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與中國傳統文化》精彩內容

第一章熊十力先生傳略

　　熊十力（１８８５-１９６８）是現代中國一位天才哲學家。他的代表作──《新唯識論》堪稱一部奇書。書如其人，他本人就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五四」以後至建國之前，真正能自成一家之言的哲學巨匠可謂鳳毛麟角，熊氏則是其中的犖犖大者。

　　熊十力原名繼智、升恆、定中、號子真、漆園、逸翁，湖北黃岡人，辛亥志士，現代著名學者。熊先生早年曾參加過辛亥革命和護法運動，一九一八年慨然脫離政界，潛心從事理論學術的研究和著述。他曾入南京支那內學院的前身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從歐陽竟無先生學習佛法，一九二二年被蔡元培先生禮聘為北京大學特約講師，抗戰以後五十年代末均為北大教授。建國以後，熊十力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特邀代表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熊氏哲學是極有個性的哲學，然而它和一切哲學體系一樣，有著孕育其成長的思想土壤和展示其風貌的文化背景。他的哲學既是對自己親身參加過的辛亥革命的反思，又是對「五四運動以後菲薄固有、完全西化之傾向」的抗衡。從一定意義上說，熊氏哲學是二、三十年代中、西、印文化相互交融的產物。熊氏有卓然超群的智慧，又恰逢其會，有條件深研印度因明學、唯識學，並會通近代現代西方哲學；然而他的根基郤是傳統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學。通過由儒轉佛，直從大乘有宗入手，後捨有宗而深研大乘空宗，久之，復歸《易》學的學術經歷，熊氏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揚棄大乘空有二宗，博采古今中外的思想資料，以「六經注我」的方法，自創龐大的思想體系。

　　一九三二年《新唯識論》文言本的問世，標誌著熊氏哲學體系的正式形成。他的主要著作有：《新唯識論》（包括文言本、語體本、刪定本）、《破<破新唯識論>》、《十力語要》、《佛家名相通釋》、《因明大疏刪註》、《讀經示要》、《十方語要初讀》、《論六經》、《原儒》、《體用論》、《明心篇》、《乾坤衍》《存齋隨筆》等。這些著作，規模宏大，神解卓特，使得十力先生蜚聲海內外。

　　今年是熊先生誕生一百周年，讓我們回過頭去追索這位民主革命戰士、哲學家、佛學思想家所走過的足跡。

第一節人傑地靈

　　熊十力的故鄉──黃岡縣地處湖北省東部。鄂東丘陵地帶遠不如鄂中江漢平原富庶，郤又優越於貧瘠的鄂西山區。巍巍大別山和奔騰長江水之間夾著鄂東黃岡地區（舊黃州府）。它北抵河南，南靠江西，東與安徽接壤，西與九省通衢的武漢毗鄰。山川瑰麗，英氣凝聚，人文薈萃，雲蒸霞蔚。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一代詞宗、豪放派首領蘇軾的代表作──《念奴嬌》就是被貶於黃州時寫下的。鄂東的風流人物，史不絕書。遠的如世界著名的藥物學家李時珍就曾生於斯、長於斯。明清兩代，這裡出了一千八百名進士，幾佔鄂省一半。近現代史上，此地更是人傑輩出。其中有叱吒風雲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有聞名全球的學問家、科學家。參加辛亥武昌首義的鄂東志士約百餘人，其中著名者有蘄春詹大悲、廣濟居正、黃安董必武和黃岡吳崑、吳貢三、殷子衡、何自新、劉子通、李西屏、李四光、熊十力等；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者中的鄂東人士有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林育南（後三者為黃岡籍）；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中，鄂東籍竟有二百多位；這裡還孕育了著名的學者：文學家黃侃（蘄春人）、文學家聞一多（洞水人）、學術史家湯用彤（黃梅人）、地質學家李四光（黃岡人）、經濟學家王亞南（黃岡人）、文藝理論家胡風（蘄春人）和哲學家熊十力。群星燦爛，異才雲集。這真是近現代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奇觀！

第二節貧困的童年

　　熊十力出生於黃岡上巴河張家灣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他曾說：「余家世窮困……三世皆單丁，都無立錐地」。他曾祖父光東先生少年棄世，曾祖母華氏養育族侄為嗣子，這即是十力的祖父敏容先生。敏容為鄉間木工，生一男即十力的父親其相先生。其相生兒女十人，十力在六個男孩中排行老三。

　　對幼年十力影響最大的家人，一是勤勞持家、壽過九十、在鄉間德高望重的曾祖母華太夫人；一是通曉經史，不以科名為意，掌教鄉塾的父親。

　　十力生年為清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年）。他自己也只知生年而不知準確的生日，後來弟子們要給他做壽，便姑且定為正月初四，那是為了既佔一春之先而又避開三天大年的緣故。

　　十力八、九歲時為鄰家牧牛，父親授徒在外，偶爾回家教他識字或講一點歷史故事。十歲那年，父親帶著他到鄉塾學習五經章句和史籍。在父親身邊唸書是幼年十力最暢快的事情。可惜好景不長，次年其相公患咯血癥，又一年遭到鄉間惡霸陷害。在縣衙打官司，遇見貪官污吏，受賄賣法。其相先生貧病交加，含恨而死。其相先生留下的遺言是：「窮於財，可以死吾之身，不能挫吾之精神與意志。」父親辭世後，房屋被惡霸奪去，不久母親陳太夫人也去世了。父母雙亡，十力復牧於人。長兄仲甫十五歲即廢學務農，邊躬耕，邊讀書。十力效法其兄，一邊放牛，一邊自學。幾年之後，長兄仲甫送他到父親的朋友何聖木先生處學習。先生喜其聰穎，免費讓他上鄉塾讀書。僅僅讀了半年，因難受約束而出走。十力放蕩不羈，裸居野寺，遇人不避，喜打菩薩。

第三節為反清而奔走呼號

　　尚在少年的時候，十力聽父親說魏收（北齊史學家、《魏書》的編撰者）詈南朝為島夷，怒唾魏收為犬豕；又聽到父親講南北朝胡禍之慘，則哀憤不可抑。父親給他講呂政坑儒的故事，他問道：莫是儒生造反否？其父笑而不應，似默認造反為是。明末抗清志士杜茶村、何士雲、易明甫等人均黃岡籍，其風流遺韻對鄉邦後進頗具影響。

　　十六、七歲之間，十力捧讀陳白沙書。當時感受最深的首在「禽獸說」。十力領悟到，人生的使命和價值不在飢食渴飲，爭權奪利，而在超脫物欲，自識自大無匹之真我，如此才能做到與天地萬物合德，威武不屈、貧賤不移、富貴不淫。不用說，陳白沙發揮陸九淵「心即理」的思想，認此心「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思想，對十力立身行事及學術思想具有很大的影響。難怪他晚年回顧道：當年讀白沙先生書「忽起無限興奮，恍如身躍虛空，神遊八極。其驚喜若狂，無可言擬。頓悟血氣之軀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

　　此時，鄰縣有某孝廉上公車，每每購置新書回里，十力常去借閱。讀到格致啟蒙之類，大開眼界，遂視六經諸子為土苴，睹前儒疏記，且擲地而詈。又讀到當時維新派論文和奏章，知世變日劇，即以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一語書置座右。清末政治腐敗，民族危機深重。十力捧讀嚴又陵《天演論》，深為「物競天擇」、「自強保種」的召喚所感染；同時，「讀船山、亭林諸老先生書，已有革命之志，遂不事科舉而投武昌凱字營當一小兵，謀運動軍隊。」明清之際以清末啟蒙思想家的著作震盪了一代有志青年的心。

