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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學派》精彩內容
第一章 芝加哥學派的誕生 都市化與社會控制的解組，是工業革命之後陸續產生的兩大社會變遷。隨著農業社會結構的解組、現代運輸交通的發達，及其所引發的快速社會流動，大量人口湧向都會區，形成都市人口空前的爆炸現象，因而引發了一連串的都市化社會問題，如調適不良、犯罪、心理失常及公害等，此外，它也明顯地暴露了社會事實的另一面向：傳統社會控制的失靈與解組。這種都會區現代生活的本質及其所引發的新社會問題，普遍引起了社會學家的關懷與注意。社會學三大鼻祖──馬克思、涂爾幹和韋伯，分別從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立場和現實主義的科學理性主義立場出發，藉著歷史發展的追蹤和社會事實的探討，去瞭解資本主義與工業社會的本質，進而提出改善或挽救人類社會的對策。歐陸的「德國學派」學者──杜尼士（Ferdinund Tonnies, １８５５-１９３６）、齊美爾（George Simmel, １８５８ -１９１８）和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１８８０-１９３５） 等人，以及美國早期的芝加哥學派學者，更把都市化社會問題和社會控制的解組，當作他們終極關懷的主題。 美國的都市社會研究，源於美國本土都市中的特殊社會條件，社會學者尤其關注都市社會發展的問題。１９００年以前，少數民族在都市中已建立了聚集區，１９１０-１９３０年間，南方鄉村黑人開始大量向北方遷移，種下近十年來種族暴動的肇因。都市成長與都市行政管理的失調，使得都市呈現過度擁擠、貧民窟產生、環境污染、政治腐敗、犯罪增加、失業，以及種族剝削與隔離等明顯的社會問題。 能清楚反映此一變化的，或許莫過於芝加哥城了，這是美國社會學系首先在芝加哥問世的主要社會條件之一，而美國的都市社會學，亦在這種影響和衝擊下，逐漸的醞釀與誕生。 第一節 歐洲思想的傳承 美國社會學者殷可勒（Roscoe Hinkle）在對美國社會學理論奠基的晚近分析中指出，許多理論體系的出現，與基本的社會脈絡有關，例如，美國內戰、工業革命、都市化，以及美國社會學和現代大學體系的同時出現等，皆是重要的因素。但是，我們還必須注意到已確立的歐洲理論對美國社會學理論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歐洲的社會理論家創造了甚為豐富的社會學理論，這也正是美國社會學者所可以仰賴的根據。同樣的，西方學者對都市的關注，也起自十九世紀末的幾位人文社會學大師。在此，我們僅就社會學三大鼻祖和「德國學派」主要成員的都市論說予以追溯。 一、社會學三大鼻祖的都市論說 在社會理論範疇內的都市邏輯狀態，迄今仍然保有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思想家所留下的難解成分，這種情況在晚近的著作中，也沒有成功地被解決。就某種程度上而言，今日的大多數社會學領域， 都具有理論和方法論上的多元主義特徵，而都市社會學自然也不例外。弔詭的是，今日許多不同探究取向的都市社會學（譬如，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市理論或韋伯學派都市社會學），往往會忽視或迴避該學科所謂「鼻祖」（founding fathers）的有關都市問題之實際著作。這樣的現象其實並不難理解，這決不是因為馬克思、涂爾幹、韋伯及其他重要社會理論家甚少提及有關都市的論題，而是他們所說的往 往傾向於暗示：特殊的都市社會學，不可能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脈絡中發展。 當然，馬克思、涂爾幹和韋伯也都完全意識到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所造成的那些社會變遷規模及其重要性。然而，從他們的著作中也清楚地顯示，他們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認為，為了解釋這些社會變遷，建構一種特殊都市理論是有用的或必須的。換言之，他們三人似乎都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裡，都市問題必須包含在整體社會運作下的更廣泛的因素分析中。但在另一方面，都市雖可提供諸如道德凝聚力之瓦解（涂爾幹的分析）、精打細算的理性化之成長（韋伯的說法），或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破壞力之解放（馬克思的論調）等重要過程的生動例證，但他們卻也決不據此來解釋它們。 對於這三位社會學鼻祖而言，都市社會理論所需要的，不是一種把都市視為一般性社會結構的明確理論，而是一種把都市看成和某些較基本社會關係形式彼此關聯的瞭解。無論這種關聯是私有財產關係（馬克思）、合法支配結構（韋伯），或社會分工（涂爾幹）。換言之，都市社會理論所需要的，是一種有關整個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社會關係變遷基礎的理論，而他們所專注的正是這種理論的建構工作。 