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斷版*》精彩內容

第一章　導論

一、「台灣人」的出現

　　1987年6月，筆者以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為主題撰寫碩士論文取得學位，但是心中揮之不去的問題是：這能算是民族運動嗎？日治中期以來的政治社會運動被總括為「台灣民族運動」，但是將近二十年的運動訴求中從未要求建立自己的國家，也未主張中國統治，既稱不上台灣民族主義，也非中國民族主義，如何稱得上是民族運動？

　　1994年6月，筆者完成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博士論文。心中更大的困惑是：這些人究竟在追求什麼？戰後初期批判國民黨政府統治的人們，與日治時期中期政治運動者具有高度重疊性，日治時期他們抵抗日本統治，戰後迎來了中國政府，卻展開更大規模的全島性反抗行動，他們究竟在追求什麼？

　　從日治到戰後，台灣人一再反抗，他們在想什麼？他們要什麼？

　　針對一九二○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及國族認同問題，已有相當多學者投入研究並有可觀的成果。本書主要對話的對象，依時間順序分別是方孝謙、荊子馨、吳叡人的看法。這三位學者的研究成果不乏洞見，其學術貢獻令人激賞，但研究中也有令筆者感到困惑、或意猶未盡之處。

二、認同與抵抗

　　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簡單而言，指個人主觀認為自己歸屬於哪一個政治社會單元的集體意向的表達，而這個政治社會共同單元指的是族國（nation state）。正因為國族認同伴隨著政治社會共同體而來，所以常與國族（nation）或國族主義（nationalism）相混淆，Anthony H. Birch區別兩者的差異在於，前者是一種情感（sentiment），而後者則是一種信條或意識形態（doctrine or ideology）。

　　國族認同的對象是國族（nation），nation一詞包括文化與政治意涵，國內以往多譯為民族，但易與族群（ethnic）概念相混淆，令人望文生義忽略其政治意涵，故近年來也譯為國族。本書中多用國族，但因引用學者論述，或為考慮行文通暢，有時會稱民族。

　　抵抗（resistance）是個人或團體挑戰、改變或保留特殊社會關係，乃至機制、權利、利益、價值的行為。本書所討論的重點是台灣人在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的反殖民抵抗行動。

　　何謂「殖民」（colonization）？日治時期著名的殖民政策學者矢內原忠雄與山本美越乃都指出，殖民不只是一個社會群體移住到另一個新的地區從事經濟社會活動而已，更重要的條件是在殖民母國與殖民地之間，建立了政治上的從屬關係。近年來的後殖民研究則強調，殖民主義的權力關係不只建立在政治宰制之上，更有深入肌理的支配模式，即在文化上發展出「殖民論述」（colonial discourse），形成一種殖民者╱被殖者對應於優越╱低劣、高級╱低俗的知識體系，在這種刻意建構出的意識形態下徹底摧毀被殖民者的自我認知。Frantz Fanon、Edward W. Said的研究淋漓盡致地拆解了此種權力詭計。簡而言之，這種將被統治者在政治上從屬化、文化上污名化的權力支配型態，就是殖民統治。

　　二次大戰後許多亞非殖民地脫離帝國統治，紛紛獨立；但異族統治終結或殖民帝國離去，未必保證就能「去殖民」（decolonization），因為國族菁英往往模仿原殖民帝國的國族主義、承襲原殖民者的地位，要求集體忠誠，壓迫大眾，於是造成「以前，壓在頭上的，是歐洲的白人；現在，是同種的新貴」的現象。此種異族殖民終止、但殖民結構並未稍變的統治型態，即是「再殖民」（recolonization），甚至，可能是來自同族同胞的再殖民。

　　本書所收錄的論文，乃是基於以上架構所進行。首先，本書主要從政治與文化面向來檢視日治中期到戰後初期台灣人的國族主義與國族認同特性。其次，本書內容包括台灣人在政治上、文化上、菁英的、群眾的、日常的、戰時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各種型態反殖民抵抗行動。再者，國族認同包括情感與利益兩個面向，本書除了觀察台灣人在情感層面所顯現的國族認同傾向外，也著重利益與權利等理性選擇因素對台灣人國族主義形成所產生的影響。

三、本書各章節與內容

　　第一章〈導論〉針對本書的問題意識、研究範圍、主要概念與架構加以說明，指出日治中期到戰後初期台灣人國族認同的關連與變化。

　　第二章〈自治主義的進路與侷限〉探討一九二○年代以來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主的自治主義路線政治運動，其揭櫫的訴求、理念與運動推進，藉此觀察殖民者與被殖者之間相互滲透的錯綜關係。自治主義運動展現了殖民地人民的自主意識，也標示出台灣人共同體的範圍與自治目標，並穿透殖民者陣營尋求助力；但自治主義運動受大正民主運動影響甚深，台灣人自我形象認知也受統治者所建構的殖民論述限制，體制內抵抗路線終有難以突破的困境。