　　一九至一九一年間，熊子真與同縣何自新（季達）、洞水王漢（怒濤）共遊江漢，欲物色四方豪傑，共圖天下事。三少年雄姿英發，指點江山，時常借「群龍無首」之題發揮道：「人各自立、人各自主，則群龍也；天下不得有君，故無首也。」何自新、熊十力在交談中多次提出「學長集義、智深經邦」、「學問與才猷必合」的主張，為富國強民、改革社會，他們既求學識，又為創立革命團體奔走呼號，為啟迪民智而披肝瀝膽。何自新主張運動軍隊，十力力表贊成並以身先之，投第三十一標（即上說凱字營）當兵。十力白天上操練武，夜間讀書看報，撰寫文章，向報館投稿，主張變革現實，救亡圖存。何、王居旅舍，常往來各學堂與軍營之間。不久、識宋教仁於文普通學堂，識呂大森於武備學堂，識劉靜菴於某軍，識張難先、胡瑛等於工程營，又由胡瑛與其師黃興通音問。一時志士畢集。一九四年七月，呂大森、張難先、何自新等創立科學補習所於武昌多寶街。當時有一種議論，認為武昌不易發動革命，十力、自新並辟其謬，謂武昌據長江中游，南北關鍵，天下安危所繫，鄂軍以庸豎握兵柄，只要我們默運行伍，不數年可行大事矣！不久黃興謀取長沙事泄，科學補習所被查封。一九五年正月王漢刺清親貴鐵良於彰德未中，自殺身死。這兩件事激發了劉靜菴、何自新等人的革命情緒，遂假武昌聖公會堂，在教會的掩護下進行革命活動。是冬，十力由行伍考入湖北新軍特別學堂仁字齋。學堂規定操課在校，就寢在營，因之各營士兵接觸頻繁，學堂成了傳播革命思想的大好場所。十力常在同學中揭露清吏並曾寫了罵鄂軍提督第八鎮統制張彪一文貼在學堂揭示處。

　　一九六年二月，日知會在武昌正式成立。成立大會由劉靜庵主持，出席者有孫武、何自新、馮特民等百人。東京同盟會派余誠為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來武昌，發展多數日知會員為同盟會員。這年春天，黃岡籍日知會會員熊十力、熊飛宇、鍾大聲、邱介甫、馮群先、張海濤、張其亞、易介三、涂浩、童澍（又名愚）等，倡議聯合黃岡肄業於武昌各學堂（如兩湖學堂、文普通學堂、陸軍特別學堂及四路高等小學堂等）的學生，及在駐省充各軍兵役的軍人，組成黃岡軍學界講習社。該社即成為日知會的外圍組織。熊十力是主要發起人和主持者。社址設於武昌正衛街，房屋為社員張炳南、張海濤父子所捐助。社員結合用「蘭譜」方式，十人為一譜，此十人又各約十人推而廣之。每星期日為大規模的集會演講，其內容多根據孟子與王船山、黃宗羲諸家之說，闡發民族民權思想。而亡國之苦，實為人類最痛心之境，每每發揮無遺。有時也講授周禮倡地方自治的道理。更主要的是進行文籍宣傳，如《民報》及《警世鐘》、《猛回頭》、《革命軍》、《孔孟心肝》等書籍，幾乎各軍兵士人手一本。《孔孟心肝》一書，是吳貢三、梁耀漢在石介所著《孔夫子心肝》一書基礎上擴充而成，闡述春秋大義，辯論種族關係，曾由黃岡鳩譯書社秘密印行數萬冊，散發於兩湖、兩廣。

　　初入社成員均係黃岡籍軍學界志士，迨成立半月之後，則不分縣界，而廣結同志，故其宣傳甚力，影響極大。外縣人首先加入此團體並為主幹力量的，則有荊門季雨霖，沔陽趙光華、蘄春郝可權、鄂城徐叔淵、蘄水畢振英、孝感李實栗等。是年，主要負責人熊十力欲乘機舉事，提出暗地聯結荊、襄、巴、蜀及河南秘密會黨、與洪門哥老會等，使之發難於各地，清廷必遣軍隊去圍剿。而軍中同志即可乘機以舉義旗，中原不難光復。是時熊十力肄業武昌陸軍特別學堂，以此奔走軍中甚為得力，響應者眾多，其風聲漸大。清軍監督劉邦驥馬上向總兵張彪報告，張惶恐不安，即令予以逮捕，幸得營務處藍天蔚暗通消息，熊十力先期藏於何自新家中的天花板上。張彪等懸賞五百金購熊氏頭顱。十多天後，何自新見搜捕稍緩，將十力化裝為一病婦，抬送到武勝門江邊，租一小木划子秘密送回黃崗。不久，熊十力又潛往鄂西施南諸山中。這年秋冬，萍瀏醴起義爆發，日知會力主響應，由於流氓郭堯階告密，劉靜庵、胡瑛、張難先等九人被湖廣總督張之洞逮捕下獄，何自新逃走，日知會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事稍緩，十力歸鄉授徒。辛亥武昌起義爆發，十力先參加光復黃州的活動，後來省城任湖北督軍府參謀。辛亥年臘月，為慶賀光復，黃岡四傑──宋教仁密友吳崑、為青年郭沫若所敬仰的劉子通、李四光和熊十力聚會於武昌雄楚樓。為抒發心志，共出一紙，順次揮毫。吳崑書李白《山中問答》詩：「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劉子通發揮老子《道德經》思想，寫道：「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若有心若無心，飄飄然飛過數十寒暑。」李四光書：「雄視三楚」。熊十力所書為「天上地下，唯我獨尊」。這句話出自佛經。佛門弟子為抬高釋迦牟尼的威望，說他出生時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即含此意。黃岡四傑的抒懷極不協調，劉吳所書很有代表性，我們不難從中窺視當時革命黨人的滿足、不徹底、幼稚和軟弱。而熊十力的情志則表明辛亥志士唯一的武器只是一種主觀戰鬥精神。「唯我獨尊」的「我」字應作「個性」解，反映了熊先生一輩人的時代覺悟。至於熊氏本人，幼年即謂「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這種自尊、自信和率真伴隨了熊氏一生。他是一個有真性情的人，是孔子所謂「狂者」。

　　民國元年，日知會舊人季雨霖等設日知會記錄所，編日知會誌，由十力任編輯。同年，上書黎元洪請以光榮犧牲的王漢和不幸病逝的何自新從祀武昌烈士祠。次年，二次革命失敗，日知會的編輯工作隨之不了了之。十力回江西德川安烏石門蘆塘畋躬耕。原來，早在一九０六年，熊家兄弟子侄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聞南潯鐵路開工，德安多荒田，長兄仲甫即率家族遷居德安做工、墾荒。十力以遣散費為兄弟置田，自己則在九仙嶺陽居寺和敷陽山積慶寺讀先秦諸子和商務印書館翻譯的西方哲學書，並教私塾。

　　章太炎先生說：「辛亥之事，不忍忘也。」十力先生一輩子都沒有忘記青年時代躬逢的這場鬥爭。這是中華民族在本世紀的第一次騰飛！這場革命所以在武昌爆發，專家們見仁見智。作為歷史的見證人和總結者，熊十力是這樣概括的：

　　一、遜清末葉，革命黨之發動，多主由邊省著手，以為腹地進攻，或難操勝算。黃克強入粵，宋遯初、吳崑等走東北，皆持此主張。其後遯初諸公，雖有長江中部同盟會之義，而實則徒有名義。諸公亦無肯親駐鄂者。及覺生先生回鄂，與武昌各團體，密切聯絡，遂有辛亥之事。蓋武漢為南北關鍵，一旦動搖，則四方瓦解。昔者何烈士自新嘗持此義，不期而與預測合也。二、自昔史家之論，凡領導群生而為公民所托命者，必用天下之智以為智，而非恃一己之智也；必用天下之力以為力，而非恃一己之力也。孫公宏願毅力，以革命呼號海內外，領導群倫而任同志各盡其智與力，皆得自由活躍，無所牽制，無所顧忌。故鄂州一呼而萬方響應，共戴孫公無異志。後之論者，於此不容忽視。三、楚人自昔有抵抗強暴之特性，秦起西戎，併六國，而楚乃以三戶亡之。元人入關，有天下者九十年，而徐壽輝、陳友諒、明玉珍諸帝，皆以鄂籍而發大難、驅暴元，還大統於朱明，育華胄以自由；今之覆清，又由鄂始，此非論史者可注意之事乎？四、清末革命思潮，雖已澎湃於全國，然使無充實有力之根據地，則亦難遽睹其成。同盟會所以收功實於武昌者，則以鄂中無數志士，早從軍隊著手。當時純為民族、民權二大思想，而忘生命以圖實現。王船山、杜於皇之學說與風節，感人至深。而民生主義，則以無大地主之故，當時似不甚注意。王漢首拚一死，其真誠、弘毅、高尚、純潔之精神，真足以驚天地泣鬼神。鄂人之不計死生，而哀號於軍隊中，遂使全軍皆為革命黨。……夫鄂軍全體皆成革命黨，人人置死生於度外，此股雄壯之氣，如何可當？辛亥爆發，而瑞澂、張彪不得不逃，亦大勢之必然也。惜乎袁氏兇制，摧殘三楚新興之氣殆盡，而國事乃不可問矣。

