀念與判斷事物的基準，都會有多端變化。上了年紀之後，大概是冥冥中有所指引，我竟然一頭栽進「捏合歷史」這個遊戲中，這才深深體會，「歷史」，原來是有多種玩法的！ 歷史家的著述，大多是主觀性的，狹義且空疏；歷史小說家的名著，卻是多彩多姿又扎實，有時更具有「創造」歷史的力量。著名的日本歷史小說家故吉川英治，有部號稱國民文學代表的小說《宮本武藏》。如果按照史實讓宮本武藏乖乖走完他的一生，作家即使再如何發揮添油加醋的本色，也頂多只能在新聞上連載一年。可是，為了滿足讀者，吉川英治只好和歷史家「合作」，讓宮本武藏在漫遊諸國之後，沿著當時五大街道之一中山道闖進江戶。至於當時中山道沿途有些什麼植物、動物、景色之類的調查報告，當然都是歷史家的幕後工作。這些「創作」，於多年之後，有些會被記錄在各縣市的鄉土史實小冊中，化身為斬釘截鐵的「史實」。實在有趣。 不過，對外國人來說，讀幾部當地最受歡迎的歷史小說家大作，或許勝過參考本國人所寫的百冊史實。畢竟，只有自家人才能自內部細膩地描繪出先祖境遇，並立在同一色的天空之下，重新組合當時國家所處的大局。「俄日協會」事務局長，正是基於這個道理，花了兩年日子，含辛茹苦地翻譯出司馬遼太郎的《最後的將軍》。他說：「我想通過司馬文學，讓俄國人理解日本人的歷史觀與思考。」選擇《最後的將軍》這部小說，則是因為德川慶喜這最後一位日本幕府將軍的境遇，能夠令俄國人聯想起彼得大帝與前蘇聯領袖戈巴契夫。 去年，俄國雖然出版了司馬遼太郎的《俄羅斯漫談》隨筆集，但是，《最後的將軍》卻是空前第一部日本歷史翻譯小說。「俄日協會」事務局長，也是翻譯者本人，強調說：「隨著小說故事的進行，我不但能夠逐漸理解日本近代史，也感觸到故事背景一些日本人的心理奧秘，深受感動。我想，司馬文學一定能夠得到眾多俄國人的共鳴，也能縮短俄、日兩國民之間的距離。」 細想一下，日本與俄國，始終處於劍拔弩張的關係。如果不是沙俄帝國在二十世紀初，將領土擴張到千島列島、朝鮮半島、滿州、蒙古等地，一路南下，日本大概也不會遠路迢迢出兵至別人家後院的滿州阻止。所幸日本打勝了。在全亞洲都被列入西方列強的殖民地當時，明治新政府無疑給了西方列強一個當頭棒喝：原來黃種人之中也有不可欺民族。是的，只要耐心回頭俯瞰一下世界史，就能明白，原來正是日俄戰爭改變了世界史的潮流。雖然，這個潮流包括東方居然也出現了帝國主義國家！這對黃種人是福是禍？我就不敢下結論了。而這個全亞洲第一個立憲國家明治新政府，正是德川慶喜拱手讓出的。當然，也是時流潮勢逼他不得不「無血開城」。 每次讀到德川慶喜的書物，我是絕對不會聯想到什麼彼得大帝，或是頭頂上有紫斑的戈巴契夫。我聯想的，是愛新覺羅溥儀與溥傑兄弟，以及滿州國與日本皇室政治聯婚的犧牲者－－溥傑愛妻「愛新覺羅浩」。浩，國籍雖是中國，卻是日本皇家出身的皇女，明治天皇叔父的曾孫女；於一九八七年，永眠在北京。只不過，比起「末代皇帝」，「末代將軍」似乎聰明了些，不管自願或是被逼，下台之後，便將幕府風光置之腦後，不做它想。或許因為「政治慾望」早早消褪了吧。所以德川慶喜的下場，相對於溥儀的半生折騰，可說安穩太平多了。 第十五代日本幕府將軍德川慶喜，讓出君主寶座之後，隱居到駿府（靜岡市，德川家康的老家）。當時年僅三十三歲，就過著遠離紅塵的攝影、狩獵、油畫、謠曲的隱居生活。直至一九一三年過世之前，他始終堅守著田園生活。經濟上的最大援助者，據說是舊臣澀澤榮一。德川慶喜身為一國殿下時，身邊有三十人側室；蟄居駿府時，只帶著兩位最寵愛的側室。 不管是史實，或是歷史小說，日本人所熟悉的「末代將軍」，是三十三歲之前的德川慶喜。不過，我個人最感興趣的，卻是三十三歲以後的德川慶喜。溥儀與溥傑，都在晚年之際，留下半生記。唯獨德川慶喜，是「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還是「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令他沉默了四十多年？