　　第三章〈以文化做為抵抗戰場：《台灣民報》中的台灣文化論述（1920-1927）〉，討論台灣文化協會分裂前知識份子對台灣文化的想像與建構。此時期的台灣文化論述跳脫出本土主義或同化主義的窠臼，追求自由、尊嚴、平等、進步等近代價值與精神文明，隱含著超越殖民母國、直接取法其背後更高位階文明的企圖，並希望透過自主的語文工具與近代文明接軌。但語文工具的選擇涉及共同體想像與便利性等問題，存在實際困難；又，偏向菁英主義、激進型態的文化改革取向也與傳統文人及普羅大眾出現緊張關係。

　　第四章〈菁英與群眾：文化協會、農民組合與台灣農民運動〉，討論抵抗運動中不同階級的思考取向與行動落差。二○年代以來的台灣文化協會反殖民抵抗運動固然開拓了社會氛圍與行動空間，但因菁英所訴求的政治社會運動目標與農民的現實生活需求未必一致。從數據檢證，農民運動的發展並非來自知識菁英的介入或遵循菁英的指導，而是依據農民自身的理性邏輯行動，進退之間實保有高度的自主性。

　　第五章〈想像與真實：台灣人的祖國印象〉，以謝春木、黃旺成、吳濁流、鍾理和四人的遊記與文學作品為文本，探討三○年代至四○年代台灣人始終懷抱的祖國情懷。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並非沒有機會認識中國，四人的祖國之旅都不約而同地發現其落後性與遲滯性，但卻又都一廂情願地為祖國辯護，顯現情感取向壓過理性思辨、感性期待凌駕於眼見真實的現象。台灣人對祖國的情感與包容，也間接說明「文化衝突論」並非理解戰後政治社會現象的適切觀點。

　　第六章〈戰爭、世代與認同：以林獻堂、吳新榮與葉盛吉為例（1937-1945）〉，透過不同世代三人的日記檢視戰爭體制下台灣人的生活實況、進退選擇與國族認同變化。戰爭局面迫使台灣人在日本與中國之間做出抉擇，林獻堂與吳新榮卻都各有應付時局要求的對應方法與生存之道；新生代葉盛吉的日本認同則較為鮮明，不同世代間出現認同差別。固然戰爭宣傳影響台灣人的判斷，決戰局勢也迫使台灣人與殖民母國利害與共，但台灣人與日本協力有明顯的權宜性質。與此同時，戰火下台灣人保全鄉土的意志與本土認同則明顯增強。

　　第七章〈「新生台灣」的頓挫：延平學院創立始末〉以留日台灣菁英所組成的「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與延平學院的創立經過，呈現戰後初期台灣人積極建設台灣的熱情，與所遭受的挫折打擊。台灣菁英原本以為祖國重光，從今而後可以重做主人，他們熱心建設鄉土，認為如此即是奉獻於國家；但中國政府對台灣菁英不能信任、充滿偏見，不但阻撓他們插手高等教育，並藉二二八事件加以清除。延平學院的遭遇是戰後初期台灣菁英處境具體而微的縮影。

　　第八章〈戰後初期台灣人的祖國體驗與認同轉變〉，透過戰後初期的官方作為與民間期望對比，呈現中國統治下台灣的政治從屬化與文化污名化的再殖民現象。戰後初期的「祖國體驗」，令台灣人強烈感覺如同日本統治下的殖民情境，日治中期以來的追求的自治目標、文化理念，重新被提倡；覺醒之下，有關台灣前途的各種方案陸續被提出。在此脈絡下，二二八事件並非突如其來的偶發意外（accident），而與日治以來的反殖民抵抗經驗有著歷史性的關連。

四、代結論──曲折的國族主義

　　透過本書各章的討論，筆者提出以下幾點看法，做為結論。

　　首先，一九二○年代台灣已形成明確的台灣人共同體想像，在政治上訴求「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主張設立以台灣為規模的民選議會，要求殖民地自治權；在文化上直追西方近代文明，標舉自由、尊嚴、平等、人權等種種價值，並且不避多元混雜，希望融合中日台等各種文化優點，吸收創新，以打造優越的台灣文化，列於世界文明之林。但，此種追求自主與尊嚴的台灣人共同體意識，是否已飽和到足以稱為台灣國族主義，筆者持保留看法。借用Hobsbawm的說法，姑且稱之為台灣的「原型國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因為，就如Smith所強調國族形成過程中的先在族群情結（pre-existent ethnic ties）或核心族群（core ethnic）因素的影響，漢人血緣是日治時期台灣人共同體想像的基礎，對祖國的情感投射逡巡不去，又如語文工具的選擇也以文化親近性為考量，共同體的範圍與中國曖昧相疊。

