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年輕的胸懷：外交替代役男歸國後記》精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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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把心留在非洲

我知道，離去後，我的心仍將繼續牽繫著這片土地，惦記著這群朋友。許多難以用筆墨形容的故事，將一直存在我心底。

句點，尚未劃下。 ──前駐馬拉威替代役男 ( 醫學類 ) 羅一鈞

台大醫院大廳裡，一個小型管絃樂團正在表演台灣民謠《西北雨》，樂音悠揚，充滿鄉間和傳奇的趣味，羅一鈞的出現，突然把我連結到了非洲的炎熱和陣雨。羅一鈞是第一屆的外交替代役役男，目前為台大醫院的內科住院醫師。我在台大醫院東棟見到他時，他著便服，戴了眼鏡，年輕有禮，看來就像一個勤於修習的大學生。

二○○一年九月，他毅然地放棄醫官資格，報名參加第一屆外交替代役的甄試，前往可能在他生命中從來不曾交集過的馬拉威。他說他是「仗著那股『人不輕狂枉少年』的傻勁，人生就戲劇化的從此轉了一個彎，讓我走入從未見聞過的世界裡，獲得意想不到的經驗。」

「你在行前，讀過馬拉威的資料？」

「不多，」他說，「去了之後和想像的差別很大。」

一開始，他的想像停留在資料上的「很窮…沒電…」他也想過，他要住的可能是茅草屋。

「不過我沒有花很多時間在資料上，沒水沒電在現代來說，叫落後，但當時我並不覺得這是問題。其實，我們生活的地方，和我們的生活水準差不多，我們生活在市區，有水有電，有電話…像國中國的感覺，我沒有在鄉下過夜，沒有體驗過他們的生活…當時我就不是去尋奇，報名時是有一些理想色彩的，但一去，我發現我不能把時間花在那些事上面…」

當時，他有兩種選擇：去挖掘他所不知道，在人們口中稱為「探奇」的事物，或尋找他可以貢獻的。「一到這裡，看到病人，我知道探奇不是我來這裡的目的，那一年多，我只想到貢獻…那是我相信我可以做到的。」

馬拉威，啟動人生另一個階段

羅一鈞很快地進入狀況。在他面前不但有各種從沒體驗過的事物，同時也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工作壓力。

醫療團的醫師招募向來不易，他到馬拉威時，醫療團裡的醫師只有團長和他。「醫生在非洲很稀有，病人能夠遇到科班醫生，是天大的福氣，他們不在意我們剛畢業，醫院也搞不清楚『外交役』是什麼…」反正醫生就是醫生，在醫療團裡什麼樣的職稱都一樣。羅一鈞發現他必須獨當一面時，他其實是有掙扎的。

「我面臨的是『做』與『不做』的良心煎熬。」他說，「總不能躲在『輔助性勤務』的保護傘後面，眼睜睜的看著病人死去…」但他卻又擔心自己能力不足，診斷或治療錯誤，害了病人。他認為「在語文、習俗、氣候、飲食等等文化適應外，對自己的角色認定，其實才是役男醫師最大的試煉。」

除了精神掙扎，他發現物質的匱乏才是另一個致命傷。他指的不是自己的生活物質環境，而是醫療資源的缺乏。

在生活上，他住的當然不是想像中沒水、沒電的茅草屋。醫療團所住的宿舍是四戶式的兩層樓公寓，建築物四周都有圍牆，前門、後門有黑人警衛看守。羅一鈞獨住一戶，內設有臥室、廁所、浴室、廚房和客廳，房間都很大，而且有熱水器、小冰箱和電爐。洗衣有女傭代勞，三餐有廚師料理，出門辦事有司機載送，閒暇時還可到團部娛樂室，用筆記型電腦上網、看衛星電視、唱卡拉OK或者觀賞DVD。 因此，當別人豎起大拇指說讚美他「有勇氣、肯吃苦」時，他說他總是不禁要低下頭捫心自問：「這樣的生活哪裡是吃苦？」

他的心情，曾在聖多美服役的台大醫學系學長黃閔農寫得最貼切：「白天，我在世界前十大窮國的窮鄉僻壤裡看病，晚上，回到台灣人舒適安穩的世界裡。每天，我輕易往返於繁華與衰落之間，跨越聖多美人無法逾越的鴻溝，雖然我慶幸自己擁有身為台灣人的幸福，但也帶給我無止境的慚愧與痛苦。」

