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念**調價了**》精彩內容

第一章文化理念的現時性、其起源及演變

第一節文化理念及其定義

　　文化理念（L'idee de culture）是一個新鮮時髦的詞，它不斷地衍生出其他的新字和一些奇怪少見的新詞組，或是一些乍看之下令人滿頭霧水的用語（比方文化官員〔fonctionnaires culturels〕、文化工業〔industries culturelles〕等）。這是因為我們把兩個似乎不相干的字彙給湊在一起。這些大量湧現的新字，不管是單詞或是複合詞，都無限地為文化理念開拓了它原本就很複雜的語意範圍。這種現象不應當簡單地被視為一種風尚。許多跡象證明，這些新詞彙反映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文化的各種需求以及對它投注的深厚關懷。甚至一些向來只關心政治的人，現在也已經將注意力轉移到各種文化現象上面了。

　　現在就讓我們先來檢視一些最具意義的新詞彙，它們告訴我們當今文化這個理念所包含的多層功能以及所負的使命。多年前，歐洲人還止於把革命看做和政治及社會大動亂有密切關係的群眾運動，可是後來他們卻讓中國人的「文化大革命」給嚇住了。在一些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國家中，我們看到了「文化館」的設置。此外，一些國家也紛紛成立「國家文化部」或「文化處」。由國家出面來主管文化事宜，使得行政上又多了一些新的職務、一些新字眼像：「文化事務」（affaires culturelles）、「文化官員」（fonctionnaires culturels）、「文化憲章」（chartes culturelles）等等便紛紛出籠了。

　　在這個大眾傳播及跨國組織的現代社會中，大眾文化（culture de masse）給文化工業（industries culturelles）提供了一片能獲利甚豐的文化消費市場（marche culturel）真的一點也不足為奇。有些人宣稱自己對菁英文化（culture elitiste）抱持懷疑態度，為提昇通俗文化（culture populaire）而努力不懈。

　　國際間文化關係（relations culturelles）的蓬勃發展以及對「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e）的質疑在在都有助於「文化交流」（dialogue des cultures）意識的形成。社會文化方面的審思更由於結合了實質的顧慮而變得更加完整。這種從一般人拒絕向定型的「文化模式」（modeles culturels）認同，要求「文化多樣性」（difference culturelle），及肯定自己的文化歸屬感（identite culturelle）幾個事實中可見一斑。

　　在德文中，法文的「文化」（culture）有兩個相當的譯字：那就是Bildung和Kultur。這兩個字同樣地在德文中衍生出許多新的單詞或複合字，像「文化政策」（Bildungspolitik）和「文化浩劫」（Bildungskatastrophe）、「文化傳承者」（Kulturtrager）及「文化工作」（Kulturschaffende）便是。佛洛伊德在一九二七年一篇名為《幻覺的未來》（Die Zukunft einer Illusion）的論文中指出：文化與文明是同一事實的一體兩面。同時他把文化理念當作一個總的概念來探討。

　　這些新詞彙表現出文化界的冀望及需求的多樣性，並提出了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文化是什麼？各種工具書雖然對我們很有用，但是想在其中找出這些字眼的確切意義是不可能的，它們根本無法給人類複雜的情感或文化等現象一個精確的定義。字典告訴我們，把「文化」（culture）這個字當作抽象意義使用還是最近的事。一六九年出版，由菲爾蒂耶爾（A. Fu retiere）編著的《百科字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中，該字只作本義使用：

　　「culture：以勞力或肥料使土壤變得更肥沃以及植樹稼穡的方法。」

　　此外，菲氏又附加了一條讓現代人看起來未免有點好笑的注解：

　　「耕種土地是各種生計中最誠實、最淳樸的行業。」

　　一八七八年由利特雷（Littre）主編出版的《法語字典》（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aise）則列舉了一些該字的引申喻義：

　　「文學、科學及純藝術的素養，我所擁有的一點知識，都得歸功於優秀的文學作品，像巴特呂（Patru）的作品、西塞羅（Ciceron）為阿爾奇亞斯（Archias）寫的辯護詞，或是利希雷（Richelet）的字典。」

