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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爾哈齊事典》精彩內容
努爾哈齊小傳 中國是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幾千年來，儘管漢族統治的時候為多，但有時也出現一些少數民族的英雄領袖，他們為中華民族的進步與發展，做出不少積極的貢獻，滿清的努爾哈齊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明朝末世，朝政腐敗，邊政廢弛，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的時刻，出現在歷史舞台，為清朝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的一生，奮鬥不息，毀譽參半，值得我們對他的歷史作一番考察與研究。 家庭背景 努爾哈齊生於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地點是現在的遼寧省新賓縣，當年是屬於女真建州左衛蘇克素滸河部的費阿拉老城。據後世清代官書所記，他的家世很不平凡，傳說在很古老的時候，有三位仙女來到布庫山下的布勒瑚里池水中沐浴，三仙女的名字依次是恩古倫、正古倫與佛庫倫。當浴畢上岸準備穿衣時，突然有隻喜鵲飛來，將口中所啣的一粒紅果子放在佛庫倫的衣服上，由於紅果色澤鮮豔，令人喜愛，佛庫倫便將紅果子含在口中，再穿衣服，不料果子突然滑入她腹中，感而生孕，不能飛升，兩位姊姊安慰她後便離開了。佛庫倫在長白山上後來生下一子，此子「生而能言，倏爾長成」。佛庫倫告訴他這是上天的安排，生他是叫他來平定亂國的，並說他的姓是「愛新覺羅」，名字叫「布庫里雍順」。於是就以柳枝編成一隻小船，放入水中，讓他順流而下，佛庫倫在任務完成後歸返天庭了。小男孩則飄流到鰲朵里地方，被人發現他「舉止奇異，相貌非常」，本來城裡有三姓夷酋互相殺傷，結果大家止息了爭端，奉布庫里雍順為主，並定他們的新國家為「滿洲」。 這是清朝所謂的「朱果降祥」、「受姓自天」的神話。以前學者與反清人士都以為努爾哈齊家族為了隱諱他們的微寒家世，才編造出這樣的仙女生子為遠祖的神話故事，荒誕不經，不足為憑。這種傳說當然不能相信，不過現在有早年滿文史料可以證實，這一神話並非編造於清朝入關之後，而且還有形成的原因。原來滿族祖先是沿海「曾與魚鳥共生」的居民，他們崇拜鵲鳥是原始圖騰崇拜，一直立竿祀天，敬奉飛鳥，此一習俗直到清末還存在著。至於三仙女的故事早在天聰九年（1635）的滿文檔案中就記述了，而且是由一位邊區虎爾哈部的俘虜穆克什克口中道出的，可見這是一般女真民族共有的祖先由來神話，努爾哈齊家族引用它也是可無厚非的，當然神話的不可靠也是事實，這一點也是毋庸置疑的。 努爾哈齊的子孫又說他們有六世祖名孟特穆，這位孟特穆當過都督，其實是明朝與朝鮮史書裡所記的「猛哥帖木兒」，這兩個名稱是一個人的漢字譯音不同寫法而已。猛哥帖木兒在元朝末年為女真斡朵里萬戶府的萬戶大官，到明朝永樂時期受明招撫，成為建州左衛的都督，他的子孫執掌建州左衛的事務。猛哥帖木兒曾先後十次到北京朝貢，受到明朝封賜印信、冠帶、衣襲等物，與明廷關係極好，在女真民族中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根據現代學者的研究，無論從女真氏族制度，或是姓氏、婚姻習俗，努爾哈齊都不是猛哥帖木兒的直系嫡裔，清朝日後官書上做如此記載，也是攀附貴冑的一種表現。 清朝官書裡又記努爾哈齊的曾祖父叫福滿，也是明朝授官的一位都督；但是在明朝的史書中，「隆慶、萬曆間，建州諸部長未有名近興祖（即福滿）諱者」，同時在當時來京朝貢的建州各衛首領名單中，也不見福滿其人，再說連《清實錄》等官書中，對福滿的世系也有問題，交代不清，所以史家們都以為福滿是位不可信的人物。 倒是努爾哈齊的祖父覺昌安（滿語讀為 giocangga）與生父塔克世（taksi）是於史有據的建州女真小首領。覺昌安在努爾哈齊出生時可能已經得到明廷的授職，因為在遼東巡撫侯汝諒的一份《東夷悔過入貢疏》中，提到「建州賊首草場（努爾哈齊的伯祖父），叫場（覺昌安另一種音譯）等，遺其部落中王胡子、小麻子等四名到關」。當時建州左衛的大首領是王杲，覺昌安等是他的屬下，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覺昌安等在王杲指揮下曾去撫順地區打劫騷擾過，現在又來入貢，所以侯汝諒稱他們「悔過入京」。覺昌安既然有入貢資格，當然是授過官的人，赫圖阿拉一帶正是他們的管轄範圍地區。在努爾哈齊出生之時，遼東地區女真大小部落林立，而且互爭雄長，處處動亂不安。王杲是建州左衛的「巨酋」，又是不安分之人，因而在萬曆二年（1574）被遼東總兵官李成梁擊敗，後來終於擒獲檻送京師磔死，其子阿台繼承父業，仍聯合部分女真力量，經常盜邊遼東，鈔略撫順、鐵嶺，成為明朝邊患。萬曆十一年（1583），李成梁再興兵直搗阿台的根據地古勒山城，阿台被殺，努爾哈齊的祖父覺昌安與父親塔克世也在這次戰役中被明兵「誤殺」身亡。 覺昌安與塔克世的死於古勒兵火至少有兩種不同說法：一是清朝後來寫製官書時的說法，說努爾哈齊的父祖二人為了營救他們的族女，才到古勒城，但被圖倫城主尼堪外蘭讒構的明兵殺害。二是當時明朝人的記述，如沈國元的《皇朝從信錄》、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熊廷弼《遼中書牘》以及《東夷奴兒哈赤考》、《山中見聞錄》等書，都說覺昌安與塔克世為明兵作嚮導，而死於兵火。另外，曾經去過努爾哈齊老寨子的朝鮮人李民?也說：「大概奴酋（指努爾哈齊）之祖若父，為遼東所誘斬，故胡中謂唐人為世仇云。」以上兩種記載那一種比較可信呢？我個人以為作嚮導一說應該是合乎當時實狀的。因為覺昌安在嘉靖三十六年已向明邊臣「悔過入貢」，顯然與明方有了較好的關係，也證實了他「潛行通款於明」。當時覺昌安的家族也處於互相分裂鬥爭的情況，三兄索長阿親哈達部，六弟是王杲一家的支持者，彼此間各有所圖。特別是覺昌安父子被殺後，李成梁對努爾哈齊極好，不但把王杲一族的敕書都給了覺昌安的「嗣人」努爾哈齊，同時還讓努爾哈齊承襲覺昌安的官職，這顯然不是尋常事，連清代官書裡也承認明方給努爾哈齊敕書二十道，馬二十匹作為賠償，歸還覺昌安等人全屍，認為是極光榮的大事。 另外，覺昌安在明朝人的記述中有姓「佟」或「童」的說法。他們家既受姓自天，姓愛新覺羅，何來「佟」「童」之說呢？可是張鼐《遼夷略》等書中提到佟教場（佟覺昌安）、佟他失（佟塔克世）。朝鮮人申忠一也說努爾哈齊的祖父是「佟交清哈（佟覺昌安），可見當時人確有認定他們家是姓「佟」的。這個問題在早年章太炎先生曾做過解釋，他說：佟姓本來是遼東漢人的著姓，後來被女真人借用，以假冒漢人，來別於夷類而自高身價的。清朝皇家祖先也為了「慚於為夷」，才「以佟氏上達」於譯者，或呈文給明廷與朝鮮，就連努爾哈齊自己也曾以「女直國建州衛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兒哈赤」與「建州等地方國王佟」的名義行文過朝鮮，可見努爾哈齊家姓佟是見諸史料的，只是他們冒用了漢姓而已。此外，新近也有學者解釋，認為女真人的姓氏來源於女真的氏族制度，以其氏族血緣關係確定其姓氏，因此女真舊俗同氏族即同姓氏不婚，他們一直嚴格的舉行族外婚制。