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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的基本概念》

導讀

一

　　就社會學的發展史而言，瑪克斯‧韋伯一向被公認是大師級的人物，享有著崇高的地位。事實上，在韋伯所處的時代中，“社會學”正剛剛開始萌芽，還算不上是一門純粹的專業學科，但也因為如此，韋伯得以發揮他的原創力，提出關於社會學基礎理論的一整套構想。我們知道，韋伯受過法律史及法學方法的嚴格訓練，又曾在大學講授政治經濟學課程，而他的學術研究橫跨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從《中古商社史論》、《羅馬農業史》、《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世界諸宗教之經濟倫理》，可謂不斷地在窮究人類社會生活的多樣繁複性。他的摯友，也是德國著名的哲學家雅思培（K. Jaspers），曾經於悼念韋伯的一次演講中說道：「……這些包羅萬象的著作，不是靠一些興之所至的觀察隨意堆砌出來的；相反的，每個題目都以社會學為核心，如果韋伯最後能有系統地整理出他的社會學理念，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出他對社會學用心之深了。1雅思培當時尚不清楚，韋伯其實在生前1雅思培著，魯燕萍譯：《論韋伯》，桂冠，1992，頁3。確已從事了這份“系統整理”的工作，只是未及發表便不幸去世。這些遺留下來的手稿，經過韋伯遺孀瑪麗安娜‧韋伯（Marianne Weber）的校訂後，編輯成《社會經濟學大綱》（Grundriss der Sozialo欝konomik, 1921/22），此書的第四版再經溫克曼晳J. Winckelmann晴重新考證，以《經濟與社會》（Wirtschaftund Gesellschaft, 1956）為標題印行於世，成為今日研究韋伯思想最重要的經典文獻之一。同時，誠如雅思培所言：社會學乃是現代社會接受自我認知的一種科學形式；而《經濟與社會》中涵蓋的淵博知識，正代表了人類自我探究精神的高度成就。

　　〈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譯自《經濟與社會》一書的第一章，全文共分十七項條目，包括了方法論上的推演、社會行動類型的建構，以及各種社會關係形式的概念定義與說明，有系統地展現了韋伯本人對“理解社會學”（Verstehende Soziologie）研究典範的全盤性設計。韋伯的這套理論觀點和他所使用的專門術語，歷經多次修正，一些基本構想早在1907年的〈史坦姆勒對唯物史觀的“克服”〉（Stammlers 𡂴U𠤣berwindung嘷 der materialistischenGeschichtsauffassung）一文中便已逐漸醞釀成形，其後他於1913年寫下〈關於理解社會學的一些範疇〉U𠤣ber einige Kategorien derverstehenden Soziologie晴以下簡稱為〈範疇〉，正式提出“理解社會學”的名稱，並開始嘗試對不同的“行動”進行類型學考察。下面我們便針對這段作品史的內在關聯先作一番檢視，再分別探討韋伯社會行動理論的特色及其後續發展。

二

　　根據韋伯自己的計劃，〈範疇〉這篇文章原被視作《經濟與社會》第一章初稿中的一部分，準備將其擴充為討論“社會諸秩序的範疇”Kategorie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Ordnungen。他在不同的場合曾表示，《經濟與社會》的前半段是以“範疇學”晳Kategorienlehre晴的純粹理論研究為主，後半段才涉及經驗性的實質分析，而〈範疇〉更有著宣示其基本立場的意義。但是，他顯然不十分滿意第一次嘗試的成果，同時他的友人如李克特H. Rickert亦曾批評原發表的〈範疇〉一文太過難懂，這促使韋伯在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重新改寫《經濟與社會》各章節，並修訂〈範疇〉中的論點，整理成現行版本的第一章，也就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