　　何自新曾贈詩十力：「何物貞生（十力號子真亦寫成子貞）與季子（自新字季達），飛來並向人間止；正乘今已廿餘年，欲向死中求不死。」探究人生本原，於死中求生，正是他們共同的心願。此時十力專精王夫之學，欣賞王氏之說：「清剛粹美之氣於兩間，陰以為功於造化，聖人盡人事以成天功之極致，唯此為務焉」；「吾雖貧賤，亦有予於人者，亦有取於人者，勿見可為而即為，可欲而即欲，則孤月之明，炳於長夜，充之可以任天下。」以個人精氣與宇宙貫通融合為一，改造或擴充個人精神直與宇宙融通，即改造宇宙，改造人類社會。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十力衷心擁戴中山先生，努力實踐孫先生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理想。面對袁世凱的篡國，十力雖耕讀於德安，然密切注視政局的發展。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之間，孫先生領導的護法運動爆發。熊十力曾入湖南參預民軍，支持桂軍北伐，抗擊北洋段系的進攻。不久即與友人天門白逾桓赴粵，佐孫中山幕。在廣州居住半年，目睹「黨人競權爭利，革命終無善果」，又自覺非事功之才，遂慨然棄政研讀佛學。

　　熊先生痛惜鼎革以來，世風日下，道德淪喪，軍閥官僚貪污、淫侈、殘忍、猜妒、浮誇、詐騙、卑屈、苟且、無所不用其極。黨禍至烈，士習偷靡，民生凋敝，人道滅絕，曾經參加過革命的人，幾無在身心上下功夫的。與當年的譚嗣同、章太炎一樣，熊十力研究佛學的主要目的，是增進國民的道德。

第四節蔡元培慧眼識十力

　　十力與學界泰斗蔡元培先生的交誼自一九一七年始。當時蔡先生創進德會於北大，十力由遠道貽書贊助，極聲應氣求之雅。一九一八年，十力匯集一九一六年以來的筆札二十五則，編成《熊子真心書》，自印行世。蔡先生為是書作序，評價頗高。序中說：「今觀熊子之學，貫通百家，融會儒佛。其究也，乃欲以老氏清淨寡欲之旨，養其至大至剛之氣。富哉言乎！遵斯道也以行，本淡泊明志之操，收寧靜致遠之效，庶幾橫流可挽，而大道亦無事乎他求矣。」熊氏的這部處女作，有為參加過辛亥革命的日知會戰友立的小傳，有研究儒釋道的心得，有關於道德倫理的議論，甚至也記載了輪迴轉胎的迷信傳說。蔡先生發現了十力的一些閃光的思想，獎掖提攜，為十力走上著述的道路奠定了基礎。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間，熊先生先後在天津南開中學和江蘇某中學任教。一九一九年熊氏致書當時任北京大學講師的梁漱溟先生，大意是說：你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究元決疑論>已經拜讀，其中罵我的話郤不錯，希望有機會晤談。原來，熊先生於民國初年在梁任公主編的《庸言》上曾發表過指斥佛家的札記，其中說到佛家談空，使人流蕩失守；梁漱溟一九一六年在《東方雜誌》十三卷五至八期發表<究元決疑論>，評議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獨推崇佛法，並指名批評此土凡夫熊升恆愚昧無知云云。這年暑假，十力由津到京借居廣濟寺內，與梁先生一見面就討論佛學。從此開始了梁熊二先生將近五十年的友誼。

　　次年暑假，梁漱溟先生訪問南京支那內學院（當時是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向歐陽竟無大師求教，同時介紹熊先生入院求學。熊先生住內學院約計首尾三年（一九二──一九二二），刻苦攻讀，獨有會心。內院弟子中只有熊氏最窮。他當時只有一條中裝長褲，洗了之後要 等它乾了才有穿的。他起初並不為人重視，後來歐陽大師聽說蔡先生為他印書，才找他要稿子看。歐陽先生看了熊氏的學佛筆記，禁不住連聲稱讚。

　　梁漱溟自一九一七年到北大講學，先講印度哲學，後講佛家唯識之學。一九二二年，梁先生認為唯識學應請內學院歐陽門下的高足來講，同時打算抽身自己辦學，徵得蔡校長同意專程去南京聘人。梁原意欲聘呂秋逸先生，毆陽師不放，遂改計邀熊先生北上。由於蔡校長十分看重熊氏的才氣，加上林宰平先生的揄揚，熊十力為北大聘為主講唯識學的特約講師。豈料熊先生決非拘守門戶之人，講著講著就批評起唯識學來了。好在蔡校長歷來主張兼容並包，並不介意。熊十力受聘為北大講師，為他鍛造自己的哲學提供了最好的條件。只有在北大這樣的全國高等學府，只有在蔡校長的開放政策之下，熊十力才得到了與學術界精英砥礪學問的機會。蔡元培慧眼識英才，梁漱溟走馬薦十力。其結果是：一個特殊的哲學體系誕生了！

　　沒有北大，沒有蔡先生，就沒有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從一九二二到一九三二年，是熊氏醞釀、營造自己的哲學體系的關鍵年代。熊先生在北大講授法相唯識之學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觀點，一步一步背棄師說，由佛歸儒。熊氏的以下著作反映了這一過程：北大發行的一九二三和一九二六年兩個《唯識學概論》講義本，公孚印刷所印行的一九三年的《唯識論》稿本和浙江省立圖書館出版印行的《新唯識論》（文言文本）。熊氏由贊同輪迴到否定輪迴的「非人生」傾向，確認「儒家的人本主義」才是「大中至正」的。熊氏由主張「眾生多元」到主張「眾生同源」。湯錫予（用彤）先生一九三年在中央大學講演說：「熊十力先生昔著《新唯識論》，初稿主眾生多元，至最近四稿，易為同源。」諸如此類的變化甚多。新舊唯識學最根本的區別在於：舊論是消極遁世的，新論是積極入世的；舊論是體用割裂的，新論是體用統一的；舊論是支離分析的，新論是易簡綜合的；舊論是相對靜止的，新論是絕對運動的。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大約一九二五年前後，熊先生為自己更名為「十力」（此前，大家都叫他「子真」）。「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論》中讚揚佛祖「如來」即釋迦牟尼的話，比喻如來具有超群的智慧、廣大的神通和無邊的力量。沈約《內典序》也有「六度之業既深，十力之功自遠」之說。

　　新論》文言本是熊先生精思十年的結晶，是他的哲學成熟的標誌，由於憚精竭慮，熊先生患有精神衰弱和胃下垂等毛病，一九二七年不得不回南方養，先在南京中央大學，後到杭州孤山廣化寺。養病期間的生活來源由蔡元培先生和教育部關照北大安一名義，每月二百元。蔡先生曾親到杭州看望，十分關心《新論》的出版。由於有了馬一浮、單朴庵先生的贊助，這部傳世之作才得殺青。

　　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先生的《新論》序言。蔡先生在序言中論述了近代佛學的趨勢，認為以鋼和泰、陳寅恪先生為代表的佛學研究者是考據派，以歐陽竟無先生之內學院為代表的是經院派，前者沒有發揮微言大義，後者未敢參加批評態度。「當此之時，完全脫離宗教家窠臼，而以哲學家之立場提出新見解者，實為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識論》。」蔡先生認為，佛典中有高深的哲理，「惜二千年來，為教界所限，未有以哲學家方法，分析推求，直言其所疑，而試為補正者。有之，則自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識論》始。」蔡先生對於熊十力之出入於佛學的哲學家氣魄和貢獻，估價甚高。

