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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學：理論與方法的探索》精彩內容
第1章 緒論 從傑出人物的生命經驗中加以學習，所能獲得的喜悅與視野的擴展，世界上沒有幾件事可以與之相比。理解這些人的生命，對我們自身有著很深的影響，可以幫助我們想像生活在不同的社會及歷史情境下，生命會是何種模樣；也可以讓我們對於生命的運轉產生新的領悟；並且或許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參考架構，讓我們重新評估自身的經驗、命運以及存在的各種可能性。 儘管傳記研究十分受到歡迎，並且具有直覺上的吸引力，但生命史研究長期以來卻在社會科學界處於一個爭議性的位置。生命史研究的擁護者認為其不管在理論上或實務上都具有非比尋常的重要性。舉例來說，「我們可以放心地說個人的生命史記錄-竭盡完整的記錄-是一種完美（perfect）形式的社會學材料」（Thomas and Znaniecki，1927，Vol. II，p.1833）。或者，對人格研究來說，「生命史研究最能夠完美地呈現個體所有的獨特性」（White，1972，p.2）。「當我反省自身的經驗時，生命史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資料，不管這位主人翁是正在作決策或接受治療之中」（Dailey，1971，p.xii）。又或者，「對所有需要接受檢驗的方法而言，生命史畢竟是最基本的檢驗標準」（Allport，1961，p.410）。 另一方面，批評者則爭論道：對於個體生命史的研究通常建立在回溯性及內省性的資料上，而這類資料的效度（validity）並不確定，只能算是科學方法的第一步，有助於用來產生假設，但不具有檢驗假設的功用；其「內在效度」低，根據所觀察到的事件模式，通常可以得到不同的因果解釋；而其「外在效度」亦低，單由一個個案研究作類化並不安全（如，Campbell and Stanley，1966；Car-lsmith，Ellsworth，and Aronson，1976；Kratochwill，1978）。簡言之，個體生命史研究的研究價值如何？就其在方法學及概念上所遭遇的難題而言，其本質如何？嚴重性如何？目前在社會科學界仍有歧見。 目標 本書的目標在於探查生命史研究的原則及程序，企圖在方法學以及概念層次上，對生命史研究提供更有保障的基礎。這需要同時對支持及批評雙方陣營的觀點，進行謹慎且必要的分析。此外，本書試圖將生命史研究中誇大其辭的宣稱，與合法的宣稱區分開來，並且將個體生命史研究中令人混淆的或沒有根據的批評，與有效的批評加以區隔。更精確地來說，本書的目標如下： 1.對個體生命史研究提供一個心理學及社會科學的理論基礎； 2.檢視在描述或解釋個體生命事件時，所可能遭遇的方法學上的問題； 3.對生命歷程的因果及可能性結構，提供一些概念化的方法； 4.嚴格地檢驗在個案研究、特則研究、心理傳記方法等此類個體生命史深度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 不管其形式是臨床個案研究還是心理傳記學研究，個體生命史的研究均面臨了一組共同的問題，這組共同的問題包括：要如何呈現一個生命的軌跡？要如何從社會科學中援引適當的背景知識以解釋該生命經驗？要如何評估特定說明或解釋的適切性？本書主要是以下述兩個層面的檢驗上所可能遭遇的基本問題為組織的架構。這兩個層面一為對個體生命史的描述及解釋，二為此類研究之評估標準及程序之發展。 本書對於個體生命史與社會科學二者關係之探討，是跟隨眾多心理學、社會學及人類學前輩之腳步，從最早期的Allport（1937，1942）、Murray（1938，1948）、Dollard（1935）、以及Kluckhohn（1945），一直到比較近期的Bertaux（1981）、Bromley（1977）、Dailey（1971）、Denzin（1978）、Langness and Frank（1981）、Levinson et al.（1978）、以及White（1952，1963，1972）。希望本書的努力能對各界-不管是人格及發展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傳記學及心理歷史學領域，還是精神醫學、社工、臨床心理學等臨床專業領域-從事個體生命史深度研究的人士都有助益。 知識及歷史背景 方法抑或研究材料的迷惑 關於生命史研究價值的爭議，部分起源於生命史到底應該被視為蒐集資料的方法，抑或是可以用各種方法加以探查的研究材料這樣的爭議，沒有得到清楚的釐清。