　　與〈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比較起來，〈範疇〉一文的架構單純許多，除了前三節勾勒“理解社會學”的大致輪廓外，其餘的四節便用來描述各種行動類型，共包括：共同體行動Gemeinschaftshandeln晴；⑵社會結合行動Gesellschaftshandeln；同意行動晳Einversta㰍ndnis-handeln；組織行動晳Verbandshandeln及機構行動nstalts-handeln；附帶的還有群眾行動Massenhandeln。這些行動之間的區別，主要在於行動者主觀意義的指向愈來愈脫離純粹個人的層次，而進入到社會結構、組織與制度的層次。換言之，韋伯的目的是欲將個人的“行動”連接到一般所謂的社會“秩序”上，並藉以說明：任何像“國家”、“社團”或“封建主義”等概念，莫不是指稱人們的共同行動，而「社會學的任務便是要將這些概念還原到“可理解”的行動，亦2關於《經濟與社會》的原始構想及其演變，請參閱羅斯G.Roth在他編譯的英譯本中所寫的導論。德文本原以“社會學的範疇學”晳Soziologische Kategorienlehre總稱系統論述的部分，但此一標題乃瑪麗安娜‧韋伯所加，而韋伯本人似乎更偏好“普通社會學”Allgemeine Soziologie的用法，見D. Ka㰍sler: Einfu欝rung in das Studium Max Webers, Mu欝nchen, 1979, p.151.即還原到參與者個人的行動。

　　為了貫徹他的此一理念，韋伯大量運用了德文中特有的組合字體作為關鍵詞，不過，他也發現這似乎反而容易造成讀者的混淆。因此在撰寫〈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時，他刻意地放棄了含義較模糊的用語，並且更精確地定義專有名詞。精簡化的結果，不僅是增進全文的順暢性，其中還有幾個重點值得特別注意：

　　第一，韋伯以“社會行動”soziales Handeln取代“共同體行動”，再刪去意義可能重複的“社會結合行動”，使得“社會行動”正式成為理解社會學最根本的分析單位。同時，他清楚地建構出“社會行動”的四種意義取向：目的理性、價值理性、情感性和傳統性取向，用以闡明社會行動在不同情境下的可能向度。經過這種調整，韋伯不再需要費力地解釋一些繁複的概念，也為社會行動理論奠下堅實的基礎。

　　第二，在方法論的部分，韋伯添增了對於“理解”之形式與途徑的細部討論。於此，〈範疇〉中原有“正確理性”晳Richtigkeitsrationali-ta㰍t晴一詞，用來形容某種客觀上或技術上存在的“正確”標準。在他看來，行動者主觀的“目的理性”和這類客觀的“正確理性”並不一定是完全契合的，似乎還需要經過事實的檢證，人們才會逐漸接受目的與手段之間的最有效連繫，而此種他稱作“正確類型”晳Richtigkeitstypus晴的行動，則是可理解性的極限例子4。不過，我們在〈社會學的基本3Max Weber: 𡂴Some Categories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嘷, tr. E. Graber in: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2晳Spring 1981, p.158. 此段譯文引自梁中偉：〈統治、理念型與歷史發展之例外〉，刊於《史學評論》，第10期韋伯專號，1985，頁20。韋伯因此在〈範疇〉一文裏將社會學觀察的行動分成六大類，包括趨近正確類型的行動；主觀上目的理性類型的行動；多少有意識傾向目的理性的行動；並非目的理性，但在有意義及可理解之關聯下的行動；由不可理解之因素所影響的，但還在可理解之範圍內的行為；完全無法理解的心理或物理事實。從這樣的分類看來，他日概念〉中，已找不到這樣的論述，相反地，社會學被設想為不牽涉到“客觀正確”或“真正”意義的一門學科，其“理解”端視對行動者“主觀”意義的把握程度而定：只要歸屬於“目的理性式”zweckrational的行動類型，其本身即可提供足夠的確證性Evidenz，成為理性的理解之對象。“目的理性”——而非“正確理性”——的行動也因此取得方法上之“原型”Prototypus 的地位，藉以衡量各種“偏離”的狀況。韋伯的此一轉折，更符合他環繞著社會行動之主觀意義所發展出來的方法論觀點，確保了理論的一致性。

