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頭傳播》精彩內容

第1章歐美演講學簡介

第一節 古希臘時期

　　西方演講學的萌芽應追溯自古希臘(西元前500–300年間)時期。演講在古希臘興盛普及的原因與其政治、地理環境有關。古希臘位於歐洲大陸南端，是一個向地中海延伸的半島，面積約四萬平方哩。由於地形多山，交通不便而形成許多獨立城邦，彼此之間各自為政。西元前五年左右，希臘大約有二、三百個城邦，其中最大的兩個乃是雅典(Athens)與斯巴達(Sparta)，這些城邦的人口又以雅典的廿萬人為數最多。儘管各城邦之間在政治活動上疏於協調，但由於城邦之間具有相同的語言、信仰與歷史文化背景，因此，彼此間經常有體育競技與音樂、演講等文化交流活動。譬如，荷馬(Homer)所作的《奧德賽》(Odyssey)與《伊里亞德》(Illiad)兩篇史詩，得以在當時廣為流傳而家喻戶曉，即因各城邦每年都會定期在奧林匹亞(Olympia)及德爾菲(Delphi)等地舉行口頭朗誦史詩比賽的緣故。

　　西元前四年間，雅典在擊敗入侵的波斯海軍之後，成為希臘各邦的領袖。國力增強後的雅典，政治與商業活動日趨頻繁，「演講學」於是大興，主要原因可大致歸納為四個：

　　一、雅典是一個注重口才與言辭表達的社會。由於百姓之間的訴訟與權益糾紛常年不斷，為了公正地處理各類案件，每個公民都有機會被選為陪審團的團員（這在當時是一種義務）。在那個時代，還沒有所謂的律師可以提供法律意見、代為申辯，因此不論是原告或被告，都必須親自出庭，在法庭上為自己的權益進行辯護。訴訟時，提出具體的證據固然重要，但演講辯論的技巧也是勝訴的主因，因此導致演講技巧日趨重要。

　　二、雅典的從政代表是以公開抽籤方式，從大約四萬名自由的公民中選出。如同擔任陪審團團員一樣，每個公民都有機會被選為民意代表或擔任政府官員，因此，他們除了必須對當時的政策具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之外，口才也需要達到相當的水準，方能為自己的主張申辯，或評論他人的論點（Hamilton, 1960）。

　　三、雅典採行的教育制度素以訓練通才為目的，「演講學」與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是基礎教育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四、古希臘人崇尚完美，對演講技巧的要求亦然。他們認為一個成功的演講家，基本上應有崇高的人格、誠實的秉性、傑出的智能，與敏捷的反應，才能公正地評論時事或教授演講技巧（Golden, Berquist and Coleman, 1983）。

　　由於演講的普及與重視，許多言辭偏趨詭辯的教師(Sophists)應運而生。這些詭辯家多善於記憶，喜歡巧言阿諛，教學徒具形式，缺乏內容與真理，因此他們的論調頗為柏拉圖及一般衛道之士所不齒。

　　西方第一部有關演講術的修辭學，係出自西西里島人闊拉斯(Corax)之手，這本書完成的時間約在西元前四六五年。當時希臘屬地西瑞求斯(Syracuse)的專制暴君被當地人民推翻，因而發生許多房地產權歸屬的訴訟糾紛。闊拉斯有鑒於此，編撰了一部探討申訴方法的書，教導人民如何引用與安排論證，以增加勝訴的機會，贏得應有的產權以及保障自身的權益。這種辯論方法起初廣為希臘引用，延襲至今，成為今日法庭上慣見的辯論性演講(Forensic Speech)。

　　由於希臘人經常參與政治，無論是為了辯護自身的政治主張或是試圖說服別人、爭取認同，都需要面對各種團體的成員或是一般民眾，以演講方式發表個人的意見，這就是所謂的評議性演講(Deliberative Speech)的起源。它相當於現今政府官員或議員在某些審議場合（如議會質或提案）所發表的演講。

　　此外，在諸如節日慶典和紀念儀式等特殊場合裡（如運動會開幕典禮中特別來賓的致辭，歌舞劇開演時的開場白），古希臘人也常以演講的方式來表示對與會人士的歡迎，或表達對特定人、事、物的讚美和嘉勉。演講者常藉著這種機會表現他們演講的才能與技巧，這就是所謂的表演性演講(Epideictic Speech)。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可見到這一類的演講。

　　古希臘時期貢獻最大的演講理論家，當推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二人。現一一分別介紹如下：

一、柏拉圖20.Plato, 西元前427–347年21.