可是查閱清代皇帝們的婚姻情形，發現與佟氏的聯姻記錄很多，由此推知努爾哈齊家族不可能姓佟，當然也不可能是佟猛哥帖木兒的六世孫。努爾哈齊家族的姓氏應該是「覺羅」，以下幾點似可作為說明：（一）明萬曆十六年（1588），努爾哈齊在統一女真各部的戰爭中，曾收養雅爾古寨主扈拉瑚兒子扈爾漢為養子時，賜姓覺羅。（二）女真人的很多姓氏是「以居地為姓氏」的，努爾哈齊時代寫製的老滿洲文檔案裡有「穆瑚覺羅」的地方，但有時也寫成「穆瑚故里」，可見「覺羅」是他們的「故里」老家，居地「覺羅」為姓是符合舊俗的。（三）清朝建立後，規定凡是努爾哈齊的六位祖父的子孫，腰繫紅帶子，名前加稱覺羅，他們家族姓覺羅是事實。（四）《欽定滿洲祭天典禮》滿文本卷首稱：「若我覺羅姓之祭神，則自大內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辭為重」，還是以「覺羅」為稱。愛新覺羅姓氏中的「愛新」一詞是後來加上的，「愛新」（滿語aisin），意為「金」，既是宋遼金元的「金」，又作高貴的金屬解。努爾哈齊時代給本族姓氏加「金」字實為號召廣大女真人用的，表示他們家是歷史上金的餘裔，以團結女真各族力量。 復仇之役 萬曆十一年（1583）李成梁發動古勒之戰，戰果是輝煌的，他不但消滅了王杲、阿台父子的勢力，又乘機「誤殺」了多變的覺昌安父子，建州左衛不再有號令諸部的首領了。戰役處理也算是高明，李成梁一面給努爾哈齊敕書、馬匹，並承認他是左衛的小頭目之一。但另一方面他又以尼堪外蘭繼阿台做蘇克素滸河部的首領，統轄建州左衛各城寨。李成梁一向對女真的策略是「誘此間彼，誘彼間此，專以掩殺為事」，古勒之役前後正是他處事作風的真實寫照。尼堪外蘭得到李成梁的支持，統轄左衛，當然他也逼使努爾哈齊歸附；然而努爾哈齊承襲了他父祖的職位後，並不為覺昌安兄弟的眾多子孫承認，因而大家都歸降尼堪外蘭，想置努爾哈齊於死地。努爾哈齊情急之下，便以復父祖之仇為名，追殺尼堪外蘭，所謂「復仇之役」便如此的展開了。 在敘述努爾哈齊復父祖之仇前，有必要先對當時遼東女真大勢做一番了解。明朝末年，遼東地區女真部族林立，除海西、建州、野人三大部分之外，還有很多小部落存在。海西女真的居住於吉林扶餘（伯都訥）以北的松花江大轉折後的江南，以及黑龍江省哈爾濱東邊的阿什河流域。建州女真分佈在長白山北部、牡丹江、綏芬河流域。努爾哈齊家族屬於建州女真中的建州左衛蘇克素滸河部，他們的部落因發源於長白山西麓，流到今撫順東營盤地方與渾河合流的蘇克素滸河而得名。野人女真又稱東海女真，則遍居於自精奇里河下游直到庫頁島的整個黑龍江南北廣大地區。明朝很重視遼東的經營，在開國之初，就採行羈縻政策以設立衛所來統紿女真各部，頒給女真大小氏族首領印信和敕書，讓他們定期朝貢，管理部民並為明朝保衛疆土。印信象徵地位與權力，可以藉以參加朝貢活動包括從事朝貢貿易。敕書則是在遼東進行馬市貿易的憑證，有此便可「擅參貂之利」。因此印信與敕書都與財富有關，這也是明朝中期以後，女真各部間常為爭奪敕書而發生戰亂的原因。 建州女真是由明朝初年置的建州衛而得名的。據史料所記，明成祖永樂元年（1403）十一月，以胡里改部首領阿哈出為建州衛指揮使，設置建州衛。永樂十年（1412），明廷又從建州衛中分出左衛，以猛哥帖木兒為指揮使。其後到正統七年（1442），又從左衛中分出右衛，由猛哥帖木兒的異母弟凡察任指揮使，至此建州三衛正式成立。 努爾哈齊的祖父覺昌安生子五人，按出生次序為禮敦、額爾袞、界堪、塔克世與塔察篇古。塔克世也有妻妾多人，正妻喜塔拉氏，名額穆齊，生三男一女，長子努爾哈齊，三子舒爾哈齊，四子雅爾哈齊。繼妻納喇氏名肯姐，為人刻薄，生子一，即塔克世第五子巴雅喇。另塔克世的妾李佳氏生第二子穆爾哈齊。努爾哈齊為家中長子，年輕時曾與伙伴們一起到山林裡挖過人參，揀過榛子、蘑菇，並隨部落中人去過撫順馬市與漢、蒙人士進行過貿易，他接觸到了漢人文化，了解明朝政治與經濟的部分情形，傳說他喜讀《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書，甚至還說他曾當過李成梁軍中侍從的。不過，他的命運實在不好，十歲喪母，十九歲被繼母逼得分居外出，而且所得家產極少，二十五歲時父祖又被明兵殺害，隨著又受尼堪外蘭的欺壓及家族人士的暗算，因此他藉著復仇名義，發洩胸中多年憤恨，從事戰爭了。 努爾哈齊起兵時，建州女真分為建州與長白山兩大部。建州部又分蘇克素滸部、渾河部、完顏部（又稱王甲、王家）、董鄂部與哲陳部等。長白山部則有鴨綠江、訥殷、朱舍里等部。萬曆十一年（1583）五月，努爾哈齊以父祖的「遺甲十三副」，率兵百人，進攻尼堪外蘭的駐地圖倫城，由於師期洩漏，尼堪外蘭乃逃至嘉班城。努爾哈齊後又進擊嘉班城，尼堪外蘭又逃至鄂勒琿，始終未與努爾哈齊正面作戰。 萬曆十二年（1584），努爾哈齊攻克同宗李岱的兆佳城及庶母之弟薩木占的瑪爾墩城，又佔領完顏部的翁鄂羅城，勢力大增。 萬曆十三年（1585），打敗界凡、薩爾滸、東佳、巴爾達四城聯軍四百人。同年，又擊敗哲陳部兵八百人。 萬曆十四年（1586），攻克哲陳部的托漠河域，獲悉尼堪外蘭在鄂勒琿城的消息。七月間，努爾哈齊率兵往攻，尼堪外蘭逃往明邊，明官員拒不收留，並暗示努爾哈齊派兵逕自處理，尼堪外蘭乃被努爾哈齊部下擒殺，復仇之役於焉結束。從此努爾哈齊在建州部的聲望日隆了。 萬曆十五年（1587），努爾哈齊在蘇克素滸河畔費阿拉（遼寧新賓二道子河舊老城）築城，並「定國政，凡作亂、盜竊、欺詐，悉行嚴禁」，粗具政權的規模。同年，消滅了哲陳部。第二年，又滅了完顏部。由於努爾哈齊對明朝佯裝恭順，明朝又封他為都督僉事，可謂左右逢源。萬曆十九年（1591），他又兼併了長白山部的鴨綠江部，至此，努爾哈齊統轄的區域，西起撫順，東至鴨綠江，北接開原，南連清河，建州女真的大部分被他統一了。 努爾哈齊快速發展，當然威脅到鄰近的海西女真，海西女真當時有四大主要部分，又稱扈倫四部，即葉赫、哈達、輝發與烏喇。其中葉赫是明朝的「北關」，哈達是「南關」，他們的勢力較強，與明朝的關係也好，是明朝在遼東的兩大屏障。不過海西女真各部並不團結，葉赫尤具野心，所以當努爾哈齊力量坐大時，葉赫出面向努爾哈齊的建州挑釁了，先則索取土地，繼而糾合海西女真及蒙古各部，組成所謂的「九國聯軍」，攻打建州。努爾哈齊不為所屈，雙方便發生了一次對彼此前途都有決定成敗的大戰役。 「九國聯軍」是指海西女真葉赫、哈達、輝拉、烏喇四部，蒙古科爾沁、錫伯、卦爾察以及長白山部的訥殷、朱舍里等部，據說總兵力約有三萬人，當時建州兵約近二萬，努爾哈齊沉著應戰，先偵察敵軍路線，再設伏於「寨陡峻，三面壁立」的古勒山區，葉赫等兵不知有詐，長驅直入伏擊圈地，努爾哈齊率兵突出，一舉打敗聯軍。葉赫部貝勒布寨因戰馬踣倒，被建州士兵殺死。烏喇部貝勒布占泰則在陣前被俘，科爾沁首領明安僅以身免。努爾哈齊在戰場上獲得人畜甲冑不可勝計，大為增加建州以後發展的資本。 統一女真 努爾哈齊在擊敗「九國聯軍」之後，自知力量不足，乃採取非常務實的策略來對付想消滅他的敵人。首先他乘勝東進，滅了長白山北麓的訥殷與朱舍里兩部，完成了統一建州女真的任務。對於海西女真，他則改用其他手段，先與烏喇及葉赫兩部結為姻親，互訂盟約。在戰爭中俘獲的烏喇貝勒布占泰，不但沒有殺他，也沒有要贖金放人，反而把侄女、女兒嫁給布占泰，努爾哈齊與舒爾哈齊也娶了布占泰的侄女與妹妹為妻。葉赫首領布寨陣亡後，其子布揚古繼承貝勒，努爾哈齊娶了布揚古的妹妹，葉赫的另一部長之女也嫁給了努爾哈齊的兒子代善，雙方聯姻結盟，表面上似乎友好親善了。萬曆二十七年（1599），努爾哈齊對海西女真中哈達部採取行動，他先誘騙其首領來建州加以殺害，兩年後，又乘其部族內亂與災荒，而出兵兼併了哈達。