　　第三，韋伯論及有關“行動”與“秩序”之承接的問題時，所謂的“同意行動”扮演著重要角色，但他對於“同意”的性質究竟該如何定位，顯得有點猶豫不決。從〈範疇〉中的表述來說，韋伯已意識到“同意”不外是指向某種秩序的“期望”Erwartung，而即使是一群人自願同意所形成的秩序，其效力亦非立足於完全一致的同意之上，由此可見，“同意之機會”Einversta㰍ndnischance 雖構成任何秩序或規範會被遵守的基礎，個人的“同意行動”不見得可以直接導出團體的秩序，遑論提供保證5。或許基於這樣的理由，韋伯在改寫時乾脆整個刪除掉“同意行動”的部分，代之以“正當性”Legitimita㰍t晴的概念，並轉為討論正當秩序的類型、效力來源，以及保證的方式。這一層考慮亦明顯地配合著韋伯對“支配社會學”Herrschaftssoziologie的重行設後在〈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中對於社會行動的類型學建構，是將、項刪去，再給予其他四項更明確的定義。5這亦可能是“機會”的概念在社會行動理論裏，所以扮演著如許重要角色的理由之一。對韋伯而言，行動本身並不能保證對方的反應，所謂的“同意”與其說是一種“行動”，不如比擬為對規範的共同信念或今天社會學家習稱的“相互期望”，當他更普遍地應用“正當性”概念來說明秩序的性質時，“同意行動”一詞反而易引起誤會。計，強化了《經濟與社會》前後章節間的呼應效果。

　　最後、〈範疇〉一文在理論分析的意圖上，比較拘泥於將制度和結構的面向都要“還原”到個別的行動層次，因此出現如“機構行動”的名詞。〈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則引進了“社會關係”的中介環節，足以表達超越個人以上的各種結合模式，韋伯遂只保留“組織行動”的用法，而提及“國家”、“教會”等構成體時，即強調其為一種“經營機構”Anstaltsbetrieb，不再混用“機構行動”來說明。由於“社會關係”仍以“機會”Chance的概念為核心，意味著韋伯所確立的推論方式是：社會行動—社會關係機會晴—社會秩序，進一步釐清了社會行動理論的分析架構。

　　循著作品史所提供的這幾條線索，我們方才真正體會到韋伯在理論思考上的“用心之深”，也可以理解為什麼這篇“導論式”的文章雖然不長，𠗟對後來的社會學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足以和膾炙人口的成名作《基督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相互輝映。只是關於理論的研究通常比較抽象，或如韋伯自己所說: 為了盡可能讓概念精確，往往不得不犧牲了通俗化的需求；因此下面有必要再針對某些較複雜的問題作一番梳理功夫，以便讀者能掌握住窺其堂奧的若干要領，不致被“咬文嚼字”似的行文風格攪昏了頭。

三

　　韋伯所以在社會學理論發展中佔有一個特殊的地位，理由之一便是他開創了以“社會行動”作為研究對象的傳統，為社會學區隔出一片專屬的領域。他開宗明義地表示：「社會學是一門科學，其意圖在於對社會行動進行詮釋性的理解，並從而對社會行動的過程及結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釋。這個簡要的定義實含蘊著十分豐富的意旨，貫串了通篇的脈絡，尤其他在此定義中試圖兼顧“理解”晳Verstehen晴與“解釋”晳Erkla㰍ren晴的心態相當明顯，代表了他深思熟慮後的立場。回顧當時的背景，我們知道，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時候，歐洲瀰漫著幾股互相衝擊的學術思潮：一方面是功利主義與集體主義的針鋒相對，另一方面是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爭論，而韋伯處在這樣的情境下，他採取了較寬廣的角度來綜合不同學派的主張，並嘗試克服其各自的盲點，這些努力都反映在〈社會學的基本概念〉的論證邏輯裏。

　　先就理論的出發點來說，韋伯不贊成將“自利”看作是人類交往互動的根本動機，認為除了考量“利害狀況”Interessenlagen之外，人們的行動還常會被習慣、情緒和價值規範等因素所左右；但他更反對運用模糊的“集體概念”如“民族精神”來逕行解釋現象。如前所述，任何集體性的“社會構成體”晳soziale Gebilde晴絕不會自己“行動”，還是得分解到真正的行動主體——個人——身上，才能避免陷入“誤置具體的謬誤”6。換言之，韋伯對於社會秩序及文化理念等“共相”的關注，並不妨害他以“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晳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晴作為社會學的最後基礎7；同時他也一再地強調，這種方法觀點6誤置具體的謬誤晳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晴是對實證主義的一種批評，實證主義企圖以歸納的方法完全精確地描述經驗，但新康德學派認為概念與現實之間有一道鴻溝，科學的目的也不是複製現實，而是對現象作有意義的詮釋。若概念或詮釋被不當地等同於“具體”事物，便會產生上述的謬誤。在此引申為韋伯反對將集體性的概念視作真的有這麼一種實體可以自主地“行動”。7對“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最簡單明白的解釋，可引經濟學者米塞斯晳L. von Mises晴的話來說：「認知集體的唯一方法，是分析它的成員們的行為，亦即從“個人”的層次著手，而非逕自跳躍到“集體”層次。請參閱米塞斯著，夏道平譯：《經濟學的最後基礎》，遠流，1991，頁110。與是否支持“個人主義”的價值系統純然無關，他的論述仍一貫秉持著“價值中立”Wertfreiheit的學術倫理8。