「生命史」（life history）這個名詞有時候被用為：個人以自己的話語來述說個人生命的故事（如，Denzin，1970）。按照這個觀點，則「生命史研究法」（life history method）的說法是合乎道理的，因為涉及了以案主的語言引述並且記錄個人故事的程序。然而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資料來源，此「生命史研究法」的說法則遭致了許多批評，例如，內容涵蓋不夠周全、訊息提供者缺乏代表性、內省報告的信度（reliance）存疑等。對於以研究變項之間的相關或檢驗因果理論為目的的研究而言，生命史的蒐集僅被視為效用有限的一個方法，結果導致了一個不幸而且不必要的後果，即任何事只要與「生命史」牽扯上關聯，就被大部分的社會科學社群視為不受歡迎者。 為了要了解本書對生命史所採取的取向，有必要釐清生命史作為一個方法（method）─有責任地敘述個體的生命故事，以及作為研究材料（subject matter）─從出生到死亡生命中依序發生的所有事件及經驗，二者之間的不同。按照後者的觀點，十分清楚可知並沒有單一的生命史方法、單一的人格研究法，生命史可以透過現象學的自陳報告、檔案研究、縱貫研究及實驗法來進行研究。然而本書最關注的重點並不在於探究人們述說自身生命故事的「生命史方法」，而是在於作為研究材料的生命史，以及在分析及解釋個體生命經驗上，所面臨到的問題。 生命研究的三個類推層級 作為一種研究材料的個體生命史研究，常常遭遇來自社會科學界的質疑，即便是向來有Allport-Murray-White此強力支持生命研究傳統的人格心理學領域亦復如此。批評者質疑個體生命史研究如何能對心理學科學產生貢獻？對個體生命史所進行的仔細研究，難道不是比較符合傳記學者、小說家或歷史學家的品味？直言不諱者則批評：「如果你無法從這些個體生命史研究得到類化的結果，那麼做這些研究幹嘛？」 按照古典通則論（nomothetic）的觀點，心理學的首要目標在於「發展能夠涵蓋更大範圍的通則，如此一來，現象界越來越多的變異得以被這些通則所解釋，越來越多的問題得以被這些通則所回答，並且憑藉這些通則，越來越多的預測及決策得以成立」（Levy，1970，p.5）。依照這個觀點，透過發展涵蓋範圍趨於極致的通則，進步得以達成，然後以通則演繹的方式（Hempel，1965）將這些通則應用在解釋並且預測特定的行為。 然而，關於人格心理學這個領域的組織及內在結構，還有另外一種不同的寫照，此寫照部分是根據Kluckhohn及Murray的古典名言：「每個人在某些特定的方面：(a)與所有人相類似；(b)與某些人相類似；(c)與任何人都不同」（1953，p.53）。這種說法說明了人們彼此相似或相異的三個層級。因而關於人的知識結構便可以被視為發生在三個不同的層級（圖1.1）。 按照這個觀點，人格心理學的目標有三重。其試圖發現： 1.何者對所有的人類均成立； 2.何者對某群人（依性別、種族、社會階層、文化、歷史時期、職業，以及這些特質或其他特質的綜合而區分）成立； 3.何者只對個別的人（諸如特定的公眾或歷史人物、臨床病人、我們自己，或其他我們感興趣的人）成立。 依此觀點，這三個層級的世界都是有秩序或規律的，我們有需要發展舉世共通的通則、適用於特定團體的通則，以及僅適用於特定個體的通則。心理學界所關注的是在每一個分析層級上，都提出真實的描述、解釋及預測。簡言之，心理學領域希望在一般人類、特定團體及特定個體的層級上，都能達到描述、類化、解釋、預測以及意圖改變行為等此五項任務。 按照古典通則論的觀點（其以發展通則為取向），尋找適用於所有人類的通則，將使我們能夠對特定團體及特定個人的行為做出適切的解釋與預測。我們的確可以找到符合此一歷程的例子，但在許多情況下，解釋與預測十分仰賴那些僅適用於特定分析層級的知識。任何一個企圖只採用一般人類通則來解釋一則生命故事的人，將很快就會發現此取向的限制。反之，我們經常可以找到應用個體層級的解釋而成功的例子，其成功之道不在於利用一般人類通則加以演繹，而是透過找尋個體之所以如此行動的個人原因，透過竭盡所能地蒐集個體的相關訊息，並從中建立個體獨特的模式，而且透過將個案的訊息組織成別人可以理解的故事來達成（Dray，1971；Gallie，1964）。 這樣的說法並不是想要爭論此三個分析層級是完全互相獨立的。其互動方式既可以是由上而下，也可以是由下而上。心理傳記的做法至少有部分是應用一般人類通則來解釋個體的生命。舉例來說，1930年代所發現的由新陳代謝失常所引起的咯紫質沈著症（Porphyria），讓困擾了研究者長達150年以上的英王喬治三世（King George Ⅲ）之心理疾病謎團得以解開（Macalpine and Hunter，1969）。