反過來看看他週遭的人：無助的病人、得不到妥善醫療的病人、垂死的病人、年幼的病人（因為平均壽命的關係，年老的病人並不多）…

這個國家最嚴重的是連醫生都聞之色變的愛滋病。馬拉威全國人口約一千一百萬人，成人之中卻有15%的愛滋病病毒帶原者。他的醫療團在馬拉威第三大城姆祖祖市，此地成人帶原率更高達25%，而且大部分病患是二十歲到四十五歲的生產力人口，導致全國國民平均壽命僅有四十一歲。

「馬拉威每年有八萬人死於愛滋病，天天有喪禮，處處有孤兒。」他說。

醫生與否，只要是人，面對這樣黑樣和沈重下拉的力量，只有兩個選擇：逃離或面對。

羅一鈞斬釘截鐵地選擇了面對。他的日記中出現許多他的掙扎、激勵，但同時令人感動的句子：「謠言若是荊棘，那片土地便是傷藥」、「太陽，不久就要升起了呢！」、「漫天烏雲裡，彷彿陽光已經隱約透進來。」

對他來說，即使是住茅屋，也不見得是苦事，真正的辛苦是醫療工作上無法有效地施展。

「有時住院病人已經斷氣了，才被家屬發現，通知熟睡中的夜班護士，夜班護士再打電話向在急診值班的臨床醫療員報告。當臨床醫療員到來時，已經無濟於事，只是開死亡證明而已。」他感嘆地說。

姆祖祖中央醫院內共有三百張住院病床，病人佔床率平均每天都在八成以上。小兒科病房總是人滿為患，五十多個幼童人擠在三十四個床位裡，有的跟隔壁共享一張小床，有的還得睡在地上。

通常，醫院的上班時間是由早上七點半到下午四點半。下班之後的時間，則由二十個臨床醫療員輪流值班。所有的醫療人員，包括眼科、皮膚科、骨科的專科醫療員和實習生都一起算進去，每天只能擠出兩個人值夜班，負責當晚所有急診、生產、手術、全院住院病人的緊急狀況…。顧此失彼是常有的事。

人員不夠，深夜裡來自醫院的求助電話，常將他由睡夢中驚醒。

有天深夜，他提著照明燈前往醫院。四下一片寧靜，抬頭只見如鑽的繁星閃爍。

醫院大門的守衛已經睡著了，急診處的值班護士也埋著頭倒在桌上。兩個值班的臨床醫療員，一個在進行腸阻塞的緊急手術，一個在產房接生。

從病房區隱隱約約傳來了此起彼落的哭聲，想必是有病人過世了。

加護病房只有一個夜班護士，兩位病人，其中一位是外科的手術後病人，護士帶他到另一個病人床邊。監視器規律地響著低脈搏聲，陪伴著電風扇嚕嚕的聲音。

這個病人昏迷不醒，住院已兩天，但沒有醫生或醫療員看過。當天，這個病人已經一整天都沒有排尿，出現抽慉，狀況很不好。

照說，加護病房是一個醫院的緊急地帶，但卻是醫療團頭痛的問題。一眼望去，各種先進的儀器令人彷如走入一個醫療進步的地方，但實際上，它卻有如博物館一樣，因為加護病房沒有專責的醫師，唯一的臨床醫療員辭職另謀高就，護士則缺少專業訓練與敬業態度，加護病房成了一個三不管地帶。

他看了病歷，大約知道病人狀況。病人不但有黃疸和寡尿，也出現血尿，表示肝臟、腎臟都被影響到了。除了血紅素外，羅一鈞找不到其他的血液檢查。「見怪不怪…」，這是他來此一段時間後的無奈感想。他幫病人抽了血，親自拿到檢驗科。