　　柏拉圖著有《喬治亞斯：假修辭學的研究》(Georgias：A Study of False Rhetoric)及《費德斯：真修辭學的研究》(Pheadrus：The Study of True Rhetoric)二書。《喬治亞斯》一書的主要目的是在駁斥巧辯家喬治亞斯一些空虛不實的論點。在《費德斯》一書中，他則進一步以巧妙的諷喻法(Allegory)指出了演講修辭學的真諦。柏氏認為演講修辭應具備下列五項要件：

　　1.了解事情的真象，不為片面的訊息所混淆。因此，演講家應有相當的哲學修養。

　　2.確立定義，將語言辭彙、訴求要點、佐證事物作適當的分類。因此，演講家應有邏輯的理念和思想。

　　3.了解聽眾的心理，熟練地運用說服的技巧。因此，演講家應有心理學的知識。

　　4.了解語言的功能與格調的運用。因此，演講家應有修辭學的訓練。

　　5.追求真理，崇尚道德。因此，演講家應有道德的修養。

二、亞里斯多德20.Aristotle, 西元前384–322年21.

　　亞里斯多德是柏拉圖眾多學生中最傑出的一位。他把演講當做一門專攻的學問，他主張把演講當做一種申張正義、傳達理念、分析論點、辯護權益的工具。他是第一位深入探討演講修辭的學者，著有《修辭學》(The Rhetoric)一書，內容充實深刻。這本書是由他的學生以教學講義形式彙整編輯而成，因此，在整體結構上，難免予人缺乏系統的感覺。這本著作把演講種類正式分為三種：

　　1.法庭辯論性演講（Forensic Speech）。這種演講涉及已發生事故，如犯罪、產權糾紛等，以控訴與辯護的方式，在法庭上進行辯論。

　　2.評議性演講（Deliberative Speech）。這種演講涉及政府或民間團體未來的決策，多以說服的方式來討論提議與決策的優、缺點。

　　3.特殊場合表演性演講（Epideictic Speech）。這種演講常見於節日慶典、集會、社團活動、喜喪儀式，多具對特定人、事、物的讚揚與褒獎。

　　《修辭學》這本書並進一步討論演講的三大要素：

　　1.說服的方法（Invention）：包括演講者的人格與聲望（Ethos），邏輯的推演（Logos），和感情的激發（Pathos）。所謂人格與聲望，就是一般所說的「可信度」（Credibility）。就說服方法而言，亞里斯多德指出，演講人本身的「可信度」即是一種說服聽眾的力量。可信度可從三方面來衡量：才智（Good Sense），人格（Good Character），誠意（Good Will）。

　　2.佈局（Disposition）：有關如何將演講稿的論點、層次做有效的安排，以達到說服聽眾的目的。亞里斯多德主張演講稿應依序言（Preom）、論點（Thesis）、論證（Support）、結論（Epilogue）的次序來佈局。他認為這四項佈局要點中，又以論點與論證兩項為最重要。他並強調，在演講前所做的「聽眾分析」，對佈局具有極大的重要性。

　　3.格調與表達（Style and Delivery）：這一要項涉及如何以生動的文辭、音調、表情來增強說服的功效。亞里斯多德的演講理論較偏重於演講的內容與佈局，對於記憶與講辭表達的闡述則略嫌不足，有待後來學者的補充。

　　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師生二人的著作，為「演講修辭學」奠定了很深的基礎，迄今，他們的論點仍經常被中外的傳播學者引用。