第五節與群賢切磋學術　　十力先生是一個開放性的人才，他善於交結學術界的朋友，善於從朋友們那裡汲取營養。他與馬一浮先生的交遊頗具傳奇的色彩。熊先生聽說馬先生為當代飽學之士，極思晤談，便請原北大同事後主持浙江省立圖書館的單朴庵先生介紹。單先生感到為難，因為馬先生是不輕易見客的。從前蔡元培校長電邀馬先生去北大任教，他曾以「古聞來學，未聞往教」八個字回絕。熊聽說後思慕益切，於是將《新論》講義稿郵寄給馬，並附函請教。寄後數星期沒有消息，一日忽有客訪，來者報過姓名之後，才知即是馬先生！熊大喜過望。馬先生說：你寄來了大作，我只好把它仔細看完，所以遲至今日才來拜訪。此後商榷疑義，相交莫逆。熊先生請馬先生作序題簽，馬亦慨允。馬序說：「十力精察識、善名理，澄鑒冥會，語皆造微。早宗護法，搜玄唯識，已而悟其乖真。精思十年，始出境論，將以昭宣本跡，統貫天人，囊括古今，平章華梵。」馬先生認為是書「確然有見於本體之流行，故一皆出自胸襟，沛然莫之能禦。爾乃盡廓枝辭，獨標懸解，破集聚名心之說，立翕辟成變之義，足使生、肇斂手而咨磋，奘、基舌而不下。擬諸往哲，其猶輔嗣之幽贊易道，龍樹之弘闡中觀。自吾所遇，世之談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謂深於知化，長於語變者矣。」以熊氏比之掃除漢代經學煩瑣之風、闡發周易哲學大義的王弼和印度大乘佛教中觀宗的創立者龍樹菩薩，而把道生、僧肇、玄奘、窺基等著名的佛學理論家置之於不在話下的地步，真可謂推崇至極！《新論》末章「明心」部分，曾吸收了馬先生的成果，熊先生緒論中已有說明。《新論》在主張直覺思維方面又深受梁漱溟先生的影響。

　　熊、馬、梁三先生被弟子們稱為「三聖」。很長一段時間，熊先生春至秋在北方，或住梁宅──北平纓子胡同十六號，或在萬壽山大有莊、山東鄒平等地與梁先生師弟合住；冬天則到杭州避寒，與馬先生為伴。他們的弟子也相互流動。例如張立民（家鼎）在大革命時期為中共黨員，大革命失敗後由熊先生保護到杭州，為熊先生整理文稿，但他後來又成了馬先生復性書院的得力助手。又如黃艮庸、王平叔、陳亞三、李淵庭等是梁先生弟子，後來也成了熊先生弟子。至若高贊非、雲頌天、王星賢、周通旦等，無不並尊三先生為師。作為現代大儒，三先生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活的精神。同時，他們又各有個性特徵。誠如徐復觀所說：「熊先生規模宏大，馬先生義理精純，梁先生踐履篤實。」在學問路徑上，梁熊是陸王心學的繼承和發揚，馬先生既有陸王又有程朱的氣象。在知識結構上，他們都力圖融會西方、印度和中國文化。梁先生懂英文、馬先生曾遊學數國，通好幾國語言。熊先生雖不通西文，然據謝石麟說，湯錫予先生曾說過，熊先生通過對翻譯本子的研討，比一般留學生更理解西方哲學。這是因為，熊先生有極高的哲學智慧和體悟能力。在性格上，馬、梁先生含蓄溫存，宅心固厚；熊先生抉發痛快，動輒罵人。在言詞上，馬先生洗練，梁先生準確，他們多談事實而少有褒貶；熊先生則滔滔不絕，無所不言，情感外露。筆者曾經對比過三先生的墨跡：馬先生不愧為書法大家，字跡俊秀典雅；梁先生筆力遒勁，書面整潔；唯有熊先生，他的書信文稿常常寫在順手拈來的破紙爛箋背面，擠得滿滿的，寫完之後復用硃筆圈圈點點，不時加上「吃緊」，「此處吃緊」的警語，往往弄得一塌糊塗，難以辨認。

　　人們笑曰：「馬一浮」和「熊十力」正好是一副對聯。嘗在「樓外樓」吃飯，馬先生食不厭精，熊先生食不擇味。指導學生讀書，馬先生主張遴選精華，熊先生則主張泛觀博覽。三十年代熊先生在北平沙灘銀閘胡同居住時，書齋裡掛著馬先生以「蠲叟」題署的對聯：「毗耶座客難酬對，函谷逢人著書。」馬先生以維摩詰和老子之典喻熊先生的博大氣象。

　　三先生之間也有矛盾和分歧，如在復性書院用人的問題上馬熊鬧過扭，如在治學風格上梁對熊多所批評。但他們之間的友誼郤超過了一般的朋友。一九五三年，馬先生賀熊先生壽詩說明了這一點：

　　孤山蕭寺憶談玄，雲臥林棲各暮年。

　　懸解終期千歲後，生朝長佔一春先。

　　天機自發高文在，權教還依世諦傳。

　　剎海花光應似舊，可能重泛聖湖船！

　　與熊先生切磋學問的，還有林宰平（志鈞）先生。林先生留日時與梁任公、蔡松坡相友善，後與熊同在北大哲學系任教。熊先生與梁任公晤談，居北海快雪堂「松坡圖書館」讀書，都是宰平先生的安排。宰翁知識面極寬，博聞精思，尤喜攻難。熊先生說：「余與宰平及梁漱溟同寓舊京，無有暌違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輒詰難橫生，余亦縱橫酬對，時或嘯聲出戶外。漱溟默默寡言，間解紛難，片言扼要。余嘗衡論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確乎其嚴。宰平戲謂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戲曰：我有法眼，一切如量。……余與宰平交最篤。知宰平者，宜無過於余；知余者，宜無過宰平。世或疑余浮屠氏之徒，唯宰平知余究心佛法而實迥異趣寂之學也；或疑余為理學家，唯宰平知余敬事宋明諸老先生而實不取其拘礙也；或疑余簡脫似老莊，唯宰平知余平生未有變化氣質之功。……宰平常戒余混亂，謂余每習氣橫發而不自檢也。世或目我以儒家，唯宰平知余宗主在儒而所資者博也；世或疑余《新論》外釋而內儒，唯宰平知《新論》自成體系，入乎眾家，出乎眾家，圓融無礙也。」熊氏又說，關於《新論》的重大問題，「常與友人閩侯林宰平志鈞時相攻詰，使余不得輕忽放過。其益我為不淺矣。」

　　著名學者錢賓四（穆）先生近年在海峽彼岸深情回顧了他與熊十力諸先生的交往。二、三十年代，在北京和南京，錢穆、湯用彤、蒙文通、熊十力諸先生時時相聚。博通經史的蒙文通先生是廖平的弟子，又曾向歐陽竟無大師學佛。蒙先生每與熊先生相遇，必打嘴巴官司，駁難《新唯識論》。從佛學到宋明理學，二人往往爭得不可開交。敦厚的佛學專家湯用彤先生在旁觀戰，獨默不語，只有錢先生從中緩衝。蒙熊二先生見面時爭辯學術，背著面郤向各自的友人推崇對方。錢先生還回憶說，有一次他與湯、熊、蒙先生「同宿西郊清華大學一農場中，此處以多白楊名，全園數百株。余等四人夜坐其大廳上，廳內無燈光，廳外即白楊，葉聲蕭蕭，淒涼動人，決非日間來遊可嘗此情味。余等坐至深夜始散……至今追憶，誠不失為生平難得之夜。」

　　錢先生《師友雜憶》中還回顧了他們與張孟劬兄弟的交往。「余其時又識張孟劬及東蓀兄弟，……十力常偕余與彼兄弟相晤，或在公園中，或在其家。十力好與東蓀相聚談哲理時事，余則與孟劬談經史舊學。在公園茶桌旁，則四人各移椅分坐兩處；在其家，則余坐孟劬書齋而東蓀則邀十力更進至別院東蓀書齋中，如是以為常。」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大學者的風範，尤其可以領悟十力先生的特殊氣質。十力先生所了解的西方哲學，多數為張東蓀、張申府先生轉介。王葆元先生曾給筆者寄來東蓀先生墨寶，那是謝十力先生贈書而填的「金縷曲」：