輝發部的實力不大，努爾哈齊在萬曆二十三年（1595）就先攻佔了他們的重鎮多壁城，一則為控制參貂貿易的據點，再則也為日後消滅輝發做軍事上的預先安排，結果到萬曆三十五年（1607），趁輝發部首領家族之間的內訌，建州兵攻降了輝發城，消滅了輝發，又為建州增加了不少人畜的資產。烏喇部是難以對付的一個對象，萬曆二十一年（1593）布占泰被俘後，努爾哈齊養了他幾年，嫁以族女，到二十四年（1596）護送他回烏喇部再任首領，可是他仍不感恩，在努爾哈齊併哈達、滅輝發時，他卻與葉赫合作，反抗建州。萬曆三十五年（1607），布占泰對統轄下的瓦爾喀部施以暴虐，瓦爾喀便前來歸附，努爾哈齊即出兵往瓦爾喀協助，與烏喇兵發生激戰，「緣山奮擊，烏喇兵大敗」，是役建州「斬三千級，獲馬五千匹，甲三千副」，重創了烏喇。萬曆四十一年（1613），努爾哈齊又以布占泰背盟與虐待姪女等藉口，親自率兵征烏喇，一路上張黃傘，吹喇叭，奏嗩吶，打鑼鼓，軍行順利，連克數城，最後與布占泰在烏喇東河的伏爾哈城決戰，兩軍下馬步戰，廝殺一片。努爾哈齊也乘騎入陣，挺身參戰，因而鼓舞了建州兵的士氣，眾軍奮勇縱擊，打得烏喇兵四散潰逃。清代史書記烏喇城之役，擊敗「敵兵三萬餘人，斬殺一萬人，獲甲七千副」，努爾哈齊在烏喇居留了十天，滅了烏喇，「分配俘虜，編成萬戶」，帶回建州，唯一美中不足的事是布占泰逃脫到了葉赫，被葉赫方面收容保護了，努爾哈齊雖為此感到遺憾；但仍理智的了解大局，他沒有聽從部屬的建議隨即攻打葉赫，因為他知道葉赫有明朝在後撐腰，無法取勝，所以他決定「務農事，裕積貯，遂不動兵」。 在建州與海西女真諸部發生和戰關係的同時，努爾哈齊也著手對邊遠地區的野人女真從事經營工作。當時分佈在松花江、圖們江與綏芬河一帶的有渥集部、瓦爾喀部、使犬部、使鹿部、虎爾哈部等。萬曆三十五年（1607），先有瓦爾喀部斐優城主率眾來降，三十七年（1609），努爾哈齊派兵佔領了渥集部的瑚葉路，三十八年（1610），又收撫汪集部的那木都魯、綏芬、寧古塔、尼馬察四路，隨後在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1611~1614），建州兵又攻渥集部烏爾古宸、木倫、雅蘭、西臨、額赫庫倫等處。虎爾哈部與薩哈連部也在萬曆四十二年（1614）被建州攻克三十六寨。隨後使犬部等也陸續歸順。努爾哈齊建號稱汗後，遂在天命二、三年間（1617～1618）再派兵去招撫沿海及海島諸部，並都獲人畜而回，野人女真的統一工作大體上已經完成了。剩下的葉赫部則是在努爾哈齊稱汗後才徹底消滅其勢力的，因為明朝全力支持他們，甚至動員過大軍，攜帶火器去協防過葉赫。萬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春，努爾哈齊大破明朝四路大軍，在這次薩滸山大捷之後不到半年，建州對葉赫發動了致命的攻擊，明朝也無力相助了，任憑建州兵攻燬了葉赫的東西二城，縊殺了葉赫的兩位首領金台石與布揚古，一度是遼東各女真之首的葉赫部，在傳承八世十一位貝勒首領後，被努爾哈齊滅亡了，明朝從此也在遼東轉處為被動挨打的地位，邊事不可聞問了。 努爾哈齊本來實力不強，憑藉也不多，為什麼能在三十多年創出天下，統一女真興建龍興大業呢？我個人以為這不是天命或是偶然的問題，以下的一些事實也許是我們值得注意的： （一）努爾哈齊起兵之時，正值明朝末葉，當時朝政腐敗，經濟凋疲，國內又發生流民事件，政局與社會上呈現著極度的不安。萬曆二十年代，明廷又因日本侵略朝鮮，派大軍去援朝，雖然打敗了日軍，保全了屬邦，但明朝卻是人財兩失，元氣大喪。加上政壇上又發生黨爭，互相傾軋，大家不以國事為重。以遼東邊事為例，文武官員因黨爭不斷更迭，政出多門，給了努爾哈齊一個有利的發展機會。 （二）努爾哈齊對明廷的政策是成功的。他一直佯裝對明廷恭順，自己也多次入京進貢，使明朝主政者與邊將都以為他是一個可信賴的人。他早年殺了克五十並向明朝進獻首級，充分表現了他對主宰的忠誠。他擁立哈達的烏爾古岱並以女妻之，完全是在配合執行明朝的遼東政策。這也是明朝令他升官為都督僉事與龍虎將軍的原因。一直到他稱汗前幾年，他對明朝還是裝得百依百順，因而朝廷對他的防範也不多，甚至對他的稱汗一事還認為是「小丑跳梁」，不足為怪的。努爾哈齊對明朝的偽裝政策收到了極佳效果。 （三）努爾哈齊在統一女真的策略上也是值得一述的。他決定先近後遠，先弱後強，逐步擴大實現他的理想。他起兵時只有「遺甲十三副」，部眾數十人，幾年後發展到「驍騎數千」，終於隨時可以率兵數萬的去征伐敵人，實力增大可謂神速。但是他注重「知己知彼」，先從部族中有內訌與弱勢的哈達、輝發下手。然後像伐大木一樣的剪除烏喇四周的枝葉部落，最後砍倒烏喇。又以擒賊先擒王的手法，打敗明朝後才消滅葉赫。他能統一女真各部，實際上是他能掌握當時政經情況與歷史潮流的結果。 努爾哈齊統一女真之後，發展到了自東海至遼邊，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鮮、鴨綠江一帶地區範圍，而使得用同一語言的民族在「滿洲」的綜合名義下統一了。從此女真社會的長期分裂、割據、動亂局面一時消除，滿族共同體也在努爾哈齊的努力下慢慢形成了，更進一步的奠定了大清帝國的基礎。 建號稱汗 前面已經說過，萬曆十五年（1587）努爾哈齊在擊敗建州女真諸部後，他為興基立業，擴展勢力，建造了舊老城，清官書中對這座首座「都城」的記事不多，只說在嘉哈與碩里加二河中一處平坦山上，「築城三層，啟建樓台」。所幸細心的朝鮮人申忠一，他在訪問過老城之後，寫下了不少記事，例如「外城周僅十里，內城周二馬場許」。「外城先以石築，上數三尺許；次佈椽木。又以石築、上數三尺，又佈椽木，如是而終。高可十餘尺，內外皆以粘泥塗之。無雉堞、射台、隔台，壕子」。「外城門以木板為之，又為鎖鑰，門閉後，以木橫張，如我國將軍木之制。上設敵樓，蓋之以草。內城門與外城門同，而無門樓」。「內城之築，亦同外城，而有雉堞與隔台」。「內城內，又設木柵，柵內奴酋（指努爾哈齊）居之」，「內城中，胡家百餘；外城中，胡家才三百餘；外城外四面，胡家四百餘」。申忠一又記：「柵城內有神殿、客廳、閣台、樓宇等，樓宇最高三層，上蓋丹青鴛鴦瓦，牆塗石灰，壁繪人物，柱椽畫彩」。這是舊老城興建後八年朝鮮訪客的印象，顯然當時的「都城」是簡陋的。到了萬曆三十一年（1603），努爾哈齊的勢力更大了，舊老城不夠發展的條件，乃在蘇克素滸河與加哈河之間另一處地方，即今遼寧省新賓老城，建築了新都赫圖阿拉。兩年之後，又命在「赫圖阿拉城外，更築大城環之」，而當時努爾哈齊對外已自稱是「建州等處地方國王」了，比起以前的「貝勒」，在地位與權力都高大了很多。萬曆三十四年（1606），蒙古喀爾喀五部的貝勒使臣們，在恩格德爾的領導下，來到赫圖阿拉，他們尊敬努爾哈齊，所以給他上了「昆都侖汗」的尊號。「昆都侖」（kendulen）是恭敬、謙恭之意，這給努爾哈齊建號稱汗推進了一大步。 一個人要建號稱汗，事先應當有些配合措施，努爾哈齊也不例外。他在興建赫圖阿拉城的前後，做了不少準備的工作，如： （一）創製滿洲文字：亞洲北方民族屬於阿爾泰語系民族，女真人講的語言是與突厥語族、蒙古語族略有不同，而與錫伯語、鄂倫春語、赫哲語等同屬於阿爾泰系的滿語族語言。女真人不但有特別的語言，在歷史上也曾創造過女真文字。女真文字是在十二世紀初年創製的，基本上是「因契丹字制度」，是仿照方塊字漢文字外形拼成的，與日後蒙古文的拼寫方式不同。隨著金亡元興，蒙古人成了統治者，遼東在他們統治下，推行蒙文，女真文字乃衰落失傳，到元朝末年，女真人懂女真文字的為數不多了。明朝中期以後，女真部分首領給明廷上書，要求敕文用蒙古字，因為「臣等四十衛無識女直字者」，可見女真部落首長只通蒙文了。