檢驗科晚上沒有人留守值夜，而是在家值班。有緊急需要時，醫院不但必須派車去載檢驗師來，晚上只能驗血紅素、血型配對與緊急輸血。

「好在一年多來，我已經學會處變不驚、自立自強。」他說。於是拿著醫院給他的備份鑰匙打開檢驗科大門，進行愛滋病快速測試。

等待測試結果時，他到細菌室翻閱檢驗記錄，卻發現病人腦脊髓液檢體早就不翼而飛，根本沒有送來檢驗科。

半個鐘頭後，他開好了處方，跟護士交代清楚，也跟病人的母親與妻子說明問題來自愛滋病，病情不是很樂觀，請他們早做心理準備。

「意外的是，病人的母親反應出奇的鎮靜。」原來她兒子經常出差在外，花天酒地，兒媳婦最近幾年身體不好，還罹患了肺結核。病人的母親，由馬拉威首都里朗威（Lilongwe），大概早已心裡有數。她只是口中一直道謝，感謝醫師這麼晚還願意來看病人。

羅一鈞由醫院回宿舍時，望著獵戶座已經悄悄地向地平線落去，他想著病人母親堅毅的眼神，想著病房外的哀淒哭聲，想著醫院的未來…到宿舍大門口時，他聽到守衛房裡傳來了輕快的黑人舞曲，他暫時卸下了沈重的思緒，心裡想著：「太陽，不久就要升起了呢！」

不只是看著病人的生生死死，連一起工作的醫院同事也難免病魔的侵奪。

麻醉科的黑人同事班達咳病已久，一身骨瘦如柴，吃抗生素或用成肺結核藥物治療都沒有效。後來情況嚴重，住院接受治療一段時間後，出院就一直臥病在床。

「我早就懷疑他罹患愛滋病，但是黑人同事告訴我，驗血知道了又如何？沒錢可以買天價的抗愛滋病藥物，徒然對病患宣告死刑，索性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他說。一位馬拉威醫生說的好：「It is expensive to be poor.」

不久之後，羅一鈞得知四百公里外的首都醫院，成立了「光明之屋」（英文名稱），提供較便宜的愛滋病三合一藥物治療，每月治療費用約三十美金，只不過對於月入才六十美金的班達來說，醫療加上交通、食宿，仍是難以負擔。羅一鈞決定為他募款。醫療團麻醉科的嚴屏香護理師主動表示願意贊助，讓這位黑人同事去接受治療。

羅一鈞硬著頭皮去班達家裡探病，發現班達其實也很清楚自己的狀況，彼此心照不宣。羅一鈞為他驗血後，證明是陽性，並為他預約了門診。

為了省錢，班達和太太一起擠在沙丁魚般的迷你巴士，坐六、七個鐘頭的車去四百公里外的首都看診。一趟來回，兩個人的車錢就花掉了相當於一個月的治療費用。

班達太太也開始擔心自己是否已被感染。「當時我自問，假如呈陽性的話該怎麼辦？還有好心人會出錢嗎？」羅一鈞說。幸好檢驗出來，班達太太是陰性。班達說：『至少我知道還有人可以繼續照顧三個小孩，這樣我也走得比較心安。』這話讓感情充沛卻內歛的羅一鈞一陣鼻酸。

根據檢驗報告，班達的愛滋病已經接近末期了。羅一鈞不斷地鼓勵他，每個星期天去家裡看他，心裡時常為他默禱。奇蹟彷彿真的出現，兩個月後，班達的咳嗽好了，體力漸漸恢復，臉上再度有了笑容，甚至還回到麻醉科上班。

「他告訴我，接受治療後，他有了活下去的希望，雖然這不是永遠的。身為愛滋病病人，他一點都不忌諱告訴別人這個事實，相反地，他竭盡所能的鼓勵其他病人接受篩檢、接受治療，給自己一個機會。」羅一鈞說。

只是這樣的情形並沒有持續太久。班達因為發燒、呼吸急促緊急住院，隔天就因急性呼吸衰竭過世了。班達過世一個星期前，因為愛滋病併發卡波西氏肉瘤及肺膿瘍的藥局助理泰瑞莎，也在纏綿病榻十餘天後過世，留下三個孤兒和年邁的雙親。（團裡的王藥師名字???）王藥師一力承擔起喪禮的開支，遺體回到泰瑞莎的故鄉後，按以湖為家、捕魚為生的通嘎族傳統，在蔚藍如海的馬拉威湖畔，覓得了一處柳樹樹蔭下作為安息地。