　　確定了著眼於“行動”——特別是“社會行動”——的研究途徑之後，接下來韋伯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達成知識上的“客觀性”要求？在他看來，對於社會行動的分析不能不觸及到當事者本人的“主觀意義”，但想要踏出這一步，不是那麼簡單。長久以來，西方的科學觀一向以自然科學的成就作為標準，推崇著“法則性的知識”nomothetische Erkenntnisse，相對地貶抑了哲學及人文學科中的“表意性的知識”idiographische Erkenntnisse。韋伯現在既宣稱社會學是一門“科學”，又把“主觀意義”納入進來，似乎甘冒大不諱，違逆了實證主義一意追求趨近於自然科學模式的目標。不過，若我們瞭解韋伯深受德國“歷史學派”Historische Schule之薰陶，且與“新康德學派”Neo𠹵Kantische Schule聲氣相投的背景，便對他此舉不會太感訝異。而他的解決方案並不是刻意去維護某一派的學說，毋寧是批判地繼承了前人的探索，再融貫成自己的“一家之言”9。

　　具體而言，韋伯所以挑起這問題，正是意識到當時新興的“社會科學”亟需一套不同於自然科學，也可以沖淡傳統形上學色彩的知識論，因此致力於建立社會科學自身對“科學”和“客觀”的判準。他一方面擷取了實證主義依據“經驗”，進行“事實驗證”與“因果解釋”的精髓，強調社會學——如同所有社會科學的學科一般——乃是“現實之科學”8“價值中立”是韋伯方法論的核心原則之一，也是社會科學家追求“客觀”知識的不二法門。相關討論見他的〈“價值中立”的意義〉Der Sinn der 𡂴Wertfreiheit一文，收入《社會科學方法論文集》Gesammelte Aufsa欝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9韋伯與新康德學派的淵源，以及他“和而不同”，自己有獨立意見的地方，可參閱G. Oakes: Weber and Rickert,Cambridge/Mass., 1988。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當然得提供具客觀性質的知識。但另一方面，韋伯認為實證主義對“經驗”或“現實”的解釋方式存在著很大的缺憾，幾近於自我設限：因為人類的社會生活是由各種“意義”交織起來的網絡，如果硬生生地只允許用“法則”來解釋，無異是削足適屨，反而遠離了我們真實的生活情境。“意義”的詮釋與理解，是自然科學家不用去傷腦筋的問題，但對社會科學家𠗟是不可避免的任務；而“理解”的方法也不是靠“直覺”或“同情的了解”，韋伯列舉了“直接觀察的理解”和“解釋性的理解”兩種，後者由於包括動機理解在內，對於行動的“意義關聯”Sinnzusammenhang 能夠更妥當地予以掌握，也是韋伯心目中可以經得起客觀檢證的知識形式启䳭。

　　更明白地說，社會學者和自然科學家一樣是企圖“解釋”他們觀察的對象，不過在社會科學的方法邏輯裏，唯有將個人行動時的“主觀意義”一起納入科學研究的範圍內，所得到的知識才能充分發揮“解釋”的作用。“理解”因此其實也是社會科學“解釋”過程的一個步驟，韋伯將這兩者先加以區別，再試著會通它們，不外是希望社會科學家摒棄駝鳥心態，正視“意義”的理解問題，當然，這份工作在取得認可上，總是較自然科學的知識來得艱辛。即使如此，韋伯深信社會科學可以「完成某些在自然科學中永遠無法達成的東西……這種詮釋性理解的解釋，相對於觀察性的解釋不啻是一項額外的成就晳Mehrleistung晴。韋伯自己所從事的學術努力，亦可看作是此一信念的最佳註腳。启䳭“理解”作為社會科學的方法，曾經引起過不少爭論。細究韋伯的立場，他主張理解的基礎不在於狄爾泰晳W. Dilthey晴所強調的“移情作用”晳empathy晴，而須由觀察者本著可靠的經驗、運用推理能力，才能獲致對行動的動機或意義關聯的“客觀可能性”晳objektive Mo㰍glichkeit晴判斷。這種判斷仍只具有“或然”的性質，但這涉及社會科學知識的本質，並非單純是方法上的問題。