　　利特雷還提到「culture」可以做為「教育」（education）、「知識」（instruction）等字的同義字（例如：未經知識陶冶的心靈〔un esprit sans culture〕、心智、感情教育〔La culture

du coeur, des sentiments〕）。

　　這些定義告訴我們文化理念的一個基本問題，它不再是一個用來表示人類某一種能力或是一種活動形式的暗喻而已，它包含一個完整的概念。在利特雷的字典中，這種趨勢在「文明」（civilisation）條下可以看得很清楚：

　　「教化的行為；開化的狀態，也就是說以工業技術、宗教、純藝術及科學為原動力而產生的風俗習慣及觀念。」

　　利特雷的另一段話亦值得注意：

　　「注意：文明（civilisation）一詞在一八三五年版的《法蘭西學院字典》中首度出現，起先只有一些思想較現代的作家使用這個詞，在這同時，一般人的思想均以歷史的發展為主軸。」

　　從現在起我們要有如下的明確觀念：浪漫派詩人與思想家（像雪萊〔Shelley〕、諾伐利斯〔Novalis〕、福來德立克〔Friedrich〕、施萊格爾〔Schlegel〕）對歷史哲學和歷史編纂曾給予重大的影響，由於他們的努力，這些學科變得越來越平民化，其目的和研究客體亦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在此之前，這兩門學問只是居上位統治者所馭使的工具，而現在人民群眾則成為歷史研究的主體及客體，文明或文化史上各種事實的重要性已經遠超過了純粹的政治現象或戰爭事蹟。

　　百科全書告訴我們，文化被當做術語使用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事（請參閱《大美百科全書》）：

　　「在十九世紀中期一些人類學者的著作中，『文化』已被視為術語。」

　　相對於這種專門意義用法的，是另一種比較不精確、非專門含義的用法（這一層意義主要指一個受過良好教育、有文化素養的個人，也就是說一個有知識、熟悉進退禮節並且對文明社會的各種精緻產物不感到陌生的人）。

　　為了更進一步讓讀者明白文化理念的「專門」意義，該百科全書還引用人類學家泰勒（Sir Tylor E.B.）在這方面所提出的定義（參閱Primitive culture《原始文化》，Londres, 1871）：

　　「人類歷史經驗複雜的全部成果。」

　　此外貝奈狄（R. Benedict）亦提到：

　　「為一民族成員所共同遵守的一種思想及行為模式。它把某一民族和其他民族區分開來。」

　　這些見解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為文化理念下定義時遇到的另外兩個困難，並且凸顯善惡對立的二元觀念，因為由這種觀念所流露出來的文化理念正是歐洲傳統思想體系的重心。

　　「culture」（文化）及形容詞「cultive」（開化）兩個字字義在發展過程中的歧異很令我們驚訝，「cultive」這個字根本不具有專業術語上的涵義。對於一個民族學學者而言，所有民族，即使是所謂未開化的，也都擁有自己的文化。不久以前，「有教養的人」即是文人或是才子的同義詞。他們因為有機會接觸到所謂高層次的知識而從廣大群眾中脫穎而出，因此就產生了一種大家習以為常的二分法，一邊是一種所謂高層次、尊貴的文化活動；另一方面則是日常的、實際生活上沒有知性氣息的活動。下面兩個最近的例子證明了知識份子在價值階級體系中不言自明的優勢地位。

　　在《當代法語字典》（Dictionnaire du franais vivant, Paris, Bordas 1979）中「culture」一詞只有兩個轉意：

　　「體育的目的是要使身體各部份得到均衡的發展，並透過規律及有效的體能練習、遊戲和運動以增加身體的活力與柔軟度。至於心智的培育，目標則是在開發個人智力的潛能，並使他具備同時代生活環境中不可缺少的知識。這種教育可以是群體性質的，也可以是個人性質的。通常我們說的通俗文化、西方文化、中國文化等就是群體性質的含義。例如：主任使他暢談許久以便了解他的素養－－也就是他在各類知識領域中的修養，包括文學、哲學、音樂各方面的知識。」

　　此外，「culture」還有一種不太常見的意義，為使讀者接受它，我們可以把上面最後一個句子（在這裡文化被簡化為知識的一種專業化）和瓦樂希（P. Valery）的思想做一對比，他說：