這個年輕的生命，由繁華的台灣到了遙遠的非洲，價值觀、精神、理念也?跟著有了轉變。此後，無數的漫漫長夜之中，他置身於電腦與影印機之間，準備愛滋病教育課程的講義，並積極向門診病人推介首都的「光明之屋」」。

當你離開後，誰會繼續當我的醫生呢？

他是一名醫生，他明白愛滋病是全人類共同的問題，而不再是某一個族群、民族和國家的事。

二○○二年十一月在約翰尼斯堡舉行的世界高峰會議，高度呼籲全世界伸出援手，協助非洲打倒貧窮和疾病，否則非洲國家將會一個接一個因為愛滋病而淪亡。

二○○三年，由美國主導的世界基金，宣布對包括馬拉威在內的六十多個開發中國家提供鉅額款項，引進愛滋病三合一藥物。馬拉威在五年內，將因這個計劃，可以得到一百六十億美元的援助。這筆錢，至少可以令二萬名愛滋病帶原者受惠。

因為班達、泰瑞莎等人的過世，台灣的醫療團也購買了一些愛滋病三合一藥物，免費提供醫院裡符合治療需求的同事使用。

患有肺結核肋膜積水的放射科技師尼瑞達，經過羅一鈞懇談後，同意接受病毒檢驗，證實為愛滋病帶原，並準備在他的肺結核第一期治療結束後，開始提供免費的三合一藥物治療。

「不僅僅是為了同事的私誼，我們也捨不得讓一個訓練扎實、經驗豐富的醫療人員，就這樣被病毒侵蝕了軀體，無法再貢獻所長。」羅一鈞說，他太清楚醫務人員對這個國家有多重要。

然而，尼瑞達問他：『當你離開後，誰會繼續當我的醫生呢？』

羅一鈞不禁想：「是否這一切，在這個役男退伍之後，將無可避免的成為過去式？」

羅一鈞是一個積極、堅持，並且不輕言放棄的人。在對抗愛滋病的戰役中，他並不孤獨。例如來自加拿大蒙特婁的吉米醫生與他的護士太太，著手在姆祖祖中央醫院與姆祖祖衛生站，給予愛滋病帶原孕婦抗病毒藥物，以減少生出愛滋寶寶的機率；歷史悠久的美國『和平工作團』，也在馬拉威派遣了一百五十位志工，分佈在鄉野間從事防治愛滋病的衛生教育工作；北卡羅來納大學在首都里朗威的中央醫院開展了愛滋病研究計畫，提供醫師、實驗室設備與訓練課程，作為『光明之屋』最有力的後盾；知名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南部布蘭岱與重巴兩個大城的中央醫院也派遣了愛滋病研究小組，致力於馬拉威的愛滋病流行病學。此外還有來自英國、法國、盧森堡的人力和物力協助；來自德國的醫師、日本的志工、歐美各教會的義工，也都無畏無私的在醫院裡、在村落中，盡一己之力，幫助愛滋病的病人與家屬。

「漫天烏雲裡，彷彿陽光已經隱約透進來。」羅一鈞如此寫道。

但令他失望的是一直爭取要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台灣，並沒有在此時有適度的回塵應。曾為中央醫院共事的英國志工很不客氣的跟他說：『愛滋病是馬拉威最重要的衛生問題，如果你們醫療團對馬拉威的愛滋病防治毫無興趣，甚至無法誠心接納愛滋病病人，如何叫我相信你們是真心想幫助馬拉威？』令人更啼笑皆非的，是醫療團裡有人無視於家庭計畫擋不住人口成長的速度，卻要設立「不孕症」中心？！

對於英國志工的質疑，羅一鈞只能默然。因為事實的確如此：除了提供免費愛滋病藥物給醫院同仁，醫療團在愛滋病方面的服務，只有一個替代役役男，獨自默默地從事每週一次的愛滋病特別門診，儘管心中有所挫折感，但病人的鼓勵，卻令人心裡覺得暖洋洋的。