當他們討論到都市時，他們有以下幾點類似的看法：他們三人都把都市視為是一種西歐從封建制度轉變到資本主義社會脈絡中的歷史重要分析對象；這三位作者都同意，都市只有在歷史的某一特殊時期才有意義，這不是古代都市或現代資本主義都市所可用這種角度來分析的；在這三位社會學鼻祖的著作中，都市的出現，被視為是一種在資本主義社會體系內基本社會過程發展所產生的附帶影響，易言之，都市不是被視為是某種發展的一種原因，而是一種重要條件的分析；在馬克思、涂爾幹和韋伯的著作中，都市本身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裡，並未構成理論上的特殊分析對象或重要研究領域。因此，後來的都市社會學之確立，所以會仰賴他們著作中的其他面向，而普遍忽視有關都市問題的討論，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三位社會學鼻祖對都市社會學的發展，可說是造成了普遍但有選擇性的影響。 總之，馬克思、涂爾幹和韋伯三人各循著不同的途徑分析，而結果卻是相同的；他們的方法、理論和個人政治作為與信念雖有根本的差異，但他們的不同觀點和探究取向之應用，卻也達成了並行不悖的結論。下面是他們這種「殊途同歸」的概述。 馬克思 馬克思的都市論說，主要集中在他對都市（尤其是十九世紀歐美都市）的起源、發展和都市化的解釋上。事實上，馬克思也在把都市視為所有社會都有的私有財產和社會分工特徵的自治體結構，和將它看成根據不同生產模式之財產關係所形成的異質性制度間搖擺不定。前者的詮釋，清楚地展現在他和恩格斯（F. Engles）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書中：勞心和勞力的最重要區別，就是城鎮和鄉村的隔離。城鎮和鄉村間的矛盾，源自於從野蠻到文明、從部落到國家、從氏族到民族，以及貫穿整個文明史到現代的轉變。……事實上，城鎮已成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娛樂和需求的集中地，而鄉村所證明的，正好就是孤立和隔離的相反事實。 數年後，馬克思在他的著作《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中，又進一步對都市和鄉村關係的異質性特徵作了更深入的論證，在此，都市形式被看成了是仰賴生產模式的結構。此外，在更複雜論辯私有財產歷史出現的文章中，馬克思也對世界歷史上不同地區的都市加以比較說明。在馬克思看來，中世紀都市和鄉村間的區分，是此一時期新近發展中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舊有封建模式間的對照展現。雖然，都市本身並未創造現代普羅階級（或無產階級），但是，這卻是普羅階級在對抗布爾喬亞（或資產階級）中，成為政治和經濟組織階級之自我實現的重要條件。 對於馬克思而言，都市化的起源和擴張，以及都市和都市社會的產生，是資產階級為求更大剩餘價值與利潤的結果。因此，馬克思尤其關心都市與社會所帶來的異化或疏離感（alienation）現象。因為，異化或疏離感可使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更徹底。人口大量集中於工廠，以及廉價勞工的運用，正是都市起源及其擴張的兩大原則之實現，這也正是十九世紀歐洲都市或都市社會大規模擴展的主要動力。 其後，馬克思的都市論說不斷的被人引用，馬克思學派的觀點（Marxist perspective）更把「都市狀態」（ur banism）視為形成「意識形態」（ideology）的概念，這對政治立場趨於保守作風的主流學派，無異是一項大挑戰。儘管，馬克思的這種論說，常遭保守人士攻擊，以為說辭過分偏激，適足擾亂社會秩序，但是，他的論說卻也有不可忽視的貢獻。再者，他所關心的問題，雖也和德國學派的幾位人文社會學大師稍有不同，但他對今日社會學者或都市社會學者的影響卻有過之而無不及。西歐都市化的蔓延與擴張，的確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息息相關，至少，馬克思是為十九世紀以來的都市化現象，提供了另一種不同的詮釋方法。 涂爾幹 涂爾幹的《社會分工論》（The Division of Social Labour）一書，是他關注都市角色的一本重要著作。在涂爾幹看來，都市的出現是一種在資本主義社會體系內基本社會過程發展所生的附帶影響。因此，他一方面考慮先進的社會分工對現代社會道德凝聚力所造成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他也同樣把都市化視為是功能分化發展的重要先決條件。據此，社會連帶新形式的成長，也就成了都市成長的條件。 在涂爾幹看來，都市分析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他關注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改變的原因，追溯到分工的成長，更追溯到人口的增加，最後並且據此推論，都市化是分工的原因。 涂爾幹不僅親眼目睹了十九世紀的都市革命，而且也創立了一種對立類型的「二元論」分析模式。他以為，社會連帶有兩種，一種是機械連帶（mechanical solidarity），另一種是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前者係指基於相似性或共同性的信仰、風俗習慣和形象禮儀的社會結合。