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帶去的兩位側室，給他留下十二位後裔。 慶喜的繼承人是七男慶九，其次是慶光，目前的戶主是德川慶朝，任職某廣告公司的攝影師。 【作者簡介】茂呂美耶，日本埼玉縣人，生於台灣高雄市。水瓶座的讀書人，因想在中文與日文圈之間架一座橋，而翻譯、寫文章。網路上的暱稱是「Miya」，談日本文化就像話家常般的親切自然，著有《物語日本》、《江戶日本》、《平安日本，譯有《半七捕物帳》、《陰陽師》系列等十餘種。 【附錄二】 白雲上的司馬遼太郎 一九二三年八月七日，司馬遼太郎誕生於大阪。他原名福田定一，其筆名乃取自「遠不及司馬遷之太郎」之意。司馬遼太郎的祖父本是個日本算術家，但他於明治初年遷至大阪改行從商，販賣糕餅。他父親則在大阪當開業藥劑師。在最具商人氣息的地方從商，最重要的即是要具備理性的經營頭腦。這個特性影響司馬遼太郎極為深遠，在他的小說中，經常以冷靜、理性的歷史觀來審查主觀的、非理性的意識型態。因此，有人稱他的歷史小說為「非意識型態」的歷史小說。 司馬遼太郎從十三歲開始，即經常到大阪市立圖書館博覽群書，至他大學畢業時，幾乎已經讀完圖書館的藏書。其好友寺內大吉（作家）回憶說，司馬遼太郎在報社上班時曾經住過他家，他每天要到報社上班時，總是撕下一頁百科全書來背誦。 他十八歲時進入大阪外國語學校（今大阪外國語大學）蒙古語科就讀，名作家陳舜臣是高他一年的學長（印度語科）。二十一歲（一九四三年）時被徵調到中國東北的戰車連隊。他大學時代的專攻（蒙古語）以及後來的中國經驗，無形中影響了他的寫作風格。本來日本作家並不擅長描寫大時代的社會動態，若是以讀俄國小說或是法國小說的態度來讀日本小說一定大為失望，因為日本作家只擅於描寫內心的感受以及身邊的瑣事，名之為「私小說」，並自認為是日本小說的特色。吾人若看了托爾斯泰的小說再去看「私小說」，肯定打瞌睡。 然而司馬遼太郎的小說卻具有從天空俯瞰大時代動態的特質，也因為這個特質吸引了無數的日本讀者。筆者認為他這特質與他的蒙古語學有莫大的關系。因為住在沙漠中的民族，為了要辨識方向，尋找水源，他們關心視界以外的世界，因此總是將視點如老鷹般高懸在天空中某一點往下俯瞰。這種觀點自然與屬於森林文化的日本觀點大相逕庭。事實上司馬遼太郎極喜歡蒙古，他除了到蒙古旅遊外，早期的作品如《波斯的幻術師》、《戈壁的匈奴》，以及晚年的《韃靼疾風錄》都是描寫北方騎馬民族的作品。 他從一九四六年（二十三歲）至一九六一年，先後在新日本新聞社及產經新聞社當記者。這記者生涯可以說是他歷史小說的原點。三年前他曾經對他的朋友說：「若有來生，我還要當個新聞記者。」可是他這個記者與大多數的記者不同，他永不厭倦地充實自己的知識，而且由於他隸屬於文化部門，因此經常到各大學與寺院去采訪，獨自研讀寺廟中所藏的古文書，並與大學教授結為好友。通常的歷史小說作家都只是搜集文獻，考察當地風光，以作為寫小說的准備工作。而司馬遼太郎不只如此，他至歷史事件的發生地去，必定像個新聞記者般詢問當地的居民：「你出生於何地？是否知道事件的傳說？」換言之，他把事件的主角當作仍然活在該地一般。 他是個徹底的現場主義者。他一定要到那塊土地去，呼吸那裏的空氣。他說過，有時從空氣中能夠發現重大的事實。除了歷史之外，他還研究地理學、地勢學、交通地理學、人文地理學、人心地理學。 他認為，我們不能以一個地方的風土論斷一個人，但是每個地方確實存在其風土特性。亦即，每個人都具微量的風土特性，如果數十萬人聚集起來即顯現其特徵來。若是追溯其歷史，則數百萬人的特徵聚集起來即更顯著。因此他舉例說，阪本龍馬的故鄉土佐（現四國高知市），當地的人黑白分明，好訴訟，具平等思想。近江（現滋賀縣）人具商人天份，與華僑的習性相似，然明治時代之後，產業資本興起，商業資本沒落，因此近江商人也跟著沒落。 