　　「我毫不遲疑地要說：文憑是文化的死敵。」

　　一九六八年在五月學潮後頒佈了新教育法，其目的在使法國的大學能與民主化及工業化的社會配合。該文件儘管有些條文語意不十分明確，措詞不十分簡潔優雅，但是它卻明白地提出了「文化」的理念。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公佈，編號六八-九七八號的高等教育方針法案中，第一條即賦予高等教育如下的一個使命：

　　「大學應該致力把文化及研究的深刻形式推進到最高最和諧的地步，並且讓凡是擁有能力完成這個使命的人入學就讀。同時，大學也必須考慮國家的需要，並為她訓練國家建設中各領域的領導人才，並參與每個地方性經濟和社會發展工作，為了擔負起這個使命，大學更必須與工業及科技革命所帶來的民主進步相配合。」

　　這段條文會讓人以為除了「深刻」的形式以外，是不是還有一些不值得放在高等學府課程表裡的卑微或普通文化形式？另外，不管是由個人或由學術組織推廣的文化形式，如果說它只是要和社會的現狀配合並應付迫切的需要，那麼在王政時期絕不會有《百科全書》（Encyclopedie）的編纂，而十九世紀更不會出現現代詩了。

　　上面我們提到的兩個困難就與文化理念的一致性及特殊性有關。換言之，我們必須要建立一個共同的基礎，讓「culture」一詞的專業意義和非專業意義均能站得住。這樣一來，人類學家及民族學家的一邊和哲學家及社會學家的一邊就能不顧一切差異而擁有同樣一套的參考標準。泰勒所提及的「複雜的全部成果」（tout complexe）概念替一個世俗和宗教能共榮互濟的社會勾勒出特徵；文化的目的及功能世俗化與多樣化的過程極需另一個整體性概念的支持。基本上，基督教是一種信仰，而不是一種宗教，因此本質上它不負有文化上的使命；靈魂的救贖（及肉體的再生）等理論原則上與文化形式、風俗的精緻化和科學知識的程度毫不相干。然而不可否認的，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信仰都曾對人類文化演變過程發生過多方面的影響。現代經濟在這個工業及科技掛帥的時代受制於自己的一些定理，它和做為強權意志力表現的政治基本上都不受制於文化的各種顧慮及需求，可是它們卻都以錯綜複雜的方式對個人及社會的文化生活產生影響。因此，企圖為文化理念找出界限是徒然的，而嘗試為文化理念下定義亦是無用的。只要避免用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來囊括一切（宗教、神話、政治、經濟、藝術及生活、科學、實用藝術、科技藝術……），我們仍可試著界定文化理念的範圍。因此，重要的是要避免太空泛的探討，或者把文化侷限在某些被認為「高尚」的活動裡。

　　傳統的「善惡二元論」（manicheisme）使一般人對文化這理念產生了南轅北轍的看法。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世界報》（Le Monde）有一篇評論演藝人員罷工的頭條新聞，文中指出這種抗爭行動不會得到太好的成績，理由有三，其中最重要的是，對國家整體而言，文化不被認為是一基本需要，而文化界人士的經濟狀況也不會是大眾注目關心的焦點。一九八年五、六月之交，教宗約翰保祿二世蒞臨巴黎「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大會」發表演說，主題就是「文化」。各報紙都以極大的篇幅來報導教宗演講詞的摘要，並凸顯了「文化最重要最基礎的本題就是人類」的理念，也就是說「文化」不再和消遣娛樂混為一談。同年六月三日巴黎《晨報》（Le Matin）重覆了這位宗教領袖的話（我們知道長久以來羅馬教會對任何牽涉到文化理念的學說及運動都抱持強烈反對的態度）：

　　「拜文化之賜，人類才能過著真正人道生活。文化也就是生存及延續生命的一種特別方式。人類總是根據適合自己的文化模式生活，而這種文化模式轉過來在一群人之間創造一種他們特有的關係，並同時決定人類生活中社會及人際關係的特徵，人類社會中的文化單一性同時和文化的多樣性並存。人之所以為人全在於他的文化，文化越發達，他就越有資格被稱為『人』。」