它所以是機械的，主要是因介入其間者（無論是生活在家庭、部落、氏族或小村鎮中），其生活的重要層面幾乎同出一轍，而且也無意識地相互結合在一起。至於後者則是以個人相互依賴而成的社會結合。它是一種以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為基礎的社會秩序，當代社會（尤其是都市社會），即是此種連帶型的代表。它所依賴的是複雜的社會分工，人們在此社會分工中，從事著各種不同的職業，正如有機體一般，彼此依賴著他人而滿足自己的需要。然則，也因為此種社會結合的成員性質相異，缺乏共同的信仰與形象，社會對個人的控制力較弱，個人在此社會結合下，自然也就擁有較大的自由。 有關涂爾幹的都市問題論說，最有密切關聯的，亦出自他在《社會分工論》一書中所提到的──診治社會弊病之道在於創立現代式的基爾特（Guilds；或譯為居間職業團體）。對於涂爾幹而言，中世紀時期的基爾特和公司，是當時社會經濟體制的「常模」，而都市則是它的「基石」，因為，中世紀都市的出現，不僅有助於打破傳統的道德束縛，更重要的是，它也促成了社會分工的成長。但是，隨著大規模資本主義的擴展，都市的商業組織也就越來越難適應該組織的需要，於是當代資本主義的都市，再也不是社會分工的場所，而且也不是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中理論上所關注的論題。 涂爾幹這種都市與都市化的看法，對其後一個世紀的社會思想與社會理論，諸如１９２０年代的美國區位學理論，以及後來的反都市意識，都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韋伯 韋伯既是社會學的三大鼻祖之一，也是「德國學派」中的主要成員之一。他的志趣和其他理論家一樣，都在試圖建構一種普遍的都市模式。 韋伯的都市研究，採取的是比較歷史觀的研究，他從東、西方都市的對照中，藉著理念型（ideal type）方法的分析，試圖為都市研究建構一套自己的看法。在他看來，都市研究的程序應從世界史的角度出發，否則，不經一番詳實考察所創立的都市模式，其都市理論的價值必然微乎其微。事實證明，他的這種看法，對後來都市社會學方法論的發展，的確具有重大的影響與貢獻。 韋伯的第一部都市論著，發表於《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一書上。該論著明顯的是在探求都市的一般性定義。韋伯在逐一導出並列舉了都市範圍的可能性後指出，一個完整的都市社區具有五種主要的特徵： １.一個要塞，有其城堡防衛的設備。 ２.一個市場，有其市場交易的經濟體系。 ３.有其自己的法庭和至少部分的獨立法律，可以處理治安與糾紛。 ４.一個相關的結合體制。 ５.有一市民選擇的行政權威，至少有某種程度的政治自主性（political autonomy）。 他尤其強調都市形式跨越時空的真正的異質性。因此，有以經濟功能來界定「商人」（merchant）和「生產者」（producer）都市，也有以寄生於其他地方之生產者的「消費者」（consumer）和「放高 利貸者」（ventier）都市，以及和經濟生活未必有非常直接關聯的「城堡」（fortress）、 「要塞」（garrison）和「行政的」（administrative）都市。 當然，這些許多功能或特徵，可能結合出現在一個地方，但是，韋伯也指出，並非所有都市都是如此，因為，許多都市並不具有其定義中所列的全部要素或功能，就這個意義而言，這些都市就不符合他所稱的「完整的都市社區」（complete urban community）。韋伯認為，只有中世紀具有城堡防衛設施並能自給自足的都市，才能配稱為完整的都市社區。再者，韋伯也強調，在打破封建制度之政治和經濟關係，以及確立一種理性化新精神上，中世紀的都市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這在後來也證明，對於資本主義企業關係和民主的市民權之發展，它是重要的。 在韋伯看來，西方文明的本質就是都市文明。西方都市文化發展的獨特性，可從下列事實中顯現：只有在西方都市中產生了政黨與政治家，產生了西方藝術史上所有的特徵現象，產生了現代意義的科學，亦為宗教制度奠定了基礎，更孕育了近代文明的承攜者──市民階級──的誕生。在政治共同體的意義上，西方之外沒有都市的原因，並不在這種共同體的「德意志精神」；在中國和印度，存在著比西方團體更緊密結合的團體，但完整的都市社區卻無法在那裡存在。探究其原因，這可能是在西方之外一切地方的都市發展面臨了兩大障礙：王室的軍隊較都市發展為早。與巫術相聯繫的觀念和制度所形成的障礙：在印度，種姓制度不能成為具有儀式的更大團體，他們在禮儀方面彼此分離，故而不能形成都市。 和其他理論家不同的是，韋伯並不把都市本身視為都市生活的唯一因素。在韋伯看來，都市與都市發展的內在關聯（特別是政治與經濟層面的關聯），遠比它和自身的關聯來得密切。只要這些發展過程互有不同，都市生活的特質也就相去甚遠。因此，封建時期的或中國式的社會，自然就形成和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的或現代歐洲社會不同類型的都市生活。 此外，韋伯也指出，從十七世紀以來，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現代都市乃失去了原有的軍事自治力，從更廣泛的角度看，它也喪失了法律和政治層面的自治力，人們開始和民族、國家與公司等其他社會單位結合，並且只承認自己的存在。