四社會學的基本概念

　　在會通“理解”與“解釋”的考量中，韋伯偏好的“理念型”Ideal-typus方法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前面提過的社會行動之四種類型，便是理念型的應用實例，事實上，〈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論及行動取向、正當秩序、各種組織和團體的類型等部分，處處皆有理念型的影子，這也符合韋伯視社會學為「建立類型概念，並追求經驗事實之普遍規律的一門學科的想法。關於理念型的性質，他在1904年的〈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知識的“客觀性”〉一文中有著詳盡的討論，簡單的說，理念型乃是一種概念工具，它基於特定的觀點，由雜多的現實裏抽離出某些特徵，整理成邏輯一致的“思想秩序”denkende Ordnung，反過來可以作為衡量現實的尺度。或如本書“方法論的基礎”一節所描述，理念型構成了「一個個儘可能展現完備之意義妥當性Sinnada㰍quanz的概念單位，它們愈尖銳而明確地被建構出來，愈能善盡其「型塑專門概念、進行分類和啟發上的功能。

　　理念型和一般意義下的理論“假設”不同，它屬於更基本的“概念建構”層次，但這也意味著我們的“思想實驗”gedankliche Experi-ments晴早在提出任何可驗證的假設之前即已開始進行。就此而言，韋伯認為社會學的因果推論晳或所謂的“決疑論”Kausuistik，唯有在理念型的基礎上方才可能成立。亦因此，理念型是否能發揮作用，不理念型和一般概念最大的區別，是它在型塑研究對象與設想其可能解釋上，有著“導引”我們想像力的功能。其實任何社會科學包括史學必定會應用某些關鍵性的概念，如“封建主義”、“市場”、“民主政治”等來從事思考，韋伯指出這類概念可以提昇為理念型，乃希望研究者自覺地先釐清概念的意涵，再進入假設、驗證的階段，這可算是韋伯在方法論上的特殊貢獻。僅僅是取決於其本身的“意義妥當性”——“理解”在這個階段十分地關鍵；還須配合它對“因果妥當性”晳kausal Ada㰍quanz——“解釋”！——的貢獻而定。用韋伯自己的話來說：

　　「對一個典型的行動所作的因果性詮釋，意指其被宣稱是典型的過程，既可以在意義上妥當地展示出來，又可以因果妥當地確認。總之，以理念型方法塑造出的各種“典型的”社會行動，一如韋伯這篇〈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所顯現的成果，莫不包含了理解與解釋的成分在內，這些行動類型在理論上的地位，往往接近於“社會學規則”soziologische Regeln，幫助我們更有系統地去認識周遭的世界。

　　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行動理論的最終目的便在於提供一系列有清楚定義的理念型概念，它們代表著行動者在特定情境中，其行動之“意義關聯”的種種可能形式。不論他自己的“主觀意義”是處在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狀態之下，社會學者都可以藉助這些概念來歸類和分析他的行動，再從結果來檢驗其正確性與妥當性。韋伯從不否認所有的理念型都只具有“暫時”的性質，隨著文化的變遷以及“價值關聯”晳Wertbeziehung晴的轉換，社會科學或是更廣義的“文化科學”Kulturwissenschaft 勢必不斷創造新的理念型概念以滿足需要。不過，韋伯在社會行動理論範圍內所觀察的現象，多半是超越了時空限制的普遍形式，這難免會提高概念定義的抽象程度，但也使得理論內容比較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我們還可以說，韋伯於《經濟與社會》一書中的其他研究，如經濟社會學、支配社會學、宗教社會學、法律社會學等，具體地呈現了這套理論在應用上的廣度和深度。“社會行動”以及其所衍伸的概念體系，就像支撐著韋伯實質研究的骨架一般，綱舉則目張，只待個別領域的資料填充進來，便能夠編織出絢爛的圖案。雖然韋伯生前未及完成《經濟與社會》的整個寫作計劃，他在遺稿中所勾勒的雄偉藍圖，已經足以使社會行動理論成為科學社群中公認的“典範”之一，引領著後人繼續橫渡那浩瀚的知識汪洋。