第二節 古羅馬時期　　羅馬人對希臘文化甚為推崇，羅馬帝國大部分的小學生是接受希臘籍教師的啟蒙教導，因此，羅馬文學的發展，受希臘文學影響甚鉅。羅馬人不僅承襲希臘人的文學精華，更進而加以精鍊，且利用羅馬幅員廣大的疆域予以發揚光大。正如希臘人一樣，羅馬人也注重通才教育。羅馬的初等教育包括文法、數學、天文、音樂、歷史；高等教育則增列哲學、法律、政治、詩文、演講與辯論等必修科目。在課堂上，老師們常會引用時事或重要社會問題，要求學生發表意見，互相辯論，目的即在訓練「政治哲學演講家」(Golden, Berquist & Coleman, 1983)。

　　古羅馬時期，對演講學貢獻最大的應推西賽洛(Cicero, 西元前106–43年)與昆帝連(Quintilian, 西元35–100年)二人。

　　西賽洛可稱得上是一位活到老、學到老的政治家與演講家。他一有機會就自費到地中海各地尋訪學者，求教賢士。他著有《演講學》(De Oratore)一書，書裡清晰地陳述了他對演講的看法。他認為真正的演講家必須具有人文、社會科學與語言學的修養，對周遭的人、事、物應有深入的了解與透徹的看法，否則言論將難免偏趨膚淺不實。

　　古羅馬還有一本教授演講方法的著作《獻給希瑞年的修辭學》(Rhetorica ad Herenium)，此書作者已無法考證，但大多數學者咸信應係出自西賽洛的手筆。

　　這是一本教導演講技巧的實用手冊，書裡明列演講的五個要素：

　　一、說服的方法（Inventio）。

　　二、講稿的結構（Dispositio）。

　　三、用辭格調（Elocutio）。

　　四、講稿的記憶（Memoria）。

　　五、表達（Pronunciatio）。

　　在西賽洛所著的《演講學》及昆帝連所著的《演講教育學》(Institutio Oretoria)兩本書裡，二人都認為演講人的可信度不僅建立在演講的內容本身，同時也與演講人的整體人格相關。

　　昆帝連認為一個真正的演講家，首先必須是一個「好人」，而後才能論及他演講的技巧。換言之，一個成功的演講家首先必須具有高尚的道德，並且必須是個博學中肯的人。

　　在說服性演講稿的佈局與結構上，他們二人除了引用亞里斯多德的四個佈局步驟外，還加入另一要點「反駁」(Refutation)，即演講稿佈局的要素包括序言、論點、論證、反駁與結論五項。「反駁」這一環日後即成為對質辯論(Delate)的前身。

　　西賽洛認為用辭格調應針對演講的場合適切地變化。例如，在解說、陳述性的演講場合裡（如里民大會中的里長報告），應使用平易近人的格調；而旨在說服與激發的演講場合裡（如總統就職文告）則應使用莊嚴壯麗的格調。此外，昆帝連更指出「幽默」(Humor)在演講中的重要性。

　　有關於記憶演講的內容這一點，由於古時候沒有人在演講前先寫好演講稿，西賽洛便建議利用聯想法(Association)來增進對演講內容的記憶即設法以自身的想像力，把身邊一些能夠與論點或思想產生關連性的實物特別寓意化，以方便記憶演講內容中易混淆的訊息。昆帝連則更進一步建議演講者，可充分利用演講場合周遭的事物，憑藉個人的聯想，來記憶講辭裡的要點。例如，我們可以下列聯想的方法來記憶去年國民所得增加的實際指數：

　　1.去年度國民所得的成長指數是百分之四，我們可以藉一把四支腳的椅子來代表，方便記憶。

　　2.去年度通貨膨脹的指數是百分之二，我們可以藉這把椅子的二支腳來代表。

　　3.去年度國民所得的實際成長率（國民所得的成長指數減通貨膨脹的指數），應該是百分之二。我們藉四支腳減去二支腳是二支腳來代表實際的成長率（百分之二）。這種聯想方式能幫助演講者清晰地記憶講辭中的重要訊息（特別是數據資料），以避免因記憶混淆而造成錯誤的訊息。

　　在表達方面，昆帝連認為演講者先天所具備的條件（如演講時的音量、音質）固然重要，但後天的訓練更不容忽視。在《演講教育學》一書中，他更詳細地敘述如何運用手勢及面部表情，來促進意思的表達。

　　總之，古羅馬時期的二位重要演講家西賽洛與昆帝連，先後將希臘學者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演講理論加以充實並系統化了。