於是，過分強調理性與過度依賴資本主義，並將「利潤」當成生活唯一動機的結果，正是引起現代都市衰退的另一要因。故而當代資本主義的都市，再也不是人類結合的基礎。 總的來說，韋伯的都市研究，事實上也告訴我們，不同空間領域的都市，不僅是有其差異性的，而且是不可化約的。然則，弔詭的是，我們也將發現，韋伯和馬克思一樣，他也徘徊在企求形成一都市與社會變遷之比較歷史社會學（這在邏輯上須有一般性的都市概念作前提）和更強而有力的理論認知間（韋伯都市研究的最終分析，不僅將之視為獨立的因果實體，而且也是更廣泛的社會結構因素）。因為，都市制度與階級並非獨立的實體，而「都市」的定義又是不可能的，那麼，它所指涉的又是什麼呢？ 二、德國學派主要成員的都市論說 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開始並刺激都市生活從社會學觀點加以嚴謹分析的，首推以德國海德堡（Heidelberg）和柏林（Berlin）為中心的「德國學派」成員：韋伯、杜尼士、齊美爾和史賓格勒等人。在１９２５年以前，他們出版了一系列的論文與著作，時至今日，它們當中的許多論述，依然影響深遠，不僅開啟了都市研究的先河，也對後來的都市研究作出了貢獻。「德國學派」學者對早期芝加哥學派都市社會學家的深遠影響，即是最佳的明證。 杜尼士 較早致力於把都市成長發展成類型學的是德國的理論家杜尼士。杜尼士的一生，歷經了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因工業革命後所帶來的急劇變遷，因此，他的著作即在試圖瞭解此一過程及社會關係由高度個人到極度非人情的特徵轉變。 杜尼士對都市研究的影響，主要來自１８８７年所出版的《社區與社會》（Gemeinschaf und Gesellschaft）一書，該書的書名在英文裡並無適切的同義字，粗略地將它譯成英文是「Community and Society」，但是，美國人按其內容學說將它譯為「Fundamental Concepts of Socio logy」，再將它譯為中文即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在這 本書中，杜尼士指出，一切社會關係皆為「人意」（human will）的創造物，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係出於人的意願而非自然力的命令。據此，杜尼士乃推演並區分了兩種社會基本類型，其一為Gemeinschaft（譯為社區或共同社區），其二為Gesellschaft（譯為社會，也有人把它譯為利益社會或結合社會）。在杜尼士看來，「社區」和「社會」這兩個概念是對立的，所有人類社會關係都可視為是這兩個不同類型的劃分。 「社區」是基於自然意願而成的結合，它是起於同情心的發展、習慣的接近，以及共同信仰的發展等所形成的自然團體。它的關係植基於父母與子女、家庭與親屬團體內部，以及親密朋友與鄰里的實質 性和社會性關係，他們藉著密切的瞭解與合作而共同生活和工作，流露在外的是懇切的、活潑的和足以相信的一面，早期孤立的農村社會，即是典型的代表。反之，「社會」是基於理性意願而成的結合，主要著眼於共同利益。它的關係是較表面化、非私人化或非人情化、片面性及短暫性的，它受到的是契約的束縛而非自然意願的限制，並且往往可從另一種孤立的、緊張的和衝突橫生的情境下區分出個人與團體，這些關係正是現代都市生活的特徵，也是都市化擴展的過程。 從歐洲歷史的研究中，杜尼士揭示了「社區」被「社會」取代的過程。杜尼士指出，十九世紀的歐洲，隨著都市的迅速興起，「社會」無可避免地出現，而且終將成為社會生活的主導形式。「社會」的 出現雖是勢所必然，但卻也並非全是好事，譬如，現代化的結果就腐蝕了人們的社區意識和人際責任。更具體的說，當他對這種越來越個人主義和不盡人情的世界展開批判的同時，他也讚揚伴隨現代社會而來的理性和科學思想。在他看來，與其主張回復到過去的社會模式，寧寄望於未來的社會主義者社會，能在推動科學研究與個人權力（現代社會的本質）的同時，也能激勵集體責任（傳統社會的本質）的建立或回復。 總之，杜尼士這種理念型的建構，帶有簡單的社會演化論色彩，實在很難代表所有人類社會的實現，但卻不無比較的價值。杜尼士的思想中蘊含著都市社會學的端倪；他是最早認為都市生活具有自身特點和研究價值的學者之一；他的「社區」與「社會」之區分，是第一個使用連續體（continuum）概念來理解人類聚居形式的理論；以及他所運用的二元論理念型，後來也成為許多都市社會學者爭相沿用的模式等，都對都市社會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齊美爾 在德國社會理論家的著作中，真正對美國芝加哥學派都市研究具有直接而深刻影響者，當推齊美爾為第一人。齊美爾有別於其他當時歐洲學者的是，他並不把重點放在都市生活的客觀層次上，用一種制度來說明都市的起源，反之，他是以有系統地對都市生活加以考察，用社會心理來說明都市的現象。 大體言之，齊美爾繼承了德國「意志論」（volunta rism）要義，並以「功能」（function）取向探究都市生活如何形塑個人的心理狀態。 齊美爾的都市理論，主要見於１９０３年的一篇馳名論著<都市與精神生活>（The Metroplis and Mental Life），他也以理想型的方法來描述都市的形式。