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舌頭與夢想家(軟精裝)》精彩內容

電流的戰爭

特斯拉 vs. 愛迪生，一八八四~一八九三

布朗和愛迪生都心知肚明，要讓社會大眾接受他們的直流電系統，而非交流電系統，最好的辦法就是鼓動大眾對於交流電的安全顧慮。愛迪生最近正好成功發動宣傳攻勢，藉著誇大煤氣中毒和爆炸的風險，令民眾轉而反對煤氣燈。但是他們倆人都明白，由於兩種供電方式的差別十分微妙，很難向大眾說明箇中差異，因此必須採取比散發小冊子和媒體報導更激烈的宣傳方式。

究竟是愛迪生或布朗首先計畫了宣傳攻勢，試圖推毀威斯汀豪斯的努力和特斯拉的發明，已經不得而知，無論是出於自願或被迫，有一陣子，布朗幾乎變成愛迪生直流電系統的代言人，而且在過程中，他採取了一些令人不舒服的方式。

一八八八年七月三十日，布朗在紐約的哥倫比亞礦業學院召開了一次會議，接著就展開一連串的媒體攻勢，報導電流的戰爭。他邀請了許多科學家、記者和電控委員會成員參加一系列的討論和展示，希望能警告他們交流電的危險。

會議一開始，布朗就先對交流電系統展開攻擊。他不惜撒謊：「我不是因為任何商業利益而捲入這場爭論。我純粹是出於正義感而站在這裡。目前商業上使用的電流有三種：持續的電流、時斷時續的電流、以及交流電。經過調查後顯示，經過適當的安全措施，我們能確保前兩種電流不會對社會大眾有害，但是第三種電流則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他停頓一下，觀察聽眾的反應，然後接著說：「我曾經將一千四百一十伏特的持續電流通到一條狗身上，結果這條狗還是活了下來。但是我只不過把五百伏特的交流電接到狗身上，結果狗兒就一命嗚呼，而且屢試不爽。提倡交流電系統的人口口聲聲說，他能忍受一千伏特的電擊而毫髮無傷，他一定身上帶著避雷針。凡人根本不可能經得起這麼強的電擊，說這話的人要不就是出於無知，要不就是為了商業利益而撒謊。」

他接著又說：「為了證明我的信念是對的。今天，我特別邀請各位先生在此時此地見證我們的動物電力實驗。」

然後，布朗為一隻關在籠子裡的大狗戴上口罩，並且用粗皮帶綁住。他把電線貼在狗皮上，然後接上直流電系統。「我們先通上三百伏特的直流電，」布朗宣佈。當電流通過時，狗憤怒嚎叫，奮力掙扎。「請各位注意觀察，儘管我們的實驗對象十分狼狽，健康狀況卻還不錯。」布朗報告。

然後，他把電壓加強到四百伏特。這一回，狗一直流口水，可憐的狗不停的掙扎，嚎叫轉變為呻吟。布朗繼續把電壓加強為七百伏特。狗震顫不已，眼珠轉動，幾乎喘不過氣來。「最後，我們把電壓增強為一千伏特。」布朗宣佈，他提高嗓門，壓過狗兒痛苦的呻吟聲。

觀眾看得目瞪口呆，有幾個人提出抗議，還有幾個人站起來，一、兩個人乾脆厭惡地走出禮堂。但是，布朗仍然繼續實驗，似乎對於動物的痛苦和觀眾的憤怒都無動於衷。狗可憐的哀叫幾聲後，就倒地不起，禮堂中瀰漫著毛皮和肌肉燒焦的味道。

幾分鐘後，電線重新接上了交流電系統，並且傳輸三百伏特的交流電到狗身上，狗幾乎立刻命喪九泉。布朗正打算牽另外一隻狗到講台上時，其中一名觀眾站起來，表示自己是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的代表，要求立刻停止實驗。其他人也同聲附和，說布朗進行這種野蠻「實驗」是可恥的行為。他們指出，在還沒有接上交流電之前，這隻狗已經性命垂危，而且連接交流電系統的電線上沒有安裝繼電器，所以電流實際的流通時間更長。

在眾怒下，布朗不得不停止實驗，但是他並沒有就此罷手，不再以殘忍的手段展示交流電的危險。在克服了SPCA的法令限制後，他再在三天內回到同一個舞台上，像類似的群眾作做了同樣的實驗。這次，他以四百伏特以下的交流電殺死了三條狗，同時顯示另一條通上直流電的狗卻直到電壓升高到一千伏特，才被電死，儘管死的時候，全身有如一塊焦炭。

接下來三個月，布朗和助手在群眾面前，電死了一頭馬、一頭牛，和更多的狗。同時，他還在門羅公園和愛迪生稱為「」的一群人執行了幾百次動物電刑。實驗通常在夜間進行，以降低動物電擊時的慘叫聲對鄰居的干擾。