努爾哈齊勢強之後，覺得漢人有漢字，蒙古有蒙文，而「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字通之」，既不方便，又失自尊，乃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下令文臣額爾德尼與噶蓋，「以蒙古字，合我國之音，聯綴成句」，製成記寫滿洲語言的符號--滿文。由此可知，努爾哈齊時代創製的滿文是在蒙文的基礎上仿造的，因此滿文與蒙文的外形很相似，與他們祖先外貌極像漢文的女真文字大不相同了。額爾德尼等人造出的滿洲文字稱為老滿文，這種草創的書寫工具因拼音字母不夠多，外形難於辨識字意，清濁輔音分不清，結構不太嚴謹等原因，在流行使用了三十二年之後，到清太宗皇太極繼任大汗時，作了酌加圈點，增添字母，使「音義明曉」的改進，經改革後的滿洲文字，一般稱為新滿文。自從滿文創製使用後，女真民族就有了自己的文字來記載政事、編譯史書、書寫公文、傳播知識，特別是翻譯漢人典籍史書，讓滿洲統治者汲取到了很多漢人治國的經驗，提升並強化了滿洲皇權與帝國規模。總之，滿文的創製，不但使女真人綜合體的滿族共同體更為堅實的形成，也因滿漢文化的交流而增高了滿族的文化水準。 （二）建立八族制度：從史料與專家們的研究成果來看，八族制度是從女真民族社會狩獵制度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在早年，女真人「凡遇行師出獵，不論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滿洲人出獵開圍之際，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總領，屬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許錯亂，此總領呼為牛彔額真」。文中「牛彔」漢文意為「箭」，「額真」則為「主」，「牛彔額真」即「箭主」，是狩獵時的十人之長。努爾哈齊在復仇起兵時，屬下人數不多，所以也談不上編制之事；可是經過幾年爭戰，降附的人多了，乃有組織兵員的必要了，最早出現的記事是：「擢鄂爾果尼、羅科為牛彔額真，統轄三百人」。這是起兵不久之後的事，而牛彔額真已變成統轄三百人的軍事長官了。萬曆二十年（1592）前後，朝鮮官方說努爾哈齊「部下原有馬兵三、四萬，步兵四、五萬，皆精勇慣戰」，也許誇大一些，但兵員大增是無疑的。萬曆二十四年（1596），明朝官員余希元到舊老城時，看到建州兵四、五千人隨行，又有「步兵萬數，分左右列立道旁」，此時建州兵力必然又增加了許多。萬曆二十九年（1601），清官書裡記載這樣一段文字：「上（指努爾哈齊）以諸國徠服人眾，復編三百人為一牛彔，每牛彔設額真一。」文中用「徠服人眾」、「後編」等字樣，顯然三百人一牛彔的編制是隨時在增多發展的，到萬曆二十九年才做一次更為制度化的整編。同時在其後的史料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這一年的大改革是正式成立了四旗兵，並以黃、紅、藍、白為旗的標誌。萬曆四十三年（1615），努爾哈齊除統一建州女真外，海西、野人各部女真多被征服兼併，「歸附日眾」，因而需要擴充軍事組織與編制，於是除原有四旗，又增設四旗，共為八旗。清代史官們記：「上既削平諸國，每三百人設一牛彔額真，五牛彔設一甲喇額真，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真。每固山額真左右設梅勒額真。初設有四旗，旗以純色為別，曰黃、曰紅、曰藍、曰白。至是添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共為八旗」，八旗制度至此正式成立。原有四旗，分別用黃、紅、藍、白四種純色，新增的四旗則是在純色旗上鑲邊，黃、藍、白三色旗鑲以紅邊，紅旗則鑲以白邊，成為八種不同顏色的旗。「鑲」字也有寫成「廂」字的，意義完全一樣。不鑲的旗稱「正」或「整」黃、紅、藍、白旗，以別於「鑲」色旗。八旗制度不僅是軍事制度，而且也是行政制度、經濟制度。八旗屬下的人，戰時作戰，平時生產或做其他勞動工作，而大汗與固山額真等各級長官除指揮作戰外，也有分配財物、土地、奴僕、牲畜及管理生產、審理民刑案件、指導家庭事務，甚至宗教信仰等的大權。因此在努爾哈齊時代，八旗制度就像一條紐帶，把分裂、無生氣的女真民族聯結了起來，形成一個嚴密而又強有力的社會整體了。 （三）設置官員理政：努爾哈齊在萬曆十五年（1587）建舊老城後，也定國政，「凡作亂、竊盜、欺詐，悉行嚴禁」，事實上即保護了私有財產，鎮壓亂事，要大家遵守制度。後來頒行了八旗制度，又特別設立理政聽訟大臣五人，扎爾固齊十人，「佐理國事」，這些官員「每五日集朝一次，協議國政，軍國大事，均於此決之」。按照當時文獻所記，官員們不但參加議政，而且也負責審理訴訟，凡有刑民案件，先由扎爾固齊審理，然後上達於五大臣複審，再上之於諸貝勒。一般案件，經諸貝勒討論決議後即可結案；若是重大案件，「猶恐尚有冤抑」，最後再由努爾哈齊親自審問後再作最後決定，努爾哈齊具有最後最高裁決權。由此可見：到萬曆四十年代初期，建州已相當嚴格的規定了君臣上下之分，也有了生殺罪罰的刑條，這些進一步統治措施的實現與改進，顯示了國家政權的雛形確實具備無疑了。 不過，在中外歷史上，我們也常會發現在一個新政權成立之時，領導階層之間，會產生鬥爭情事，甚至演出殘殺悲劇，建州女真發展成為國家政權時也有類似的不幸。隨著統一女真事業的完成，統治權力不斷的擴大和集中，努爾哈齊家族就發生權力衝突的問題了。例如努爾哈齊與長子褚英之間的鬥爭。褚英是他的嫡長子，生於明萬曆八年（1580），從年輕時就參與兼併女真諸部戰役，屢立戰功。萬曆二十六年（1598），曾得「洪巴圖魯」勇士美號。萬曆三十五年（1607），又得「廣略貝勒」的美稱。不久後，更因被父親努爾哈齊寵愛而負責綜理國政的大任。但是褚英心胸褊狹，貪婪不公，尤其對待兄弟與元老重臣相當刻薄，以致引起一場政爭，努爾哈齊諸子聯合五大重臣一同上書給努爾哈齊，列舉受虐苦情，而褚英倔強反抗，終於被努爾哈齊認為不能「寬涵為度，大公為心」，不適合當主政者而罷黜失勢了。褚英後來在家鬱鬱不樂，甚至做出詛咒父親與群臣的事情，努爾哈齊發現此事之後，下令將褚英圈禁在「高大牆垣的房子中」，讓他自生自滅，這就是當時人傳聞的「幽殺長子」事件。 努爾哈齊不但「幽殺長子」，還有「手刃胞弟」的說法。胞弟是指同父同母生的舒爾哈齊。舒爾哈齊生於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比努爾哈齊小五歲。不過，自復仇之役以來，他們兄弟一直是並肩作戰的，尤其到打敗「九國聯軍」之後，舒爾哈齊的勢力也很強大了。他多次與努爾哈齊赴京朝貢，在明人與朝鮮人的文獻中，他們兄弟常常是並稱的。萬曆二十三年（1595），朝鮮吏者申忠一到舊老臣，並留在城裡與努爾哈齊兄弟一起過了新年，據他的描述，當時努爾哈齊領有萬名戰卒，戰馬七百多匹。舒爾哈齊則約有他兄長一半的實力，「服飾與其兄一樣」。新年慶賀會上，「諸將進盞於奴酋（指努爾哈齊），皆脫耳掩，舞時亦脫；惟小酋（指舒爾哈齊）不脫。」舒爾哈齊甚至還向朝鮮使者說：「日後你僉使若有送禮，則不可高下於我兄弟！」可見他是想與長兄分庭抗禮了。他們兄弟之間鬥爭的表面化，可能與烏喇貝勒布占泰有關。萬曆三十五年（1607），建州大兵征烏喇時，舒爾哈齊在烏碣岩一役進兵遲緩，作戰不力，努爾哈齊在事後怒責領兵將領，並下令將舒爾哈齊屬下兩大將領論死，舒爾哈齊不從，力保二將，並稱「若殺二將，即殺我也」，這才使努爾哈齊改「宥其死」，罰銀奪所屬人口了事，當時明朝人就記述舒爾哈齊「私三都督」，意指袒護烏喇貝勒布占泰。