對於齊美爾而言，人類發展的最高形式是內在導引的自我實現，而都市正是這種實現形式的本質，因為，有別於較早時期社會形式的是，都市蘊含了許多社會圈和廣泛社會舞台，這使個人人格有了許多不同層面的成長空間，也為個人提供了整合高度差異生活內容成為獨特的、極個性化人格發展模式的機會。同時，都市生活也產生了反動的趨勢。角色分殊化和人格特徵的功能化，有如「貨幣經濟」（money economy） 的性質一樣；尤其講究的是精確（exactness）、準時迅速（punctuality）和精打細算（calculability）。這幾點特徵，不僅維護了現代都市的複雜結構，也使它得以正常運轉，但卻也讓人覺得，人際交往不夠親切，社會關係尤其側重效率、理性和自我利益的考慮。 齊美爾對貨幣重要性的論述，也許是揭示都市理性精髓的最有力方式。他說：「大都市始終是貨幣經濟的根據地」，貨幣在都市生活中所以如此重要，其中的一個要因就是發達的社會分工，需要有普遍的交換媒介，而貨幣正好發揮了這種交換功能。但也因為貨幣具有這種交換價值的社會共性，因此，它也把所有人格和品質都化約成一個問題：「這值多少錢？」 總的來說，齊美爾的都市研究的中心論題是：「個人的創造性如何能保證可戰勝都市資本主義日漸擴展的客觀文化形式？」他以為，現代都市生活，既阻礙也提供了實現的機會；個人雖然變得孤獨、冷漠，卻也因而增加並發揮了自治自主能力（automy），以及提昇個人自由和發展自我意志的機會。他主張，個人若要同時實現人性論和主觀生活這兩種價值觀，就須在現代都市生活中超越客觀精神的重大負擔。他在都市生活過度刺激層面上的思想，可說是沃爾斯和當代心理學理論家靈感的泉源。同樣地，他的都市利益團體理論，也強烈地影響了政治科學的團體理論；他的衝突理論變成了許多衝突社會學者重要著作的根源；而他所關注的社會形式之基本意義，也成了當代形象互動論著作的先驅。 然而，齊美爾的論著也遭到後人的批評，美國社會學家索羅金（Pitirim Alexandrvitch Sorokin, １８９９-１９６８） 就指陳，齊美爾的著作可說是一系列推理概括的論述，他的哲學社會學之深奧 ，勝於他的科學之精確。再者，他的都市分析也受到如下的批評：將都市與社會混為一談，所以並不能代表特別的都市理論。齊美爾認為，個人在複雜都市社會中，似乎將會失去改變和控制環境能力的論說，的確值得商榷。齊美爾以為，為避免人格和心理特質之改變，改變都市過量感官和心理負擔，鄉村化或郊區化（suburbanization）是解決這些所謂變化氣質之途徑的說法，也很令人懷疑。 史賓格勒 另一位德國理論家，也是歷史學家的史賓格勒，其著作旨趣有別於韋伯。在他看來，都市發展的不同階段，即意味著整個西方文化的文明發展歷程，其成長的階段，又與自然的循環相一致。在整個歷史上，都市文化會有明顯的成長與衰頹模式。 史賓格勒的都市理論，主要來自１９１８年所出版的《西方的沒落》（Der Untergand des Abendlandes，英譯為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書。史賓格勒指出，都市有其自身的文化，「農民及其家舍的關係，正如當今文明人類和都市的關係。」而且，都市也是文明人類的自然生息地，因此，任何一個文化地區都有其特有的文化類型。他寫道：人類所有的偉大文化都是由都市產生的。……世界史就是人類的都市史。國家、政府、政治和宗教等等，無一不是從人類生存的此一基本形式──都市──中發展起來並附加其上的。 在史賓格勒看來，文化有誕生、茁壯、成熟和死亡的命運，或說是春、夏、秋、冬四個階段的變遷。他預言，在他當時的都市，由於是個癌症期似的都市，所以，大都會核心終將走向古羅馬滅亡的惡運，文明的都市社會也將回復到較未開化的前都市農業生活形式，於是，都市成長的整個循環又將復原，文明的生活歷程也將重新開始。到了某一時期，都市氣焰又壓過了鄉村，都市再變得過度成熟，它又再次崩潰或瓦解，如此循環不已。換言之，每一種文化皆從宗教時期開始，神話與史詩特別重要，文化的春天是個鄉土的、直覺的、虔誠的文化，此時，都市尚未出現，支持一切的是人的心靈而非頭腦。到了文化的夏天，都市逐漸興起，理智代替情感，科學取代宗教，文化創造達於高潮。文化的秋天，顯示頭腦支配力衰退，財富代興，世界都市開始出現，它們是寄生的，完全與鄉土隔絕、斷了根。到了文化的冬天，大都市文明更為顯著，文化內部取代了凱撒主義，對外表現帝國主義。此後，文化變為文明，雖可苟存，但其形式的展現趨於終止。 史賓格勒的主要貢獻在於主張特殊群集聚落的某些特徵和風貌，是和都市成長的每一階段相關聯。他和韋伯二人的著作，可說是早期依年齡、規模、結構功能或複雜性等層面對社區類型加以分類的力作。他的論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曾造成歐美人士的震撼與警，但是，現在則已乏人問津。此外，他的循環含義，後來也被評為只呈現某種隱喻而未表明步驟；嗣後，經過芝加哥學派的具體都市研究，透過都市移民和都市內部結構的探討，方指證了演化的過程。 第二節 美國的歷史背景 美國的「社會科學」課程之開設，可溯至１８６５年，直至１８９２年，史墨爾在芝加哥大學創設社會學系後，此一課程才開始得到學術界的尊重。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簡介>的資料中，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對自己的系史作了如下的介紹：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的奠基，具有豐富的傳承基礎，它是美國大學裡的第一個社會學系。