　　這段話的精神傳承自德國席勒（Schiller）、黑格爾（Hegel）等人的唯心主義。它意味著羅馬教會在試圖打擊現代主義及做為主義基礎的文化要求而頒佈的《現代錯誤學說匯編》（Syllabus）之後所做的一大進步。

第二節文化機構及家庭文化．報紙的角色

　　文化理念系統中所包含的「善惡二元論」貶低了日常平凡事物的重要性，同時它讓文化在消遣娛樂生活中扮演過重的角色，因而弱化了文化的活力。

　　馬爾侯（A. Malraux）曾把各文化中心、文化機構比喻成「二十世紀大教堂」，這似乎有點誇大其詞；這種試圖在巴黎以外地區建立文化中心，鼓勵創作以便散播文化種子、活絡文化生活的創舉已實踐了一個高貴的理想：為推廣文化而奠基。第一所啣負該項使命的文化中心已經於一九六一年在哈佛爾（Le Havre）開幕使用。它應該已經為文化發展立下一塊里程碑，其精神不難從馬爾侯部長於一九六六年一次國會預算辯論會發表的談話中窺出端倪：

　　「目前我們要對文化做出貢獻，一如第三共和期間先人在教育事業上所做的努力。法國的每一個兒童有權利接觸繪畫、戲劇、電影，就像他們有權利學會識字一樣。」

　　法國大革命以後政治民主化的制度至少在原則上已經確立了，經濟制度的民主化則要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工人運動、工會鬥爭甚至革命運動才能確立。我們不禁要問：文化的民主化過程是否能在開明官僚的容忍下不經暴力就能開花結果？所有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各種計劃都免不了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理想，但是這件事實卻不應該使我們低估文化民主化的理想。這項建築「二十世紀大教堂」的計劃目的在推廣文化，而實現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同時提供我們思考文化理念一個廣闊的空間，其理由有三：

　　它們將文化視為社會現象而加以描述。

　　它們凸顯了民主和文化的關係。

　　它們使文化的見解趕上時代潮流。

　　即使任何政體都應該被視為一個進化的過程，我們有時仍要回顧它的本源。從這角度來看，真正的民主是用不著冠上任何形容詞的：它既非政治、經濟、也非文化現象（全民民主中的「全民」即是多餘）。文化的一個基本功能就是為各種活動提供一個互相影響及交流的機會，比方政治與經濟。文化常以某種方式將政治及經濟納入其範圍。我們慣常以各種不同的比喻來說明文化中心的功能，奇怪的是，這些比喻，是軍事性質的也好，是宗教性質的也好（人們動不動就說：文化的「打擊力量」（force de frappe），要不然就用「大主教教堂」，或是用「大主教教堂旁的主教教堂」來比喻文化中心），都有可能犯下如下的一個錯誤：它把文化的通俗性及日常性放到次要的地位，甚至完全抹煞這個重要的事實；文化常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和人生密切連結起來。同時，像「文化走入家庭」這樣的口號，也應該將人們的思想引導到文化的活動和文化現象上去。家庭中的文化活動要求能與它配合的多功能住所。對文化來說，這些活動和現象都是最基本的要素，但是，現在由於事事講究科技及理性，它們如果還不至於被認為是次等的活動，至少也已被貶抑至最起碼的程度，有些甚至還從文化領域中被剔除。我們認為人生有四件最重要的事：攝食、居住、說話與溝通、情愛。它們同時關係到人類的生理需求和他們的文化；西方思想已經習慣輕易超脫事物與現象的羈絆，於是就容易忘記一個事實：傳統習慣把自然（nature）和文化（culture）的關係對立起來並不意味著自信已經進化成思想動物的人類因此就可以從支配所有生物生命循環的現象中解放出來。就拿攝食一事來說吧，進食既是生理程序，也是文化現象。人們通常會依餐飲習慣所佔地位的比重來對某一文化加以評價。科技物質文明產生了如下的一個矛盾觀念：它為我們創造了機能性住宅，具有各式各樣精密的設備，但是，住宅的主人卻會在天氣轉好的時候毫不遲疑地走出這個安樂窩。海德格（M. Heidegger）曾把天、地、神、人的關係加以整理，提出「四部份」（Geviert）的學說。而該學說的核心即是「居住」（Wohnen）的概念。法國各大都會區建造的「低租金住宅」（habitation a loyer modere，簡稱H.L.M.）合理使用土地建造居住空間，但是美中不足的一點是基本的文化功能被忽略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在柏拉圖（Platon）的《共和國》（La Republique）一書中找到了具有現代性的想法。他問道：一位不具有專業科技知識的人是不是可以班門弄斧地對一位建築師的作品加以批評呢？事實上，如果他是房子的主人，那麼他的個人意見絕對具有參考價值。因為，所有建築物不但要考慮到技術及建築步驟，還要將「人」的因素包括在裡面。「說話」和「交談」這兩件事，也都是基本的功能，因為透過它，自我才能形成，而我們一生各階段的蛻變也需要它才能完成。至於個體之間的溝通並不只侷限於從中汲取所需的消息而已，它同時也是人類社會中的一塊礎石，並為它帶來親和力。德國小說家湯瑪斯．曼（T. Mann）指出：動詞「愛」（aimer）一字所包涵的意義範圍非常廣闊，與妓女發生性關係可以是「愛」，而敬愛天主的情愫也是「愛」，因此順理成章地我們就想擁有能明白區分「情愛」中各種不同經驗的詞彙。湯瑪斯．曼的結論是：還是讓我們繼續使用這個不精確的詞彙吧！因為不管詩人、藝術家或是戀愛中的情人都可以用自己獨特的經驗來詮釋它。正由於「愛」字難以定義，我們更可以明白人生現象的複雜程度。對這種複雜現象的認知亦是一種文化事實。