萬曆三十七年（1609），兄弟間的紛爭更形嚴重，舒爾哈齊竟率眾出走，努爾哈齊則沒收其家產，殺其族子及部將。其後舒爾哈齊雖又回歸老寨，但兄弟感情一直未見好轉，最後舒爾哈齊死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前後（官書說死於三十九年）。朝鮮人記說：「殺弟而併其兵」，或「奴酋忌其弟速兒哈赤兵強，計殺之」明朝人則有「酋疑弟二心……鎯鐺之，注鐵鍵其戶，僅容二穴，通飲食，出便溺。」這也就是努爾哈齊殺弟的一些佐證。 萬曆四十四年（1616），在女真各部大體統一，政府組織也粗具規模，內部反抗勢力被徹底消除之後，努爾哈齊認為「帝業已成」，乃在赫圖阿拉舉行告天即位儀式，稱「承奉天命養育列國英明大汗」，這一年努爾哈齊是五十八歲。清朝入關後在康熙朝重修努爾哈齊的實錄時稱：當時「建元天命」；但是這個年號似乎不是稱汗時就定的，因為從老舊的滿洲文檔案中可以看出，他們在記政事時仍用干支紀年，直到稱汗後第四年才鑄了「天命金國汗印」，這「天命」仍是從「承奉天命養育列國英明大汗」名詞裡簡化來的，所以稱汗當日似乎未定年號。又「金國」之稱，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就見諸滿文老檔文字中了，朝鮮人也在萬曆四十二年（1614）提到「今者國號僭稱金」的事，可見努爾哈齊舉行正式禮典稱「大英明汗」前幾年，對外行文即用了「金國」的稱號。史家為區別宋朝女真的「金」，乃稱努爾哈齊的政權為「後金」。 誓師征明 努爾哈齊在赫圖阿拉稱大英明汗後，先後派兵去北方征東海薩哈連部與使犬路、諸洛路等邊遠女真，以除後顧之憂。當軍事上不斷取得勝利，政治上日益強大鞏固之後，他把戰略重點轉移到對明朝抗爭上了。天命三年（1618）正月，他對諸貝勒大臣說：「吾計已決，今歲必征明矣」。於是積極進行各項戰爭準備，如派人上山伐木，製造攻城戰具等等，到同年四月十三日（1618.05.07），他以「七大恨」（或稱「七宗惱恨」）告天，公然起兵伐明。所謂「七大恨」就是他征討明朝的七大理由，內容約為：（一）明朝無故殺害其父祖，（二）明朝助葉赫打建州，（三）努爾哈齊依法殺越界之明人，而明朝非法殺去廣寧之女真人償命，（四）葉赫轉嫁已為努爾哈齊下聘之女給蒙古，（五）禁女真人在柴河、撫安、三岔等地收割自種之糧食，（六）明朝偏信葉赫壞話，責罵努爾哈齊，（七）明助葉赫，哈達欺壓金國。由此可知，努爾哈齊是利用這些興兵理由表示他胸中不滿，並藉此號召女真各部群起抗明的，極富挑撥民族仇恨的色彩。 努爾哈齊起兵後，在四月間攻破東州，馬根丹、撫順三城，明撫順游擊李永芳投降，俘擄人畜三十萬口；不久又東敗明總兵張承胤的援兵，使之全軍覆沒。五月，後金兵攻克撫安、花豹衝、三岔等十一堡；七月入鴉鶻關，陷清河城，守將鄒儲賢英勇奮戰，結果戰死。明遼東地區一再喪師失地，使得「舉朝震駭」，連明神宗萬曆皇帝也覺得「虜勢益張，邊事十分危急。」 明朝為保衛遼東，消滅後金勢力，決定發動一次大規模的征討戰爭，以期一次徹底給努爾哈齊毀滅。明廷從陝、甘、晉、魯、閩、浙等地徵調了八萬多大軍，齊集遼瀋，又加派遼餉以應軍需，並下令葉赫與朝鮮各出一萬多名戰士參加作戰。任命楊鎬為遼東經略，杜松與劉綎等著名老將為副手，負責專征之任。萬曆四十七年（1619）二月，楊鎬坐鎮瀋陽，分大兵為四路，定期合圍赫圖阿拉。總兵官馬林率兵一萬五千人，合葉赫兵一萬人，由開原出三岔口，為北路軍。總兵官杜松率兵三萬，由渾河出撫順者，為西路軍。總兵官李如柏率兵二萬五千人出鴉鶻關，趨清河，為南路軍。總兵官劉綎率兵一萬，合朝鮮兵一萬三千人，出寬甸，由涼馬甸直搗赫圖阿拉後方，為東路軍。由於師期洩漏，四路兵力全被後金得知，因此努爾哈齊採取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戰略，先以六萬大軍迎戰明軍主力杜松部隊。當時杜松部下二萬人屯薩爾滸山，一萬人渡渾河攻界藩，後金則集中攻打薩爾滸山明兵，一舉突破營壘，再調兵夾攻界藩明軍，主將杜松陣亡，全軍潰散，西路軍幾乎全部消滅，此為三月初一日（1619.04.14）的戰爭大概情形。第二天，後金兵移師至尚間崖，進攻明北路馬林的軍隊，經過激戰，明兵又敗北，馬林僅以身免，逃到開原。葉赫軍聞訊也退回本部。楊鎬得知西北兩軍大敗，乃急令李如柏等退兵。李如柏的南路軍因而退回，而劉綎的東路軍已合朝鮮軍深入東界，距赫圖阿拉僅五、六十里之遙，不知西北二路軍戰敗之事，於是繼續前進。三月初四日（1619.04.17），後金大軍從西北戰場趕回，迎戰劉綎，在阿里達布岡等地發生激戰，劉綎戰死，朝鮮將領姜弘立等率所部投降，明東路軍也至此被消滅。在此次戰役中，明軍慘敗，死亡官兵四萬六千多人，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薩爾滸山之戰。清朝後世帝王論此一大戰時說：「明國之勢益削，我之武烈益揚，遂乃克遼東，取瀋陽，王基開，帝業定」，這番話實在不算誇張，因努爾哈齊在薩爾滸山的一戰勝利，不但保衛了自身民族的生存與發展，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遼東的形勢，從此明朝由主位轉為客位，由進攻轉為退卻，而後金則由被動改為主動，由防衛轉為進攻，遼瀋大片土地不久都成為後金的領土了。 薩爾滸喪師之後，清河至撫順間絕無明兵，努爾哈齊乘勝於同年六月攻打開原。開原也是明朝遼東重鎮之一，這次與後金兵的防守戰也很慘烈，兩衛一州之中，後金「殺掠士民男婦，大約不下十萬餘口，城中藏匿獲生及逃出者僅約一千餘。一時慘毒景象，見者刺心，聞者鼻酸」。開原官民的財產損失也極為可觀，滿文資料記當日情況是：城破後，「將掠獲的財富、金銀、布疋、糧食等，用馬騾拖運，竟達三天三夜。然後放火燒了城裡的衙門、房舍、倉廩、樓台」。朝鮮人則更說是「開原城中無一人」，甚至說樹上都吊滿了死人，其慘狀可見。開原失陷之後，努爾哈齊又於同年七月間攻下鐵嶺，八月北上滅葉赫，真是所向披靡。遼陽、瀋陽頓時成後金兵的前進目標。所幸此時明廷命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這位有膽知兵、剛直不阿的新經略在受命後即上疏稱：「不守遼瀋，必不能保遼鎮；不復開原，必不能保遼瀋」。他上任後便「兼程冒雪，遍閱形勢，招流移，繕守具，簡士馬，肅軍令，主固守不浪戰，集兵……分布靉陽、清河、撫順、三岔、鎮江諸口，小警自禦，大警互援」。熊廷弼主張採取守勢，以穩定局勢為先，然後再進戰，謀圖恢復。由於他的修城練兵，屯田積糧政策成功，一時阻擋了努爾哈齊的西征計畫，不敢輕率進犯遼陽、瀋陽，「按兵不攻者歲餘。然而明朝中的閹黨，他們為排斥熊廷弼，在萬曆帝死後，不久又發生光宗暴崩，熹宗繼承，一年內三帝更迭，朝政紊亂不堪的情形下，提出熊廷弼「怯懦畏戰，擁兵不動」的罪名，嚴厲指責其戰略的錯誤，終於罷黜了熊廷弼。代替熊廷弼為遼東經略的是袁應泰，他是個文官，雖然「精敏強毅」；但「用兵非所長」，而又「規劃頗疏」，他認為熊廷弼用兵過，「以寬矯之，多所更易」。他到任後改變熊廷弼原有的部署，為急求表現，在軍事上由加強防禦轉為謀取進攻，想以大軍收復撫順、清河等地。努爾哈齊見有機可乘，便於天命六年（明天啟元年，1621）春天率兵向遼瀋進發。後金兵攻奉集堡與虎皮驛，取得勝利隨即傾八旗勁旅，直逼瀋陽。