　　一直到日本統治結束為止，所謂的台灣國族主義終究未能明確成形。日本戰敗離去後，台灣人並未有獨立建國的計畫與行動，反而歡迎同族大國的統治。

　　透過本書的討論可以看出，台灣與日本之間並非單純的二元對立關係，而是更複雜的「西洋-日本-台灣-中國」的多重關連。在政治上，不只是「日本-台灣」間的壓迫╱抵抗而已，而是「日本-台灣-中國」三者間的拉鋸，台灣人在殖民母國日本與父祖之國中國兩者間掙扎，雖然抵抗日本殖民，卻並未決心自主獨立，對中國存有情感上的依戀。在文化上，也不是「日本-台灣」的同化╱抗拒關係而已，而是呈現「西洋-日本-台灣」的三級位階，台灣人希望直接取法西方，越過日本所媒介的二手文明，追求近代化而非日本化，展現出激進的文化改革傾向。

　　其次，台灣國族主義形成乃經過曲折的歷程，並非直線進行，這與台灣人的理性考量與利益取向有關。1915年前後，台灣人曾經試圖接受殖民地同化以換取平等地位未果，二○年代隨著時代思潮，轉向追求殖民地自治。蔡培火在1928年出版的《日本本國民?與?》一書即指出，政治是講究實感的東西，安身立命是政治的第一要務，如果不能在利害上獲得保障，殖民地人民不能擁有安全與發展，必然會因心生絕望而群起反抗；至於血緣及語言同化的問題，若能保障殖民地人民的生活與安全，就算不鼓勵，也會自然達成。

　　二○年代以來的台灣人的反殖民運動並未斷然主張脫離日本統治；皇民化運動時期統治者如果真能平等對待，說不定有改造台灣人成為日本帝國忠良臣民的可能；但日治五十年終究沒能做到一視同仁，片面要求改造台灣人，始終難竟其功。做不成日本人的台灣人，又在殖民母國戰敗離時，一度寄望於新來的祖國，以為可以「重做主人」。在理性考量下，台灣人不願付出太高的代價；雖然追求尊嚴與平等，卻又吝於自食其力。

　　台灣人的事大主義性格，一方面固然來自理性衡量與利益算計，不願採取激進行動、付出代價。但另一方面，筆者認為是導因於殖民主義的遺害。本書第二章指出，在殖民統治所建構的殖民論述下，台灣人接受了殖民者為自己所造的形象，產生扭曲的自我認知，認為自己落後、無能、低人一等，這樣低等的人類是沒有能力也沒有資格成為主人統治自己的。

　　台灣人缺乏自信，不敢主張當家作主，其來有自。殖民統治最大的弊害即在於塑造了被殖者扭曲的自我認知與被禁錮的心靈，經歷過多重殖民經驗的台灣人深受其害。而這種日本人文明╱台灣人落後的殖民論述，在國民黨統治的戒嚴時期，仍然以中國文化高貴╱台灣文化低俗的文化霸權型態，繼續被沿用，影響迄今不絕。

　　正因為日本政府與戰後的中國政府都將台灣人在政治上使之從屬化、在文化上加以污名化，兩個統治政權的作為如出一轍，都無法做到保障權利、平等對待。因此，在台灣人眼中，兩者是本質相同的外來政權、殖民政權。這是日治到戰後，台灣人必須不斷抵抗的主要原因。戰後初期的抵抗中，台灣人深刻體認到外來政權的不可仰仗，終於覺悟到非得依靠己力不可，台灣國族主義方始形成。

　　再者，透過本書的討論，也可以看到反殖民抵抗的策略性與多樣性，進而重估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對台灣人心靈的征服成效，收斂起自以為是的、高高在上的中國國族主義式指控。對大多數台灣人而言，國族運動式的、大張旗鼓的正面對抗並不可行，反而是日常生活中所進行邊緣戰鬥方能持久，農民運動的抵抗模式即是例證，抵抗與生存並非零和賽局。甚至在戰時體制下，台灣人也有其應對之道，並且仍有所堅持。這種日常生活中的「怠工」，即不斷抵銷殖民同化的作用；不能因為抵抗姿態不夠鮮明，就被簡化視為屈從，甚至歸結出台灣人心靈已被成功改造的結論。同樣的情形不只存在於日治時期，也出現在國民黨政府戒嚴獨裁統治下的台灣：大多數台灣人為了工作及生存必須與黨國體制妥協，並千叮萬囑子弟在外要「有耳無嘴」；但人們的敢怒不敢言並不表示已經被馴服，他們仍在家中小心翼翼地傳遞二二八記憶，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抵抗信念，例如偷偷購閱禁書與雜誌、小額捐款給民主運動、投票時支持黨外人士等等。此種日常的、非正式的、邊緣的抵抗行動不曾間斷，終於在適當時刻翻轉體制。