Stolorow及Atwood（1969）則提出了一個由下而上的互動例子，他們認為Freud、Jung、Otto Rank及Wilhelm Reich等人，其建立理論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憑藉他們對於自身的解釋，然後再把這些解釋進一步推廣成人類人格的一般性理論。Dukes（1965）的調查發現，我們可以在心理學的歷史中，找到許多一般性理論在發展的過程中受到單一個案的研究所影響的例子，例如，Ebbinghaus對自身的研究導致了其記憶理論的發展。 本書所持的立場是認為三個分析層級彼此之間至少是半獨立的（semi-independent）。可以解決某個分析層級問題的答案，不見得可以解決其他分析層級所面臨的問題。一般認為適用於個體的通則，無法假定在團體及一般人類的層級上亦可以成立（如，Compbell & Stanley，1966）。反之，適用範圍廣泛的通則，也只有在相當謹慎的情況下，可以應用到特定個體之上（Chassan，1979），因為在一個團體研究裡面變項之間的關係，可能十分不同於這些變項在某個特定個體身上的關係。我們所學習到對一般人都成立的事情，到了要應用來解釋及預測個人的行為時，經常會發現受到相當多的限制。 不管是在一般人類、特定團體，抑或是特定個體層級上所獲得的進展，都與其他層級的進展呈現部分獨立的關係，所以我們的研究資源不應該完全投注於一般通則及團體差異的研究方面，也應該關注個體生命的研究。本書檢視了在個體分析層級所可能遭遇的方法學上及概念上的許多問題。為了表明這項工作的背景，下一節將針對生命史研究在社會科學界的歷史做一簡短的回顧。 歷史背景 生命史研究有一個相當複雜的歷史背景，生命史研究在20世紀歷經了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以及許多政治科學家對此領域興趣的起伏哻。目前的討論將把重點集中在社會科學領域內的生命史研究。不過在傳記文學和自傳寫作哷領域中，也針對個體生命進行傳統性的研究工作，而在醫學及臨床專業領域中哸，也可看見針對個案進行較實務取向的研究。 在社會科學領域內，我們約略可以劃分出生命史研究的三個時期。大約從192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段期間，對生命史研究的興趣呈現蓬勃的狀態。這段時期，大多將生命史視為「生命史研究法」，並且致力於研究個人的檔案（亦即，自傳、日記及書信）。在社會科學領域內，最具影響力的研究要屬Thomas及Znaniecki兩人的《在歐洲及美洲的波蘭農夫》（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1918-1920）。在這部五卷的作品中，其第三卷收錄了一位移民美洲的波蘭人Vladek的自傳。另外一個重要的貢獻則來自於芝加哥符號互動學派（Chicago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tradition）對生命史材料的善加利用，這部分包括：Shaw的《傑克．洛勒：一個犯罪少年自身的故事》（The Jack Roller：A Delinquent Boy Own Story，1930）、《一個犯罪生涯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a Delinquent Career，1931）、《犯罪兄弟》（Brothers in Crime，1938）。針對生命史研究進行比較一般性的方法學上的討論則包括：Blumer（1939）對Thomas及Znaniecki兩人的《在歐洲及美洲的波蘭農夫》所提出的批評、Dollard的《生命史的準則》（Criteria for the Life History，1935），以及Angell（1945）對此領域所做的評論。 在心理學領域內，長期以來即對臨床個案研究有興趣，不過在學院派心理學領域，對生命史研究的主要推動力量則來自於Murray（1938）及其學生（如，White，1963）的人格學。Murray認為：「「單一個體的生命循環應該被視為一個單位，心理學裡的一個長單位（long unit）……有機體的歷史就是有機體。這樣的命題需要從事傳記的研究」（Murray，1938，p.39）。Allport（1937）及其學生（如，Baldwin，1942；Polansky，1941）對於特則法、個人檔案及「心理學的生命史應如何撰寫？」（Allport，1967，p.3）等問題的興趣，也對此時期產生了一些影響。