有一次，愛迪生的左右手巴奇勒幾乎在實驗中喪命。他拚命想把一條特別好動的小狗按在電椅上，結果受到幾百伏特的電擊。

他們為了扭轉輿論，反對交流電系統，他們殘酷地將愛迪生實驗中電死的狗屍的照片寄給報社，有些照片甚至大喇喇地出現在紐約街頭地的海報上。當布朗和愛迪生愈來愈賣力掌控輿論時，他們同時也花了很大工夫試圖說服當局制定反對交流電系統的法令。

儘管布朗和愛迪生沒有成功推動反交流電的法律，但他們卻成功地將家庭用電應採取哪一種電流形式，變成備受矚目的公共議題。斥責和批評的聲浪從哥倫比亞礦業學院禮堂擴散到︽紐約時報︾的版面。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紐約時報︾刊登了威斯汀豪斯的投書，聲稱布朗「領的是愛迪生電燈公司的薪水；如果繼續成功地推廣交流電系統，愛迪生公司的生意會大受影響，因此從企業經營的角度來看，愛迪生的代言人自然會不擇手段，企圖防止交流電系統日漸普遍。」

他又指出，西屋公司在一八八八年十月賣出了四萬八千個電燈，而根據愛迪生自己的數據，愛迪生電燈公司整年的訂單只有四萬四千個燈泡。「我在此毫不猶豫地指控，他們作做這些實驗（他是指布朗和愛迪生的動物實驗）並非出於科學的興趣或安全的顧慮，而是試圖在社會大眾的腦海中製造偏見，反對使用交流電系統。」

報紙在五天後刊登了布朗的回應。他自然駁斥了威斯汀豪斯的一切指控，否認試圖操弄科學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論點。他還下了個孩子氣的結論：「因此，我要向威斯汀豪斯先生下戰書，邀請他和我一起在電力專家面前，讓交流電穿過他的身體，而我則讓直流電穿過我的身體……先從一百伏特的電流開始，然後慢慢的每次增加五十伏特，直到其中一人哭叫求饒，在大家面前認錯。」

當威斯汀豪斯理智地拒絕了這個「決鬥」的荒謬提議時，布朗稱他為懦夫，並且指控威斯汀豪斯寧可讓社會大眾承擔他自己也不願意承擔的風險。顯然，在這場電流之戰中，布朗和愛迪生過去所擁有的客觀的科學態度早已完全為商業野心所蒙蔽。

一八八八年，愛迪生才四十一歲，但是已經開始走下坡，不再是從前那個勇於冒險的發明家。他依然聲望崇隆，是大眾眼中的大人物，但是他的活力和探險精神卻已不再。歷史學家帕瑟(Harold Passer)在描述早期的電力工業時，特別寫到：「一八七九年的愛迪生是個勇敢的發明家，一八八九年的愛迪生，則是個謹慎保守的現狀捍衛者。」

愛迪生還資助布朗出版了一本著作，書名為《交流電與直流電對生命危害程度的比較》(The Comparative Danger to Life of the Alternating and Continuous Current)，書中除了蒐集了媒體報導和演講內容，以及關於公開動物實驗的描述外，還包括了從許多不實來源引用的報告，譴責在家庭中採用交流電系統的做法。他還在一八八九年初，由愛迪生出錢贊助，出版了一份宣傳小冊子，並且將小冊子寄給美國所有超過五千人口的城市中的市長、政界人士、保險經紀人和商界人士。

布朗在小冊子一開頭就宣稱：「以下我所談的是生死攸關的事情，可能直接關係到你每時每刻的安全。」接著，他就開始詆毀威斯汀豪斯和特斯拉的供電方式，宣稱他們只關心商業利益，並且毫無根據地描述交流電使用者如何無辜喪命。他稱交流電為「劊子手的電流」，最後他懇求讀者盡一切力量，在他們的城鎮中嚴禁使用三百伏特以上的電流，如此一來，威斯汀豪斯的系統根本無法運作，他們的交流電系統必須在人口密集區附近裝設調降電壓的變壓器。

一八八九年十月，威斯汀豪斯親自撰寫了一本書，來回應這些攻擊，書名為《使用交流電系統傳輸電力的安全問題》(Safety of the Alternating System of Electrical Distribution)，他以清晰的說明捍衛自己的事業，並且證明如果遵循正確的指示，使用交流電系統來供電給家庭、辦公室、劇院和工廠都安全無害。

於是，由帶有偏見的新聞記者和善於作秀的公眾人物所撰寫的類似小冊子和文章你來我往，好不熱鬧，雙方都愈來愈作逐漸演變成人身攻擊，而且吸引了愈來愈多的支持者。當殺人犯克瑞姆勒於一八九○年八月在電椅上遭折騰而死後，媒體對電流之戰的報導更達到白熱化。