偉大的作家大都極為注重人物背景的形象。筆者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草稿上發現他畫著教堂、人物等具體的圖畫；黑澤明在拍電影前也會先畫圖來捕捉影像。司馬遼太郎曾經說過：「我在寫作時，如果看不到那個人的臉，看不到那個人站的地方，那?我就無法寫下去。譬如說，我寫豐臣秀吉時，寫到有一個使者到他前面來。此時，我雖然在小說中沒寫出來，可是我會想像豐臣秀吉的前面站著多少人？天氣是陰是晴？這附近是否有松林？這松林是蒼翠欲滴的幼松，還是蒼勁挺拔的老松？」總之，他對鮮明的形象極為執著。 再舉一例證明。司馬遼太郎曾對山崎正和說：「我寫的小說，從一開始，我就打算寫給外國人看。我所謂的外國人，並不一定要真正的外國人，日本人也無所謂。總而言之，我想像的讀者是，對日本歷史完全沒有知識的人。譬如說我寫源義經（一一五九至一一八九年，平安末期至鐮倉初期的武將）時，絕不以瞭解他生平的讀者為對象去寫。」既然是以外國人為對象，那?要特別注重具體而詳細的形象描寫。 司馬遼太郎雖然寫過各種各樣的歷史小說，甚至也寫過忍者小說，但是他最拿手的還是明治時代前後的歷史小說。換言之，他喜歡描寫一個沒沒無聞的人在亂世中如何開創歷史成為英雄，而明治時代正好是這樣的一個時代，而且明治時代所留下的史料又最豐富。 由於他喜歡描寫英雄，所以他小說中的人物大都是健康開朗的人物。這與日本明治以後的小說不同， 例如夏目漱石所描寫的人物多半是內省的厭世者，或是生活趨向破滅的人物。而司馬遼太郎的小說能夠獲得日本讀者的喜愛，其理由之一，即能夠消除日本民眾日常生活中的壓力，使精神生活得到淨化。他的小說也與寫《眠狂四郎》的柴田鏈三郎的小說不同。有一個評論家指出：「小說家好像是個病人，他向讀者說，我這裏痛，那裏難過。而評論家好像是個醫生，他聽病人訴說病情，幫他看病，幫他診斷。可是司馬遼太郎卻是以醫生的身分登場，日本突然產生這種作家，使我們一時不知所措。若以舊有的觀念來說，就好像一個沒有小說家特質的人突然寫起小說來。」 雖然司馬遼太郎喜歡描寫英雄，但是他卻認為日本沒有真正的英雄。他在與美籍日本文學家唐納金 （Donald Keene）對談時說：「源賴朝（一一四七至一一九九年，鐮倉幕府的首代將軍）是個偉大的政治家，但是沒有人緣；源義經是個無聊的人物，但卻大受歡迎。大久保利通（一八三○至一八七六年）也是相當偉大的政治家，然而日本人卻喜歡稚兒氣的西鄉隆盛（一八二七至一八七七年）。也就是說，政治原本是男人的世界，但是日本人卻喜歡女性的特質。譬如說，西鄉隆盛有時會寫寫詩，發表幾句名言，結果比大久保更得人緣。」 他又提到日本的政治家可分為受尊敬的政治家與受歡迎的政治家兩類：「像豐臣秀吉胡作非為，可是大家都喜歡他。而德川家康建立了江戶體制，雖然他的功過見仁見智，但總之完成了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務。可是日本人卻對他敬而遠之。如果你對日本人說，你像德川家康，兩人一定吵起架來。要是說，你像豐臣秀吉，那他就難掩喜悅之情。」 司馬遼太郎一生的作品無數，而且自一九六○年（三十七歲）之後，幾乎年年得獎，宛如為他的作品設獎似的。因其作品汗牛充棟，今僅以其得獎作品為中心簡介於下：一九六○年以忍者小說《梟之城》獲直木賞，一九六六年以《阪本龍馬》、《盜國物語》獲菊池寬賞。 《阪本龍馬》是一本大河小說（即將時代、社會的變遷視同長江大河般描繪的長篇小說），書中每個人物都具鮮明深刻的個性與形象。其主角阪本龍馬（一八二五至一八六七年）是德川幕府末期的革命義士，雖然對明治政府成立有功，但最後被幕府官吏暗殺身亡。龍馬少年時，被稱為愛哭鬼。後來他學了北辰一刀流，得到下級武士的眾望，成為他們的領導人物。他在大變動的時代覺醒過來，體認到必須推翻幕府日本才能得救，於是乃毅然決然地脫離所屬的土佐藩國，加入倒幕的行列。