五

　　社會行動理論象徵著韋伯在思想最成熟階段的一個巔峰成就，但他的這份心血結晶𠗟是去世後才公諸於世，使他無緣親自得知其他社會學者的評價。就理論的後續發展而言，韋伯自己並未建立任何學派，反倒是另兩個學派的創始者以各自的方式傳承了社會行動理論的精華：一位是開出“現象學的社會學”的舒茲晳Alfred Schu㰍tz晴，另一位是代表“結構功能論”的帕深思晳Talcott Parsons晴。舒茲借助於胡塞爾晳E. Husserl晴的現象學觀點，早在1932年便發表了《社會世界的有意義建構》晳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晴启䞦，極細緻地檢討環繞著韋伯“理解社會學”的種種預設。他基本上接受韋伯對社會學的定義以及理論架構，然而𠗟不滿意韋伯處理某些概念的方式，其中最關鍵的則是涉及“主觀意義”的本質和觀察者如何進行“理解他人”晳Fremdverstehen晴活動的一連串問題。大致說來，舒茲認為“意義”在社會世界中是被建構成一個“互為主體”晳Intersubjektivita㰍t晴的現象，基於我們共同的生活經驗與知識庫存，人們相互間的“理解”才成為可能。因此，他的論述重點在於釐清社會世界的意義結構，並將“時間”的因素一併考慮進去，希望能藉此補充韋伯社會行動理論的不足之處启𡜍。

启䞦中譯本有盧嵐蘭譯：《社會世界的現象學》，桂冠，1991。

启𡜍舒茲因此區分我們日常經驗中的“同時代人的世界”Mitwelt、“前人世界”Vorwelt、舒茲的論點帶有強烈的哲學氣息，在此無法一一列舉，他以現象學的方法探究了行動者由“賦予意義”到“動機形成”的綿密過程，可說是著重在社會行動的“微視”分析上。相對地，帕深思繼受韋伯的部分大都集中於“鉅視”的層次，甚至發展出一套更為龐大的理論體系。他於1937年出版《社會行動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ocialAction時，先是聲稱韋伯的社會行動理論必須放在所謂“意願行動理論”voluntaristic theory of action的廣泛脈絡中，方得以獲致其充分之意涵。在他看來，韋伯所關切的“主觀意義”只不過是行動之“參考架構”的一環，而社會學的解釋對象，尚包括影響“單元行動”unit act晴的所有因素。帕深思後期的作品，便依循著此一方向，不斷擴展連結到行動的功能性要件，終至將整個重心移轉到對“系統”的討論。他的野心表現在完成“一般行動系統”的概念圖式，將有機體系統、人格系統、社會系統及文化系統融一爐而冶之。雖然這種理論取向似乎脫離了韋伯“理解社會學”的宣示目標，但換個角度來說，這些新的理念型建構——即使帕深思一直避免用“理念型”來形容它們——正反映了由社會行動理論出發，所可能到達的另一片天地！

　　社會行動理論在舒茲與帕深思的承先啟後之下，它的原始理念仍鼓舞著繼起的理論家，其中又以哈伯馬斯 Ju㰍rgen Habermas堪稱是集大成者。他的兩部頭鉅著《溝通行動理論》Theorie des kommu-“後人世界”Folgewelt，以突顯時間因素的重要性，但他將社會學研究局限在對同時代人世界的詮釋上，這種“非歷史的”ahistorical傾向使他的關注點與韋伯相當不一樣。