從它創設以來，它就定下了高水準的學科訓練，並且一直以其優越的著作在社會學的主要領域裡著稱，而執美國社會學界的牛耳。……它的早期歷史，是藉著其成員的研究活動和聲望而創立並形成了眾所周知的「社會學芝加哥學派」（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此一傳統主要植基在強烈的田野工作和理論取向的兼容並蓄上。 在１９１０-１９３０年代，將近二十年間，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歷史，幾乎可作為美國社會學的歷史，因此，該系在當時，也就主導了美國的社會學界。仔細探究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從創立到發展成芝加哥學派，其源起的歷史背景，不僅可以從當時的美國社會環境中窺知，也可在芝加哥學派三大傳統中找到答案。 一、當時的美國社會環境 都市社會環境 １８３０年，芝加哥城還僅僅是個居民地，尚未組成都市；１８３７年時，芝加哥城的人口尚不及一萬人；但到了１８９３年，則快速地增加到一百萬人以上；１９００年時，它的人口就將近兩百萬。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芝加哥城更是一快速成長的都市，市界持續地往外擴展，外觀則彷彿是一漫無止境的大草原。新鄰里關係的產生；都市居民被區分成許多種族和民族團體，他們之中有些剛從歐洲抵達，有些則甫從美國鄉村地區移入。於是，芝加哥城在面對如此急遽的都市化、工業化和科層化後，社會環境便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外國移民的移入，更引起了嚴重的種族衝突問題。過度都市化的結果，往往造成失業人口的增加、不良的工作條件、生活品質的低落、貧民窟的出現和各種犯罪問題的產生等。 芝加哥城所引起的種種問題，可從當時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研究生所撰寫的論文題材得知一般。這包括：美國移民團體問題；黑人生活向度問題；家庭、青年和性別取向問題；偏差與邊際性論題；傳播媒體、集體表達和文化變遷問題；經濟因素與制度層面問題；特殊社區研究等問題。 就此意義看來，芝加哥城的都市社會環境對芝加哥大學的學術發展，乃至於芝加哥學派的誕生，都有極大的影響與貢獻。布魯墨（Martin Blumer）就指出，芝加哥城的都市社會環境有兩大優點：社會狀況的可見性可能遠大於美國其他大都會；早期經驗性的社會研究，正是關注都市社會問題及其改革的主要結果之一。因而，都市也就被視為是社會實驗室或人性考察的理想場所。 大學學術環境 根據布魯墨的說法，芝加哥學派崛起的背景，與芝加哥大學的學術環境具有密切的關係，這主要表現在以下的事實： １.芝加哥城受基督新教影響而成書香社會：芝加哥大學座落在芝加哥城內，基督新教使具有德國和斯堪地那維亞血統的中西部居民，養成對讀書傳統的尊重與薰陶，努力於學術領域的探討； ２.芝加哥大學受德國大學的影響很大：影響最主要的表現在兩方面，其一為許多教授群（如史墨爾、湯姆斯和派克等）都曾留學德國，或在德國大學進修，或在德國得到博士學位；其二為制度的建立，這包括研究機構和高級討論課、實驗室概念的啟發和博士學位的制度化等； ３.芝加哥大學本身社會科學制度的建立：制度的建立顯示從事知識活動的人可相當密集地互動，其豐碩的研究成果也是科際整合下的產物，而與制度建立有關的是──研究討論會的強化、大規模研究的允諾、研究方法學的關注、研究設備的充實、研究助理的設立、研究生的工作納入研究計劃中，以及未來學術研究工作者具備博士學位的要求等； ４.芝加哥大學有更自由的空間可依自身計劃進行發展：由於芝加哥大學是一所私立大學，經費來自於慈善家，它比美國公立大學有更自由的空間依自身計劃發展而不受干擾，因此，它的學術研究品質與創新能力可以提升。 據此看來，美國社會學的轉換與發展，社會科學探究取向於第一手資料的經驗研究，以及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能形成一社會學學派，這主要都要歸因於大學與都市環境的密切關聯。 首任校長和系主任的貢獻 芝加哥大學首任校長哈波（William R. Haper）和社會系首任系主任史墨爾二人，對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興起，有不可抹滅的重要貢獻。哈波認為，大學的教育要強調基礎研究和研究所訓練。研究所教育的目的，更要訓練學生有能力獨立從事調查研究的工作。他不僅鼓勵他的同僚專心研究和勇於出版，而且也提供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作為著作出版的工具。再者，他為了充實師資陣容，更是不惜逢迎奉承態度，延攬一流師資，而為了這些教師的薪水，他也不斷廣結善緣，尋求慈善家的捐助。 至於史墨爾，他除了創立社會學系和成為首任的系主任之外，亦在１８９４年，與人合著了第一本社會學教科書；１８９５年，他創辦了一份對當時社會學界頗具影響的《美國社會學期刊》；１９０５年，史墨爾與人共創了「美國社會學會」（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這是當時美國社會學者的主要專業結合。