遠從北方的茹毗坐了兩個小時巴士來看診的病人比利，臨走前對他說：「菲力普醫生，感謝你成立這個門診，讓我不但瞭解自己究竟得了什麼病，也曉得該怎麼活下去…」

家裡開肉店的比利說，下次他要帶幾公斤牛肉來，送給我嚐嚐。

「帶著牛肉坐巴士，太礙手了吧！」羅一鈞說。

「不會不會，這只是一點心意，因為你是我的醫生。」

他曾寫道：「也因此我未來想從事愛滋病的工作，做一個愛滋病病人能夠信賴的醫師，為這個疾病奉獻我的心力。在台灣，這個生涯，就像馬拉威病人求治的路一般，漫長而孤獨。然而我知道，世界上有太多的人，為了解除愛滋病的威脅，在奮鬥不懈，但有更多的人，仍因為愛滋病在受苦。」

羅一鈞我在二○○三年六月退伍離開了馬拉威，進入台大醫院內科工作。他看著受到健保保障，無須擔心藥費的病人，總會想起在姆祖祖診間裡一雙雙無奈落寞的眼睛。

「人，豈是生而平等的？何時能讓每個愛滋病病人都有自己的『光明之屋』？」

在馬拉威一年多的日子裡，每一天都是對他人生的試練，而每一個試鍊似乎都在他心裡留下重回非洲的力量。

「重回非洲不是你當初想像得到的，對不對？」我問他。

一開始，他沒有想過以後重回非洲這件事，但一開始就想去非洲的心卻是堅定的。羅一鈞在報名外交役前，「模擬了父母可能擔心的十大問題，說明自己的看法，並且由這幾個問題入手，分析當醫官與服外交役的利弊得失，也彰顯了自己的決心，終於使父母點頭答應。」我望著外面走過低腰褲、染成金黃的頭髮、尖到令人瞠目的鞋子…在看看我眼前的羅一鈞，我不得不因為他能在二十五歲的年紀，就如此篤定地規劃自己的人生而覺得激賞。

「其實每個外交役役男都經歷過這樣的『家庭革命』，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詰問『要不要去？』中得到『YES』的答案。在機場含淚揮別父母、家人和女友時，決心早已經篤定，無怨無悔地迎向異國新生活。」他說。這些「要不要去」的掙扎，起始於他們有一個史懷哲般的心、有貢獻的理想、有來自非洲大陸令人難以壓抑的誘惑。然而到了關鍵時刻，家人、女友、同學，還有所有不吝表達意見的人七嘴八舌下，決斷瞬間成了最大的勇氣考驗。

「各種阻力都有，」羅一鈞說了幾個他知道的例子。有人說，「非洲很亂耶，聽說莫三比克有內戰，不安全」，也有人說，「最近馬拉威流行鼠疫，萬一感染後果不堪設想，還是不要去啦」，有父母說，「愛滋病病人這麼多，假如不小心針扎到自己怎麼辦？還是留在台灣，免得爸媽擔心」，甚至還有「廟裡求回的籤詩不吉利，神明不想讓你去，聽神明的話，好嗎？」

「一般人很難想像，即使前人的足跡曾經走過，一個外交役役男還是要化解來自各方的憂慮，說服一個個關心自己的人，讓他們願意支持自己的想法，願意祝福自己這趟未知的旅程。」他說。

──散佈非洲的種子力量

在前幾屆的外交替代役男中，前往非洲的大部分為具有醫學專業教育背景的役男。

連加恩是第一屆最常見於媒體報導的役男。他在布吉納法索醫療團的故事現在甚至拍成另一個風格的偶像劇，役後，他仍在西非繼續行醫、替居民鑿井、蓋孤兒院；第二屆陳逸彥是促成「非洲阿福」來台接受醫療的替代役男，還有駐聖多美普林西比醫療團的役男黃閔農、駐馬拉威醫療團役男阮耀鋒、駐查德醫療團的役男鄭健禹…他們各有動人的故事，他們的成長更明顯可見。

人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原來隱伏的美善本質似乎因為環境的劣勢而激發出來。

陳泰亨曾說：「如果不是來到非洲，從小在衣食無虞的環境下長大的我，來到這兒之前，真的很難去想像的到，在同一時間的地球上，另一個角落裡，還有以千萬計的人處在貧窮與疾病交迫的世界中。」他期許自己，也許自己無法成為照亮黑色大地的光亮，但「願當劃破黑暗的一盞燭光」，為他周圍的病人帶來一些光明。能有幾年的時間作一些不計報酬的奉獻，他覺得這是回台灣後，在社會大眾眼中，和高薪劃上等號的醫師工作中，所得不到的滿足感！