　　熊子今傳矣。制新論，融通空有，直闡本體。譬似眾漚同歸海，一切隨消隨起。正翕辟，生生不已。唯識舊師須修改，會連山，方見功能理。儒與釋，究何異。

　　年來我亦求諸己。檢吾躬，屏除習氣，幸餘有幾？只愧二三相知者，世論悠悠安計？養活潑自家心地。永憶獲麟千載嘆，願天長，此義無終閟。初讀罷，雜悲喜！

　　這首詞表明東蓀先生對於《新唯識論》理解甚深。熊先生還與另一對張兄弟往復論學，那是張申府（嵩年）和張季同（岱年）兄弟，《十力語要》中記載甚詳。關於王船山的道器觀和船山哲學是唯物還是唯心論，船山本人是啟蒙思想家還是理學家等等問題，熊先生先與張岱年後與侯外廬不斷交換意見，在誰也說服不了誰的時候，彼此並不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學術觀點。不過，也有例外。

　　饒有趣味的是熊先生與廢名（馮文炳）先生的辯論。廢名先生是黃梅人，和熊先生為大同鄉，尊熊為前輩。他和周作人、俞平伯被人戲稱為「苦雨齋三和尚」。熊馮二人爭論起學術問題來各不相讓，始則面紅耳赤，大叫大嚷，繼則扭成一團，動拳動腿。往往是廢名拂袖而去，不歡而散。過一二天廢名再來論學，二人談笑風生，和好如初。這兩位怪才之豁達大度，由此略見一斑。

　　熊十力《新唯識論》出版以後，佛學界人士幾乎群起而攻之。內學院師友歐陽竟無（漸）、呂秋逸（澂）、王化中（恩洋）、劉衡如（定權）、陳真如（銘樞），北方唯識學派的周叔迦，還有釋太虛、釋巨贊、釋印順等，紛紛著文批駁。論戰持續了幾十年。其第一個回合的代表作是：《新論》文言本發表的當年，歐陽作序的劉定權的《破新唯識論》和次年初熊氏反批評的專著《破<破新唯識論>》。儘管熊先生不同意這些批評，但他對宜黃歐陽先生的尊重和敬意郤從未損減。熊先生既有「愛吾師更愛真理」的氣魄，又從心底尊重和愛護師長。他常說：「宜黃一代大師，氣魄甚偉；秋逸為學縝密，素履沖澹。」秋逸先生、巨贊法師批評熊氏言詞鋒利，熊先生郤一如既往地友好相待。據筆者所知，建國後第一個向中央提出恢復內學院並以秋逸先生主持之的，不是別人，正是熊十力。

　　說到這裡，我們不妨略為評評這樁公案。佛學界人士對於熊氏之批評，大體上抓住了熊氏對於緣起性空的理解、對於空有二宗及其相互關係評價上的主觀臆斷的毛病，特別揭明熊氏所據的並非唯識而是天臺、華嚴和禪宗。至若對於熊氏「體用不二」、「翕闢成變」的批評則不能認為是妥當的。熊先生的確是不拘家派，於一切思想資料都有所取有所破，意在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他對於中國傳統哲學和中國化了的佛學有著敏銳的直覺、深切的理會和強烈的共鳴。在他那天才的、放膽的批評佛教的言論中，儘管難免不周到不準確，然在某些方面郤有獨到的見解，因而往往一語中的。他自詡「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似乎不無道理。如果說他的師友歐陽先生、呂先生以謹嚴的作風、廣博的學識和深厚的功力成為現代佛學的大師，那麼，熊先生則是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創造力，以吞而食之和取而代之的氣魄成為現代哲學的大家。他們之間的矛盾是狷與狂、收斂式思維與發散式思維、學問家與哲學家、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的矛盾。熊先生以特有的卓識刪削或改寫的《因明大疏刪注》和《佛家名相通釋》至今仍舊是治佛的津梁。他以歐陽、呂、湯先生不同的方式為現代佛學作出了貢獻。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內學院時期在理性思辨和佛學基礎方面的嚴格訓練，沒有佛學界人士的反覆辯難，熊先生也不可能建立並發展自己的體系。

　　熊先生治學的特點是既不依經傳，又不傍門戶，對古今中外思想家的資料，都敢於引證、評點，為我所用。他的著作，往往署為「黃岡熊十力造」。這個「造」字，過去在印度是被尊為「菩薩」的人才敢用的。他這個人毫無奴顏媚骨，在政治上如此，在學問上也是如此。無論是對於歐美哲學，還是對於儒佛經典，他都非常尊重，但決不拜倒。他真正做到人格與學問一致。

　　熊先生交遊甚廣。這無疑可以使他與各方面學者切磋學問，吸取營養，觸發思路，開拓知識面。除了以上提到的學術界友人之外，與他交往的還有：郭沫若、黃侃、謝無量、馬敘倫、鍾泰、李石岑、張君勱、方東美、陶希聖、陶孟和、韋卓民、鄭奠、羅庸、羅常培、鄭天挺、朱光潛、張頤、馮友蘭、金岳霖、賀麟、謝幼偉、鄭昕、吳宓、溫公頤、熊偉、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胡秋原、賀昌群、許思園、楊玉清、張默生、胡哲敷、唐玉、陶士、沈有鼎、王維誠、任繼愈、石峻、張德鈞、張遵騮、汪奠基、鄧子琴、曹慕樊、王森、韓鏡清、田光烈、周輔成、楊向奎、虞愚、劉博平、黃焯、徐行可、林同濟、謝石麟等。這裡面有不少是他的學生，對他執弟子之禮。他也善於向學生學習。

　　有趣的是，熊先生不習慣課堂講授，希望以書院式方法，與弟子朝夕共處。早年尚在北大紅樓教室裡講過課，以後就一直在家裡上課了。他往往站在屋中間，大聲講學，一瀉千里，不時哈哈大笑，間或對聽講者加以「棒喝」。他受不了上下課時間的拘束，曾對選他的課的學生說：「師生蟻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他認為書院式授徒才便於因材施教，並做到道德學問並重，生活與學習一致。

第六節憂患意識與樂觀精神

　　熊先生一生實踐其父「與天下庶民同憂患」的遺訓，愛國家、愛民族、愛百姓、愛傳統文化。縱觀其八十四歲的一生，通讀其三百餘萬言遺著，其行其言，一思一慮，無不浸透了憂患意識。他最欣賞的《易傳》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同時，他又對祖國、人民和民族文化的前途充滿了信心，以一種「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態度自覺奮鬥。他最欣賞的《易傳》還說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他就是憂患與樂觀合一的典型。

　　「九．一八」事變以後，上海危機，當時住在杭州的熊先生曾趕往上海力勸老友陳銘樞率十九路軍抗日。「一．二八」戰鬥結束後，他即由杭州赴滬，慰問十九路軍將士，高興地與陳銘樞合影，並囑家人悉心保留這張照片。

　　一九三五年華北危機，當時住在北平的熊十力憂心如焚。一天在墨子專家鄧高鏡先生家，熊先生批評胡適之不出來講話。他與鄧先生及其弟鄧高僧相商，寫信請湯錫予與他們聯名，敦請胡適對《何梅協定》公開表示反對。「七．七」事變之後，熊先生裝成商人，由學生劉公純陪同，乘運煤的貨車，歷盡艱辛，逃離北平。在車上曾遇到傾盆大雨，全身淋得透濕。回到故里後，文祥曾在團風向熊先生請教國事，熊大罵當局不抗日，喪失半壁河山，號召文祥等鄉邦後進找共產黨的隊伍，拿起槍桿抵抗侵略者。抗戰入川，熊先生立即撰寫《中國歷史講話》，確信「日本人決不能亡我國家，亡我民族」。是書大講漢、滿、蒙、回、藏五族同源，儘管不甚科學，然其意圖郤是為各民族團結抗戰提供歷史依據。這本書一九三八年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印行。

　　熊先生的民族氣節，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是一以貫之的。「九．一八」事變之後他曾說過：「若乃明聖挺生，獨知民族思想之可貴，而以哀號於族類，其唯衡陽王子（按指王夫之）、鄭所南（按指不忘宋室的詩人、畫家鄭思肖）、呂晚村（按指呂留良）亦其亞也。今外侮日迫，吾族類益危，吾人必須激發民族思想。念茲在茲。」抗戰全面爆發後的一段時間，他的脾氣非常暴躁，有時大哭，有時破口大罵。「憂世之思深，憤世之情急。憂憤激，而亦不忍離世。故求人也殷，責人也切。」「寧拙巧，寧醜媚，寧支離輕滑，寧粗率安排，此傅青主論書法也。」董必武曾以傅山的書法美學警語，喻十力先生質樸而高尚的人格。董老書贈的條幅至今仍掛在熊氏長女幼光家。