瀋陽是明朝遼東的重鎮，城防工事十分堅固，努爾哈齊「猝至未敢遽逼」，到三月十二日（1621.05.03）才先誘總兵官賀世賢部隊出接戰，一面又利用雲梯，楯車攻城，並挖土填壕，經過兩日激戰，明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皆戰死，來援的總兵官陳策、童仲揆也陣亡，八旗兵大勝明兵，攻克了瀋陽，據記載瀋陽一役明民兵被殺的有七萬人之多。 瀋陽失陷後的第五天，即三月十八日（1621.05.09），努爾哈齊又率大軍直指遼陽。遼陽城的防守更為堅固，外有城壕，排列火器，環城又設重炮；但仍禁不住八旗兵的奮死猛攻，到三月二十一日（1621.05.12），小西門火藥起火，城內草場與各軍窩鋪都焚燒殆盡，守城士兵紛紛潰散，袁應泰見大勢已去，便在東北的鎮遠樓上，佩劍印，自殺身亡，後金兵遂取得了這座多年來一直是明代遼東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中心的重鎮遼陽。 瀋陽、遼陽失守以後，明朝遼東的邊防軍事更是不堪聞問了。數日之間，金、復、蓋等州衛的大小七十多處城鎮居民兵官，都先後投降了後金。四月間，努爾哈齊便從赫圖阿拉遷都到了遼陽，但不久之後，又因遼陽在戰火中被殘破過甚，乃下令在城東太子河邊另造新城，定名東京，作為都城，後金的領導中心從此由渾河上游遷移到遼瀋平原來了，這為帝國大業又跨出了新的一大步。不過努爾哈齊在東京住了三年之後，又感到了日後的更大發展，還是應該以瀋陽為首都，因為「瀋陽形勝之地，西征明由都爾鼻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以進。」另外伐木、漁獵也以瀋陽為方便。所以不顧大家的反對，堅持再遷都，從此瀋陽乃成了後金的新都城，史書裡後來稱為「盛京」。 自從瀋陽、遼陽失守後，明廷大震，大家此時覺得遼河西岸地區具有捍衛山海關與京師的重要戰略意義，若不固守，必不能遏止後金的南侵，而固守遼西，必先保廣寧這負山憑海的軍事重鎮。因此明廷再起用熊廷弼為遼東經略，策劃防衛與恢復遼東的戰局。熊廷弼受命後即提出「三方佈置策」，即陸地以廣寧為中心，堅守城池，沿遼河西岸築堡，用騎兵防守，另在海上各置舟師於天津、登、萊，突襲努爾哈齊後方的遼東半島沿海地區，使後金有後顧之憂。明廷同意了熊廷弼的計劃，提升他為兵部尚書，駐守山海關。但是同時又任命王化貞為遼東巡撫，駐守廣寧。王化貞「本庸才，好大言」，「為人騃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他不贊同熊廷弼的固守廣寧主張，而認為應沿遼河搭窩柵、步騎兵一字排開的駐守。同時他又相信蒙古兵會有四十萬人來助攻，李永芳也會在後金做內應，明軍是可以穩操勝券的，因而奏請朝廷速剿後金。王化貞身為巡撫，理應受熊廷弼節制與指揮，不過他在中央有後台，受到座師大學士葉向高與知友尚書張鶴鳴等人的支持與袒護，一意孤行，產生了所謂「經撫不和」的不幸事。這也給努爾哈齊營造了另一次征明大勝的有利條件。 天命七年（明天啟二年，1622）正月，後金兵渡遼河，直逼西平堡，守將黑雲鶴輕敵出城戰死，明軍雖分三路來援，但均被擊潰，西平堡失陷後，八旗兵乃進攻廣寧，王化貞的心腹孫得功獻城降後金，後金兵幾乎是不戰而得廣寧，王化貞在遼河也戰敗乘馬南逃，廣寧遂為後金所有。遼河及廣寧之戰，正如熊廷弼所料，敗得「一營潰，諸營皆潰」，充分證實了王化貞戰略的錯誤；但是後來朝廷論廣寧失利罪時，熊、王二人雖同時革職下獄，三年之後，由於魏忠賢當道，誣陷熊廷弼貪污賄賂等罪，殺了熊廷弼而且傳首九邊，當時努爾哈齊正在歡慶遷都瀋陽呢！ 廣寧失陷之後，八旗兵又連克義州、平陽橋、西興堡、鐵場、錦安、鎮遠等四十多處城堡，並取得無數的軍器、糧食、牛馬、財物以及可觀的人口。繼熊廷弼擔任遼東經略的王在晉說：「東事一壞於清、撫，再壞於開、鐵，三壞於遼、瀋，四壞於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為敗局，三壞為殘局，至四壞則全遼而無局，退縮山海，再無可退。」可見廣寧之敗，明代遼東已無局可為了。相反地，對於後金而言，自「七大恨」誓師伐明以來，四年之間，兵鋒所向，銳不可當，整個遼東形勢大變。廣寧之得，不僅清除奪取了西途中的最大障礙，也為進攻山海關營造了有利的條件。對於努爾哈齊個人而言，則讓他攀上了戎馬生涯成就的頂峰。 對蒙政策 整個明代，北部邊疆始終受到蒙古勢力的威脅，直到努爾哈齊興起之時，蒙古各部至少仍存在著三部分：一是漠南蒙古，一是喀爾喀蒙古，一是厄魯特蒙古。由於蒙古各部活動的地區不同，實力各異，對滿洲與明廷的關係不一樣，因此努爾哈齊對他們的政策也依需要來制定，大體說來，約有如下幾種： 漠南蒙古部眾生活在蒙古草原東部、大漠以南，與後金為近鄰，因而與後金的關係最密切。漠南蒙古中的科爾沁部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曾參加葉赫主導的九部聯軍，攻打過努爾哈齊，結果大敗，第二年乃遣使來通好。其後雖在萬曆三十六年（1608）又與烏喇合兵，進攻建州，但後又撤兵，轉向與努爾哈齊聯姻結好。從此努爾哈齊即以通婚聯姻為主要政策聯繫科爾沁，不但他們父子娶科爾沁蒙古女，也將女真女子嫁給科爾沁，頻繁的聯姻關係，不但增進了彼此的友好關係，也破壞了蒙古部族之間的合作關係，為努爾哈齊清除不少障礙。 另一種策略是會盟。在科爾沁之南，西連察哈爾蒙古的地區有喀爾喀蒙古，明末他們分五大部，並不團結，其中介賽領導的一部對努爾哈齊特別仇視。天命四年（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當努爾哈齊攻打鐵嶺時，介賽曾助明作戰，結果大敗，介賽被俘，兩年後喀爾喀部以牲畜萬頭贖介賽，努爾哈齊便「刑白馬祭天」，與介賽會盟。其後努爾哈齊又命大臣庫爾纏等與喀爾喀其他部落貝勒盟誓，以示親善合作，共同抗明。這種游牧民族傳統式的會盟，「濺血、蒙土、暴骨以死」的作法雖屬迷信；但為努爾哈齊創建大業產生良好效果。 儘管科爾沁與喀爾喀蒙古被滿洲的通婚與會盟政策籠絡或是撫綏住了；但是察哈爾蒙古卻是建州的死敵。一方面察哈爾林丹汗的祖先曾是漠南、漠北蒙古的共主，林丹汗一直想重振祖先昔日的威風，當然不能讓努爾哈齊稱霸於東北亞洲。另一方面是明朝政府為了牽制建州，特別是後金政權成立之後，不惜以增加歲幣做條件，利用林丹汗在塞外抑制後金的發展。林丹汗勢力很大，本來就有「帳房千餘」，加上有明朝做後援，因而對努爾哈齊的態度極為蠻橫無禮，他寫信給努爾哈齊時自稱「四十萬蒙古國主」，而指努爾哈齊「水濱三萬滿洲國主」，而且囚禁了後金的使臣，令努爾哈齊甚為惱火。不過努爾哈齊是個屈能伸的人，從不打沒有把握的仗，所以當察哈爾蒙古林丹汗派兵侵擾科爾沁時，建州支援過科爾沁，打敗過察哈爾，但沒有大規模作戰過。除了察哈爾蒙古之外，後金也對不合作的其他蒙古部落興過兵，因此征伐也是努爾哈齊對蒙古的策略之一。 努爾哈齊在興起與發展的過程中，發現蒙古人篤信西藏的喇嘛教，於是他對喀爾喀蒙古推薦來的高僧「敬謹尊師，倍加供給」，並在高僧死後建塔收其舍利供奉。努爾哈齊表面尊敬西藏喇嘛；但卻不斷訓誡其子孫，不能像蒙古人那樣迷信喇嘛教，以致使自身武力衰落，應該「尊崇而不入教」，以收控制蒙古的目的，正如他的子孫日後說的：「興黃教，即所以曳蒙古，所繫非小」。確實努爾哈齊的這一政策使得不少蒙古部落與黃教喇嘛世界倒向了後金，絕對有助於他南下征明的軍事行動。總之，蒙古諸部先後被努爾哈齊以通婚聯繫，以會盟撫綏，以武力征服，或以宗教控制，使明朝政府失去北疆的屏障，而努爾哈齊則減少了後顧之憂，得以專注的對付明朝了。 謀和朝鮮 在明代，朝鮮是明朝的屬邦，國王受明廷冊封，奉明朝正朔。女真各部則被明朝的羈縻衛所統治，首領們都受官修職於明。