启𠻝單元行動包含行動者、行動目的、規範取向及情境條件，這擴大的視野下，觀察重點也已不再是行動者主觀的意義關聯，而涉及對所有相關條件的分析。帕深思的理論一開始便立足於“行動乃是系統”晳action is system晴的信念上，他由行動理論轉向系統理論的線索，在此可見端倪。nikativen Handelns, 1981/82，表明了是以韋伯的“理性化”概念作為切入點，全面梭巡社會學的理論傳統，並嘗試批判地重建韋伯的行動理論典範。溝通行動理論的最大特色，是哈伯馬斯有鑑於由“目的理性”所導出的工具性行動在現代生活中有過分膨脹之虞，因此主張應特別強調以“溝通理性”為基礎的行動取向，方能匡正時弊。這樣的一套理論不僅僅想達成“理解”或“解釋”，它更欲透過理論和實踐的連繫，提出規範性的要求。就此而言，哈伯馬斯積極轉化“社會行動”的意義，為理論思考注入一股新的活力；他對韋伯的詮釋與評價，由於扣緊著時代的脈動，還間接地助長了“韋伯復興”（Weber𠹵Renaissance）的聲勢。總之，我們從舒茲、帕深思和哈伯馬斯三個人的作品中，不時看到社會行動理論所播下的種子在成長茁壯，開出爭奇鬥艷的花朵。韋伯的某些論點縱然不免受到挑戰，但上述的批評並未減損其理論的價值，毋寧反倒顯示出它的重要性：因為這似乎意味著，任何欲在社會學界佔一席之地的新興理論，都得先經過和韋伯的辯難，而〈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也就成為最主要的一道關卡。

启㶴哈伯馬斯從不諱言他有欲由理論中導出規範標準的意圖，不過，以他提出“真理的共識理論”（The consensus theory oftruth）及“理想的言說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作為解決方案來看，他終究只觸及到規範形成的“形式條件”，卻無法如馬克思般有“實質正義”的訴求效果。因此，他的溝通行動理論不啻是“形式理性”的高度發揮，卻無法根本解決韋伯關切的“價值衝突”問題，在這上面，他的論證方式毋寧更接近韋伯，而非馬克思主義的傳統。

启𠵍關於韋伯詮釋的發展及“韋伯復興”的現象，請參閱顧忠華著：《韋伯學說新探》，唐山，1992。

启𨦼古典社會學理論中的“三大家”——馬克思、韋伯、涂爾幹——對後來的理論發展，多少扮演了“守門人”的角色，他們的理論會被不斷地修正、甚至“揚棄”（Aufhebung），但其精華亦已沉澱在後人的思想庫存中，行動理論典範的演變，提供了一個相當典型的例子。

六

　　對於這麼一篇重要的文獻，在翻譯上必須十分地慎重，我們便是抱著如履薄冰的心情將本書呈現在讀者面前。本書所依據的德文版本是溫克曼增訂過的《經濟與社會》第五版，1980年由圖賓根（Tu㰍bingen晴的J.C.B. Mohr晳Paul Siebeck）出版社印行。韋伯原文的語句結構相當複雜，我們在原則上斟酌參考英譯本予以分段，以利閱讀。英譯的版本有兩種，一個是G. Roth and C. Wittich (eds.),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1Bd., Bedminster Press, New York, 1968, pp. 3𠹵62；此譯本第一章又是將帕深思與韓德森晳A.M. Henderson) 1947年的譯文略作修改而成，即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pp.87𠹵157。不過，1947年的版本中共有87個譯註，而在1968年的版本中被縮減為33個。本書則儘量保存1947年版的譯註，因為其中仍有不少有價值的意見。

　　德文原註已被整合到本文中一併譯出。另一個譯本是單行本Basic Concepts in Sociology, tr. byH. P. Secher, New York, 1962，這本在譯文上較通俗易懂，但若干誤譯的地方和前一個譯本完全相同，我們在文字潤飾上有時會借助它，主要則還是以羅斯等人的英譯來對照原文，務求中譯本能較英譯犯更少錯誤。

　　在翻譯過程中，政大社研所的石計生、梁淑玲、夏春祥、林素琴、陳俊全和張志浩等同學都曾貢獻不少意見，我們一起討論韋伯原著的內容以及分頭進行譯文的初稿，前後達一年左右。若沒有同學們的熱心參與，這份翻譯工作可能還會拖延更久，在此要特別致上由衷的感謝。另外，康樂兄的敦促和遠流出版公司的誠意，亦是支持我們盡力完成本譯作的重要原因。翻譯經典著作的心理壓力其實不亞於學術創作，但即使再怎麼謹慎，疏漏之處仍在所難免，還盼方家不吝指正，同時也希望韋伯譯本的陸續出版，能夠進一步帶動國內理論研究的風氣，讓學術發展有更紮實的理論基礎。

顧忠華1993年於木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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