後來他從革命義士逐漸成長為成熟的政治家。龍馬的行動猶如天馬行空，最後他超越了國界，神遊於擁抱全世界的夢想。司馬遼太郎本人也說：「日本歷史當中，阪本龍馬是最有魅力的人物。」 一九六七年，司馬遼太郎獲大阪藝術賞，一九六八年《殉死》獲每日藝術賞。《殉死》的主角為被 稱為日本戰神的乃木希典。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乃木希典是日俄戰爭的英雄，當他聽到明治天皇去世的噩耗時，也跟著自殺殉死。因此他已經成為日本近代史中神話性的人物。而司馬遼太郎在《殉死》中卻用冷靜、客觀的手法把乃木描寫成一個「蠢將」。在這之前，芥川龍之介也曾寫過諷刺乃木的短篇小說《將軍》。芥川龍之介可以說向「戰神」砍下第一刀，而司馬遼太郎則是拿著關雲長的青龍刀劈下致命的一擊。 一九六九年司馬遼太郎的《歷史紀行》獲文藝春秋讀者賞。一九七二年《人間日子》等作品獲吉川英治文學賞。同年出版《阪上之雲》最後一卷。《阪上之雲》的主角有三人，即秋山好古、秋山真之兩兄弟，以及真之的有人正岡子規。本小說透過此三人的行動來描繪明治時代的青春期。秋山好古後來成為陸軍騎兵的創立人，真之則是日本海海戰的名三謀，子規成為近代俳句的開山組。日本從幕藩體制進入近代國家的行列並沒有想像中那?順利，在這作品中，描繪著明治時期的人如何因應日清、日俄兩戰役。司馬遼太郎在此小說中探討何謂日本的近代？明治時代的意義為何？此作品的高潮是在旅順總攻擊與日本海海戰，我們從那裏可以看到日本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淵源。 一九七六年其《空海之風景》等作品獲藝術院恩賜賞，一九八○年出版《項羽與劉邦》單行本。《項羽與劉邦》在《小說新潮》連載時，原名是《漢風楚雨》，司馬遼太郎從劉邦的大風歌中取出「風」字，用來表現在漢的根據地中原黃土地帶吹起的乾燥塵土，而「雨」則顯現多濕的楚國風土。他在此小說中，仍然不忘發揮其擅長的風土文明論。 一九八一年獲選為藝術院會員，一九八二年《人之跫音》獲讀賣文學賞，一九八三年（六十歲）以「 革新歷史小說」之理由獲朝日賞，一九八四年《街道漫步•南蠻篇》獲新潮日本文學大賞學藝賞，一九八六年獲ＮＨＫ放送文化賞，一九八七年《俄羅斯漫談》獲讀賣文學賞，一九八八年《韃靼疾風錄》獲大佛次郎賞，此小說也成為他最後一篇長篇小說。一九九一年司馬遼太郎獲選為文化功勞者，一九九三年（七十歲）獲頒代表日本人最高榮譽的文化勳章。 此外，從一九七一年開始，他在《周刊朝日》雜誌上發表遊記「街道漫步」，至他去世為止，共連載一千一百四十六期，其中包括已在台灣出版的《台灣紀行》。今年（一九九六）二月十二日因腹部大動脈瘤破裂，病死於大阪的醫院，享年七十二歲。病死前，他曾接受九小時的手術，然終回天乏術。關於他的死，名動畫作家宮崎駿發表感言說：「司馬遼太郎一直思考著，為什麼日本會產生如此愚蠢的『昭和時代』。現在日本更趨腐敗沒落，司馬遼太郎已經看不到日本的沒落光景，我為他感到欣慰。」 【作者簡介】楊永良，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日本明治大學法學博士。曾任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台灣日本語文學會會長、日本明治大學客座研究員。長期研究日本文化及文學作品，評論常見於報章雜誌。近著有《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化的光與影》、《福澤諭吉自傳》（譯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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