　　熊先生一生清貧，蔑視權貴。他與湖北「三怪」──麻城嚴重（立三）、陽新石瑛（蘅青）、沔陽張難先（義痴）砥礪廉潔，作風樸素。「三怪」是當時難得的廉官，熊先生對他們非常尊重。抗戰期間，熊先生生活拮据，有時要靠學生接濟。他的《讀經示要》出版後，徐復觀曾將此書呈送蔣介石先生，蔣饋法幣二百萬圓。熊痛責徐之鹵莽，後以之轉贈流徙於江津的內學院。

　　熊十力的性格頗似嵇康，對於來訪的達官顯宦，從不回訪。先生自號「子真」，號如其人，憎愛分明，胸懷灑落，其高潔風度，有如光風霽月。他是真的知識、真的生活、真的人格相結合的典範！他含辛茹苦維護全民的抗戰，維護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在重慶時代，他曾把老友董必武介紹給鮮英（特生）先生，以後鮮先生的家──「特園」成了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活動的一個秘密地點。當時，郭沫若先生常常帶著桂圓和雞鴨前往北看望熊先生。兩位高才相處甚契。郭曾書一箋云：「願吾夫子，永恆康健，愛國講學，領袖群倫。」熊先生欣賞郭沫若氣度不凡。

　　熊先生的憂患意識、樂觀精神，全部的真摯的情感都傾注在中國文化的存亡續絕之上。一個民族要有自己的哲學，這就是他創制體系的出發點！

　　他說：「吾於五四運動以後，菲薄固有，完全西化之傾向，竊有所未安焉。」他批評胡適和北大諸青年教授的全盤歐化主張，指出可以吸收西洋科學，但「哲學有國民性，諸子之緒，當發其微。若一意襲外人膚表，以亂吾之真，將使民性毀棄，漸無獨立研究與自由發展之真精神，率一世之青年，以追隨外人時下淺薄風會。」他又說：「東方文化，其毒質至今已暴露殆盡，然其固有優質之待發揚者，吾不忍不留意也。」「此土著述，向無系統……而淺見者流，不承認此土之哲學或形而上學得成為一種學」；於是乎非己莫屬，有「系統嚴謹之體制」，「對於宇宙人生諸大問題無不網羅融合」，既不排斥西方知識論和科學思想，又繼承「東方哲學的骨髓與形貌」的《新唯識論》不能不「劈空建立」了！這就是熊氏哲學產生的文化背景。熊氏是哲學體系的自覺構造者。在西方近代思潮湧進中國之時，作為有識的資產階級哲人的熊先生。不滿足於轉手販賣，而企圖以中學為本幹，熔鑄、吞吐百家，造就了一個昂揚進取、思辨細密、中國化了的、成體系的哲學，這是何等不容易啊。他不是「國粹派」，他並不認為中國的、古代的一切皆好。他對宋儒及其維護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批判非常之尖銳。他並不否定西方科技、哲學，公開提倡研究哲學要以西學為入門階梯。他所不滿的僅僅是「全盤西化」，是妄自菲薄。

　　熊先生為了創制我們民族的哲學體系，自甘寂寞，矻矻伏案數十年如一日。他長期不與家眷住在一起，為的是集中精力研究學問。他每天清晨四點起床讀書寫作，中午亦只閉目坐上片刻。他有才郤不恃才，嘗給唐至中題詞曰：「雖有慧根，弗裕之以學，其慧未能宏也；雖有特操，弗裕之以學，其操不離僻也。」又自題堂聯：「固穹遺俗慮，宴坐多奇懷」；「凝神乃可晉學，固精所以養氣。」他的寫作和著作的印行都是非常艱苦的。一九三八年入蜀之後，旅居璧山、樂山、北等地，潛心將《新唯識論》文言文本改寫成語體本。這是對自己哲學體系的補充、修正、擴大發展，工作量很大。《新論》語體本上卷尚有錢學熙、韓裕文協助改寫，以下各卷全都是先生自己動手。他當時「孤羈窮鄉破寺中，老來顛沛，加復貧困，乃強自援筆……。」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九日，日寇飛機轟炸樂山，熊氏左膝受傷，寓舍全毀於水，頻年積稿盡毀。為防空襲，熊先生將陳仲陸所存的他寫的信札數則與轟炸之後的筆札合編為《十力語要》卷二，由周封岐出資印四百部分贈友人。一九四年《新論》語體本上卷定稿之後，「由學生呂漢財出資印若干部留存。一九四一年冬，是書中卷寫成，靠老友居正（覺生）先生募資，合上卷付印。直至一九四四年春，語體本全書才由中國哲學叢書甲集的第一部書交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書紙是抗戰時後方所造的粗糙不堪的黃色土紙。由上可見出版之艱。

　　熊先生學無常師，堂廡甚廣。他善於化腐朽為神奇，調整與發揚中國乃至東方傳統文化，即所謂「會六藝之要歸（孔門標六藝），通三玄之最旨（魏晉人標易老莊為三玄）、約四子之精微（宋明諸師標四子），極空有之了義（佛家大小乘，不外空有兩輪）。」他才氣過人，自視很高。讀書的過目不忘就令其弟子瞠目！他恐怕是世界上唯一沒有藏書的學者。他寫起書來桌上只有紙，手中一枝筆，信息全貯於腦，情感自胸臆流出。這個時候如果有人造訪，他只需眉頭一皺，輕輕把手一揮，你就得乖乖地退下，改日再來。他素喜高談闊論，但寫作時郤力避干擾。書桌邊貼有字條：「談話勿超過三分鐘。」他說：「吾平生著述與筆札之屬，字字從胸中流出。稍有識者，當能 知之。吾所為文字，向不肯引古書，有時對流俗須徵引舊文，但此等處亦不多。……陸象山云：六經皆我注腳，未可與言取義。」這就是熊氏風格！他寫作的速度是驚人的。《新唯識論》的姊妹篇、熊氏政治哲學和思想史專著《讀經示要》一書三十萬字，「肇始於六十攬揆之辰，畢事於寇迫桂黔之日（甲申正初起草，迄秋冬之際而畢。」一九四四年虛歲六十壽辰起草，不到一年完工。據說，《示要》自序就是用禿筆飯碗寫成的。當時，所用毛筆禿而掉毛，沒有硯臺，用兩隻粗飯碗代替，一盛墨汁，一盛硃紅。鑒於此書極有價值，以馮友蘭、賀麟、金岳霖為常務理事的中國哲學會將它作為中國哲學叢書甲集之三，交重慶南方印書館印行數百部。是書推《周官》、《周易》和《春秋》為我國自由、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經典。他在政府諱言民主高壓之下，倡言民主政治是挽救危亡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解放後作的《與友人論張江陵》、《論六經》、《原儒》等，是這本書的延伸。

　　先生在艱苦著述之餘，雖無作詩填詞之雅興，然常常吟詩誦文，優游於莊禪之際，沉醉於陶詩之境。「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陶潛）；「拔地雷聲驚箏夢，彌天雨色 養花神」（王船山）；「人人心中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王陽明）；「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縛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還自樂。」（王艮）這都是熊先生時常吟的詩句。不要以為他在逃禪避世、麻醉自己，不要以為他沉溺於憂慮，悲觀失望，他的積極奮進，樂觀向上，只要我們讀讀其書，不難領悟。