不過朝鮮比女真既強大又富有，文化程度也高。有明一代，女真常因向朝鮮索取糧食等生活用品或挖掘人參等經濟物產，盜邊鈔略，引起邊境不安。特別是在明末女真各部紛爭，建州努爾哈齊興起之後，朝鮮對隔江鄰居的女真心存恐懼之感，甚至在日本發動「壬辰倭亂」侵略朝鮮時，還一再向萬曆帝請求，不讓努爾哈齊的兵士入朝鮮援助抗日，以免製造麻煩。萬曆二十年代以來，建州擊敗了九部聯軍，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勢力逐漸強大起來。「渭原之變」雖有女真人越界入朝鮮被殺，但努爾哈齊並未因此而挑起戰端，於是朝鮮有遣使建州之舉。萬曆二十二年底至次年正月初，申忠一、羅世弘、河世國等在舊老城費阿拉與努爾哈齊兄弟等一同慶賀新年，商討雙方和好、貿易、越界採捕與歸還逃人等的有關問題。據申忠一後來在《建州紀程圖記》書中的描述，大家這次交往的氣氛算是融洽，努爾哈齊還託他們帶書信給朝鮮國王，自稱「女直國建州衛管東夷人之主」，他希望「兩家為律，再無歹情」，並請朝鮮能為他在明朝面前多說好話，雙方從此有親善友好的關係。此後二十多年之間，朝鮮對建州仍存恐懼，但對明朝則一本忠誠，所以到萬曆四十七年（1619）薩爾滸山大戰時，朝鮮在明廷的命令下，雖不是心甘情願，仍派出大軍一萬多人從征。不過，朝鮮與後金確有暗中聯絡，在明軍潰散時，他們投降了後金，並得到努爾哈齊的恩養，在一年多後不少人被釋放返回朝鮮。後金以外交攻勢，希望朝鮮能與他們和好結盟。努爾哈齊幾次寫信給朝鮮國王，說明後金攻打明朝的正當性，對朝鮮出兵助明表示非自願性，可以諒解，並提出結盟的要求；可是朝鮮視明朝為君父之國，不能也不敢與後金有私交，因而採取拖延戰略，盡量周旋，即使到努爾哈齊生氣在公文上用「金國天命汗諭朝鮮國王」字樣時，朝鮮君臣還是為「惴惴自保」首鼠兩端在明、金之間因循應付。 後金在攻得遼陽、瀋陽及其他很多城鎮之後，為鞏固統治權，無暇也無力進擊朝鮮，只好一面以投降將官姜弘立及軍士為人質，一面繼續與朝鮮進行外交戰。當時交涉的主題重要的約有如下幾項：第一是後金希望朝鮮不再給明將毛文龍提供糧米及一切物資，最好將毛文龍捉送後金。第二是要求朝鮮與明朝斷絕從屬的封貢關係，與後金結盟和好。第三是追討由遼東逃往朝鮮的漢人，為數有十數萬之多，希望朝鮮能將他們遣返遼東。這三項問題事實上仍與朝鮮對明朝的君臣春秋大義有關的，朝鮮對明朝「如同父子，子怎能拒父之言？」因此一件也不能輕易答應，這也是天命後期後金與朝鮮關係由平穩向激化發展的主要原因。不過後金後來又忙於對廣寧、寧遠等大戰，加上努爾哈齊一直對朝鮮的態度比較保守，所以在努爾哈齊死前，雙方沒有發生戰爭，朝鮮的征服事業留待努爾哈齊兒子皇太極去完成了。 鞏固統治 努爾哈齊在攻陷遼瀋、廣寧等很多遼東大小城鎮後，除了處理蒙古、朝鮮的問題，以解決後顧之憂外，真正面臨的嚴重問題還是新取得的廣大土地與眾多漢人的安置問題，以及後金自身內部權力鬥爭問題。現在先就土地與經濟有關的做一簡要敘述。 後金是由女真各族形成的滿洲族人建立的，他們戰勝明軍攻克大片遼東土地後，由狹窄貧窮的蘇克素滸河流域遷到了廣闊富饒的遼瀋地區，立即發生了文化落後與先進的衝突，尤其是土地經濟發展的問題，必須迅速解決。以前建州女真是以農奴屯田，所謂牛彔屯田，規定每一牛彔三百名男丁中派十人去屯墾，耕田種糧，收穫的糧食全部交給官倉，絕無私有財產制的存在。天命六年（明天啟元年，1621）七月，努爾哈齊為了鞏固後金政權，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將新得的大片田地與眾多漢民，以原有明朝遼東屯田制度，結合牛彔屯田制，頒行了一種新的「計丁授田」政策。這一政策把當時海州、遼陽一帶三十萬晌（一晌等於六畝）土地，分配給滿人與漢人耕種，每男丁給田六晌，其中五晌種糧，一晌種棉。納賦的辦法是每三丁耕官田一晌，每二十丁抽一人當兵，一人服役。這種「計丁授田」制度，就其土地所有制來說，把土地分為官田和份地，直接生產者除了無償勞役耕種官田外，便可以在自己的份地上經營自己的經濟，就其生產關係來說，不像奴隸那種人身隸屬關係，而是對土地的一種隸屬關係。「計丁授田」的土地本身仍屬於後金國所有，分得份地的男丁，只有土地的使用權，而無真正土地所有權，因為份地不許自由買賣，而且耕種土地的男丁成為土地的附屬物，不能自由遷移，所以在「計丁授田」下的男丁身分，也只是半自由的農奴。 努爾哈齊推行的「計丁授田」制對原先女真族的農奴制無異是一大進步；但是於遼東廣大地區的漢人來說，淪為半自由的農奴，卻是一大退步，也是不能忍受的，因而導致漢人的反抗，加深了滿漢民族間的鬥爭。天命十年（明天啟五年，1625）十月，努爾哈齊又頒布了「按丁編莊」諭，規定「男丁十三人，牛七頭，編為一莊……田百晌，其中二十晌納官銀，八十晌供自己食用」。後來又實行女真人與漢人「分別屯居」，以免衝突，從表面上看似乎由此可以緩和族群的不和與鬥爭；但是編莊實際上是把編成的田莊，分別隸屬於八族大小貴族與官員，而諸貝勒則擁有大量田莊。編莊的漢人受到嚴格的控制，失去人身的自由，「莊頭和十二名男丁的姓名，牛驢的顏色，都要登記造冊，送交管堡章京」，漢人編莊後，遼東已不存在個體農民了。 努爾哈齊的「計丁授田」與「按丁編莊」的實行，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例如漢族的地主，他們既不能隱匿丁額，又直接損害到他們的既得利益。又如遼東地區的漢人，他們雖非地主，但在後金統治下成了金國大汗、貝勒與額真的農奴，失去了自由，當然不滿。即使是女真人，也有因納勞役地租、應公差、服兵役，弄到「馬不卸鞍、賣牛典衣」，分不到上等肥沃土地而憤恨努爾哈齊這些土地人口政策的推行。因此，後金雖征服了遼東，但一時還不能順利的統治遼東。 再看漢人反抗引起的族群鬥爭問題。後金攻克遼東城鎮後，為區別漢人的順逆，命令漢人「剃頭」，以剃髮與否作為投降與反抗的標誌；但這在漢人認為是侮辱民族尊嚴的行事，產生極度反感，因而被殺害的漢人很多。努爾哈齊又為監視和控制漢人，令漢人與女真人同住，糧食同吃，牲口草料同餵，以致使很多漢人的田宅被強佔，糧食被掠奪，人身受凌辱，當時對漢人的武器更是嚴加管制，施行可怕的壓迫政策，漢人因不堪虐待而死難的不少。努爾哈齊又為防止漢人反側，更實行大量遷民的政策，使不少漢人在寒冬時節，攜眷流離，田地拋荒，哭聲震野，被鞭笞與殺戮是常見的事，漢人苦不堪言，遼東原有的正常社會生活也因而破壞。此外，努爾哈齊又下令清查漢人的糧食，要大家如實申報，不准私自買賣，漢民後因缺乏糧食，多人餓死。漢人除了以上的悲慘待遇之外，還要為後金政府做繁苛的差役，如築城、修堡、煮鹽、割稻、運輸、夫役等等，使得大家憤不欲生。由於以上這些壓迫虐待的弊政，漢人紛紛起來反抗後金的暴政：有人冒險逃亡，有個別的，也有集體的，造成社會混亂，生產人力缺乏。有人起初從事武裝攻擊後金，如古河、鎮江、長山島、雙山、岫岩等地的漢人，手持棍棒，聚眾襲殺後金兵官，得武器後就壯大形成大規模反抗動亂，像長山島一役後金動員二千兵前往才能鎮壓，鎮江一地被平定後被俘捉的漢人多達一萬二千人，由此可見當時漢人抗金運動的一斑。也有漢人採用下毒的手段對付後金的，在水裡、鹽裡、豬肉、雞鴨、甚至蔬菜中放毒的，弄得努爾哈齊與後金人等寢食難安。直到努爾哈齊死後，繼任大汗皇太極修訂殘暴鎮壓漢人政策時，滿漢民族間的鬥爭才稍稍改變。 最後再來看看後金內部的鬥爭問題。努爾哈齊晚年，一度想仿效漢人制度立皇儲太子繼承汗位。他先後立過長子褚英與次子代善，他們都是元妃所生；但是都未成功。後來又因繼妃發生事故，如富察氏與代善、皇太極密謀，又「竊藏金帛」，因而她所生子莽古爾泰與德格額也失去繼承機會，當然他們二人本身也有問題，如性情粗暴，不得眾心等等。