陳逸彥則說：「讓我們有一次凝視人生的經驗，更重要的是敞開人生的夢想、勇敢迎向未來…」

鄭健禹曾將自己在查德一個村莊發起的血吸蟲防治計畫發佈給台灣的媒體，有些人看了後主動籌了一小筆經費讓鄭健禹再拿到查德執行另一項防治計畫。他不僅用這筆錢幫查德一個小學做了寄生蟲篩檢，還買了十幾顆足球送給學校，不僅讓學生們為之瘋狂，更讓他們永遠記得這個來自台灣年輕人的溫暖。

羅一鈞不但致力醫療工作，他甚至還用自己的薪水幫助院內其他的醫護人員。他把買紀念品的錢省下來，改買醫學書籍，送給臨床醫療員當上課獎品；「一本書的花費，只是我薪水的二十分之一，卻可以讓一名馬拉威的行醫者終生受益，並且運用到病人身上，這樣的投資當然值得。 」他說。他還出錢協助院裡的馬國醫療員參加在職教育。一句「現在開始，我可以做諮商訓練的講師了！」 就是最好的回贈。

他們的故事雖有不同，「奉獻」卻是他們共同的語言。

──遙向非洲

一旦奉獻，領受到其中的甜美，常會令人難以停手。

羅一鈞計劃在台大住院醫師的任期結束後，再度夢往非洲。屆時，他三十歲。他的父母、家人會影響他的決定嗎？

「其實，他們不會影響我的決定。只是太早告訴他們，會在他們心中產生太多的牽掛。」羅一鈞說。

由外交替代役的義務性，到非洲行醫的自發性，正顯示了羅一鈞的成長。

但，為什麼要去非洲？

「非洲是一個戰場，我對這樣的行醫環境有憧憬。我回來台灣一年二個月，當住院醫師，因為有很多制度，無法展開。在非洲，面對的是一個很單純的環境，病人有病痛來找我，他們也沒有健保…我喜歡這樣的環境，即使資源不多…」他說。

回去非洲行醫的關鍵，是他想藉由自己的醫療專業，尋求價值。他對於各種病患都不排斥，但他特別想要照顧愛滋病患。

「愛滋病和糖尿病、高血壓不同，裡面有太多醫生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但我可以由當中照顧到他們的情緒，減輕他們心理負擔…聆聽他們，為他們帶來一些活下去的力量。」他說，這不正如像比利這樣的病人曾回饋給他的：「讓我不但瞭解自己究竟得了什麼病，也曉得該怎麼活下去…」

羅一鈞認為雖然愛滋病在非洲發生的比率很高，但得到愛滋病的人仍然會覺得自己成了邊緣的人。

愛滋病是現代非洲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根據美國健康部的報告，南撒哈拉沙漠地區國家裡，每一千名居民中約有十一名呈陽性反應。而聯合國二○○○年六月的資料則顯示：辛巴威25%；波札那35.8%；尚比亞19.9%；南非19.9%；莫三鼻克13.2%；馬拉威16%；烏干達大約為 8%；衣索比亞約為11%；史瓦濟蘭25.5%；賴索托23.6%…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全都在沙漠的非洲地區（Sub-Saharan Africa）。這樣的數據和地區的集中，如果不令人感到絕望，至少也要心中無比沈痛。

但羅一鈞卻平淡地說，「我能做什麼，就盡量做，我見到一些很好的榜樣。這些外國團體，把霍亂、肺結核等，研究得很好，其中有德國人，也有日本人。」醫療團和他們來往較少，但各國團體的往來卻相對密切。「這是我回非洲的誘因之一，可以參與國際性的協助來往。」