然而，在美國社會學的發展歷程上，史墨爾的知識著作，在當代意義上並不如他在社會學制度上所扮演的角色重要。更重要的是，在社會學系奠基的當時，他也引進了一批和他一起共同努力的夥伴。這些早期的社會學系成員，以及其後幾年加入他們的人，不僅撰寫了許多一流的教科書，而且也出版了其他重要的早期社會學著作，後來，他們都成了該領域的先鋒。 此外，他尤其強調田野工作和直接觀察的必需性與重要性。這種以經驗研究為主的社會學取向，不僅使早期芝加哥學派具有許多獨有的特徵，而且也清楚地反映在芝加哥學派的三大傳統上。 二、芝加哥學派的三大傳統 史墨爾認為：「社會學的終極目標，必須使人成為本質上的基督教徒」。這樣的見解，產生了一種社會學必須對社會改革有興趣的看法，以及兼而形成一種社會學應該趨向於科學的信仰。而這種科學的社會學所具有的社會改革之客觀性，就被實踐在受都市化和工業化所影響的芝加哥城上。 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都市社會學所以興起於１９１０ -１９２０年代的芝加哥，這至少和芝加哥學派的三大傳統息息相關： 科學性的研究態度與精神 由於芝加哥城的特殊地理位置，正處於北部工業社會和南部農業社會的交匯點，因此，南北戰爭後的芝加哥城，隨著工業發展所帶來的人口遞增、社會秩序轉變的衝擊，以及移民的流入，社會問題叢生，這使芝加哥城不僅成為美國工業化與都市化的畸型大都市，而且也成為各類社會問題的製造工廠。因此，這些活生生的社會事實與社會現象，就為芝加哥學派的研究，提供了最新的題材，並且也創造了一種以人文區位學為探究取向的傳統。 熱衷於社會改革的實踐精神 科學性的研究態度與精神，再加上早期芝加哥學派的宗教色彩，共同構成了芝加哥學派的第二種傳統。早期芝加哥社會學系所具有的特徵之一，便是它和宗教之間具有密切關聯，有些芝加哥學派成員本身即是神職人員，或是父親為牧師。於是，芝加哥學派成員，乃本著宗教救世的悲天憫人情懷，由學術象牙塔裡走出，投入真實世界的生活中，直接觀察都市生活和面對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針對都市的某些地區和族群作深入而詳細的調查，並且由此形成以遊民、陋街、黑人家庭、少數民族居住區及其他特定對象的研究。這些人文區位學的研究方法，大多是民族誌學的範疇，但該方法在芝加哥學派的手中，不僅被用來做為都市許多不同職業或階層的研究，並且成了和形象互動論密切關聯的學科。都市地區、社會團體和職業的研究，也藉著個人自身及他人對己的知覺互動認同建構，發生了關聯，社會學或都市社會學的研究，乃逐漸帶有實用主義的色彩。 以社會過程為研究旨趣 這種傳統取向，經湯姆斯的應用與發揮，不僅在微視社會學（microsociology）的科學性研究上，奠立了它的權威與典範（paradigm），而且也與日後結構功能學派的鉅視社會學（macrosociology）之研究法，形成了分庭抗禮的局面。芝加哥學派這種以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為研究旨趣，從微視社會學角度，進行個人心理分析的手法，後來就成了芝加哥學派形象互動論的主要特徵之一。派克和伯吉斯以社會學分析和理論的廣泛概念，建構了「都市」的基礎研究，而顧里、米德和湯姆斯等人，則發展了一套「社會」（society）和「自我」（self）的獨特分析（他們之間仍有些微的不同強調重點），迄今，它們已成就了社會心理學領域最豐碩的探究成果。因此，現在一般人所指涉的「芝加哥學派」，又以形象互動論和高夫曼的著作最具代表。 第三節 芝加哥學派的誕生 在前面一節我們提到，世界上最早成立社會學系的是具有悠久歷史的芝加哥大學。該系由史墨爾在１８９２年創辦，這對社會學的發展相當重要。１８９５年，一群非芝加哥大學的學者，共同創辦了《美國社會學期刊》。１９０５年，「美國社會學會」正式成立。１９１０年代中期，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在史墨爾等人的領導下，學者們開始積極的努力研究。１９２０年代時，都市社會學正式成為社會學的一支（a brench of Sociology）；１９２５年美國社會學會年會上所發表的論文，幾乎都是都市社會學領域的題材。於是，１９２０ -１９３０年代，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就在派克、顧里、米德和湯姆斯等人的協助和影響下，開始致力於都市論題的研究，終於創建它的傳統，也成為美國社會學本土化的先鋒，並以「芝加哥學派」聞名於世，支配著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社會學界。 在芝加哥學派的概念裡，有兩個相關聯的概念，特別值得關注，其一是對都市鄰里分佈的「區位探究法」（ecological approach），其二為沃爾斯所說的「都市狀態為一種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芝加哥學派的都市理論假設，都市明顯的特殊生活方式之解說，係基於都市區位學的原則上。它的主要論點認為，都市在經過類似生物區位的競爭（conflict）、侵入（invasion）以及承繼（succession）等過程後，便井然有序地成為「自然區」（natural areas），而這些過程又支配了不同鄰里的「分區使用」（zoning）特徵。 事實上，芝加哥學派所建構的人文區位學，可說是第一套有系統的都市社會學理論。