　　「後五四時期」，即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並不是只有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非此即彼」的對立兩極，它們之間還有一個廣闊的中間地帶。只要我們忠實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我們就必須肯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資產階級哲學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存在形式的多樣性。辛亥革命以前，中國資產階級哲學並沒有形成嚴格意義上的體系，只是到了三四十年代，才有了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馮友蘭的《新理學》等貞元之際六書、金岳霖的《論道》、賀麟的《近代唯心論簡述》等等體系。由於熊、馮、金、賀四先生的個人氣質、生活經歷、知識結構、學術淵源、思維路向各不相同，他們的哲學各有其鮮明的個性。（例如陳榮捷說熊氏是從中國哲學內部開展，馮氏則以西學治中學；金岳霖一九四七年曾對張岱年說，熊氏哲學背後有他這麼個人，而我的哲學背後沒有人。）但由於他們同處在近現代中西印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氛圍之中，在深層次上理解並把握了西方和中國哲學的本質特點；特別由於他們共生在民族危亡的時代，希望貞下起元、民族復興成為當時主要的社會心理。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以上哲學體系在異中不乏其同。殊相與共相、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科學進步與道德完善、人生價值與社會發展之關係，必然成為上述職業哲學家的風格迥異的哲學體系共同的和主要的課題。這實質上是中國如何走向近代、中國的近代化是否等同於西化、東方文化如何現代化等時代課題的哲學抽象。他們在理論思維上為我們民族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以及難於避免的某些局限，他們把外來文化、外來哲學中國化的可貴嘗試，需要我們實事求是地科學地予以剖析，也值得有志於建樹民族化和多樣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人們所借鑒，繼續沿習「大批判」的手段，或者虛無主義地一筆勾消，是無補於事的。陳寅恪先生說：「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信如斯言！ 第七節晚年的喜和悲 抗戰勝利以後，熊先生一度回到武漢，住在其連襟王漸磐（孟蓀）先生家（漢口保元里）。一九四六年夏應化學實業家孫穎川先生之邀，復回樂山附近之五通橋黃海化學社主持其哲學研究部。一九四七年春返北京大學，冬回武漢。次年春，經滬赴杭。夏，浙江大學邀其講學，張其昀、謝幼偉為其築一室，熊取名「漆園」。熊先生自號「漆園老人」，自題聯曰：「白首對江山，縱橫無限意；丹心臨午夜，危微儼若思。」一九四八年秋末移居廣州郊外龍鄉黃艮庸家，時去中山大學講學。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武漢解放，熊先生在記事簿上記載了路透社電訊後，用大字書寫「解放了」三字。是年十月廣州解放之後第十天，董必武、郭沫若聯名打電報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國事，並告已請葉劍英主席資送。電報是打到中山大學的，幾經輾轉，熊先生收到時已比較晚了。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董老致信熊老：

　　十力老兄：疊函均奉悉，並與沫若，彝初（按馬敘倫字彝初）、東蓀、雲川（按即張雲川先生，熊氏弟子，時任政協委員）諸先生往復商酌，僉以為，兄所提不作官、能講學、路上要人招扶等，都容易辦。只有找座北向南房子一事，至今尚未弄妥。非敢緩也，求之實難。政府負責人現仍有住旅館者，房子難覓，由此可見。但此非謂來京無住處也，只是不甚如意耳。西屏兄在言談中表示願 兄留鄂。待返武昌後彼會與 兄面談也。……北上乘車事，已函李主席（按指李先念，時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照顧，聞京漢路平時只有二等臥車開行，如無頭等臥舖，亦請 原諒！

專此即頌

　　近安！

弟　董必武

一月二十八日

　　同月熊先生離開廣州，葉劍英到車站送行。到武漢之後，林彪、李先念曾設宴招待，鄭位三親到住所探望。同年三月，熊先生在武漢收到郭沫若信：

十力先生：

　　南信均奉到。已電李主席備車票並電示行期。董老所佈置之住所，尚為北房無誤。至它一切，均請不必過慮。

專復

順頌

大安

　　郭沫若 三．七

　　同月由武漢來到新中國首都北京。齊燕銘到車站迎接。他先住安定門車輓店，後住張雲川先生在護國寺大覺胡同覓得的院落，最後由政府安排住什剎海後海大金絲套，直至一九五四年秋離京赴滬定居。他對什剎海住所比較滿意，這裡風景優雅，先生常興致勃勃地沿湖散步。附帶說一句，熊先生很喜歡搬家，常常為搬遷、擇屋或其他事情去找董必武。董老曾戲言說：「我成了你熊十力一個人的副主席了。」這幾年間常來看望熊先生的除董老夫婦、郭老夫婦之外，還有林伯渠、徐特立、李濟深、陳銘樞、艾思奇等。鄰居賀麟先生還帶北大哲學系學生到熊家聽他講課。隔湖而居的老友梁漱溟，以及老友張申府、林宰平等時相過從。舊日弟子亦時常拜謁。此期間熊先生心情舒暢，所著《與友人論張江陵》、《論六經》、《新論》刪定本和黃艮庸記的《摧惑顯宗記》均為董必武、林伯渠、張雲川、郭大中等幫助印行的。

　　一九五○年，熊先生曾寫信給毛澤東主席和中央政府，建議設立中國哲學研究所，培養研究生研討國學；恢復南京內學院，由呂秋逸主其事；恢復浙江智林圖書館，由馬一浮主持之；恢復勉仁書院，由梁漱溟主持之。以上四機構均請中央或地方政府資助。熊信贊同中央的文教方針，希望重視祖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宏揚，並且指出：「余以為馬列主義畢竟宜中國化。毛公思想，固深得馬列主義之精粹，而於中國固有之學術思想，似亦不能謂其無關係。以余所知，其遙契於周官經者似不少。……」毛澤東曾覆信數字，大意是：「十力先生：長函誦悉，謹致謝意。」熊十力先生欲主持中國哲學研究所不自此始，早在一九三一年曾向蔡元培先生提出過；一九四二年老友建議他到官辦大學去辦哲學所，遭他拒絕；抗戰末期居正、陶希聖曾為他籌辦過，但未有結果；一九四六年在四川五通橋黃海化學社主持過半年多的哲學研究部，因資金困難而草草收場；一九四七年回北大後又向胡先提出過。很有意思的是，一九四六年熊在武漢時，蔣介石先生曾電令當時的湖北省政府主席王東原送一百萬圓給熊辦哲學研究所，熊以對抗戰無貢獻，愧不敢收為言婉謝。

　　五十年代初在北京還有一段軼聞，那是熊先生與齊白石的交往。熊先生次女仲光在齊先生家學畫，齊主動提出訪熊。國畫大師與哲學大師一見如故，相見恨晚。熊先生的書法很少有人稱讚，獨獨齊白石認為妙不可言。齊先生最佩服的是熊先生之文采，曾請熊為其母寫祭文，並換以題為《老少牛》的一幅國畫。齊白石曾對人說，熊十力是他最好的朋友。

　　從一九五四年秋天開始，熊先生定居上海。離開北京時，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在北京飯店為他餞行。上海市府將其子世菩青雲路寓所樓下住戶遷出，便於熊先生一家團聚。先生在京已寫成《原儒》上卷，回滬起草下卷。但因家人太多，孫輩又小，寫作環境很差。陳毅知道後，即令上海市府秘書長管易文代為覓房。熊先生遂於一九五六年夏遷居淮海中路（舊霞飛路）的一座樓房的第二層，自己僱請了一位廚工，一位謄抄文書，專事著述。

　　陳毅經常與熊先生縱議天下，橫論儒佛。這位帥才也研讀佛經，恐怕很多人不太知道。當他得知熊先生門庭冷落，學無可傳，很多人怕扣「唯心論」的帽子不敢去問學的情況時，曾在一次上海高等學校教師大會上說：熊十力先生是我們的國寶，你們要去問學、討教，不要怕說是封建迷信。我們要善於向老前輩學習，還要引導他們跟著時代前進。陳毅元帥非常敬重熊先生的道德文章。他對近現代鄂東名傑瞭如指掌，扳著指頭，如數家珍，連熊先生都十分驚訝。離開上海到中央工作之後，陳毅仍然很關心熊先生。一次全國政協開會，上海有些人反映熊先生難得招扶。原來是熊先生不准閉車窗，同車廂的人受不了。豪爽的陳毅笑呵呵地對服務人員說：我們國家有幾個熊十力？答曰：只有一個。陳說：大個國家只有一個熊十力，你們能不動腦筋照顧好？給他買四張軟臥票包一個廂不就行了嗎？此後京滬之行便照此辦理了。陳毅非常敬重先生的道德文章，曾經多次對人說過，熊先生是我們黨難得的諍友。至於熊曾向陳對黨和政府的工作提出過什麼意見，筆者不得其詳。熊先生哲嗣世菩先生曾賜視陳總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由北京寫給熊先生的信，全文如下：