Allport（1942）在社會科學研究會議（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中發表了〈個人檔案在心理科學界的使用〉（The Use of Personal Document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Blumer（1939）除對波蘭農夫提出批評外，也撰寫了一篇名為〈歷史學、人類學及社會學對個人檔案的使用〉（The Use of Personal Documents in History，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的評論文章（Gottschalk，Kluckhohn，and Angell，1945）。此一時期，其他來自於心理學領域的重要貢獻則尚包括B𤤾ler（1933）及Dollard（1935）。 至於在人類學領域內，生命史的採用則始於19世紀為數眾多美洲印地安人不受禮節所拘束的生命故事，而自Radin的《響雷：一位美洲印地安人的自傳》（Crashing Thunder：The Autobiography of an American Indian，1926）起，則轉向了方法學上更為精緻的研究。其他著名的例子包括Dyk（1938）的《哈特老人之子：沃特．戴克所記錄的一位內瓦荷族印地安人的自傳》（Son of Old Man Hat：A Navaho Autobiography recorded by Walter Dyk，1938），Simmon的《太陽首領：一位霍皮族印地安人的自傳》（Sun Chief：The Autobio-graphy of a Hopi Indian，1942），以及Dubois的《阿洛族人》（The People of Alor，1944）。 第二時期，約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持續到1960年代中期，則見證了對個體生命史研究的興趣呈現了大幅下挫的行情。在心理學界，對實驗及量化方法的興趣，遠遠超過了對生命史研究的興趣。在人類學界，對生命史研究的興趣在1925到45年之間達到高峰，然後從1945年起到1960年代中期都呈現衰退的狀況（Langness，1965）。在社會學界，Bertaux（1981）觀察到，對於「可以拿生命史來做些什麼？」此問題的回答，「已經從20年代的興致勃勃轉變到50年代的全然拒絕；由Thomas及Znaniecki兩人的積極擁護……到最強烈的批評：漠然以對」（p.1）。Becker（1966）將此時期生命史研究在社會學領域內所受到的冷落歸因到以下的因素：社會學領域開始更關心抽象理論、更感興趣於社會結構化變項、更熱衷於假設-檢驗形式的研究，以及體制社會學的「慣例、傳統及組織常規」，要求論文裡面所列舉的「發現」（finding），必須要「乾淨俐落」（clear-cut）（亦即是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或者在提研究計畫的時候，必須能夠承諾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儘管如此，生命史研究在此一時期也並未完全銷聲匿跡，還是有些重要的作品誕生（如，Leighton and Leighton，1949；White，1952；Erikson，1958；Lewis，1961）。無論如何，個體生命史研究顯然不是主流，在方法學上既未受到什麼注意，其影響力較諸受歡迎的實驗法及量化研究而言，亦屬微弱。 至於第三時期則自1960年代中期一直延續到現在。此一時期在社會科學界有為數頗眾的作品與生命史有關，其中大部分都與生命歷程的研究有所關聯。有些研究的發展對此領域有著重要的貢獻，諸如：正常成人人格發展研究（如，Block，1971；Levinson et al.，1978；Lowenthal，Thurnher，and Chiriboga，1975；Vaillant，1977；White，1966，1972），心理傳記學領域的生命史研究（如，Roff and Ricks，1970；Mednick and Baert，1981），以及縱貫一生的人類發展歷程研究（如，Baltes，Reese and Lipsitt，1980；Brim and Kagan，1980）哠。當代研究的另一個主流則比較集中在以社會學、人口統計學，以及歷史學為取向所進行的生命歷程研究（如，Clausen，1972；Elder，1974，1981b；Hareven，1978）。這一部分的研究包括：社會學領域中的老化及年齡階層研究；社會遷移研究；社會化研究；以自傳檔案資料、家族史及生命歷程史為本的社會心理學研究；以及生命歷程之人口統計學研究唎。上述這些研究領域都有一個共通點，即皆關心生命的路徑如何受到個體與社會、個體與歷史環境互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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