而作為芝加哥學派主要探究取向的區位探究法，它又與地理學上的地理探究法（geographical approach）以及生物學上的區位學（ecology）方法有關；區位探究法可說是由地理探究法發展而出，並且融入區位學觀點的結果。簡言之，區位學最初是指對動植物間的環境與空間關係及其變化因果的研究。人文區位學乃源於動植物區位學，但和區位學不同的是，它並不研究人類和其他生物間的關係，而是研究人類在空間分佈過程中的社會性和非社會性原因。也就是著重在對人類及其生存環境間之互動關係的研究。至於都市區位學（urbanecology），則是應用人文區位學的觀點來探討都市維生活動、都市內部結構與變遷，以及這些現象之興起、運作與轉型因素的有關知識。 在芝加哥學派區位學家看來，作為人文區位學研究主體的人，它存在了某些和其他生物不同的特殊問題。據此，芝加哥學派乃從本體論上對人作了如下的預設： 人類社區不同於生物社區。 因為，在人文區位學中，動植物只是作為「自然資源」和「食物來源」才具有重要意義；更具體的說，它們只被看成是人類空間組織的促成因素，但是，人不僅會移動，而且也有能力意識到環境的變遷。 人類組織是一種共生的（symbiosis）聯繫關係。 人類和所有其他生物一樣，都存在於一定的自然環境──社區中。社區是一些或多或少依附其居住地區的人口。在各種不同的人口單位間，沒有任何一個單位可以離開其他單位而能生存的。易言之，人類要生存就需有一定的資源，但由於資源的有限性，一旦供給不敷需求，人們不僅處於相互依存的狀況中，而且也處於為有限資源而競爭的情境裡。因此，根本上來說，人類組織的人際互動，是以功利主義為出發點，作為發展共識的基礎，並且形成「共生互賴的功利連結」（Utilitarian ties of munal interdependence）。 文化是一種控制生物性（下層結構）的「超結構」（surperstructure）。 人類社會包含了兩個面向，其一為生物層次（biotic level）的「社區」（community）。它是一種人性的表達，人與人的關係是基於功利的考量，並且為生存而競爭（com petition for survival）；其二為文化層次（cultural level）的「社會」（society），它是一種共識（consensus）或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的表達。文化層次的現象是基於生物層次的現象而被表現出來，因此，要研究社會文化現象，並不是要針對它本身作直接的研究，而是要針對生物層次的現象或社區區位的現象進行瞭解，才能掌握社會文化的重點。 如上所述，芝加哥學派把生物層次的現象視為社會文化的研究重點，故而它在空間利用與分佈過程的解釋上就有如下的假設與主張： 人類社區是一種競爭性的合作關係。 芝加哥學派的學者用競爭的概念來解釋空間分佈，他們以為，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對社區大有好處，它不僅可以調整社區成員的數量與素質，同時也可在相互競爭的群體中形成一種均衡的狀態。這種競爭刺激社會分工狀態的事實，明顯地反映在都市區位上。 人類社區在共生和對匱乏資源的競爭中自然形成一種優勢支配弱勢的情境。 這一個過程是由人類的「生物的自我」所產生。人在競爭中發現，藉著彼此間的合作更能取得他們所需的或渴望的事物。在任何一種競爭中，使自己優於對手是十分必要的。在任何一個地域仍保有連貫性、尚未被自然或人為屏障割裂的空間格局裡，最佳的估測位置就是中心，佔有中心位置者就可以使自己處於最有利的地位，從而能從容不迫的對此一格局中的任何一點作出估計或支配。這種過程，正是達爾文（C. Darwin, １８０９-１８８２）「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或「每一種生命社區，都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優勢物種」在人類社區反映的例證。都市土地利用所形成的地價問題，適足說明此一現象。一般而言，工、商業往往是都市的支配性產業，而都市的戰略性地區或中心位置，承受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且為支配性產業所控制，進而決定各地段的地價。 社區的自然狀態就是均衡。 一個社區內競爭勢力間的平衡，就稱為「社區均衡」，它被當作社區共生系統的基本目標；一個既內在關聯又相互競爭的系統，它在其成員間謀求某種平衡或均衡狀態。換言之，在芝加哥學派的學者看來，社區變遷主要來自內部的擴張或外部的干擾，但它終究是一暫時的狀態，最後，它仍會在循環、演化和均衡之後回到自然狀態。簡單的說，社區均衡歷經了以下五個階段：社區既存的均衡；社區不穩定狀態；競爭以更新共生系統；發展或提昇到一個新的、更高的適應階段；社區均衡狀態或自然狀態。 總之，都市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研究概念、理論與方法的確立，可說是芝加哥學派誕生的根源。我們之所以要在這一節裡特別加以論述，不僅在使我們對芝加哥學派的基本概念、理論與方法有所瞭解，更重要的是，它也是掌握芝加哥學派崛起、擴展、衰頹、重建及其持續性影響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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