愛迪生透過布朗的幫助，極力推動電椅行刑的方式，因為他視之為創造戲劇性效果的大好機會，可以證明交流電是一種足以致命的電力傳輸形式。布朗和愛迪生聯手遊說政客，彷彿魔術大師般舉辦了許多場公眾展示會，同時竭盡所能地操弄媒體的報導。

一八八九年，愛迪生和他的黨徒的言論幾乎壟斷了秋季號的《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九月的時候﹐在反交流電之戰中愛迪生最喧鬧的支持者蓋瑞(Elbridge Gerry)寫了一篇文章描述吊刑的恐怖﹐，以及利用電力處死罪犯的好處。同一期《北美評論》中還刊登一篇名為：〈閃電的危險〉的文章，愛迪生在文章中超越了經濟考量和電子工程師間俗氣的爭執，扮演如天神般的神聖角色，無情地攻擊威斯汀豪斯。同時，在《北美評論》一八八九年十一月號中，布朗在〈行刑的新工具〉這篇文章中，描述他心目中理想的行刑方式：「副警長按下開關，死囚立刻停止了呼吸和心跳，」他帶著純然樂觀的語氣寫道。「緊繃的肌肉五秒鐘後開始放鬆，但是看不到任何掙扎，也聽不到哀叫聲。法律的尊嚴得以維護，但是卻沒有引起肉體的痛苦。」

這時候，布朗似乎已經喪失了分析事理的理性，完全看不出他一心將交流電系統描繪為無痛的行刑方式，一旦為大眾所誤用，將造成可怕的痛苦。布朗曾經電死了不計其數的動物，照理他應該比任何人都了解電刑的痛苦。

愛迪生和布朗確實成功地說服了紐約州獄政主管拉斯羅普(Austin Lathrop)同意他們實驗電椅行刑方式，甚至挑選了樣板實驗的時間和地點。《紐約時報》寫道：「除了西屋發電機之外，每個監獄還必須具備『勵磁機』的輔助設備，此外，也要有一把堅固的橡木椅，囚犯就坐在這張椅子上受刑，還有電帽和電鞋。」

授權執行電刑的文件早已簽署，日子也決定了，但是報章雜誌全把討論的焦點放在應該如何稱呼這種嶄新的行刑方式。在一八八九年九月號的《北美評論》中，蓋瑞在文章中提議叫「」(electrolethe)，但這個名字很呆。《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則略加潤飾，建議了幾個技術名詞「」(thanelectrize)、「」(fulmenvoltacuss)、「」(electropoenize)。愛迪生則鄭重其事地建議紐約州當局效法古羅汀博士(Dr. Guillotin)的榜樣，將之命名為「威斯汀豪斯」。《紐約太陽報》(The New York Sun)卻提出異議，認為這種處死方式應該以真正的電椅之父布朗為名。但是，就在處死克瑞姆勒之前，大家已經逐漸接受用「電刑」(electrocution)來稱呼遭受電擊而死的行刑方式，也成為媒體通用和官方認可的正式名稱。

這段時間在支持和反對交流電系統的爭議中，或許是個低潮，但諷刺的是，媒體生動地報導克瑞姆勒如何在電椅中慢慢烤焦，卻沒能遏止交流電系統前進的地腳步。交流電系統的反對者發動了大規模的媒體宣傳攻勢，並且信心滿滿地以為奧本監獄的電刑奇觀將永遠玷污了交流電、特斯拉和威斯汀豪斯之名，但是他們仍然失敗了，因為一股更大的力量主導了輿論的方向，民眾渴望在家中享受電力是出於實際的需求，而不是受到鬧劇所左右。

首先，儘管機關算盡，愛迪生和布朗仍然沒能好好教育大眾直流電和交流電有何不同。經過了幾年的宣傳之後，能夠清楚區分兩種系統的人依然寥寥無幾，因此大多數的民眾只是盲目地受媒體報導和現場展示所左右。布朗和愛迪生也不明白，他們的方式可能引起反彈，社會大眾最關心的其實只是如何才能有效傳輸電力而已。布朗拚命強調交流電的危險，但民眾對電力殷切的需求掩蓋了安全上的風險，而媒體更大力倡導電力時代的願景。

克瑞姆勒遭到電刑後不到一年，交流電早已成為家庭用電的主要系統，富貴人家和愈來愈多的生意人早已進入了電力時代。採用直流電系統必須需建造發電站，而且只能供電給有限的電器，交流電卻能倚賴遠處的電廠供電，不但價錢便宜許多倍，更具備了多樣的用途和更強的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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