　　羅馬帝國成立後，百姓參政的機會就減少了，言論也因而受到較多的限制，導致演講日趨形式化，演講學的研究也逐漸沒落。

　　基督教初創時期（西元50–400年間），由於教會認為演講修辭是異教的理論，因此在傳「福音」時，並不刻意地講究修辭。直到傳教士奧古斯汀(St. Augustine, 西元354–430年間)指出演講修辭學在傳教上的重要性後，演講學才逐漸在基督教的領域內受到重視與採用，但是，對演講修辭的講究與修辭學的運用，仍局限於傳道而已。

第三節 英美

　　在文藝復興時期(西元1400–1600年間)，演講學再度受到英美等西方國家學者的重視，但在理論上少有創見。文藝復興時期過後，在英國文藝界所謂新古典文學(Neoclassicism)及純文學(Belles Lettres)運動中，以伯列爾(Blair)所發表的《修辭與純文學講稿》(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1862)對演講學的貢獻最大。這本書當時風行歐美，曾經再版達六十二次，有義大利文、俄文、西班牙文等不同譯本，書中所編列的四十七篇講稿，涉獵了演講的評論、語言的運用以及講稿的寫作等課題 (Golden, Berquist and Coleman, 1983)。

　　這本書在結構上層次分明，對演講學有以下的貢獻：

　　一、在評論演講這方面，伯列爾指出了演講評論的基本方針例如演講是否清晰扼要，推理有無層次，內容是否充實並適應聽眾的需求與演講的場合。同時，對演講的格調也加以分析，並輔以實例，一一予以詳細解說。

　　二、綜合古今的演講理論，參照西賽洛與昆帝連對演講學結構的觀點，並把當時心理學的理論融入演講學中。

　　三、以純文學的角度來評價演講修辭。

　　研究認識論(Epistemology)的學者中，對演講學貢獻最大的首推培根(Bacon)，他對演講的論點採證與理論研究影響甚鉅。培根從方法學(Methodology)的角度，針對演講的論點與採證，提出若干創見。例如，他指出人類感官所造成的錯覺，常會導致演講推理上的錯誤，並特別強調人類在思想過程中，必須袪除固執、狹隘的觀念，不成熟、不穩定的思想，以及不當的感情用事。

　　培根的文章清晰簡練，很受讀者們歡迎。他在演講學上主要的貢獻可歸納為：

　　一、以實證方法進行採證。

　　二、採用科學方法求知，並指出演講時由於感官錯覺可能造成的各種推理錯誤（Wallace, 1943）。

　　西元一七七六年，肯伯(Campbell)發表了一部當代傳播理論的鉅作《修辭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這本書完全是針對演講辯論學而作，綜合了十八世紀以前所有的演講理論。肯伯認為演講不僅是一門學說，而且是一種充滿活力的行為過程。這本書除了運用古代西方哲人的理論外，並且普遍運用當時社會科學及行為科學的理論與證據，來解釋演講與辯論的過程。

　　肯伯認為說服性的演講，基本上，應具備四項要素：

　　一、能夠喚起聽眾對演講題目的興趣，並了解該講題的重要性。

　　二、能夠激起聽眾的聯想力。也就是利用清楚、有效的實例來解釋演講的要點，以激起聽眾的認同感。

　　三、能夠激起聽眾情感上的共鳴。如激起聽眾對某一事或某一人的同情、憎惡與恐懼等心理。

　　四、能夠影響聽眾的意願與決定。

　　肯伯所著《修辭的哲學》一書，與其他演講學著作主要的不同點，在於他認為演講應以聽眾為主要訴求對象。他認為，演講的架構、用例、舉證及語言的運用，都應考慮聽眾的知識水準，生活的背景，以及聽眾的立場、喜好與利害關係。

　　在演講學的研究中，肯伯提出三種有效的論證方法：

　　一、引用經典及公認的真理。

　　二、引用權威人士的證言。

　　三、以邏輯的方法來推演（Bitzer, 1963）。

　　十八世紀初，英國出現一批專門研究演講表達與姿態的學者，為演講修辭學開啟了新的研究方向。在此之前，很少有學者將演講的表達方法特別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當時，由於民主之風日盛，演講的風氣應運而生，無論在議會、教堂、公共場所，經常可見到演講。經過這一批「表達方法理論家」(Elocutionist)的推動，一般人對語言發音也開始注重。他們試圖將「口述英語」(Oral English)提升到與「寫作英語」(Written English)相同的境界與水準，並認為「口述英語」與「寫作英語」在日常生活中，應居同等的地位。