阿濟格、多爾袞、多鐸三兄弟是大妃烏喇那拉氏所生，也有資格繼承為汗；不過他們都年幼，而生母也有「得罪」的傳聞，不是適當的人選。皇太極是有戰功的名人，在努爾哈齊諸子中是有聲望的；但他心胸也不夠寬大，而且有結黨密謀的紀錄，不為乃父所喜，所以在努爾哈齊晚年，選擇汗位嗣人遇到了困難。後來他決定不立嗣子，金國大政將來由他的子侄們共治，於是立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等人為八和碩貝勒，先讓他們按月輪流值班，處理國中政務。天命七年（明天啟二年，1622），他更發佈了實行八大貝勒共治的正式詔諭：「一人縱有知識，終不及眾人之謀。今命爾八子，為八和碩貝勒，同心謀國，庶幾無失。爾八和碩貝勒內，擇其能受諫而有德者，嗣朕而登大位。若不能受諫，所行非善，更擇善者立焉」。努爾哈齊如此改革是使後金政權掌握在八和碩貝勒手中，他們可以推薦新汗，共議國事，斷理訴訟，並能罷黜大汗。這種貴族共治的政體，實在是帝制中國歷史上少見的，當然要徹底的實行也很困難，事實上努爾哈齊死後這制度也沒有真正實施。總之，後金在獲得遼東以後，確實遭遇到了不少難題，努爾哈齊是以上述的一些方法解決的，不然他根本無法進一步向南方與明朝爭雄了。 寧遠之敗 天命七年（明天啟二年，1622），後金克廣寧後，山海關外「滿目兵燹」，新任的遼東經略王在晉主張放棄關外，但兵部尚書孫承宗反對，尤其出任寧前兵備僉事的袁崇煥更不想棄地苟安，他說：「予我兵馬錢糧，我一人足守此。」孫承宗很看重他，調開王在晉，自己請求誓師，與袁崇煥合作從事「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艱苦恢復工作，經過四年的經營，在修繕城堡，整頓軍備，訓練營兵，拓地開墾等方面，都有了很多的成效，使得後金兵不敢貿然來侵。可是到了天命十年（明天啟五年，1625），明朝中央閹黨控制了大權，罷孫承宗，以高第為兵部尚書。高第根本不懂軍事，完全是諂附魏忠賢等而得到高位的，他迎合當時一般人的畏戰心理，決定採取只守山海關的消極防衛策略，盡撤關外戍兵，來了一次大撤退。袁崇煥力爭不可，認為兵法「有進無退」，退守會「示敵以弱」並令「關門失障」。高第根本不理會他，堅持退兵，盡驅屯兵屯民入關，拋棄了糧食幾十萬石，人民哭聲震野，死亡載道，弄到「民怨而軍益不振」的地步。袁崇煥無奈，只有抗命不撤軍，並且聲稱：「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他留在寧遠孤城，整軍佈防，激勵士氣，準備迎接即將來臨的大戰。 天命十一年（明天啟六年，1626）正月，努爾哈齊親率大軍十三萬，號稱二十萬，攻打寧遠。二十三日（1626.02.19），在離城五里處安營佈陣，並派人往告袁崇煥說：「吾以二十萬兵來攻此城，破之必矣。爾眾官若降，即封高爵。」袁崇煥拒絕投降，表示「義當死守，豈有降理」。努爾哈齊見招降不成，乃於二十四日（1626.02.20）發動攻擊，以楯車、雲梯、騎兵蜂擁猛攻，八旗兵萬矢齊發，冒死鑿城。袁崇煥等嬰城固守，槍炮藥罐雷石齊下，並以西洋巨炮「從城上擊，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爛可數里」，有時「一炮殲虜數百」，明守兵又以被褥包火藥，點燃投向破城的後金兵，結果燒死不少來攻的戰士。翌日，努爾哈齊再令大軍第二次攻城，仍不能攻克，而又有「大頭目」被炮擊傷的事，後金兵只好撤兵回師，敗歸瀋陽。清朝官書中日後記述：「帝（指努爾哈齊）自二十五歲征戰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唯寧遠一城不下，遂大懷忿恨而回」。有人說努爾哈齊不只「大懷忿恨」而已，同時被擊傷的「大頭目」就是他本人，而在半年多之後他也因炮傷「癰疽發病而死」。不過努爾哈齊因寧遠之敗大為忿恨是有之，是否因炮傷致死仍有待商榷，因為在寧遠戰後，他還帶兵去征討過喀爾喀蒙古，並與科爾沁蒙古盟誓締好，顯然這不是一個重傷病人能勝任的事。至於寧遠之敗，努爾哈齊輕敵與錯誤指揮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事後有位叫劉學成的投降漢人向努爾哈齊上書所言也應該是當時的實狀，他說：「馬步之兵，三年未戰，主將怠惰，兵無戰心，兼之車梯藤牌朽壞，器械無鋒」，另外賞罰不嚴明，屠殺漢人種種問題，都是戰爭失敗的一些因素。 寧遠兵敗的大挫折使努爾哈齊甚為沮喪，在悒悒不自得的同時他又經常想到今後治理國家政策的問題，像臣吏的怠絀，子嗣的繼承，女真的疾苦，漢人的反側等等，令他晝夜殫思，十分悶苦。同年七月，他積勞成疾，決定到清河沐養；但並無效果，而病勢加重，不久在返回瀋陽的途中，逝世於距瀋陽四十里的靉雞堡，終年六十八歲。努爾哈齊有妻妾十六人，生十六子八女，他死後曾發生「諸子爭繼」之事，後由第八子皇太極繼任國汗。努爾哈齊葬於瀋陽城東、渾河北岸之石嘴山，後世稱為「福陵」。皇太極初上尊號為「武」皇帝，康熙年間改稱「高」皇帝，廟號則為「太祖」。 簡短結語 努爾哈齊從二十五歲為復父祖仇起兵，四十多年的戎馬生涯，成就了不少事業。他首先統一了女真諸部，結束了女真內部長期分裂、爭鬥不休、社會不安的混亂局面。他在統一女真過程中，又以本族人為核心，吸收了部分漢族、蒙族等人士，形成了滿族共同體，從而使滿族成為中國的主人，揚威於世界，這是他的大歷史功績。 努爾哈齊創製滿洲文字與編定八旗兵制也是他的大貢獻。八旗制度把女真社會的軍事、行政、生產統制了起來，把渙散的女真部落聯結了起來，形成了一個組織嚴密，生氣勃勃的社會整體。滿洲文字的創製，則對傳播知識、記史編史、交流文化有著極大的裨益，同時對滿族共同體的形成與豐富中華民族的文化內涵也都有正面積極的意義。 努爾哈齊在歷次大戰中表現的計謀策略也是值得一提的，例如攻撫順時假冒商人先來叩市，引誘軍民出城，然後乘機突襲，得到勝利。清河之戰則是先令「驅貂、參車數十乘入城，貂、參窮而軍容見」，抓著明軍貪利弱點而克城的。薩爾滸山大戰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明兵戰略正確外，又以投降漢人裝扮明兵賺誘東路軍官士卒，出其不意的打敗了劉綎。開原一役則是先派諜工入城，探刺軍情，乘守軍到城外放牧時突擊成功的。其他對蒙古的和戰並施，對朝鮮的力求平靜，在在都可以看出努爾哈具備大軍事家的智慧與才能。 就女真社會發展而言，努爾哈齊在征服遼東大片土地後，實行「計口授田」與「按丁編莊」的改革政策，應該還是有正面評價的，因為女真原本實行農奴制，這些授田編莊政令無異是否定了農奴制，在土地所有，生產關係以及分配形式上都比舊制度進步了，使女真經濟形態發生了質的大改變，應該被視為對女真族的一項貢獻。 當然，努爾哈齊在治理漢人的手段上是值得非議的。他推行民族壓迫政策，強行剃髮，屠殺漢人，掠奪財物等等，都是不當的野蠻行為，不可稱許；不過在維護統治權以及夷夏之防、民族仇恨高漲的當時，用今天的平等人道尺度去衡量，是不是苛求了一些呢？ 總之，努爾哈齊堪稱滿族的民族英雄，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軍事家與政治家之一。特別他是大清帝國的開創人與奠基人，他的歷史地位應該是相當高的，不能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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