第三節政治與文化

　　二十世紀讓我們認清了兩個事實：第一，所有文明必然會滅亡；第二，任何文化形式，即使是根植於淵源最久的傳統，都是脆弱的。在阻擋強勢野蠻力量的戰役中注定要敗下陣來。瓦樂希（P. Valery）的悲觀論調和懷疑精神似乎已經具有洞燭機先的力量，因為另一新的事實已經產生：某些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宣稱已經把科學和技術涵蓋在文化領域中，文化因此卻可以輕易地從原先所啣負的使命中被誤導而走向為極權政治服務的歧路，而極權政治的原則和行動方式和文化的理念原本是格格不入的。在納粹統治德國期間，不少醫生毫不遲疑地同意為該政權研究大屠殺的技術；其他像哲學家、作家和各種專家學者也都受到盲目衝動的驅使，忙不迭地為幼稚的民族主義構築理論基礎。這些專家以為把自己所精通的學問帶到另一個境界，可是殊不知他們不僅為自己國家帶來毀滅的災難，還把做為一切科學根本的自由精神給摧毀了。

　　文化不應該同任何專業見解混淆起來，比方醫學文化、哲學文化、科學文化等詞彙都不該存在；文化理念的問題在於獨立思索文化本身而不使它隸屬於任何系統。然而說文化應該獨立存在絕不是說不讓它同其他領域，比如政治，產生關係。就拿德國為例，它是一個具有豐富文化傳統、在十九世紀曾盡了政治統一的艱辛過程的國家。就在短短的十幾年間被專制的納粹政體弄得烏煙瘴氣，充分說明了政治及文化分家的危險性。

　　相反地，一些不具專業知識，不以文化人自抬身價的普通人卻是使得文化生命保持躍動的源頭活水，因為他們固守一套原則和價值觀，必要時，他們甚至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保護它。沒有任何檔案資料可以顯示他們受本能驅使後行為的模式，因為每一種文化都有它神秘的生命力，由一種人類不能感知的定律所支配，而他們正是本能地參與，使這些定律能和諧運作。在那段以集中營種族大屠殺、勞改營及專為異己所設的精神病收容所等慘事交織的歷史時代裡，我們如何能不對為自由殉難的烈士致敬，他們的精神正象徵了文化的重要性。雖然文化未必是道德的基石，但是沒有道德價值做基礎，文化則不能生存。它的價值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一些典型的、堪為楷模的生死故事加以具體化而得到的。

　　以上對政治及文化關係的分析並不只來自對現代歷史的考量而已。事實上，文化理念的歷史至少在開始的時候，和政治思想是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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