　　力老道鑒：二月兩信奉悉，積壓甚久，作復遲，祈諒之。先生要求並不高，當照辦。請與市府來人面商。無論從事著述或作個人修養，政府均應予照顧和協助。毛主席和黨的政策如是訂定甚為合理，我人所應遵辦者也。至學術見解不能盡同，亦不必強求其同，此事，先生不必顧慮。對 尊著毅除佩讚外尚有若干意見，俟他日見面時再細談。不日即奉命入藏，五月底返京南行，當圖一晤。匆致

敬禮！

陳毅啟三月十四日

　 一九五六年，熊先生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全國政協會議，以後初選為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每次去京開會，周恩來總理連他坐什麼車、住什麼房間乃至房間裡的暖氣、窗簾等，都一一過問，有時請他吃飯，與他談心。一九六四年底至一九六五年初，熊先生赴京列席三屆人大會議，學習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獨有會心，特別對報告中所引毛主席關於「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哲理很感興趣，寫下札記請董老閱後轉主席、總理、陳總、郭老一閱。中央領導同志一致肯定熊先生轉向研究唯物主義哲學是一大進步，並建議董老適當向熊先生介紹馬列主義和毛主席哲學著作，讓熊先生慢慢看，不要過急。由於坊間均小字本，不適於老人閱讀，周總理自己掏了九十圓請人四處覓購線裝大字本毛選，毛主席四篇哲學著作和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當時頗不易覓得）。書由董老秘書沈德純同志郵寄到上海，並囑不要告訴老人書是總理私人買送的。五十年代初，熊先生曾說過，我是不能盡棄所學而學的。到了六十年代中，他仍然沒有盡棄所學，但郤開始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

　　前引陳總信中已經指出：「至學術見解不能盡同，亦不必強求其同。」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六日董必武致函熊十力指出：「兄治哲學之背景，不僅弟理解，吾黨之士亦多能理解也。」表達了黨對熊先生創制《新唯識論》總結辛亥革命之苦心的體察。

　　熊先生去滬後，埋頭著書，並在董老、郭老協助下出版了《原儒》、《明心篇》、《乾坤衍》等。政府曾將《原儒》與田漢劇作選一起贈送給印度和東歐。為此田漢曾專門拜訪過熊先生。先生還寫有《雜染舊聞》一部書，可惜毀於文革，另一部《存齋隨筆》（一九六三年所寫）尚幸存天壤。一九八四年春作者與海峰先生赴滬協同熊先生家屬頗費周折地從一堆劫後餘存而即將掃入垃圾堆的破爛中覓得如許寶物。

　　熊先生晚年居滬期間，常來論學的主要有周予同、周谷城、李平心、任鴻雋、劉佛年、陳子展、王揆生、劉靜窗、袁道衝、潘雨廷、田慕周等。周予同、周谷城、李平心──後來文革時被打成上海「三家村」──還為熊做過壽。熊先生經常為錯劃為右派的同志求情，非常同情他們的處境。王元化當時心境悲涼，熊先生熱情接待，往復論學。

　　熊先生為國分憂的精神貫串始終。《原儒》稿費原擬全部捐贈，後經領導同志勸說祇拿了一半。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多次致信總理、董老和政協請求減薪（熊先生一九五六年以前，月薪為二百圓，五六年後拿一級教授工資，月薪三百四十五圓，一九五八年十月工資關係由北大轉到全國政協後仍拿原薪）與黨與民同舟共濟。無論是早年還是晚歲，每逢發薪，熊先生總要一包包分好，分贈鄉下親友、交厄運的好友、弟子及其子女。抗戰勝利後，鄧高鏡先生生活十分困難，熊先生約請林宰平、湯用彤先生按月給鄧寄錢。這種資助直到鄧先生去世。筆者曾看到一九五八年八月廿三日熊先生的親筆賬目，該月工資除給家中和付給幫工、謄抄文書外，還寄給鍾鍾山、席廷銘各二十圓、周朋初三十圓等。

　　熊十力先生對於「左」的一套深惡痛絕。早在一九五年就致函中央，建議保存與弘揚傳統文化，並著《與友人論張江陵》，批評江陵禁講學，毀書院，阻遏學術界自由研究、獨立創造之風氣。一九五三年梁漱溟先生遭到批判，一九五八年熊先生的一部分友人、弟子被錯劃為右派，熊都及時致函中央，為被批鬥者講話。這些申說，被認為是「書生之見」。在一九五四年《甲午存稿》和一九五六年《談百家爭鳴》諸文中，熊先生再次強調馬列主義宜中國化，主張培養中西兼通、馬列主義與中國古典兼通之才，並且指出：「哲學界宜注重中國固有精神遺產與東方先哲學術思想之研究，外學長處不可不竭力吸收，國學有長，亦未可忽而不究」；「若批判舊學，祇以地主或小資產階級等名詞為意，而任意取古人書中一段話胡亂罵他一頓，以為是據馬克思主義作批判，吾恐馬列諸哲有知，亦必不願如此也。」五十年代，他還數次致函毛澤東，指出，大亂之後要治，宜當以治為主；又曾對炮擊金門提出異議，認為不利於海峽兩岸人民的團結。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期「吃飯不要錢」，糧食浪費嚴重，熊先生給家鄉黃岡人民寫信，囑他們把糙米和糠留下來，以備荒年。

　　　在「左傾」之風愈刮愈緊的時候，熊先生則愈來愈孤獨。文革前夕，習傳裕等曾去看望過孤寂的熊先生。他身穿褪色的灰布長衫，扣子全無，用一根麻繩權當腰帶，有如貧僧一般。除了目光仍是那麼炯炯有神而外，談吐已不像以前那麼瀟灑自如了，情緒也沒有以前那麼熱烈激昂了。他端坐在桌邊、桌上放著一疊紙，手中握著一枝毛筆，牆上貼有三張白紙條，中間寫著「孔子」，左右一邊寫著「王陽明」，一邊寫著「王船山」。這就是他供的牌位，他的「內聖外王」之道，他的理想人格情操，乃至他整個身心，已經與這三個歷史人物渾融無別了。熊先生確實實踐了船山的孤往精神。他對「左」的一套非常反感，曾作一聯寄與親友：「衰年心事如雪窖，薑齋千載是同參」（船山號薑齋）。

　　到六十年代中期，批鬥運動不斷升級，國罹劫難，人遭苦厄。「文革」終於不可避免地爆發了。熊先生看了《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傷感至極。他痛切地感到，計劃中的另兩部書是無法再寫下去了，他的學術生涯連同他所承續的國學即將瀕於滅絕，家被抄了，人被鬥了，大字報貼到家門口，他所敬重的陳總等人被打倒了，他所憎惡的鼠輩升遷了，天昏地暗，萬物蕭剎。紅衛兵抄家之後，他的精神漸漸發生了錯亂。他不斷給北京的一些領導人寫信，讓家人寄出去（多數被家人扣下了），又寫了許多小紙塊，甚至在褲子、襪子上寫著，都是對文革的異議。他常常一個人獨自到街上或公園，跌跌撞撞地走著，雙淚長流，口中唸唸有詞：「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直到實在走不動了才坐在地上，悄悄尾隨於後的小女婿才敢露面（他不讓家人跟他出來），攙扶著他，慢慢走回家去。

　　這曠代奇哲和千千萬萬的文化人（如鄧拓、傅雷、翦伯贊等）一樣消逝在一個殘酷地踐踏文化的所謂「文化革命」的濁流之中。一九六八年五月廿三日，熊先生因患肺炎心力衰絕，辭世於上海虹口醫院，享年八十四歲。先一年，馬先生亦因身心俱受摧殘在杭州逝世，「三聖」中的僅存者梁先生因住北京，周總理尚能保護，仍然健在。

　　謹以十力先生的一首詩作為本章結語：

　　萬物皆舍故，吾生何久住。

　　志業半不就，天地留虧虛。

　　虧虛復何為，豈不待後人。

　　後顧亦茫茫，嗟爾獨自傷。

　　待之以無待，悠悠任天常。

　　叫予猶御風，伊芒我亦芒。

　　「道之將廢也，文不在茲乎。」這是熊先生早年在北平寓所貼的一副對聯。對於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深摯熱愛，使他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以光大中國文化為使命和生活。他的一生就是弘揚中國文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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