　　最後，透過對過去歷史的梳理，筆者認為可以與當代政治進行對話，並有所反思。筆者常聽到這樣的諷刺：台灣國族主義主張不過就是「台灣皇民菁英的漢奸思想」，或只是戰後中國失敗統治的刺激╱反應式的、膚淺的國族主義，何來主體性可言？筆者認為，這種論調是對台灣國族主義主張的刻意扭曲抹黑，持這種看法者顯然對台灣近代政治史疏於理解。從日治到戰後，台灣人不斷抵抗，二二八事件反抗行動與日治時期的反殖民抵抗有著相同的本質，都是反對壓迫、要求自我尊嚴。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人終於體認到事大主義的卑屈，認清尊嚴與自主不可能憑空而降，方才確定「非靠自己不可」，從依賴強權、仰人鼻息到自力更生、追求尊嚴的生存方式，這種覺悟正彰顯了主體性。

　　其次，對於近年又成返潮的「日本統治肯定論」，筆者也甚不以為然。過去日本殖民統治者標榜其科學殖民主義，自認是成功的殖民地經營典範，並有計畫地向西方各國進行宣傳。吹噓「近代性建設」的台灣總督府，從來不曾重視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近代性價值」的引進；前者是殖民統治者經濟榨取的基礎設施，而後者卻是殖民地人民更渴望獲得的生活方式。日治時期政治理論家林呈祿即批判說：「……台灣的物質進步，是以內地人為本位的進步，是本國本位的經濟政策。……是與島民精神進步並無關係的跛行的進步。但是，人類是有理智的精神的動物，並非以物質生活為唯一、最高的目的。若只滿足於物質生活，與動物園內的動物有什麼不同呢？又與耕作用的牛馬有什麼差別呢？蓋人類擁有高級智能與理性這點，是異於動物之處，並且，追求完全的文化生活與精神自由這點，是文明人與野蠻人區別之處。」

　　台灣這塊土地的先輩們並不滿足於物質文明，不願如動物般任人宰割，他們洞悉殖民者的統治手法與壓迫性格，努力追求有尊嚴的生活方式。怎麼如今後人卻反而推崇起殖民統治的優越性？

　　筆者認為，「日本統治肯定論」是對中國統治者指控「台人奴化」的反論述（counter discourse），是一種為維護集體尊嚴而來的自我防衛反應，早期台獨運動也以此論述對比、凸顯國民黨統治與中國性的落後。但這種辯護方式的產生有其特定時空與針對性，在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已經不合時宜。一則因為這種本質主義式的論述，無疑是加諸於外省族群的偏見與暴力；二則這樣的論述對台灣國族主義的建構也非高明的策略。「日本統治肯定論」的邏輯是：為了反對中國，所以抬高日本；亦即為了批判中國殖民者，而肯定日本殖民者。試問，宣稱要當家做主的台灣國族主義者們，卻陷溺於自我能力與成就是殖民者所賜予的論述中，這豈非台灣人被扭曲與被禁錮心靈的另一種呈現？

　　同時，透過本書各章的討論可以理解到，國族認同並非固著不動。印裔英籍學者Bhikhu Parekh曾指出國族認同並非不變的情感，它往往會依隨著環境與歷史情境的變動、群體成員自我概念的轉變，與所要追求的共同目標的改變等等而不斷變化，國族認同是過去的承傳、當前的需求與未來的期望三者間不斷重組調整的結果。

　　國族認同具有流動性，其變動與外在環境、個人或集體利益與目標有關，因此，當政者著力照顧社會各族群、各階級，讓所有共同體成員感覺利益受到保障、人格受到尊重，使人人能夠被平等對待、能有尊嚴的生活，進而深刻感受到做為這一政治文化共同體成員的幸福感，才是應當努力的方向。不可忘記的，這也正是日治以來先輩們從事一次次抵抗運動所致力追求的目標。

　　當個人或群體都得以在共同體中安身立命，就會更關心社會國家的安全與發展；當人們能夠享有並珍視這些幸福與成就，才會願意挺身護衛與付出。如此，向心力與認同感自然形成，政治共同體便能堅定凝聚，人們不僅對現在感到榮辱與共，也會願意為將來攜手打拚。如果只是由上而下的強力塑造國族認同，就像日治與戰後的統治者所曾經做過的，則將如沙上建堡，不敵波掏浪捲，終將傾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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