　　這些研究演講姿態的理論家中，以奧斯汀(Austin)最為著名，他所著《演講表達論文》（Chironomia)一書，將演講表達的方法做了非常有系統的描述，並以圖例說明（圖1–1)。

　　另一位對說服性演講貢獻頗大的演講理論家，乃是杜門(Toulmin)。杜門是英國哲學家，擅長於邏輯與科學研究方法。他認為說服性演講的基本要素有三(Toulmin, 1958)：

　　一、資料（Data）。

　　二、論點（Claim）。

　　三、推理方法（Warrant）。

　　如能把上述三項要點合理地連貫起來，一位演講者就能以邏輯理念來做說服性的演講。

　　廿世紀中期，美國兩位著名的演講家理查斯以及歐格登(Richards & Ogden, 1936)合著了《意中之意》(The Meaning of Meaning)一書，專門討論語言的問題。理查斯及歐格登認為，語言是人類思想的延伸，不僅能影響人類既有的思想，也影響人類日常的行為。在理論上，人類對某件事物所認知的意義通常是經由文字的表達而激發出來的。由於每個人過去的經驗與環境不盡相同，因而影響了對文字所下的定義，和對特定人、事、物的看法，並造成對意義認知上的互不相同。這就是傳播學中所謂的「意義的決定在於人，而不在文字的本身」(Meanings are in people, not in words)。因此在演講前，我們應先設法了解聽眾的背景與經驗，才能寄望了解演講時所使用的語文，對聽眾可能引起的反應與作用。

　　美國當代另一位重要的演講學理論家伯克(Burke)，在分析演講方面頗有心得，他將演講分析歸納成五個部分(Burke, 1945)：

　　一、事（Act）：一件發生的事，如一場演講。

　　二、人（Agent）：做此事的人，如演講者。

　　三、地（Scene）：做此事的環境，如演講的場合及其他外在因素（安靜、吵雜或氣溫冷、熱等）。

　　四、方法（Agency）：達成目的所採用的方法與途徑，如利用電視媒體發表演講。

　　五、目的（Purpose）：做此事的目的，如說服選民、爭取選票。

　　如果我們能運用上述五項要點對一場演講加以分析研究，就可更深入的了解該席演講所蘊涵的意義。

　　在傳播媒介影響演講效果的研究方面，當代著名學者麥克魯漢(McLuhan, 1967)有鑒於現代的演講經常會透過大眾傳播媒介（如廣播、電視），向各地的聽眾進行傳播，乃在其著作《媒介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一書中，暗示讀者應善用傳播媒介的各種特點來影響演講的效果。因此，一個演講者應設法多了解各種傳播媒介對演講可能產生的衝激效果。演講者在了解傳播媒介的特性之後，才能利用最為有效的傳播媒介，來幫助自己達成演講的目的。換句話說，演講者的演講內容與表達方法，應適應所採用傳播媒介的特性，以便達到最佳的演講效果。否則，問題將層出不窮，事倍功半，甚至產生反效果。

　　演講學的萌芽始於古代的希臘與羅馬。在這段時期裡，對演講貢獻最大的學者應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西賽洛與昆帝連。羅馬帝國興起後，演講學日益沒落。文藝復興的來臨，再度開啟演講學的研究，但是在理論上少有創見。十七世紀以來，英美一些演講修辭的理論家從方法學、行為科學、邏輯學、傳播學的角度把一些新的觀念注入這門學科，給演講學開啟新的研究方向。

一、列舉亞里斯多德所分類的三種演講。試舉出並說明在目前政治或商業活動裡，可能運用到亞里斯多德所分類的三種演講的實例。

二、試比較西賽洛、昆帝連與亞里斯多德在演講稿佈局與結構上的異同。

三、肯伯認為說服性的演講應具備那四項要素？及那三種論證的方法？

[ 返回上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