羅一鈞退伍後，常想起馬拉威人開朗的笑容與純真的心靈，思念著『非洲溫暖之心』的朋友們。

對於馬拉威，他由初始的從驚訝到同情；從同情到理解，從理解到同甘共苦，有了深厚的感情。但他仍謙虛地說說，即使他能夠流暢地背出馬拉威的衛生統計數字，但仍然無法真正感同身受，這麼多數字背後代表的「生離、死別、悲傷、恐懼、憤怒、無奈、憂愁、悔恨，在馬拉威人心中刻劃的傷痕」。因為他說自己當時「沒發現，心裡的窗，忘了打開；眼裡的橫樑，還沒取下。」

他也曾說，「我凝望遠方，感謝上天，讓這段緣分，有了開端。地球不停的轉動，馬拉威的人民仍在艱困的環境中，一面歡唱，一面與生命搏鬥。我的前方，則是忙碌而富有挑戰的住院醫師生涯。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但我知道，離去後，我的心仍將繼續牽繫著這片土地，惦記著這群朋友。許多難以用筆墨形容的故事，將一直存在我心底。句點，尚未劃下。」

不過，他未來回去非洲，並沒有特定的地點。他想在不同的國家待一段時間。他也沒有打算停留時間的長短，他說，「有很多機會在那裡，我在國外看到許多人去了，愛上了那兒，於是待了一輩子，也有人轉換到另一個國家。我若不是回去醫療團，就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團體，如果到了沒有邦交的國家，就直接去參加一些團體。」

當初參加外交役男甄試，他說他並沒有想到拚外交或其他的目標；他只是一個醫生，努力要做一個醫生，為病人做一些事。

也許，他有一段話，可以做為醫療團役男共同的心聲：

「同樣是人，兩個國度，卻有天壤之別的生活水準。也許鴻溝終究難以跨越，我只盼望，活在幸福這一方的人，學會珍惜自己前世修來的福份，更不要吝惜把幸福分享給活在另一個世界的人。你的一點點付出，也許就能改變一個人的一生。 」

所以，這是個決定了？

「對！」他的語氣仍然堅決到不讓人有質疑的機會。

Box:

說說馬拉威這個國家

馬拉威，很多人可能知道它在非洲，卻不知道它在非洲的地理位置；更有可能，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馬拉威到底在哪裡。

馬拉威（Republic of Malawi）位於非洲東南內陸，西鄰尚比亞，東北鄰坦桑尼亞，東部及南部與莫三比克接壤，全國總面積十一萬八千四百八十五平方公里，其中五分之一為湖泊。它處非洲東部坫中部高原的交會地帶，地形上出現縱貫南北之大地塹，大地塹南端為雪利河谷（Shire River Valley），其餘部份為馬拉威湖（Lake Malawi），大地塹以外地區為高原，高度在760至2,500公尺之間。全國最高處為南端木蘭吉（ Mulanje）山區，高達3,000公尺。

馬拉威湖為非洲第3大湖，面積約23,000餘平方公里，湖面海拔472公尺，湖底最深處低於海平面230公尺，湖深廣闊，不僅提供內陸航行，並有豐富漁產可供民食，為馬國一大寶貴資產。

這個熱帶大陸型氣候國家，沒有明顯的四季之分，但可粗分為五月到八月的冷季，平均溫度在攝氏15至18度之間；九月到十一月是熱季，平均溫度約22至25度；11月至4月為雨季，其餘月份為乾季。

馬拉威原名尼亞薩蘭（Nyasaland），過去是英國保護地，1964年獨立，改名馬拉威。1966年改制共和，定名為馬拉威共和國（Republic of Malawi）。

馬拉威的人口約為一千一百萬人，百分之九十九皆為非洲原住民，其餘的則為印度裔亞洲人和及殖民時期自歐洲移民之白人後裔。

英語則為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但學生必須同時學習英語及各族共通的齊且瓦語。

馬國人口9/10居住在鄉村地區，城市人口僅佔1/10。首都里朗威市（Lilongwe）位於中部高原，人口約350,000，為全國政治中心；布蘭岱市（Blantyre）位於南部，人口約550,000，為全國第一大城及工商業媒體中心；重巴市（Zomba）為馬國舊都，位於東南部，人口約60,000，為馬拉威大學所在地；姆祖祖市（Mzuzu）為北部重鎮，人口約40,000。

馬國政治安定，民風純樸，一般人民性情溫和，對外國人甚為友善，素有「非洲溫暖之心」（The Warm Heart of Africa）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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